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前尘旧梦”的破碎

之所以说是“有关”，意在强调安徽省动员民众委员会的背景、目的和几方势力的博弈，而并不只是聚焦于它的贡献和意义。各方势力心中自有计划，拉扯中自有调整，最后的结局必然是“前尘旧梦”的破碎必然性。

一、在民族大义的旗帜下的历史必然

1932年9月20日，卫立煌率领“中央军”第六纵队攻占金家寨，10月10日国民政府内政部下令设立立煌县。1933年4月，立煌县划归安徽省管辖。顺水推舟，此时的立煌县也就归了中央军、蒋介石南京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了。时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军国民党中央军第十四军中路军第六纵队少将高参的严艾尔，被任命为立煌县长。

早在1927年3月之前，安徽实际上处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派系斗争十分激烈，军事首脑不断变换，民政首脑和政府主要官员也随着军事首脑更动，像走马灯似变化不定：1921年8月21日李兆珍复任省长，仅8天时间就被赶下台；9月29日许世英接任省长，1923年2月3日去职；吕调元2月10日接任，12月11日去职；马联甲12月11日兼署，1924年11月26日免去；王揖唐接任，1925年5月18日去职；再由吴炳湘继任，但10月28日吴便辞职。以后孙传芳相继任命王普、高世读、何炳麟任省长。安徽省各县地方自治机关于1924年奉令停办。城、镇、乡自治机关在法律上不复存在，但其机构、人员依然作为基层行政组织保持。其后，连年战乱，政局动荡，各县基层行政多为地方豪强把持，更无地方自治可言。

1927年3月，北伐军进入安徽后，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25日决定设立安徽省政务委员会，任命委员9名，指定李宗仁为主席，主持安徽政治事宜。但实际控制安徽政局的蒋介石扣压了此项命令，于27日另行委任了28名政务委员，以旧军阀陈调元为主席。陈调元当时统军北伐，未及兼顾，省政由蒋作宾代理。紧接着，新军阀内部倾轧混乱不堪。1929年，方振武、石友三先后任省主席；1930年，王金钰、马福祥和陈调元任省主席；1932年，吴忠信任省主席；1933年至1937年，刘镇华任省主席；1937年刘尚清、蒋作宾任省主席。

就此可以看出，安徽省的政治统治十分混乱，无论是在北洋军阀时期还是新军阀乃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被当做政治筹码来平衡各方势力的关系送来送去。但是，全国形势有了巨大转变。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全面开始，李宗仁、自崇禧即致电蒋介石，表示拥蒋抗日。8月2日，蒋介石自庐山拍电报到桂林，声言中央已决心抗日，邀李、白赴庐山共商抗日大计。李、白当即复电向蒋表示“中央既已决心抗战，我辈誓当拥护到底。”接着，自崇禧于8月4日飞赴南京，不久被蒋任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协助蒋指挥全国抗战事宜。而李宗仁也于8月25日被蒋委为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显然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奇思妙想，而是之前的潜移默化、步步积累而产生的质的飞跃。

