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里征战 九死一生

    陶  勇（1912——1967），六安市叶集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副团长、团长。参加了鄂豫皖边区第一、二、三、四次反“围剿”的斗争和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战斗。

    陶勇身经百战，功勋卓著。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他就常应部下要求讲长征故事，往往以这样的话结束故事：“长征路上那真是九死一生，艰险之至！”“我们红四方面军可是两次长征，三过雪山草地，更是历经千难万险，恶战几百次。没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没有团结互助、艰苦奋斗精神是不行的！”

    风雪西征路  血染三千里

    1932年10月11日，红四方面军浴血奋战4个月，因未能打破国民党30万重兵的第四次“围剿”，被迫率领2万余人的主力撤离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陶勇时任红四军十师二十八团二营营长，于10月19日拂晓随主力突围到鄂北枣阳南40公里的新集地区。部队刚准备休息，大批敌人便赶来。原来敌人已调集重兵围追堵截，妄图一举消灭红四方面军主力于襄阳、枣阳、宜城地区。

    陶勇在迷迷糊糊中听到远处有枪炮声，立即强打起精神，叫醒极度疲乏的战士们，抢占有利地形，激战竟日，打退一师之敌的多次进攻。次日又有3个半师敌人赶来增援，仅在红十师对面敌人就投入10个团的兵力，不断组织猛攻，还不时有飞机的轰炸。

    面对优势敌人的围攻，陶勇与指战员们以有我无敌的歼敌决心，与敌人作殊死搏斗，杀得敌人死伤累累。在一次反击中，他率二营攻入敌人阵地，缴了不少崭新的美制自动步枪，但因不会使用，只好与敌人肉搏，将敌人杀退五六里。经两天激战，红十师歼敌1000多人，自身伤亡五六百。双方都筋疲力尽，谁也不能进攻谁，各自放哨休息一天。

    21日黄昏，又有两师精锐之敌压迫过来，对红军形成合围之势。入夜，红军组织撤退，向西北轻装疾进，次日早晨到达枣阳以西的土桥铺。这时，河对岸有两师之敌堵截红军，更多的敌人追击在后。生死危急关头，红军指战员以惊人的毅力和勇气，不顾疲劳，不怕牺牲，跳入河中，勇猛冲锋，连拔河对岸十几处阵地，突破敌河岸防线，接着击溃控制襄阳至花园公路的敌人一个旅，再次冲出重围。

    已是深秋，霜重风寒。可红军指战员还穿着夏天的单衣，沿途以野菜、山果充饥，连续多天在荆棘丛生的山道昼夜行军。更烦心的是，陶勇和大多数干部战士一样，由于长期行军打仗，双脚都磨烂了，无论谁脱下草鞋，都看到斑斑血迹，有的红肿化脓，有的感染溃烂，甚至露出白骨。在过七十二道河时，战士们一天趟过70多道河流，每隔一会双脚就插进凛冽刺骨的冷水里，像刀扎一样痛。就是这样，大家没有一人叫过苦、喊过痛，一路行军作战，一路流血牺牲。他们翻越莽莽秦岭，涉渡汉水，风雪严寒中翻过210里的大巴山，于12月下旬抵达川北，完成了战略转移，保存了14000余人的战斗骨干，开始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

    西征途中，因敌人始终紧咬不放，步步紧追，红军只有边打边走。后来，陶勇在回忆这段经历时，曾形象地比喻说：“那真是‘叫花子’打狗，边打边走！”

    三过雪山草地  艰苦转战一年半

    1935年春，红四方面军为策应中央红军北上行动，实行外线作战。已是二十八团团长的陶勇先后参加广昭战役、陕南战役，3月底率全团1700余人开始强渡嘉陵江，踏上长征之路。

    北川河谷是我军西进的唯一通道，担任后卫的红四军坚守伏泉山、千佛山一线两个多月，打退敌人90个团约14万人的无数次进攻，确保这一通道的安全，掩护10万大军（包括红四方面军主力8万余人和从川陕根据地撤出的地方武装、地方党政群机关工作人员）的西进行动。一次，敌人调集6个团进攻红四军前沿阵地伏泉山，军政委王建安派二十八团火速增援，并对陶勇说：“全军成败，在此一举，你胜我安，你败我危，红四军的安危系于二十八团。”陶勇坚定地回答：“请政委放心，守不住阵地，我不活着回来见你！”

    陶勇立即率部跑到伏泉山，向刚刚突入我军左翼阵地的敌人发起反攻，乘敌立足未稳，一鼓作气冲人敌群展开肉博，杀退敌人。第二天，敌人在两架飞机助战下重新组织集团冲锋，陶勇带领战士们坚守阵地，一连打退敌人的7次攻击。后来连日阴雨，陶勇主动放弃前沿河谷，将两团之敌放入河谷地带，然后率部迂回到敌后，与兄弟部队利用有利地形前后夹击敌人。河谷之敌因路滑水多，行动不便，时时处处被动挨打，被消灭大半。其余敌人见势不妙，狼狈逃走。

