西东双峙奇峰秀，云汉长吟浩歌悠

陶勇与杨国夫，一个出生于叶集西部的史河畔一贫苦家庭，一个出生于叶集东部的汲河畔一贫苦家庭。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两人都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等战斗，后随红四方面军长征。1935年的懋功会师，是两人人生道路的“拐点”：陶勇任红九军教导师师长，西渡黄河，西路军失败后被俘，脱离魔掌后进入抗大学习，1938年调任皖南新四军第一支队副参谋长。杨国夫则率二七○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后整编为陕甘支队，参加了直罗镇战役，1938年奔赴山东清河抗日战场。两人一南一北，分别开展敌后抗日战争，开启了不同的人生征程，都建立了卓越功勋。当然，由于地域、环境、个性等方面的不同，两人的建功立业有同有异。

一、铁肩担日月，赤手辟山河——开辟抗日根据地

抗战爆发后，陶勇率部深入敌后，参与开辟并巩固了苏中、淮南等抗日根据地，以铁血担当和务实作风，诠释了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时刻的历史使命。1939年，任新四军苏皖支队司令员，奉命率部插入扬州、仪征、六合、天长一带敌占区，开辟抗日游击根据地。1940年，任第三纵队司令员，随陈毅、粟裕东进，建立苏中黄桥抗日根据地，打通与八路军的联系。黄桥决战胜利后，组织建立苏中临时行政委员会，根据地扩展至泰兴、如皋、海安等地，迅速奠定了苏中根据地基础。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第一师第三旅旅长兼苏中军区第四军分区司令员，开展反“扫荡”与根据地建设，发动群众开挖“抗日沟”，组织民兵自卫队，建立“三三制”政权，开展大生产运动，发展纺织、制盐等产业，打破了日伪经济封锁，实现了根据地物资自给，巩固了基层统治。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转入反攻，陶勇率部乘胜扩大解放区，解放了苏中大片地区。日本投降后，他率部参与接收泰州、扬州等城市，巩固了苏中抗日根据地的胜利果实。

相比较陶勇参与开辟苏中抗日根据地，杨国夫则是清河区、渤海区抗日根据地主要创建者之一。1938年，他来到山东清河区，以淄川、博山山区为依托，发动群众，开展平原游击战，建立了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整编“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三支队”后，他根据新的形势，提出“不沿铁路打转，集中力量坚持平原游击战”主张，指出了根据地的发展方向。1940年，他率领第三支队突破国民党顽固派的堵截，兵分三路至高苑、博兴一带，深入群众宣传抗日主张，组织自卫团、游击队，建立地方政权和党组织，并三渡小清河，粉碎了敌伪顽的阻击和进攻，控制了垦区、利津北部、沾化东部广大地区，开辟建立了垦区抗日根据地。同年，建立根据地政权和群众组织，加强了对根据地的领导和管理。1942年至1943年，针对日伪军的“铁壁合围”，他指挥军民运用“翻边战术”，粉碎了敌人的“扫荡”“蚕食”。1944年1月，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建立渤海区，杨国夫指挥渤海军区发起攻势，攻克利津县城，进而解放了渤海区全境。

在创建抗日根据地方面，陶勇和杨国夫都将政权建设与武装斗争、经济建设与群众工作结合起来，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开展减租减息等运动，把根据地建设成支持抗战的基地。两人的做法异曲同工：

一是开展统战工作，团结各方力量。在苏中复杂的国共摩擦与日伪夹击下，陶勇运用“有理、有利、有节”原则，与地方实力派李明扬、李长江部周旋，争取中间势力，为新四军立足创造条件。他的“单刀赴会”与詹长佑斗争、“阵前谈判”与徐宝富斗争、团结陆洲舫共同抗日、争取孙二虎弃暗投明、与地方士绅交往等事例，都体现了他在统一战线中的智慧和策略。而杨国夫同样执行统一战线政策，开辟抗日根据地，并使之连片扩展，将敌人予以分割、分散，有效地扰乱了日军的作战部署。他先后将国民党蒲台县王雪亭保安团、青城杨翔南保安团、傅瑞五部等改编为八路军相关独立团，还在八大组地区争取了国民党退伍旅长刘汉卿的合作，壮大了抗日力量。这些整合当地抗日资源的举措，有效地形成了抗日统一战线。