1931九一八事变爆发后，9月27日，以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为首的广西省当局，向全国发出了抗日救国通电。接着又在南宁召开广西各界抗日救国大会，号召“全国民众团结起来，促蒋下野，对日实行经济绝交。”针对蒋介右企图依靠“国联”解决东北事件的想法，李宗仁强调：国联不可靠，要收复东北失地，只有靠中国自己的力量。并指出：抵抗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只要全国民众不怕流血牺牲，一致奋起抵抗，就一定能战胜侵略者。1932年初，一二八事变，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挺身而出，不惧南京国民政府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高压，“积极声援第十九路军在上海抗战。”1933年，国民党中央系统的将领和地方势力，因慑于蒋介石的淫威，均不敢声援察绥抗日同盟军，桂系当局不仅通电表示声援，而且还汇款表示慰问与资助。“广西省李、白、黄三位先生响应我的抗日，通电汇来十万小洋是作为抗日军费的。谁都知道广西的军队是最困难的，他们能够这样的慷慨好义，就是表现了他们的爱国心。”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参加抗日的共产党人因受蒋介石镇压，无处藏身。为保存抗日力量，经冯玉祥、李济深推荐，中共将同盟军中的宣侠父等著名共产党人派往广西，受到桂系很好的接待和保护。李宗仁于1936年4月17日，对记者发表谈话，提出“为整个民族救亡问题，以争取中华民族自由平等，保卫中华民国领土、主权之完整．必须发动整个民族解放战争。本宁愿全国化为焦土，亦不屈服之决心，用大刀阔斧来答复侵略者，表现中华民族自存自立之伟大能力与精神，然后中国始有生存的可能”，首倡“焦土抗战”。1936年6月，桂系提出“全国抗日势力联合起来!”“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军队不打中国军队!”“反对内战，一致对外！”等抗日标语口号，并取消“抗日剿共”的反共口号。南宁一时各种党派云集，共商抗日救国大计。蒋桂也达成了和解，有了：中央政府接受广西的抗日救国建议，日军如再进逼，蒋必须领导全面抗战，广西届时保证出兵参战等。中共中央特派代表云广英受到桂系的热烈欢迎，李宗仁表示：“中共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我们完全赞成”，“希望今后在抗日斗争中我们互相配台”。桂系中共的合作正式开始，这也为即将到来的二者在安徽省乃至大别山抗日合作埋下伏笔。在随后“西安事变”的处理过程中，李宗仁和白崇禧联名致电周恩来，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为了进一步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合作抗日关系，桂系派代表刘仲容常驻延安，随时与中共领导人沟通抗日问题。1937年6月，中共中央派张云逸到广西，与桂系深入商讨合作抗日事宜。

特别是七七事变爆发后，全民族抗战已成历史洪流，浩浩荡荡、大势所趋，蒋介石南京政府也洞若观火。况且先前的一二八事变表明，日军对以蒋介石集团在江浙沪的利益并无“特别关照”。与国家民族，与自身利益，蒋介石与桂系乃至其他势力的和解、达成协议自是历史必然。

二、区域视野下的整合与斗争

全民族抗战是各方势力的共识，也是历史必然，但是具体到具体区域性占领、划分和领导权定然避免不了争斗，而且这种争斗也必然是长期性和复杂性的。当时的安徽省亦是如此。

蒋介石给予桂系的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一职是有分量的，这个职位仅次于蒋本身和程潜，而程潜的职位是参谋总长，是蒋控制中央军的臂膀，自然不可送给别人。虽有分量，但是对桂系来说还不够。那么只有在地方上或者说势力范围上有所弥补。哪个地方划给桂系，也让蒋介石和幕僚们颇费心思。紧邻广西的地方自然不能给，万一以后连成一片，尾大不掉就追悔莫及了；富庶的江浙就更加不能考虑了，况且上海正激战正酣；河南和湖北更加不能给，这是人口大省和工业大省。那么只有安徽省了，好处是离南京国民政府“中央”比较近，就在眼皮子底下，可防异动。就以和白崇禧商定的，以安徽为中心，划苏鲁豫鄂各一部为第五战区，况且早在1927年，李宗仁就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过安徽省政府主席。

1937年8月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了最高国防会议，制定了抗日战略，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战区划分。根据抗日以“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的作战指导方针，抗战最高统帅部军事委员会以蒋介石为委员长，将南北战场划分为五个战区，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指挥津浦路南段作战。在全国的实力派军阀中，桂军实力仅次于中央军，而这在北伐战争中已有证明。桂军已经从14个团扩展到48个团，廖磊和李品仙部经湖南星夜北上。1938年的局势急转直下，华北几乎全部沦陷，淞沪会战和南京保卫战的彻底失败，使得华东的上海、南京及长江下游几乎全部失守，中国军队主力集中于华中地区。气势汹汹的日军企图进一步南北对进，合击徐州，打通津浦路，然后沿陇海线西上，切断平汉线，占领武汉。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中央军除了深陷华北的卫立煌和汤恩伯部，全部投入战场，德械师基本伤亡殆尽。廖磊率领桂系第21集团军参加了淞沪会战。1938年2月，李宗仁就任安徽省主席，桂系势力扩张到了安徽，战时军政得到了统一。除被日军占领的平原地区，桂系控制了以大别山区为核心的安徽省大片地区。第21集团军驻守大别山敌后根据地。

