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与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建

1929年10月初正式成立、1931年1月20日撤销的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在其存在的一年零三个半月中，领导皖西人民成功地举行武装起义，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第33师和皖西革命根据地，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卓有成效地开展了苏区的各项建设，并且为保卫苏维埃、恢复革命根据地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斗争，在安徽人民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一、中共六安中心县委的成立

1、中心县委成立的主客观条件

党的八七会议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后，皖西籍的共产党员，按照党中央的部署，纷纷从武汉、南昌、上海、芜湖、安庆等地回到家乡，同坚持在当地斗争的共产党员一起，形成领导核心，发展党的组织，发动工农群众，宣传土地革命，准备武装起义，先后成立中共寿县（又称寿凤）临时县委（曹广化回忆）、六安特别区委，特区委辖六安、霍山、霍邱、合肥四县（《安徽省临委关于党务工作概况给中央的报告》1927年10月）。1927年10月，中共安徽省临委鉴于六安、寿县一带较有革命基础，决定以六安为中心，划六安、霍山、英山、霍邱、寿县五县为第一暴动区域，成立皖中特别委员会，指导这一暴动区域的暴动和党务（《安徽省临委给长江局的报告》1927年10月28日），加强了对这一区域党的工作的统一领导。

11月间，中央巡视员尹宽（又名王竞博、硕夫，后被定为托陈取消派，1929年底被开除出党）来安徽巡视工作，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全盘否定省临委的工作。12月，中央决定暂时解散省临委（皖中特委也实际取消），指派尹宽以中央巡视员身份在皖巡视和指导工作。1928年1月29日，尹宽在六安县南岳庙召开六安、霍山、霍邱三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决定将三县党组织合并，成立中共六安县委（又称六霍县委），共有党员100余人（《王逸常给中央报告》1929年2月13日）。随后，皖西各地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3月，寿县临委改建为中共寿县县委，霍邱县也单独成立了县委，均划归皖北特委领导（同年9月后，霍邱县委又重新由六安县指导）。合肥特支于同年春扩建为特区委；1929年1月，六安（六霍）县委撤销，六安、霍山分别成立县委；英山县委也于同年夏成立。各地党组织领导群众普遍地开展了春荒斗争和抗租、抗债、抗捐、抗税、抗夫的斗争，武装起义的条件日益成熟。革命斗争形势的发展，使皖西地区需要有一个统一的党组织作为领导核心。

六安始终被省临委和这一时期的中央划为安徽武装暴动的中心区域之一。1928年3月，中央根据尹宽的报告，决定恢复省临委，以尹宽为书记。由于尹宽一方面热衷于“城市中心论”，忽视开展农民运动；一方面又不顾主客观条件，多次强令六安县委立即发动武装暴动，而县委则认为条件尚不成熟，导致党内意见分歧，影响了党的工作的开展。1929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在上海召集省临委和原六安县委负责人开会，听取汇报后，肯定了六安县的做法，批评了尹宽的错误。5月24日，中央发出《给安徽各县委各特区委的指示信》，决定暂时解散省临委，在芜湖、安庆、六安、阜阳4个重要区域建立中心地方党部，归中央直接领导。强调“健全地方党部尤其中心县委的工作，由中心县委指导和帮助各县工作的发展”，六安作为中心区域之一，由六安县委指导霍山、霍邱、寿县党的工作。中央的决定，适应了皖西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

2、中心县委的组成

1929年5月底，中共六安县委、霍山县委分别收到芜湖市委来信，催促六安成立中心县委，指定舒传贤、吴宝才两人为中心县委委员，以便指导邻县工作。此时，舒传贤又以原省临委巡视员身份组建了六霍军委，加强对六霍地区武装斗争的领导。6月底，六安县委在六安与霍山交界处的豪猪岭召开县委会，讨论成立中心县委事宜。舒传贤出席了会议，提议先派人到中央抄安徽省临委扩大会议决议案和中央有关中心县委组织的指示，并请中央派巡视员来六安工作。不久，中央巡视员高中林（即方英）到达皖西，再次催促成立六安中心县委，召集舒传贤、吴宝才议定于8月5日召开中心县委会（又称六安县第三次党的代表会议），通知六安、霍山、霍邱、寿县四县委选派代表出席联席会议。但在8月5日，仅有六安、霍山两县代表出席（霍邱会后派代表来，寿县仅来函未派人），会议讨论武器起义等问题。为取得邻县对六霍起义的配合，加强对这一中心区域的统一领导，会议动议筹备成立中心县委，酝酿中心县委人选，并报请中央批准（《舒传贤关于六霍党务、军事情形给中央的报告》1929年9月2日）。8月17日，中央指示六安、霍山县委：“现在可依照中央新规定一切工作和任务成立中心县委组织，与中央建立经常的联系”（《中央给六安、霍山县委的指示信》1929年8月17日）。