二是发展生产，加强根据地建设。陶勇强调“根据地是人民用乳汁喂大的”，通过减租减息、兴办教育、救治伤员等措施，获得了群众拥护，形成了“全民抗战”的坚实基础。他还整治海匪作乱，保护了群众的利益，为根据地的稳定和群众的生活安全提供了保障，赢得了群众的拥护。杨国夫也注重发展根据地的经济。在群众缺衣少食的困难时期，他率领部队与群众同甘共苦，以野菜充饥，与群众一起打鱼晒盐、开荒种地，发动部队开展生产自救，带领军民熬过灾荒，巩固了根据地的经济基础，形成了深厚的军民鱼水情。

三是因地制宜，开展反“扫荡”斗争。1941年后，为应对日伪军的全面“扫荡”，陶勇在粟裕领导下成立了海防团，借船斗争，维护了渔、盐民的切身利益，还建立了一条海上运输线，保障了苏中、苏北至浙江、山东等地区间的物流。同时，组织部队在日伪各据点中灵活穿插，避实击虚，机动作战，再采取“敌进我退，声东击西”战术，带领部队跳出“清乡”圈，寻找战机歼灭敌人，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在山东，面对日伪军的“铁壁合围”，杨国夫没有丝毫退缩，没有大转移逃避，而是采用“翻边战术”，时而组织部队和群众坚壁清野，时而化整为零开展游击战，时而集中兵力进行伏击战，时而发动群众开展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成功地突破了日军重围，保护了抗日根据地。较之于冀东抗日根据地对敌“扫荡”采取“西撤”战术的惨重失败，杨国夫的“坚守”显得难能可贵，他创建的清河区根据地，非但没被击垮，反而得以拓展和发展。同样，陶勇的水陆结合，不断开发根据地，也不遑多让。

二、举旗驱日寇，筑垒护山河——创建抗日武装

陶勇和杨国夫都注重部队建设，带出了出色的抗战队伍。1939年，陶勇来到皖南泾县，积极参与组建抗日武装，深入敌后，发动群众，为新四军在江南地区的发展壮大奠定了基础。他宣传抗日主张，鼓励有志青年和爱国群众加入新四军，还运用“争取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通过收编改造地方武装等方式，将其纳入新四军正规序列。1942年11月，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他组建了苏中军区海防团，开辟了广阔的海上战场，不仅保卫了根据地近海海域的海上交通，维护了渔、盐民的切身利益，多次挫败了敌人的进攻，更在斗争中扩充了队伍，至1944年，他亲任司令员，组建苏中军区海防纵队，下辖3个团，与敌人开展各种战斗，所率队伍被敌人惊呼为“华东沿海从连云港到上海一带，有游弋不定的新四军水兵”。可以说，陶勇将最初的一个支队逐渐发展为一支劲旅，不仅为抗日斗争提供了坚实的军事力量支撑，更为以后的人民海军建设培养出一批宝贵人才。

杨国夫也十分注重抗日武装力量的建设和发展。1938年，他来到山东清河区，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通过整肃军纪、身先士卒、用红四方面军的战斗经验训练士兵等方式，将成分复杂、纪律涣散的山东人民抗日救国第五军，锤炼成一支敢与日军正面对抗的铁血劲旅。同时，积极发动群众，广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以“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粮出粮”为号召，动员青壮年参军，得到群众响应，还在各村建立了民兵组织，配备土枪、大刀等武器，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的武装体系。这些队伍，后来发展为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成为山东抗日的重要力量。在扩充队伍的过程中，他还通过整训等方式，不断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并积极争取爱国绅士、开明地主在资金、枪支等方面的支持，不断地壮大了清河区的抗日武装力量,成功将农民武装改造成主力部队，被誉为“攻坚老虎”。

陶勇和杨国夫都善于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抗日队伍建设，以务实的策略，将分散的地方武装发展成具有较强战斗力的正规部队，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一是强化政治，提高凝聚力。陶勇高度重视政治工作，培养战士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意志，使部队具有高度的凝聚力。他关心战士生活，与战士们同甘共苦，深受部队官兵的爱戴和拥护，从而打造出了一支能征善战、团结一心的抗日队伍。杨国夫始终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部队中建立健全政治工作制度，并以“抗日救国”为宗旨，运用诉苦运动、阶级教育等方式，提高战士的政治觉悟，使部队成为“听党指挥”的抗日武装。

二是整合改编，形成向心力。陶勇“摛纵”孙二虎，对其队伍进行了改编，并使孙二虎逐渐改掉恶习，成为一名英勇善战的抗日战士，这一事例至今仍为美谈。杨国夫针对山东各地抗日武装成分复杂、缺乏统一指挥等状况，遵循统一战线政策，采取“分化瓦解 + 军事打击 + 政治争取”等方式，将一些土匪武装、民间自卫团改编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三是发动群众，熔铸战斗力。陶勇深入乡村、集镇，宣传抗日救国道理，激发群众的民族意识，号召青壮年参军入伍，建立了民兵组织和自卫队，形成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民兵”的抗日武装体系。同样，杨国夫以“保家卫国”为号召，广泛发动群众，也形成了“三位一体”的人民武装体系。同时，还组建了青年抗日先锋队，吸收进步青年，既为部队输送了后备兵员，又承担了根据地建设任务。