桂系获得了安徽省的行政治权，但只是形式上的，立得住脚跟绝非易事，李宗仁和白崇禧深谙此理，对安徽省政府的筹措也是花了大心思的，具体措施如下：

第一，引入社会开明人士、进步人士治皖

桂系采用的社会开明人士、进步人士必须是要和桂系有良好的渊源，而且最好要和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有过龃龉。章乃器就是典型代表。

章乃器，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和社会活动家，最重要的是1936年11月，在上海与沈钧儒、邹韬奋等同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过。既可以把经济、金融搞起来，又不必担心南京政府收买。1937年11月后，李宗仁就派韦永成和黎蒙去香港寻访章乃器，邀请担任安徽省政府秘书长，代行省主席职务。三人取道武汉拜见了周恩来，周恩来嘱咐两件事：彻底执行释放政治犯的协议和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关系。到了徐州后，李宗仁当面表示：省政府人事，除了李宗仁本人之外，还邀请了青年党的第19路军将领丘国珍任保安处长；已经决定成立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分会。到六安后，蒋介石不同意章乃器任秘书长，只能任省政府委员，殊不知这让李宗仁对章乃器更加信任，私下让章乃器代理秘书长，后任财政厅长，更重要的是担任安徽省民众总动员会秘书。  

第二，“新皖人”治皖

强龙压不过地头蛇，这个道理，桂系还是明白的。况且桂系几次尝试出广西，功亏一篑的惨痛教训之一就是，没有与当地实力派进行通力合作，受到被蒋介石收买后的当地实力派反戈一击，以致功败垂成。所以，桂系提供舞台，借用新兴的安徽势力之手，压制、分化乃至瓦解老旧的安徽势力，从而建立桂系主导的安徽。

朱蕴山，六安人，同盟会成员，国民党左派重要领导人，曾经的中国共产党员，在全国、特别是在安徽拥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朱蕴山是“新皖人”的一面旗帜，可以聚集一大批“新皖人”势力。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朱蕴山一结束前线慰问，辗转回到南京后，就去南京八路军办事处见董必武和叶剑英。二人非常赞成朱蕴山立即回安徽发动群众，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工作的主张。在随后与李宗仁的会谈中，朱蕴山建议：值此国难当头，必须恢复孙中山制定的三大政策，广泛发动民众抗日，迅速发起组织民众动员委员会，以集中人力、物力，实行全面抗战。李宗仁非常高兴，邀请朱蕴山到六安再详细谋划。1938年春节后，朱蕴山和李宗仁在六安多次商谈安徽省动委会的机构设置和人事安排问题。朱蕴山向李宗仁推荐了常藩侯、沈子修、光明甫、余亚农、童汉璋、朱子帆、翟宗文等“新皖人”。这些“新皖人”在4月成立的安徽省民众总动员会中得到了全部任用，而且都担任有实权的领导工作。最重要的是，由张劲夫等党内领导开具名单，由朱蕴山和周新民等出面提名的方式，报请安徽国民政府在桂系统治区的各级行政部门任用了一大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第三，“桂人”掌军、掌政