10月初，在中央巡视员方英主持下，在六安县郝家集召开了六安县党代表大会，霍山、霍邱、寿县、英山、合肥等县派代表参加，宣布党中央关于成立中共六安中心县委的指示，大会选举舒传贤、桂伯炎、周狷之、吴宝才、余道江、许怡亨、范在中、翁翠华（女）、吴干才、朱体仁、谢为法、袁德安为委员，刘席如等3人为候补委员，前5人为常委，舒传贤为书记，正式产生了中共六安中心县委（以下简称中委、六安中委，又称六安县委），直属党中央领导（1930年3月划为新成立的中共鄂豫皖边特委领导），下辖六安县各区委、特支和合肥特区委，同时指导和巡视有县委的霍山、霍邱、寿县、英山各县党的工作。中委内设秘书处、组织部、宣传部、工委、农委、兵委、妇委、青年部等机构。中委共有党员1500多人。（《巡视六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0年；储鸣谷回忆）。

二、领导六霍起义  创建皖西革命根据地

1、确定正确的方针策略，适时发动武装起义

1929年10月初，郝家集会议在宣布正式成立六安中心县委的同时，着重传达党的六大决议及六届二中全会关于目前革命阶段新任务的指示，检查和分析了全面发动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及起义的主客观条件，决定中委当前的中心任务和方针是“加强党的领导，夺取广大群众”，“领导农民由一个群众示威的形式”，转变“成为一个地方暴动”，并初步议定于11月中旬秋收后发动农民武装暴动（《巡视六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0年；储鸣谷回忆）。

11月7日晚，六安三区二乡农协秘书何寿全和两名女会员被独山驻敌自卫团魏祝三部逮捕事件发生后，在附近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的中委委员吴宝才、朱体仁、吴干才和三区委负责人许希孟等连夜开会商讨对策，决定以群众示威的形式营救被捕同志，并立即派人送信给舒传贤、周狷之、余道江等人。舒传贤等当机立断，决定提前举行起义。8日拂晓，在中委领导下，独山周围15个乡的农协会员数千人在独山集中，将敌自卫团包围在驻地马氏祠内。敌慑于群众强大声威，释放了何寿全等。起义农民要自卫团全部缴械，敌负隅顽抗，当夜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敌胆怯便纵火烧民房，趁群众救火之际逃走。起义群众占领了独山镇（《巡视六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0年）。

9日，方英、舒传贤等赶到独山，召开了中委和三区区委、区农协的联席会议，决定迅速扩大起义成果，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六安县各区和邻近各县立即举行武装起义，配合独山暴动；成立六安三区工农革命委员会及其军事指挥部，由鲍益三任军事指挥部总指挥，方英任党代表，并将起义队伍编成72人的游击队和数千人的赤卫队，准备在独山、西河口等群众基础好的地区建立根据地。接着，中心县委又发动和领导了霍山西镇、桃源河，六安古碑冲、南庄畈、七邻湾农民起义和徐家集民团起义等，分别组建了游击队和赤卫队，建立区、乡级工农革命政权，开辟了几块红色游击区。

独山起义，使国民党当局十分震惊，急忙调集驻军和地方反动武装疯狂进行镇压。在此情况下，三区区委却通知各支部和农协：“①红色同志赶紧秘密起来，灰色同志暂停活动；②各乡所有赤卫队解散，另组侦探队（每乡十人），负责侦察敌人消息；③倘有白色军队来了，各乡仍照旧送粮送草。因此，一面致游击队形成孤立，一面暴露“取消观念和无抵抗主义”，导致革命群众蒙受很大牺牲，区以下基层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委召集全体常委和三区革命委员会及其总指挥部总指挥与党代表等联席会议，认真检查总结独山暴动与进攻麻埠斗争中的错误及所得的经验教训，严肃批评三区委在暴动受挫后的错误态度和做法，并计划将来的工作方针，决定恢复和加强各级党部的经常工作；扩大政治宣传，充分认识这次暴动的意义；肃清党内取消观念和右倾思想，派县委委员到三区整顿工作，加强领导（《六安中心县委报告》，1929年12月4日）。会后，中委继续发动各地群众开展斗争，把武装起义推向高潮。

2、组建红33师和地方武装

霍山西镇暴动后，六安中委曾计划把所有武装集中到西镇，建立一块根据地，借以组编红军后训练红军，后因敌人进攻而未成。但是“在严厉的白色恐怖下，除了武装抵抗外，别无出路……革命群众都引领[颈]望着红军来援助他们”。所以中委于1930年1月6日在六安县横旦岗（今横塘岗）九里冲召开第二次全委会，讨论决定军事组织的原则，并调合肥徐百川来负责军事。接着，中委召开第十次常委会，决定把县委自己直接掌握的在独山起义中组建的游击队编为安徽红军游击队第一纵队，任命冯晓山为纵队长；把西镇游击队编为安徽红军游击队第二纵队，任命徐育三为纵队长。这时，红32师到流波石童、麻埠一带游击，并与六安县六区游击队取得联系，中委当即决定，于1月20日把第一、第二纵队调到流波石童与六安六区游击队会合，舒传贤在此召开中委常委和游击队党团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将上述三支游击队统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3师，推选徐百川任师长，张建民任政治部主任（数日后由英山县委书记姜镜堂继任）。全师计划编成三个团，即安徽红军游击队第一纵队和六安县六区游击大队改编为106团，团长冯晓山，副团长高天栋，党代表余爱民；第二纵队改编为107团，团长徐育三，副团长李锡三，党代表孙能武；六安县四区游击大队改编为108团没有正式编成。实际上编成的两个团共有党团员40余人，长枪139支，盒子枪6支。师部设军务处、军需处、参谋处、副官处及特务队等。全师共有200多人（《六安县委军事报告第一号》，1930年2月20日）。

