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彭素

    彭素（1916—1992），原名廖国卿、廖国清，金寨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和妇女会，1929年立夏节起义后参加红军。1930年4月，调红一军医院做看护工作，于当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后，在方面军总部医院当司药。1932年10月，随红四方面军西征到达川陕，调至方面军总医院任药局主任。

    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长征开始时，彭素已经是一个业务相当熟练的药局主任了，夜里抓药不用点灯，随便点出一种药品她都能准确地说出性质、剂量、禁忌、副作用。为解决药品缺乏，她带领药房人员上山采集中草药，自制消毒、麻醉等药剂。战斗中子弹擦过发梢，炮弹落到身边，她不为所动，沉着果断地救下一批批流着血的战士。

    长征路上，廖国清将自己的名子改随母姓，叫彭素。1935年8月，部队调头南下，准备二过草地。就在出发前，彭素却患斑疹伤寒倒下了，连日的高烧使她皮肤和口腔出血，大便带血，一连几天昏迷不醒，汤水不进。在那缺医少药的年月，得了伤寒就意味着死亡，死神再一次逼近了这位背着药箱为别人治病治伤的司药。部队决定把伤员和病号就地安置，她被送到附近的一户老百姓家里。房东大娘热爱红军，像照顾自己女儿一样细心，用盐水给她漱口，用米汤喂她，七八天后高烧竟然渐渐退了。

    一天，她正昏昏沉沉地半睡在草铺上，隐约听到有人在身边喊她，便强睁眼睛一看，是部队入川时俘虏过来的两位国民党医生。彭素记得他俩被俘虏过来不久，经过短期教育，就让他们为部队伤员治病了，不料他们没干几天，就在彭素面前摆起架子。有一天，他们中姓杨的医生给伤员开了一张处方，上面用的一种西药当时国内无法生产，不要说红军医院没有，连国民党的大医院也不一定常有。他把这种药开到处方上，而且用外文把药名写的十分潦草，显然是想要难一难这个司药主任。彭素一见这张处方，当即拿到他的面前，一五一十地说出了这种药物的特点，说明红军医院没有这种药。从此，他们再也不小看她了。这两个医生现在来干什么呢？只听他俩小声地说：“彭主任，部队马上要二过草地，这可是死多活少的啊！你年龄小，还是个女的，正在病中，还是跟我们留下来另找出路吧。”彭素一听要留下，离开红军，就挣扎着坐起来，两眼直瞪着他俩说：“你们这是什么意思？”这两个家伙经不住追问，连说：“随便问问，随便问问。”说后就溜走了。第二天天刚亮，嘹亮的集合号声传来，彭素赶紧起床，穿好军装，告别了半个多月来日夜护理她的大娘，拄着拐棍，踉踉跄跄地走在南下的队伍里。

    1936年7月，彭素随部队第三次过草地。一天傍晚，部队到达一条河边时，突然狂风大作，暴雨倾盆，大部队手拉着手，好不容易过了河。可彭素等5个女战士却被汹涌的河水拦住，一个女战士心中急切，便拉着马尾巴下了河，不幸被汹涌的浪涛卷走了。后面的同伴望河生畏，都不敢过河了。第二天拂晓，河对岸的大部队开始行军了，彭素非常着急，大声呼救。对岸的总务科长听到呼救声后，便立即组织人员去营救她们。可是，河水奔腾咆哮，加之大家饥肠辘辘，通宵未合眼，一时派不出合适的人来。这时，军部通讯班有位姓顾的班长举手报告：“科长，我会骑马，又会凫水，让我骑马过河去接她们吧。”顾班长吃了几把炒面，选了匹高大的骡子，找了一根结实的布带，骑着骡子过了河。顾班长把布带的一端系在骡子身上，另一端要她们几个紧紧抓牢，并嘱咐说：“不要紧张，不要乱动，跟着我的骡子慢慢地过去。”就这样，彭素她们借着河水的浮力，飘飘荡荡地渡过了河。

    8月份，彭素随部队来到了腊子口天险。腊子口两边悬崖峭壁，中间是水深流急的腊子河，河对岸敌军筑有坚固工事，由两个营兵力凭险扼守。攻打腊子口的战斗异常激烈，部队的伤亡也很大。彭素在抢救一位战士后，发现前方几十米处又有一个向河对岸飞奔的年轻战士中弹倒下了。她毫不犹豫地蹿出了战壕，匍匐着向前爬去。炮弹不断在她身边炸响，子弹呼啸着从她头顶飞过。说来也怪，也许是凭着久经沙场的丰富经验，她竟然毫发未伤地穿过了战场，把那个年轻战士救活了。这时，红三十军八十八师的两个连从腊子口左侧悬崖陡壁上发起攻击，突袭守敌侧背，最终顺利夺占了这一天险隘口，打开了北上甘南的门户。随后，她跟着部队继续向着陕西前进。2个月后，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

    抗战爆发后，彭素先后在一二九师医院三分院工作，在延安留守兵团卫生部任司药主任，并进入延安女子大学学习。1950年6月，参加接管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51年4月，负责筹建军委总后勤部保育院，任院长。1956年彭素被任命为军委总参综合医院（后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三〇二医院）副院长。1957年，被授予上校军衔。1983年享受副军职待遇离职休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