靠军事起家的李宗仁和白崇禧，当然不会放弃对军队的控制，桂系将领掌管军队兼任政府要职，最大程度的放权不过是，既是桂系的人，又是安徽的人也未尝不可。相同的逻辑，安徽省国民政府的政权亦不可授予他人。李宗仁、廖磊和李品仙先后担任安徽省国民政府主席非常好理解。既是桂系元老，又是安徽人的张义纯任安徽省民政厅厅长，代理省主席，任第48军军长、第21集团军副总司令，并代理总司令一年，保证了军权、政权不旁落，又笼络了安徽本土派之心。

三、历史使命

在谈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的历史使命和终结之前，明晰一下安徽省国民政府、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和中共安徽省工委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必要的。

安徽省国民政府，从1938年元月末开始，一直到1949年4月，名义上遵国民党中央令，但在实质上基本上都是由桂系人物掌握。但是，人员组成相当复杂，桂系因为掌握军队，所以占据主导力量；国民党中统（俗称CC）通过国民党省、市、县党部也有相当能量（中统局的全称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发展起来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中统局在国民党各省、市、县党部都有有分支机构，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活动重点，特务活动遍及全国。他们网络党羽、特务的手段和对中国共产党的破坏活动无所不用其极。他们捕风捉影，乱抓乱捕，制造了许多冤狱。）；第三种力量就是国民党左派和民主进步人士，主要抱着实事救国的态度，尽量为抗日尽自己的一份力量；最后一种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力量。

1937年底，在延安学习的曹云露、张如屏等人被中共中央提前派回安徽工作。1938年1月，在寿县杨家庙成立中共安徽工作委员会（简称安徽工委），隶属中共河南省委，书记曹云露，主要活动在寿县、霍邱、六安、合肥、凤台等县；同时成立皖北抗日游击支队，200多支枪，由张如屏率领，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日军大举西犯后，安徽局势日益紧张。国民党安徽省委由安庆迁到六安。1938年4月，中共中央长江局为统一领导安徽长江以北地区党的工作，在安徽六安成立了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原安徽工委改称寿县中心县委，隶属安徽省工委领导。当时安徽省工委主要任务一是恢复与发展党组织，二是培训党的干部，三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四是组建地方抗日武装。为了广泛开展民众抗日救亡运动，帮助和推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及驻防的国民党桂系军队抗日，安徽省工委配备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下辖寿县、太湖、岳西、舒城中心县委和立煌县（今金寨县）委、霍山县工委、滁县特支、皖六区专署特别支部等。1938年6月，由于日军进犯皖西，六安形势紧张，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从六安迁到立煌金家寨，安徽省工委也从六安迁到立煌，先驻双河桃树岭新四军第四支队立煌兵站，后迁至白水河畔汪家老屋。安徽省工委是全面抗战爆发后我党在皖西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也是唯一的一个工作范围涵盖安徽长江以北地区40个县，及湖北英山、罗田和河南商城等部分县的领导机构。

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省动委会)，是1937年后，在日军侵略战火燃烧到江淮大地和桂系主皖的背景下，由安徽省国民政府成立的动员民众的组织。1938年2月，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在六安宣布成立，李宗仁兼任主任委员，朱蕴山任总务部长。后由朱蕴山担任秘书室秘书，统管全盘工作。成立时，在安徽省政府驻地——六安文庙，后迁至立煌县（今金寨县）。1938年5月5日，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还在屯溪成立了皖南办事处。动委会是一个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各阶层人士的代表都有。由于进步人士朱蕴山负责主持日常工作，中国共产党也先后派了张劲夫、周新民等一大批共产党员加入到动委会的工作中。动委会的主要任务是统一领导抗日民众运动，通过各种形式，组织群众协助政府和军队开展全面抗战。

就目的来说，三个组织有着共同目的——抗日救国。但是抗日救国之下，又有着不同的使命。桂系的使命，无疑是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在皖立住脚、发展好，将安徽省建设成永久性的桂系私产。省政府和省党部里面的CC派的使命显然是心系国民中央政府，发展自身，拉拢、分化桂系，以达到影响、控制安徽的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安徽省工委的认识，显然要比桂系、CC派要清晰、深刻和长远。如果不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失败的后果必然是亡国灭种，那个时候哪里还存在什么派系、党派，亡国奴哪有什么利益。所以，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前提下，中国共产党不计前嫌、不畏将来，不管是桂系、是CC、还是国民党左派、社会开明人士、进步人士，只要现在、眼下做对抗日有益的事，都是值得交往和团结的对象。但是安徽省工委也有不便之处——不能公开活动，而这对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极大的阻碍。