中委在组建主力军的同时，大力加强地方群众武装的建设，在各地普遍成立赤卫队。赤卫队是“苏维埃下的群众组织”，赤卫队内部发分为游击队、常备队、预备队等组织（《舒传贤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2月10日），任务是帮助红军作战，维护地方治安，保卫苏维埃政权，为红军提供后备人员。“凡年富力壮热心革命分子都编为赤卫队”；一些有较强战斗力的游击队上升改编为红军后，党组织又将经过军事斗争锻炼、表现勇敢的赤卫队员批选出来，组建新的游击队，或扩充原有的游击队，从而形成了党领导下的主力红军与地方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

3、领导游击战争，建立苏维埃政权

六安中委在发动武装起义过程中，就领导各地武装进行了游击战争。红33师建立后，军事斗争的规模由主要与地主民团武装对敌的乡村攻守阶段逐渐上升到与国民党正规军对敌的从乡村到城镇的攻防阶段。1930年1月30日（农历正月初一），根据中委决定，红33师在霍山县两千多名赤卫队员的配合下，于拂晓时分向霍山县城发起突然进攻，激战大半日，击退守敌200余人，第一次攻占了霍山县城，打开监狱，救出被捕群众50余人后，当即撤出（《六安县委军事报告第一号》，1930年2月20日）。2月中旬，红33师在红32师两个团的配合下，击溃麻埠守敌300余人，缴枪30余支，旋又攻占独山，缴敌自卫团长枪16支。这时两师组成前敌总指挥部，由32师副师长周维炯任指挥，33师师长徐百川任副指挥，准备东攻苏家埠。因山洪爆发，敌军援兵已到，遂放弃攻打苏家埠的计划。红32师奉令回商南与红31师会合，33师则打垮窜犯流波石童自卫团等小股敌军，使独山、麻埠一带起义后又重陷敌军的基本区域完全恢复（《六安县委军事报告第二号》，1930年4月15日）。

3月31日，中共英山县委领导以金家铺为中心的农民武装起义，因敌人反扑，县委遂将起义武装200多人转移到霍山县境，组成英山游击队，队长姚家芳。4月6日，徐百川、姜镜堂领红33师107团和潜山工农革命军协同英山游击队打回英山，于8日占县城，打开监牢，烧毁县政府等反动机关，次日撤出县城，到霍山西镇与红32师会合，准备会攻霍山县城。这时，中委及其所属党组织领导了英山北乡农民起义、霍山头陀河农民起义，起义迅速发展到霍山的黄尾河、杨家河、包家河、大化坪、管驾渡等地，六安县的毛坦厂、蒿藔岩、东河口、凤凰台、南官亭以至霍邱、舒城县局部地区，其中以4月7日的霍山县东北乡农民起义规模最大，约有四五万人围歼反动民团，并于12日配合红32师两个团、红33师全部和潜山工农革命军第二次打下霍山县城，毙伤敌200余人，缴枪80余支，活捉县自卫团总指挥秦华轩，后来又在东北一区全歼六安县两个民团。12日，霍山县苏维埃政府在城关成立，选曹品三（又名汪正发）任主席，内设土地、经济、裁判兼肃反、粮食、武装、文化、交通、赤卫等委员会，形成全省第一个苏区县。在六安中心县委领导和推动下，六霍英潜等县在起义胜利的地方，都摧毁反动统治，建立区、乡苏维埃政权，或临时成立具有行使政权职能的工农革命委员会或农民协会。到1930年4月，在六安、霍山、英山、霍邱、潜山五县相毗连的地区，初步创建了东起淠河，西接商南，南抵金家铺、水吼岭，北至白塔畈、丁家集，南北200多里，东西100多里，人口40多万的皖西革命根据地，并且同以商南为中心的豫东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最后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大力加强革命根据地的各项建设

1、党的建设

六安中委一成立，就努力加强党的自身建设，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机关的经常工作，逐步健全党的组织生活和工作制度（包括会议制度、巡视制度、工作报告制度、干部培训制度等）。中委规定召开“全县代表大会六月一次，积极分子会议三月一次，全委会一月一次，各部联席会议半月一次，执委会一星期一次”（《巡视六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0年）。虽然这一规定在实践中没能完全做到，但也作了极大努力。据不完全统计，中委在成立后的14个半月中，共开过全委会3次，常委会29次，临时常委会6次，工农各委会各开过4次，还召开过巡视会议、六县联席会议、四县联席会议等，一切会议均作记录（《舒传贤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2月10日；《舒传贤为被处分给中央的报告第一号1931年4月27日》）。