三、挥刀卫山河，横枪抗寇酋——谱写抗日战歌

陶勇和杨国夫都创造了抗战史上的经典战例。陶勇组织或参与了月塘集战斗、郭村保卫战、黄桥保卫战、掘港保卫战、苏中四分区反“清乡”斗争、火烧竹篱笆、车桥战役，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此外，还指挥部队参加了丰利镇攻坚战、吕四海港伏击战、黄花鱼场争夺战等近海作战，为抗战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杨国夫则相继创造了刘家井战斗、东王文村战斗、魏家铺破袭战、纪家疃战斗、清水泊反“铁壁合围”、冬季反“扫荡”等大捷的奇迹，特别是1944年采用“坑道爆破 + 步兵突击”战术，率先进行局部反攻，收复利津县城，后又发起夏季攻势、秋季攻势等一系列战役，收复大片失地，使抗日根据地面积扩大了近一倍。

在这些战斗中，两人都灵活地运用了战术，展现出了卓越的指挥才能。

一是灵活多变，善用奇谋。陶勇善于根据不同的战场形势，灵活运用各种战术，出奇制胜。在黄桥决战中，他指挥第三纵队坚守黄桥东门，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巧妙地运用防御战术，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同时，还根据战场变化，适时组织反击，为战役的胜利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车桥战役中，他指挥部队采取攻坚与打援相结合的战术，成功攻克车桥据点，并击退前来增援的日军，创造了华中抗战史上的经典战例。杨国夫的指挥，既体现了游击战的灵活性，又融入了平原作战的创新性，他善于根据不同的作战任务和战场环境，制定不同的作战计划，灵活用兵，或将“翻边战术”与分散游击结合起来，或将“化整为零”与“化零为整”结合起来，都取得大量歼敌的奇效。

二是不畏强敌，勇猛果断。陶勇作战勇猛顽强，有“拼命三郎”之称，在战场上常身先士卒，赤膊杀入敌阵，以勇猛的进攻态势给敌人强大的威慑。同时，也善用谋略，常运用灵活穿插、避实击虚之奇谋，还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巧妙的战术，如包围启东伪团长徐宝富据点时，先轰掉碉堡一角，再亲自谈判劝降，减少了战斗伤亡。杨国夫也是作战勇猛，决策英明。在战斗中，一旦抓住战机，便毫不犹豫地指挥部队发起攻击，常身先士卒，带领部队奋勇向前，以强大的冲击力突破敌人防线。更注重谋略，以少胜多，或巧用地形与群众基础，或诱敌深入与伏击围歼，体现了“诱敌、耗敌、歼敌”的连贯战术思维。

当然，由于两人个性秉质、文化修养、战场形势等方面的不同，两人一个以“猛勇”示于人，一个以“稳健”为特色。陶勇性情直爽，脾气暴烈，说话做事不喜拐弯抹角，他为人豪爽，待人做事干脆利落、机断果决，闻战则喜，敢于主动承担艰巨任务，同时富有正义感，勇猛无畏，作战极其英勇，总是竭尽全力战斗到最后一刻，时常脱外衣，挥战刀，赤膊冲锋，丝毫不惧危险，有视死如归之气势。另一方面，他又重情重义，热爱生活，不拘小节，凡游戏之事，皆粗通而不精通，人皆喜与之为友。杨国夫则意志坚定，坚韧不拔，面对艰苦的战争环境，信念坚韧，从不气馁，总能带领部队迅速调整心态、重新投入战斗，他也保持勇猛无畏的战斗作风，时常亲临前线，以顽强的战斗意志和果断的决策能力带领部队屡建战功。另一方面，他又治军严格，注重细节，常以雷霆手段整肃军纪，对于违纪行为绝不姑息。

综上所述，六安籍陶勇将军和杨国夫将军，出生地点一西一东，作战地点一南一北，但皆为抗战名将，宛如两座奇峰并肩耸峙，各具风采。当然，若从细节上较之上下，陶勇以作战“勇冠三军”、胆略过人而举世闻名，杨国夫以创建抗日根据地、善于带兵而令人瞩目，他们都是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为夺取抗战胜利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南高峰，北高峰，一片湖光烟霭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