桂系想要立住脚、发展好，当务之急就是要排除CC的掣肘、干扰和破坏，但是又不能直接清理安徽省国民党各级党部；其次也要一批实干家来皖重建统治、重塑治理结构、重新发展经济，为桂系对安徽的长久统治打基础；发动民众起来抗日，最擅长的莫过于国民党左派、社会进步人士和中国共产党。那么就需要重新建立一个组织，来甩开CC、甩开安徽省国民政府旧官僚及其系统，为自身利益服务。同样的，安徽省工委也需要一个新的组织提供一个可以公开活动的舞台，做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国民党左派、社会开明人士、进步人士也乐见其成，有一个可以救国干实事的机遇。

换句话来说，在抗日救亡的历史使命下，在中国共产党的精心谋划下，团结起了各方势力，建立了半官方性质的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

四、发展与落幕

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动委会）可以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1.1938年2月至1938年9月底，为第一个时期。李宗仁兼安徽省国民政府主席和兼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1938年2月底，李宗仁离开六安赴徐州指挥会战。省民政厅长张义纯代理省政府主席兼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主任委员，省财政厅长、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常委兼秘书的章乃器代拆代行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可以说，这是李宗仁遥领，张义纯和章乃器共治时期（以下简称共治时期）。

共治时期，也是黄金发展时期。以李宗仁和白崇禧为代表的桂系将安徽省国民政府各厅、局长，都要换成桂系的人员或者桂系认可的人物。但是当时国民党党部，从中央到地方，基本上都由国民党CC掌握，安徽省也不列外。省党部以刘真如为首，换也换不掉、换也换不干净，牵扯的利益错综复杂，阻力太大，只能徐徐图之。除了把省动委会拉起来打擂台之外，还要不停地“掺沙子”，尤其是掺蒋介石不喜欢的“沙子”，所以无论是国民党左派，还是社会开明人士、进步人士，甚至是中共地下党员都可以。重要的是打开局面、把握住具体的权力、在安徽生根发芽！

大特务邵华的省党部委员眼看着当不成了，时任教育部长的陈立夫，就赶紧安排邵华任教育部督导。1938年5月，陈立夫特意关照CC系的两个安徽籍大特务方治和邵华，到安徽后，不要让大批青年学生落到中共手里。时任教育厅长的杨廉原来参加过CC，后来又加入了复兴社，在安徽教育界大力培植复兴社势力，全省的省立校长几乎都加入了复兴社。以这几个人为主勾结在一起破坏团结、破坏抗战，迫害进步人士和残杀共产党。所以，李宗仁在任安徽省主席的就职演说中，就对CC中的大特务头子方治、邵华等CC派大特务怒斥，说：“我们党内（国民党）的不良分子，一向把持地方，迫害人民，破坏团结，脱离群众，对当前发动民众全面抗战是不利的。我们要求安徽方面的前辈先生们发起成立一个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不分党派都团结起来，一致抗日。如果方、邵两先生能留在江淮和大家合作，那当然更好；但是要尊重动委会前辈们的意见，切不可妨碍他们，要虚心地团结他们。”魏寿永、邵华、方治等，只好跑到皖南去了。有了李宗仁的大力支持，省动委会发展迅速、工作开展起来顺畅得多。就在这7个月左右时间里，抗日民主运动如火如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欣欣向荣。