1930年3月，中委在六安县七邻湾关帝庙（今属金寨县）召开第三次执委会，讨论武装斗争、土地革命、根据地建设等重大问题，并于3月21日至25日召开六安、霍山、霍邱、英山、寿县、合肥六县和33师党的联席会议。会议听取了六县的工作报告，总结了过去的斗争经验，为布置党的工作任务作出9项决议案，即：一、接受中央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派之决议的决议；二、政治任务决议案；三、六县工作计划决议案；四、群众工作决议案；五、军事问题决议案；六、宣传教育工作决议案；七、纪律问题决议案；八、秘密问题决议案；九、对六县C.Y.工作决议案；另外还作了几个条文简单的决议。这些决议案规定了党在政治上、组织上、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游击战争和红军、兵运、青运、妇运以及宣传教育、纪律、秘密问题等各方面的具体任务，如规定党在政治上的任务是：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和国内的军阀混战，推翻豪绅地主买办资本家的统治，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政权；坚决反对机会主义与托洛斯基反对派；加紧领导群众开展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扩大苏维埃区域，壮大红军的力量，扩大党的政治宣传，争取广大的无组织群众围绕在党的周围。党在组织上的任务是：加强党的无产阶级意识，克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意识，扩大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吸收工农同志参加党的指导机关，实行干部工人化、党员军事化；切实训练干部，提高党员政治水平；加强组织生活，切实执行党的纪律，纠正党的右倾和“左”倾思想，等等。会议还提议筹建中共皖西北特委；在特委未成立以前，扩大中委权限，变中委与各邻县县委横的关系为纵的关系，以便直接指导工作；充实中委的指导力量，调霍邱县委书记杨季昌为中委组织部长，共青团六安特区委书记窦克难为中委秘书，六安县党员干部吴岱新为宣传部干事，要邻县推荐同志来担任兵委或军委工作（《六安县委关于六县联席会议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4月13日）。

会后，中委加强了党的建设。首先是努力健全各部工作机构，确立常委的工作制度。常委会下设立秘书处，有秘书（又称秘书长）1人，印刷2人，交通3人；协助书记主持日常工作。宣传部负责经常工作的有两人，并组织党报编辑委员会帮助宣传工作，拟出《我们的学校》和《火花》两种党报，因人力不够未能完成，但新设的石印印刷所能翻印中央下发的各种重要文件、通告以及《红旗》等党报，印发由中委自编的各种宣传品（《六安县委报告第五号》1930年4月17日；《舒传贤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2月10日）。中委实行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原则，每个常委和执委都负责一个方面的工作，所有重大问题，都由常委集体讨论决定，委派干部，对下级指示，均用常委会名义，遇有紧急问题来不及召开常委会集体议定时，由书记或常委1人按原则办理，然后交常委会追认，如常委会不同意即行政正（《舒传贤为被处分给中央的报告第一号》1931年4月27日）。

1930年3月20日，中委常委周狷之出席了在湖北贡安箭厂河召开的中共鄂豫皖边区党代表大会，曾提议要求撤销六安中委，另成立特委以加强对各县工作的指导。但边区党代表大会和新成立的中共鄂豫皖边特委鉴于黄安与皖西有百里白区阻隔，交通不便，决定仍保留六安中委，将合肥划归芜湖中心县委、寿县划为凤台中心县委，以使中委能集中力量领导六安、霍山、霍邱、英山四县党的工作（《六安中心县委报告第六号》1930年6月6日）。不久，中委召集四县联席会议，总结斗争经验，提出工作任务。但“安徽全省的工作，芜湖中心县既已塌台，凤台中心县委也不能怎样推动工作，安庆中心县基础也很薄弱”（《六安中心县委关于设立特委问题给中央的请示报告》1930年2月20日），所以合肥、寿县、舒城等县工作仍需六安中委的指导、帮助或推动。为加强对非苏区工作的领导，以推动白区和游击区的工作，开辟新苏区，中委在1930年春就指派常委田守仁、吴宝才两人在前方负责非苏维埃区域党的工作，7月间又决定在六安城关建立前方办事处，由常委周狷之、田守仁、吴宝才三人共同组织成立，周狷之为办事处主任，领导六安一区（城区）、五区（苏家埠）、东特支、新特支和寿县、合肥、霍邱、舒城等县工作。不久，因叛徒出卖，周狷之被捕牺牲，办事处工作坍台（《舒传贤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2月10日）。