    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陶勇发动全团官兵向红一方面军捐献大批衣物和其他慰问品，随后编入右路军北上。8月下旬，二十八团第一次通过草地后，不顾极度的疲劳和饥渴，在包座战斗中发挥近战夜战的特长，歼守敌胡宗南部一个营，打开了向甘南进军的门户。但张国焘却反对红军北上，率部回头南下，再过草地。

    草地，一望无际如茫茫大海，荒无人烟。污水烂泥之上杂草丛生，没有道路；而且气候无常，时而酷暑蒸人，时而雪花飘飘。第一次过草地时红四军先向南佯攻敌人，掩护大军北上，走在最后。因为草地上能吃的东西、能喝的水已被先头部队采完，所以在七八天的草地行军中，红四军比兄弟部队更加困难。而经过长期饥渴寒暑煎熬和行军作战的消耗，指战员们的体力越来越差，因此第二次过草地又比第一次过草地更加艰险，不少人因体弱抗不住饥寒冻饿而死，或陷入灭顶泥潭。陶勇带领全团指战员充分发挥团结友爱、艰苦奋斗精神，尽量节省粮食，多吃野草、草根甚至牛皮、皮带充饥，一把干粮分着吃，一杯清水匀着喝，一件衣服让着穿，一床毯子合着盖。他还经常把马让给伤病员骑，帮体弱的战士背枪，最后又把心爱的坐马打死，分给战士们充饥，终于在9月下旬带领全团第二次走出草地。

    随后，红二十八团参加了绥（靖）崇（化）丹（巴）懋（功）战役和天（全）芦（山）名（山）雅（安）邛（崃）大（邑）战役，于10月11日强渡大金川，12日攻占绥靖，10月下旬向东翻越了堆冰积雪的夹金山，11月上旬突破紫石关，袭占天全县城，击溃刘湘的王牌部队“模范师”。但由于行动方针的错误，红四方面军始终没有摆脱被动局面，部队消耗很大，被迫西进川康边区。西进途中部队再次翻越夹金山，又翻过折多山的多座雪山，还翻过大雪山山脉的主峰、被称为“万年雪山”的党岭山，经受了极度恶劣的自然环境的磨炼。

    1936年4月初在部队整编中，经过红军大学短期学习的陶勇被任命为红九军教导师师长。他根据未来北上时的敌情和地形，带领部队进行紧张的军事训练，着重训练打骑兵、打堡垒、山地作战、夜间战斗和强渡江河等战术。7月，红九军北上，以近一个月的时间纵向穿过茫茫草地。8月，陶勇率部进入甘肃南部，参加岷洮西战役和通（渭）庄（浪）静（宁）会（宁）战役，于10月中旬与红一方面军一部会师于甘肃会宁，终于结束近19个月的长征。

    血战河西走廊  九死一生到延安

    1936年10月27日夜，红九军以突袭手段西渡黄河，开始更加悲壮、艰苦的西路军征战。因部队缩编，陶勇改任二十七师副师长。11月4日，他参与指挥二十七师的5个营坚守打拉牌阵地，与敌激战7小时，将进攻之敌3个骑兵团5000余人全部击溃，毙伤俘敌500余人。方面军指挥部称二十七师“实可为全军之模范”，号召各军“学习这一模范战术，争取比赛灭敌。”

    11月11日夜间，陶勇率二十七师一部掩护九军主力撤离后向横梁山转进。13日，二十七师乘虚袭占古浪城。15日，九军6000多人全部进抵古浪城。次日拂晓，马家军集中步骑5个旅并4个民团，在飞机、大炮掩护下向古浪城发动猛烈进攻。陶勇率部依托外围阵地和残破城垣节节抵抗，予敌以严重杀伤。12月上中旬，二十七师在永昌县东十里铺至二十里铺一带血战伤亡700多人，八十一团团长肖永继牺牲。危难之时，陶勇继任团长，收集、整理残余部队，努力再战。在红三十军政委李先念率领的二六五团陷入重围时，陶勇不顾自己已经受伤，毅然率部跑步前进，冲入敌群，猛砍猛射敌人。二六五团官兵乘敌人慌乱之际向外突击，终于冲出包围，靠拢了总部。

    1937年3月11日，西路军最后突围时，陶勇率部分战士奉命在山区打游击，以继续掩护李先念率领的残余主力千余人向新疆转战。陶勇在弹尽粮绝、与部队失散后，东躲西藏，一路化装要饭奔往陕北，途中被敌人抓住，关进甘肃凉州监狱。在狱中，陶勇受尽酷刑，仍坚贞不屈，被罚做苦工，后经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出面营救，陶勇才回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

    此后，陶勇历任新四军支队司令员兼政委、纵队司令员兼政委、海防纵队司令员、军长、兵团副司令员等职。建国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军委海军副司令员兼东海舰队司令员同时兼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陶勇作战勇敢，临阵常脱外衣，赤膊冲锋，人称“拚命三郎”。邓小平称赞“陶勇是有功劳的人”；朱德也赞扬他“是人民军队智勇双全的指挥员”。1967年1月在上海被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致死。

                                           （蒋二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