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洪学智

    洪学智（1913——2006），金寨县双河镇人，1929年参加立夏节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向西转移，进入川陕根据地后，先后任营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主任、师政治部主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和反“三路围攻”、“六路围攻”战役。1935年3月起参加红四方面军的长征。

接应中央红军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第四次围剿，被迫撤离鄂豫皖根据地，实行西征。经过2个月的艰苦转战，于12月进入川北，迅速开辟了以通江、南江、巴中三县为中心的川陕革命根据地。

    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并决定中央红军转入川西，要求红四方面军予以配合，“宜迅速集结部队完成进攻准备，于最近时期实行向嘉陵江以西进攻”。红四方面军在旺苍坝召开紧急会议，认为迎接中央红军是当务之急，决定适当收缩东线部队，同时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集中兵力出击陕南，以迷惑和调动敌人，创造在苍溪南北地区渡嘉陵江的有利条件，同时接应已至商县一带的红25军。

    1935年4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陵江后，开始了艰苦的长征。5月，向川西北进军，准备与转战中的中央红军汇合。洪学智率红4军政治部、红12师留在后方收尾，负责建立地方政权，发动和组织群众，支援红军。

    进到黑水、芦花后，红四方面军总部把方面军的部分医院、后方伤病员都交由洪学智管，另外还有一个补充师，都是俘虏兵，主要任务是抬担架，转运伤员。红4军政治部本来就缺盐少粮，筹集粮食很困难，加上还要照顾大批伤病员，困难可想而知。

    鸡公寨是少数民族地区，红4军进入后，在思想上、物资上都缺乏准备，对少数民族地区情况不了解，语言又不通，风俗习惯也不一样。少数民族头人都有武装，他们之间经常发生械斗，对少数民族统治很严。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造成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红军做群众工作很困难。

    红30军走在前面，反动头人每天派人到处袭击红军。他们打的是麻雀战，在山林、峡谷、河边藏着，冷不防的就给你一枪。红军战士不死也伤。30军经过时打了他们，俘虏了一些人，交给红4军，洪学智想了很多办法，经教育后放了回去，仍无济于事。

    1935年7月，红4军政治部在黑水、芦花接到方面军指示，中央纵队要经过黑水、芦花，要洪学智准备粮草，做好迎接工作，并负责接收中央红军的伤病员。

    接到通知后，洪学智在全军做了动员，强调困难再大，也要保证中央红军的粮草供应。洪学智立即组织民运部、保卫部等机关和直属队，连夜出发，翻山越涧，打开了几个反动头人的寨子，搞到几万斤粮食和几百只牛羊。

     中央纵队先遣队到了黑水、芦花，给红4军政治部来信，让他们将筹到的牛羊、粮食送到3军团转交。中央纵队到了黑水、芦花后，又让洪学智把筹措的牛、羊、粮食直接送到中央纵队。洪学智前后共送去4批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并圆满地完成了中央红军伤病员的转送和安置工作。

    在中央纵队离开黑水、芦花时，洪学智第一次见到了负责中央纵队粮草供应的刘少奇同志。少奇同志身材修长，态度和蔼可亲，见到洪学智很高兴。他紧紧地握着洪学智的手说：“洪主任，谢谢你了，也谢谢红4军对中央纵队的大力支持，你们送来的粮食、牛羊和慰问品，可解决了我们的大问题”。

情系阶级兄弟

    长征途中，洪学智率红4军政治部从黑水、芦花向班佑前进的路上，经过数百里茫茫无际的草地，这里渺无人烟，沼泽遍布，气候异常。洪学智不但要负责伤病员的转移运输，每天还得盘算怎么弄到粮食，使得部队不饿肚子。

    红军翻过马石坡最后一座大山时，先头部队已经走过，山坡上可吃的山野菜野果都找不到了，还要走一两天的草地。弄不到粮食，红军就在山坡草地里采蘑菇、挖野菜充饥，还不得不杀掉心爱的战马。有时就把皮带、皮马鞍煮着吃。政治部带着伤病员，又没有部队掩护，危险很大。洪学智不得不率政治部又返回黑水、芦花。

    虽然组织上给洪学智配备了马，但他骑得很少，都是用来驮运伤病员，驮运粮食。8月底，折回黑水、芦花后，洪学智终因积劳成疾病倒了。他发着高烧，昏迷不醒，眼看命在旦夕。后来，部队找到了一位70多岁的老中医，把他从离部队六七十里路远的地方请来。红军战士围着老中医，你一言我一语，恳求老中医赶紧救治洪学智。“我们离不开他，红4军离不开他呀！”老中医说：“你们不用慌，洪主任患的是伤寒病，我开个方子，你们只要能搞到我这几味药，吃下去，保证药到病除！”红军战士立即按照老中医的方子满山遍野找药，终于将药配齐。老中医一看正缺这几味，“这下洪主任有治了”。吃了三次药后逐渐痊愈。