六安中委对各县、各区委和特支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开联席会、发文件指示，派巡视员、特派员（如周狷之为县委常委兼合肥特派员）、交通员（如王尽忠为县委委员兼外县交通员）等方式实现的。1930年3月，英山因少数同志原因，几乎使县委垮台，工作遭受很大损失，中委即给以严厉批评，指示工作策略。5月间，舒传贤又亲到英山巡视，根据中委决定将英山县委改组为区委，另在游击队中成立队委，加强党对游击队的领导。不久，红一军东征六霍，南下英山，再次攻占英山县城，英山工农革命委员会成立。由于六安东特支和二区（毛坦厂）区委工作不力，中委当即派常委前去改组整顿（《六安中心县委报告第六号》1930年6月6日）。1930年5月，合肥特区委已有12个支部近170名党员，根据中委指示，改组成立合肥县委，下辖两个区委，两个特支。中委还详细指示舒城的工作，派周、盛、舒三同志到舒城帮助开展党的工作，至同年底，建立起十多个支部，有党员100多名，使“舒城工作有相当的基础和线索”（《舒传贤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2月10日）。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发展，中委领导六霍起义的经验也推广到毗邻地区。如霍山县委委员刘淠西，因有领导农民起义的经验，被党派到中央受短期训练，后担任安庆中心县委书记。安庆中委领导了潜山请水寨起义和桐城、太湖、望江等地农民运动，有力地配合了六霍地区的革命斗争。

由于六安中委的正确指导和六霍革命形势的影响,皖西地区党的工作大有起色,除中委所辖各县外,周围邻县如桐城、潜山、安庆、庐江、凤台、颍上、固始、商城等县党组织和进步人士都主动与六安中委取得联系，中委除指导、推动、鼓励他们工作外，还在人力、经费和物质上给予一定的帮助，从而推动了皖西以至全省的革命运动，也为后来中共皖西北特委、道委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干部培训方面，六安中委除在实践中培养、提拔干部外，还建立一套干部培训制度，培训方式有：1、集会式的训练——在经常召开的支部会或支书联席会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作政治理论与实际问题的讨论；2、个别训练；3、集中党内的书籍分给各同志限期阅读；4、办训练班（《霍邱县委关于经济、政治及党组织情况的报告第二号》1930年6月3日）。中委刚成立，就在霍山闻家店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开办党团干部训练班，宣讲党的政策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课，受训的党、团员及区、乡农协干部有100多人。1930年3月，在召开六县联席会议前后，中委举办两期党员干部训练班，讲授党的六大及六届二中全会政治决议及中央一切政治通知、农运、工运、妇运、宣传、兵运、青运等课，训练六安县六区和各区干部32人（《六安县委报告第五号》1930年4月17日）。接着，中委根据六县联席会议决定，先后举办培训50名工农干部的培训班和培训120名知识分子与军事干部的训练班，均有良好效果（《六安中心县委报告第六号》1930年6月6日）。中委还加强纪律和作风建设，要求所有党员严格执行党的纪律，艰苦奋斗，不怕牺牲，密切联系群众，勇于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使党组织成为领导人民群众开展革命斗争的核心力量，而群众“都晓得有共产党，并且晓得他是代表穷人利益的”（《吴仲孚关于霍山党的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3月8日）。

2、对政权建设的指导

六安中委十分重视武装夺取政权这一革命的中心任务，在武装起义的准备过程中，就指导各地党组织秘密建立政权的筹备班子，一？？起义爆发就迅速由下而上地建立政权机关，并且多由临时性政权过渡到正式政权。1929年11月，霍山西镇起义后，在漫水河成立西镇革命委员会。1930年2月，霍山五区（漫水河）、六区（燕子河）苏维埃政府分别成立，西镇革命委员会即行撤销。4月12日，霍山县苏维埃政府成立，选举执委21人，其中常委9人，领导7个区苏维埃政府，每个区有9至15个乡苏维埃政府，人口4万左右。县、区、乡苏维埃内部都设土地委员会、裁判兼肃反委员会、经济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乡只设财经委员）、交通委员会等组织。同年春，六安县革命委员会成立，下辖三区、六区、七区苏维埃政府。六区（金家寨）苏维埃政府辖13个乡苏维埃政府，其面积长约120余里，宽约90余里，人口6.3万；三区（西两河口）有7个乡苏维埃政府，面积长约50余里，宽约45余里，人口6万左右；七区（麻埠）有6个乡苏维埃政府，面积长约60余里，宽约50余里，人口有7万余。4月，英山暴动后即成立英霍边区苏维埃政府，下辖7个乡农民协会，其面积长约70余里，宽约50余里，人口有2万左右。7月，英山县革命委员会成立时，下辖3个区农协，并从霍山调去20多名干部到英山工作。多数区乡政权因敌人疯狂进攻、残酷镇压而几度坍台，但中委领导人民群众英勇不屈，前仆后继，不断恢复建立革命政权。中委还认识到“皖西苏维埃没有统一最高机关”是不能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的，从而努力做好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为皖西苏区建立统一的政权领导机关打下了基础。

1930年4月中旬，六安中委指导六安县第六区召开苏维埃代表大会，成立苏维埃政府，制定了《鄂豫皖六安第六区苏维埃条例》和《土地政纲实施细则》，作出了关于《雇农工资办法》、《手工业工人办法》、《债务办法》和《森林办法》等项决议案。为了加强苏维埃的法规建设，中委将这些法规批转各地执行，以推动革命根据地的建设。