章乃器前面已有论述，不再赘述。但张义纯不得不说，字靖伯，安徽合肥人，自小与张治中过从甚密。从军后，在军阀势力混战中辗转，闯出了“小张飞”的勇名，很受段祺瑞和程潜的赏识。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白崇禧任国民革命军第二路总指挥，经陈调元和杨杰推荐，和李宗仁力邀张义纯担任新成立的第十九路军第二师师长，并参加龙潭战役，担任新成立的十八军副军长。感于知遇，以后20多年，张义纯基本上都在桂系服务。两广的抗日救亡运动，深刻地影响到了张义纯，在抗日救亡上明显地和国民党左派，社会开明人士、进步人士，甚至是中国共产党的观点、主张颇为接近。在动委会的第一次会议上，身为主任委员的张义纯主动推举章乃器为秘书，常恒芳、光明甫、沈子修、朱蕴山、朱子帆为委员。他从六安接收了上千从沦陷区前来的青年，动员这些人参军或者是抗日宣传活动。1938年秋天，新四军军长叶挺访问战时安徽省会立煌，张义纯参与接待，两人谈得很投机。张义纯还成立了余亚龙、岳相如、石寅生等六路“皖北抗日人民自卫军”。张义纯认为，国共两党军队当时合作的情况是良好的。严格意义上来说，张义纯不属于政客，属于拥有抗日救亡意识、赞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桂系将领，但缺乏政治手段和政治协调能力。

撵走了破坏份子，上下齐心，省动委会工作蒸蒸日上。朱蕴山任动委会总务部长，童汉璋任副部长；沈子修任组织部长，副部长周新民；光明甫任宣传部长，副部长狄超白、翟宗文，主任干事许晴、朱凡；常藩侯任后勤部长，副部长朱子帆，主任干事史伯石、蒋其孝。各部都建立了党小组，直接与省动委会地下党支部书记张劲夫联系。由张劲夫等党内领导同志，安排动委会的骨干力量及各县动委会的指导员和各工作团团长的流程是，先开具名单，再由朱蕴山和周新民等出面提名，报安徽省国民政府任用。庐江、无为、怀宁、舒城、太湖、巢县、六安县等县长都是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

实质上，地下党通过进步人士和省动委会，推动了全省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他们还以省动委会的名义，办了一个训练班，由地下党员詹运生负责，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当时全省就有40个县建立了县动委会，同时还组成直属、委托、县属工作团，还有省属妇女工作团，共计约有100多个，1700多人，被派到各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2.1938年9月底至1939年10月底，为第二个时期。廖磊主皖一年多，为发展和转折期。

由于张义纯缺乏政治手段，难以掌握军权和被安徽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架空，早有去职意向，更重要的是，桂系也担心安徽省彻底“失控”转向共产党，所以，李宗仁当面征询廖磊和李品仙的意见，谁愿意去安徽当省政府主席。李品仙之前主动提出过要当安徽省主席，但是却被白崇禧否了，成全了张义纯。所以这次，也不知道李宗仁的真实意图，所以就不敢再提了。救过白崇禧命、立过“剿共功勋”而又私德纯良、治军有方的廖磊就接过了安徽省国民政府主席的职位。11月份，唯李宗仁、白崇禧在广西推行“三自政策”（自卫、自教、自养）的陈良佐来皖担任民政厅长。