    在洪学智生病期间，警卫排一个回民战士，见首长病得厉害，哭着说：“洪主任都快死了，我还活着干什么！”就一枪把自己打死了。洪学智清醒后，听了这件事，回想起长征路上这位小战士一路上跟着他，不知冒了多少险，吃了多少苦，不由掉下了伤心的泪水。

    1935年9月，张国焘反对红军北上，强令红四方面军南下。洪学智与军首长率红4军不畏艰辛，再过草地。10月，红四方面军发动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强渡大金川江，继而翻越终年积雪的夹金山，又克天全、宝兴、芦山。第二次翻越夹金山时，洪学智作了充分的政治动员。他号召广大指战员要发扬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和不怕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坚决翻过天险夹金山。他要求党员干部要以身作则，同志之间要团结友爱，一人有难大家帮忙，不能让一个伤病员留在山上。

    夹金山上气温在摄氏零下二三十度，或大雪，或狂风，或冰雹，变化莫测。由于空气稀薄，再加上长途行军，人乏马困，人走在山上，头晕脑涨，腰酸腿软，力不从心，稍有不慎就永远留在山上。

    洪学智组织了一个收容队，走在队伍后边，专门收容那些掉队的和冻得不能走的战士。约午时，部队接近夹金山主峰，一片冰雪世界。突然，乌云翻滚，天暗下来，接着一阵大风雪席卷过来。有6个红军战士在风雪中倒下了，停止了呼吸。这些战士同大家一块与敌浴血奋战，结下了深厚的阶级友情。洪学智不忍心把他们留在山上，就派人把他们抬下了山。

    下山后走了一程，发现有个磨房，可避风寒。红军夜晚就住在那个磨房里休息，烧水煮青稞，把冻“死”的战士也抬进屋里。后半夜，磨房内温度升高，一位战士发现一个冻“死”的战士动了一下。大家很惊讶，都不相信，说这个战士“你看花了眼吧。”“不信你们看，真的是在动呢！”洪学智走近一看，可不是，呼吸很急促，是在动。洪学智大声说到“赶快抢救！”当时没有医生，大家就用人工呼吸，还给那位战士灌姜汤，七手八脚把他弄活了。有一个人活了，说明另外5个也有希望。大家就一个一个地抢救，结果救活了5个人，有一个年轻一点的没有救过来，他可能患有心脏病。

    红军在懋功休整了四五天以后，向道孚西进，又翻越海拔5000多米的折多山。洪学智这时有了经验。在山下，他让各部队夜里2点钟就起来吃饭，用大锅煮了辣椒、牛汤，大家喝了，热热乎乎地上路。路上每人还带一瓶辣椒汤，爬到主峰时喝两口，增加一些热量。命令部队必须在上午10点钟以前通过主峰。因为到了10点钟后气候变化快，容易有狂风大雪。部队带了很多防冻的东西，有盐、茶叶膏等，避免了不必要的减员。为此，方面军总部表扬了洪学智。

与土司结盟

    1936年4月，红四方面军相继攻占炉霍、瞻化、甘孜。占领瞻化城时，与2000余人的土司武装发生激战，俘虏土司武装几百人。经教育后释放，并将缴获的大批牛羊归还给群众。有一个头人巴顿多吉，是个万户。群众向他汇报，说红军将我们的枪牛羊都归还了，俘虏的人也都放了，这个队伍还不错。

    到了第三天，巴顿多吉派人到红4军，要红军派人去和他谈判。他想通过谈判与红军停战言和，并把喇嘛首领诺那交给红军。诺那是国民党中央的民族委员会委员，是蒋介石任命的西康宣慰使。诺那带着一连多人，还有一些武器和财产，途经瞻化时，被巴顿多吉给抢了，诺那也被扣了起来。

    事后，巴顿多吉觉得不好办，如果杀了诺那不好向国民党交待；放了诺那吧，抢的东西还得归还，到手的枪也就没有了；不杀不放，如何处置？巴顿多吉想把这件事推给红军。

    巴顿多吉约红军谈判的地点是在一个山头。天还没亮，他们就把山头占领，居高临下，布置了很多藏民，都拿着长筒枪，怕红军袭击他们。经过研究，洪学智决定派民运部长周干民去同他谈。初步商谈很有成效。巴顿多吉要求到瞻化城去，见红军最大的头人。