根据《鄂豫皖六安第六区苏维埃条例》规定，苏维埃政府由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而苏维埃代表由工农大众和其他劳动者选举产生。在苏维埃政权下，凡年满16岁的工人、“手工业者及体力劳动者”、“不以剥削为目的而自己劳动的农民”、“小学教师、医生、自由职业者、“过去努力无产阶级、努力革命者”、“苏维埃下各种军队及士兵”，“不论种族、男女、居住之久暂”，“均有苏维埃选举权及被选举权”，唯有“土豪劣绅地主反动派”、“当过统治阶级警察、宪兵、马弁，有反革命行为者”等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这就从根本上确定了劳动人民的政治地位和民主权利。

在县、区、乡苏维埃政府委员中，“中农、贫农要占十分之六，工人占十分之二（雇农、店员、职工），革命的知识分子要占十分之二，但党员要占全数之半”，“劳动妇女是要占十分之三”。“每次乡、区、县代表大会时，党与团均派公开代表致词，并且当时可以纠正议案和发言者的错误，从开会起至闭幕止，是固定一个出席代表，在每个大会时，均组织有党团在大会中活动”（《舒传贤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2月10日）。从而保证“加强党对苏维埃的领导权，充实政府中无产阶级基础与健全党团工作”，而又不以党来包办苏维埃的工作。“苏维埃政府下一切服务人员，须具诚朴敏捷的精神，坚决的防止官僚主义之发生”（《六安中心县委关于六霍等六县目前工作计划的决议案》1930年4月1日）。实行苏维埃工作人员定期参加劳动的制度，对脱产人员数额则严格控制，工作人员的报酬也很微薄，在严格的组织纪律指导下，各级政府工作人员大都能做到努力工作，作风正派。

苏维埃政权对人民群众实行民主，对剥削阶级和一切反动派实行强有力的专政。为了保护工农已得的利益，巩固苏维埃政权，苏维埃政府规定：凡曾捕捉或杀害革命民众及其家属者，凡向反动机关、团体报告革命民众之行为或踪迹者，凡告密破坏革命情节重大者，或作有系统反动宣传者，一律处以死刑。对于苏区外部敌人的渗透和破坏活动，苏维埃政府进行严密的防范。村村成立巡查队，设立流动哨，盘查行人，对可疑分子拘留审查。在对敌斗争中，皖西各级苏维埃政府逐步学会用法制和执法机关，实行工农民主专政。

在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已初步体现出政府的社会建设职能。根据中委制定的“苏维埃的目前工作要点”，各级苏维埃政府一成立就“尽可能的办理建设事业”，以增加人民对苏维埃的信仰。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规定“一切群众劳动化”，在必要时实行强制劳动，同时厉行节约，开源节流，以巩固根据地，发展苏维埃区域。

在农业生产方面，苏区实行土地革命后，党和苏维埃政府积极引导农民群众实行劳动互助、开展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给困难农户提供贷款、农具、耕牛、种子，组织代耕队、互耕队，帮助红军家属生产，农忙时节还抽调大批党政干部和红军官兵帮助农民耕种、收割、杜绝荒废田地现象，鼓励发展生产，注意森林保护，发展茶叶、蚕桑等经济作物的生产。

对于手工业和工业生产，苏维埃政府在实行保护和奖励民营工业、家庭手工业政策的同时，大力发展公有制经济，在麻埠、金家寨、流波石童等地设立农具厂、被服厂、印刷厂、锅厂、卷烟厂、硝盐厂、油坊、修械所等等，发展军需品和民用品的生产。

对于根据地商业，中委先后采用“保护中小商人的利益”和“中小商人营业自由”的政策，“保存商业交易，严格纠正平分小商人财政产的行动”。为了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苏维埃政府还在赤白交界的地方设立贸易点、收购站，吸引白区商人前来贸易，发给出入苏区的通行证，还免收茶商的捐税以鼓励茶叶出口；对苏区的货物，除米规定价格外，其他货物都不规定价格，以保证经商自由，促进赤白区货物交易，保障物资供给。

在金融、财税政策方面，废弃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但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票子可以通用。我们并没有禁止现金出口，但也没感受到现金的恐慌”；废除穷人欠富人的债务，而保护穷人向富户索要债务和利息，“同时并准予放债，由苏维埃政府规定利息一分，以免现金不流通之弊”；废除反动统治阶级规定的苛捐杂税，实行单一累进税制，“在累进税没有计算妥以前，由苏维埃政府实行了每石田收稻一石”。（《舒传贤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2月10日）

