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陈映民

    陈映民（1909——1995）,金寨县人, 陈绍禹（王明）的胞妹,战争年代曾改名为王营。1927年9月，参加农民协会并担任妇女代表。1930年，经皮定均介绍加入共青团。1931年春，参加红军。

    1932年，红四方面军在第四次反“围剿”中失利，被迫于10月西征转移。陈映民接到部队转移的命令，带上三岁的儿子吕美成，跟在红军第12师的队伍里，随军转移征战。

    在皖西境内转移期间，负伤的红十二师师长陈赓乘坐担架随军行动，他看见陈映民带着孩子行军，一路上比较辛苦，就让她跟随在师医院的队伍里，沿途帮助照应。情况紧急时，陈赓就将孩子抱上他的担架，急奔猛走一阵子，以减轻母亲陈映民的体力负担。医务队也帮忙照顾他们母子二人。

    可是好景不长，红军一进入鄂东北根据地，形势越发严峻，敌情更加严重，部队行动加快。陈映民由于孩子的严重拖累，在月黑之夜红军越过平汉铁路时掉队了。由于与所在的红十二师失去联系，陈映民就带着孩子尾随在后卫部队的后面，继续向前奔走，追赶队伍。渐渐地，他们母子又跟后卫部队拉开了距离，与后卫部队失去了联系。陈映民只好携子跟着一支由十几名妇女组成的“跑反队”继续追赶队伍，这其中就有后来成为罗荣桓元帅夫人的林月琴。后来，陈映民等人终于在由枣阳向豫陕边转战途中，追赶上红军队伍。陈映民回到了红十二师，林月琴、刘伯兴两人临时安排在第七十三师政治部宣传队工作。

    在西进途中，面对敌人的围追堵截，红军部队为能够冲出重围，只好边走边打，但几乎每走一步都要付出血的代价。红军经过安徽、河南、陕西，翻越秦岭巴山，于1932年12月进入川北。首先到达四川通江县，方面军总政治部就驻扎在通江县毛裕镇。随军入川后，在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妇女宣传队与陶万荣、廖赤见等人一起工作的陈映民，被总政治部主任张琴秋分到总政治部医院负责搞政治工作。不久，陈映民被调到中共川陕省委，转而从事地方工作。

    1933年6月，陈映民当选为中共川陕省委常委，担任省委妇女部副部长，部长是姚明善。1934年3月8日，陈映民和姚明善在巴中主持召开了全省第二次妇女代表大会。会后，即根据省委第三次党代会决议，以原妇女独立营为基础，在旺苍坝成立了妇女独立团，至1935年2月，扩充为红四方面军妇女独立师。

    1935年3月28日至4月初，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开始了艰苦曲折的长征。当时，随军渡江的女红军约在3000名以上。长征中，陈映民仍担任妇女部副部长，随同省委领导机关行动。5月，曾任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的红军女将张琴秋调任中共川陕省委妇女部部长。在这位妇女解放运动先驱者的领导下，陈映民的思想更加活跃，竭尽全力地从事本职工作。西渡嘉陵江后，红军每攻占一座县城，或驻扎一处乡镇，陈映民就带领妇女部同志开展妇女工作，在当地组织妇女协会，建立县一级妇女部。1936年春，陈映民从基层调回省委组织部，从事党的组织工作。10月，陈映民参加了西路军艰苦征战。她编入了王泉媛任团长、吴富莲任政委的妇女团二营五连担任党支部书记，后兼任五连政治指导员。过河后，从一条山激战开始，经古浪、武威、永昌、山丹等地数十次大小战斗，直入河西走廊腹地。

    随着西路军惨剧的落幕，妇女独立团更是难逃厄运。死的死，伤的伤，失散的失散，被俘的被俘，建制已完全溃散。战至最后，团长王泉媛、政委吴富莲、参谋长彭玉茹、政治处主任华全双、团特派员曾广澜及其女儿蔡萍迹，团部秘书李开芬，以及营连干部何福祥、张茶清、陈映民、陶万荣等百余名女红军，都被马家军俘虏。

    陈映民作战被俘后，先是在甘肃省张掖市关押了一些日子，她跟张茶清、陶万荣等人遂被押解到青海省城西宁。陶万荣被分到马家军剧团当演员。陈映民和张茶清被分配到义源被服工厂，日夜不停做苦工。这个由马步芳开办的被服工厂，当时就有四五十名红军女战俘，她们吃住都在厂内，没有行动自由，过着囚徒般的生活。

    经过几个月非人的折磨后，灵活机动而又坚决果断的陈映民始终牢记团长王泉媛的叮嘱：“任何时候不要忘了我们是红军。要有气节，死也不能屈服。大家以后要见机行事，设法逃出去。”一天，机会终于来了，在马步芳身边一名富有同情心的汽车司机的帮助下，陈映民乘军车从马家军的魔窟里逃了出来。她逃离西宁后，几经颠沛流离，历尽艰辛，回到了离别5年之久的家乡金家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