    两天后，巴顿多吉来了，还带了一些人在山上警戒。洪学智在政治部接见了巴顿多吉。洪学智向巴顿多吉详细说明了红军的少数民族政策、红军长征的目的，两人谈得非常拢。洪学智边谈边打开唱片机，播放唱片。巴顿多吉第一次听到唱片，非常吃惊，觉得很奇怪，“这么小的东西里面怎么有人唱呢？”洪学智笑着告诉他是怎么回事。巴顿多吉很是疑惑，觉得红军真是了不起，显得格外开心。

    中午，洪学智请巴顿多吉吃饭。巴顿多吉害怕红军下毒害他，迟迟不肯动筷。请他喝酒他也不喝。洪学智就先举一杯，一仰而尽，又吃了几口菜。巴顿多吉见洪学智如此豪爽，平易近人，很有诚意，非常感动，逐渐解除了顾虑，也喝了起来，越喝越近乎。巴顿多吉指出，“你们红军纪律严明，把我们藏族同胞当朋友待，真是个仁义之师，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巴顿多吉提议，并按藏族风俗，与洪学智喝了公鸡血酒，结为义兄。

    洪学智提出：诺那我们可以接收，但是我们有两个要求：一是诺那的徒弟应同时交给我们；二是我们红军要吃饭，需要筹备很多粮食，请你们帮助解决。巴顿多吉愉快地答应了。

    回去后，巴顿多吉告诉所管的寺庙，不准反对红军。后来寺院也主动捐了许多牛羊和粮食送给红军。

    不几天，巴顿多吉就把诺那送来了。诺那有70多岁，是黄教的大喇嘛之一。巴顿多吉没有同时把诺那的马送来，因为那匹马很好，他想留下。洪学智考虑马是诺那心爱的坐骑，诺那年纪大了，没有马不行，又派人同巴顿多吉交涉，把诺那的马也送了回来。

    后来，洪学智与政治部商量成立瞻化革命委员会，为便于在当地开展工作，报经上级批准，请巴顿多吉出来当了瞻化革命委员会主任。

    在瞻化的几个月，红军需要的粮食、牛羊、帐篷，还有很多物资，都是经过巴顿多吉送到红军手里的。

    红二方面军6军团快到瞻化时，洪学智接到萧克他们的通报，说还有两天就要到达，请洪学智准备粮食。当时连粮食的影子都没有见着。洪学智很着急，找到巴顿多吉，“老兄，我们又有红军要来，急需28万斤粮食，还有牛羊等，请老兄务必帮这个忙，抓紧筹备！”巴顿多吉说：“老弟，没问题。你的事就是我的事，到时准时送到。”这么大数目，洪学智还是有点放心不下，“老兄说话可得算数呀！”巴顿多吉说：“你放心吧，没问题，看我的行动。”巴顿多吉只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派人筹粮运粮，男女老少，拉的拉，推的推，把红军急需的所有粮食、牛羊全都送齐了。

    洪学智见后非常高兴，觉得巴顿多吉很有办法，对红军友好，也很讲信用，讲义气，觉得这个“兄弟”没有白交。

    红四方面军攻克甘孜，在甘孜成立少数民族革命委员会，洪学智就把诺那送到甘孜，建议让诺那当了革命委员会主任。诺那年纪大了，一个多月后圆寂。他的徒弟海正涛按照藏族宗教仪式办理了丧事。红军和诺那交往的全过程海正涛都知道。后来，国民党造谣说诺那是被红军杀害的。海正涛回到上海，在《东方》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声称红军待诺那很好，诺那年岁大了，是他亲手照顾诺那的。最后还说诺那的后事是怎么处理的，遗物和资财哪里分配多少，说得很明白。这件事直到后来洪学智在延安抗大学习时，看到这份《东方》杂志才知晓。事实证明，洪学智在瞻化做头人的工作是比较成功的，同藏族群众的关系很好，红军各方面保障都可以兑现。

    1936年7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出发，再次北上。洪学智率政治部人员深入各师、团宣传动员，鼓舞士气。全军指战员怀着对革命必胜的信念，三过草地，共同北进。8月进入甘南后，洪学智调任红四方面军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不久，红四方面军政治部与红军总政治部合并，他改任组织部副部长。到陕北后，洪学智进入红军大学学习，毕业后进入新的战斗岗位。

    经过长征洗礼的洪学智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立下了赫赫战功。建国后，虽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但他矢志不渝，为建设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和与现代化战争要求相适应的后勤，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是我军唯一一位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将军。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值得家乡人民永远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