在宣传教育方面，中委规定了苏维埃政府的宣教工作任务是：加紧共产主义的宣传，依据无产阶级教育原则普及农村小学的教育，扩大识字运动，加紧文化运动，提高一般群众科学的常识；“加紧破除迷信的宣传，鼓动群众自动的摧毁一切祠宇中的偶像及其他纯粹迷信的建筑物”（《六安中心县委关于六霍等六县目前工作计划的决议案》，1930年4月1日）。在筹备建立苏维埃政府的过程中，党组织就建立苏维埃的宣传工作，如编《苏维埃建设大纲说明书》、《为六区苏维埃大会告全县群众书》等，运用宣传队和各种形式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尽量使每个人都了解苏维埃的性质、任务及选举方法，以动员广大群众参加苏维埃政权的管理和建设。在开选举大会时，组织新剧团，表演新编的剧目如《混战》、《独山暴动》、《夺取政权》、《新生活》等（《六安县委报告第五号》，1930年4月17日）。苏维埃政府建立印刷机关，印标语、宣言、报纸并到处张贴，经常召集群众大会。苏维埃政府还确立新的教育体制，在每个乡苏维埃之下，都设立农村小学三四所，在校生有七八十至一百多人，有些乡村小学还附设有夜校，专收成年男女，七邻湾夜校还有40余岁农妇读书。六安六区曾办过师资训练所及女子识字速成班各一所。霍山县苏维埃大力改造旧的教育机关，县苏维埃政府也办过师资训练所和女子识字速成所各一所。各学校所用的教本完全是新编的，不用统治阶级的旧课本。

在改善人民群众生活待遇方面，苏区废除工头制，增加工人和雇农的工资（成年工人增加一倍以上，青年工人和学徒工增加二至三倍），实行8小时工作制，每月休息3天，如有疾病，工资照发，并由雇主发给医药费。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取消纳妾蓄婢的习惯。苏维埃政府在1930年“三八”妇女节通过并宣传了男女离婚、结婚绝对自由的原则、凡未结婚的婚约一律作废，凭男女自由，但要到苏维埃政府办理手续，并且采取双方同意的原则（残废者和孕妇除外，以保护残疾人和孕妇），严厉禁止买卖妇女和虐待童养媳等行为（《舒传贤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2月10日）。这些措施，提高了人民群众特别是被压迫妇女群众的地位。

3、武装建设

六安中委“极力扩大红军的组织，同时注意质量的发展”，加紧红军中党的工作和红军官兵的政治训练，以加强红军的战斗力，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六安中心县委关于六霍寿六县目前工作计划的决议案》，1930年4月1日）。中委在组建红33师后，立即在其中设立党代表、政治部以及党的师委会、团委会，充分发挥红军中党团组织的作用。中委还指导红33师制定军事方针和行动计划。1930年5月1日，红33师进攻六安西两河口失利，徐育三、冯晓山两团长和七名战士不幸牺牲。战后，中委书记舒传贤、常委余道江等参加师委会，检查失利原因，中委决定“改组33师并分别处分”责任人，由姜镜堂任师长，徐百川降任副师长，鲍益三任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六安县委报告第六号》，1930年6月6日）。

4月中旬，六安中委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东路指挥部名义，收编了活动在寿县三觉寺，六安县龙穴山至舒城县晓天一线的“历来与我们表示很好”的“半农半匪”的权广义部，为工农革命军第35师，共1000多人，委权广义为师长（《六安中心县委报告第六号》，1930年6月6日），不久，权广义率部攻打六安城与守城的国民党军队激战一天，伤亡较重，撤出战斗。因中委无人可派往工作，该部后来在强敌进攻中发生分化，权广义被国民党六安县长收买，带领100多人投敌，其余人员大部分解甲归田，少数投奔主力红军，35师建制取消。

5月中旬，六安中委根据中央扩大红军的任务与积极进攻的策略，派兵委干部薛骞和杨庆生两人回原籍寿县，与中共寿县县委商议集中民间枪支，准备成立红33师108团，后因情形变化未能组成。

5月23日，红1军前敌委员会召开了六安中委和红2师（5月中旬由红32师改编）、红33师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决定以红2师一部和红33师合编为红1军第3师，师长周维炯，副师长肖方，政治委员姜镜堂兼政治部主任，下辖106、107团，共300多人。红3师脱离中委，归第1军指挥。这时，中委决定发动地方游击队和广大群众配合红1军在皖西作战，到7月中旬，先后收复流波石童、麻埠、独山、西两河口等地，攻占霍山、英山两座县城，歼敌二三千人。为支援红1军东征，中委还召开会议，进行具体研究和部署，号召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支援、慰劳红1军。六安、霍山一些区乡苏维埃政府专门成立了“扩大红军委员会”，发动扩红运动，使2、3两师由原来的900多人发展到1800多人。同时，各地捐献了大批慰劳品，组织救护队、运输队、侦探队、交通队、洗衣队、做鞋队，还为红军站岗放哨服杂役。六安县郝家集的群众，仅用两天时间，就为红1军运送烧柴2万多斤，粮食30石，做军鞋150多双。当红2、3两师在两河口、郝家集活动时，中委在这里召开5000多人大会，庆祝红1军东征的胜利，从而提高了红军官兵的群众观念，密切了军民关系。红军“士兵都说，为群众利益，打死也是情愿。”(《六安中心县委报告第六号》，1930年6月6日)