廖上任后，直到1939年1月份，安徽省的抗日各项工作得到蓬勃开展，但是到了国民党的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限共、溶共”方针后，桂系开始转向防共排共。首先，是排挤非桂系掌权人物。省动委会秘书、省财政厅长章乃器和省动委会秘书的朱蕴山首当其冲。张云逸来立煌索要新四军军费，廖磊安排邓昊明热情接待，找到章乃器，章乃器说问题不大，后来廖磊也批准了。但是，这件事情给廖磊留下了担忧。廖磊开始排挤章乃器、朱蕴山、周新民等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替换为桂系人物。章乃器愤怒异常，辞去省动委会秘书职务，朱蕴山称病居于天堂湾不出，和光明甫、沈子修等拒不参加廖磊召集的任何会议。廖磊虽然和陈良佐登门看望和解释，但是还是委派张威遐为省动委会秘书兼总干事，朱蕴山于4月离开安徽。其次，有意利用安徽省国民党部CC派，破坏省动委会工作。方治、刘真如等大特务也从皖南回到了立煌。他们利用报纸、党部系统等极尽诬蔑、栽赃、破坏之能事。最后，就是改组省动委会。5月，廖磊在省动委会召开各县动委会指导员联席会议上，强调要求动委会帮助桂系健全基层行政机构，要在行政机构的领导下站在国民党的立场，要受国民党行政机关指挥调遣。省政府还成立了动员指导办事处，领导和考核动员工作。这就是从机构和权限设置上进一步加紧控制了省动委会和各级动委会。并且从广西调来一批干部，主要是张威遐、胡学林、林中奇等进行替换。

总的来说，廖磊主政时期，省动委会在既斗争又合作中，艰难推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事业前进的。

3.第三个时期是从1939年10月末到1940年5月中下旬。李品仙主政安徽，安徽省国民政府和桂系势力彻底转向反动。省动委会破碎，结束历史使命。

1931年10月31日，李宗仁任命为白崇禧素来不喜的李品仙继任为安徽省国民政府主席。李品仙并不急于赴立煌就任，而纠集苏民、杨继荪等到重庆盘桓了3个月，专门拜谒蒋介石、陈果夫等。李品仙在军阀混战中曾经背叛过白崇禧，虽然和李宗仁关系尚可，但是不免有戚戚之感，往外寻找后台和外援。李品仙认为：廖磊“秉性过于单纯，不能适应当时敌后的复杂政治环境，对共党分子的兴风作浪又无法控制。”他决心要在安徽实行彻底的反共方针。蒋介石深表赞许，并赋予全权，叮嘱实行全部反共政策。有了蒋介石的支持，廖磊很快与CC达成了暂时的协议。

1940年1月8日，李品仙到达立煌就职，以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鄂豫皖边区游击兵团总司令、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安徽省党部主任委员、安徽省政府主席、安徽省保安司令、安徽省军管区司令等多重职务，实现了“党政军一体化”集中。

第一步，将省政府和省党部里的社会开明人士、进步人士全部驱逐，换上桂系和CC派人物，为清理省动委会及其下属机构做好铺垫。第二步，以“改组”“训练”为名，意图掌握和摧毁各级动委会。1月26日，李品仙召集省动委会各部门工作人员、省青抗、青年剧团和立煌县动委会所有人员训话，强调：动委会必须改组。2月1日，正式下令改组动委会，要求动委会各级指导员到立煌“受训”。实质上是实行诱捕。中共中央中原局和鄂豫皖边区党委立即发出通知，要求大家拒绝“受训”，并迅速撤离。狄超白、周新民等被迫离开立煌。童汉璋、张百川、孙以瑾等3000多人分几批秘密撤退到豫皖苏边、皖东、皖东北和皖中新四军抗日游击根据地。5月13日，张百川、朱鸿祥等各级动委会2500多人，公开致电李宗仁、白崇禧，控诉李品仙的倒行逆施，宣告脱离桂系。紧接着，其余动委会也发表联合宣言，退出动委会。至此，安徽动委会实际上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第三步，举办党政军工作训练班，填补各级动委会解散后留下的空白。训练办的学生都是各县党部和区党部分部骨干分子，各县镇长以及其他方面的所谓“纯洁分子”，许多内部工作人员也要进入训练。李品仙亲自担任班主任，专门灌输反动学说和反共反人民的措施、阴谋。毕业后，安置到基层地方，扩大反动力量。第四步，扩大各县党部人员，设立特务组织，成立行动队，直接对革命群众进行进行捕杀。

纵观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的成立发展和转折谢幕，是民族危亡下的各方势力的选择，也是历史境遇下的必然，更是我党领导人民群众穿越历史迷雾下的曲折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