中委在组建和支援主力红军的同时，还加强地方群众武装的建设，在苏区普遍建立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地方群众武装组织。赤卫队又分为游击队、常备队、预备队等组织，其编制与活动方式各地不一，但都归苏维埃政府赤卫委员会组织、指挥与训练，有的归革命委员会或农协指挥，少数游击队直接受党组织领导。六安三区游击队是行动敏捷的秘密组织，有钢枪13支；东特支的游击队有钢枪10支；第六区苏维埃警备队共有150人，钢枪10支，盒子枪两支，余均为土枪，是公开的活动，担任重要防务；霍山西镇游击队和东北西乡游击队各有钢枪30多支，余为土枪，公开活动；霍山县委游击队有枪40余支，随县委活动；霍邱县委游击队于1930年7月建立，活动不久被打散。“六霍游击队的活动与发展，是与敌人进攻我们为正比例的。因为他们都是本区农民组织的，所以战斗力比红军还要强”（《六安县委军事报告第二号》，1930.4.15）。霍山县每区常备队至少有500人，预备队1万多人。常备队脱离生产，由苏维埃政府提供给养，配有钢枪等武器；预备队平时不脱离生产，在军事紧张时参加作战，或担任防务等，主要使用土枪、刀、矛等武器。六安县六区游击队有60人，26支钢枪，编为一个大队，常备队有6500多人，预备队有2万左右，该区五乡有猎户团的组织，战斗力较强。七区有常备队500多人，预备队1000余人，英山县游击队有300余人（《舒传贤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2月10日）。

少年先锋队是青年群众半军事性的组织，参加年龄为16至23岁（一度定为15—18岁），担任守界放哨，检查人口，盘查行人，押送坏人，配合红军作战，当向导，做群众工作等任务，其组织系统分纵队、大队、中队、分队，每一乡苏维埃成立一大队。六安六区有少先队1700余人，编成一个纵队，有相当的训练，喜欢用钢枪，强烈要求参加红军。7月间红军拟在该区少纵队中招新兵200人，而少纵队一批送来500人、有300人没当上红军，都引为恨事，有的急得流泪（《舒传贤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2月10日）。

随着斗争的深入发展，赤卫队，游击队和少先队的队伍逐渐壮大，战斗力不断增强。根据斗争的需要，一方面源源不断地向红军输送人员，一方面通过整编地方武装升为主力红军。1930年7月上旬，红1军率2、3两师南下英山、孝感，离开六霍，六安中委便依照6月间同中央军委巡视员朱瑞，鄂豫皖边特委巡视员王秉章及红1军前委在霍山城举行联席会议的决定，从红3师抽出一个连约80支枪，军部拨给22支枪，以霍山、六安一带的地方武装为主，组编成红军中央独立第1师，下辖5个团，共约3000多人，500多支枪，师长徐百川，政治委员王文生（即梁仲明）兼师委书记和政治部主任，副师长薛骞。独1师受六安中委指导（纵的关系），不久，朱瑞又将该师与中委改为横的关系。但中委考虑到该师全靠皖西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政府培植与支持，从实际斗争需要看，仍需与中委发生纵的关系，所以中委决定继续直接指导该师（《六安县委关于皖西红军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0年8月9日；《朱瑞关于编组中央独立第一、二师的报告》，1930年9月8日）。

同年7月，六安中委又以六安三区游击队为基础，集中六安、霍山部分赤卫队和零星枪支，组成六霍赤卫师，由中委直接领导，下辖3个纵队，约四五千人，师长车厚桥（又名车东平），党代表先后由周狷之、张如屏担任，政治部主任吴岱新，总指挥柴维德。8月，独1师和六霍赤卫师在同敌军作战中损失较大，柴维德、车厚桥等相继牺牲，赤卫师解体，分散活动。独1师也随中委转移到商南苏区。1930年11月，红1军前委将独1师与潜山成立的独立2师及军属独立旅合编为红1军第3师（原红3师与红2师合编为红2师）。12月，红1军东征皖西，中委除领导地方武装和群众积极配合与支持红军作战外，又将六霍补充营（由赤卫队、少先队组成）交给红1军，与部分红军合编为第3师第七团，留皖西坚持斗争。1931年1月该团改编为军属独立第一团，2月又扩编为中央教导第2师。

六安中委加强地方武装和红军的建设，为恢复和扩大皖西根据地作出了重大贡献。

4、群众团体的组织建设

六安中委始终注意群众运动和群众团体的组织建设，多次强调党在工运、农运、青运、妇运，兵运中的任务，并专门作出《群众工作决议案》，在群众组织中建立党的组织，但又将“党的组织与群众组织划分清楚”；“各支部的同志皆加入群众的组织中，并在其中组织党团，起领导作用”；“党的组织部与工农委（员）”经常巡视工农协会的工作”,确立了正确的群众路线（《霍邱县委关于经济、政治及党组织情况的报告第2号》，1930年6月3日），各地普遍建立群众的组织，主要有共青团、农民协会、工会、妇女会、互济会等，在苏区还有赤卫队、少先队、劳动童子团等组织。

共产主义青年团（简称少共）的组织、在六霍起义前，六安县只有共青团区委，团员88人，团的领导机关设在六安城内初中、省立三职两个学校；霍山有一特支，3个支部，30多人。1929年11月团组织遭敌破坏，多数团员由党分配工作。1930年2月，团组织恢复，成立共青团六安临时特区委，下辖5个支部，团员90人（《舒传贤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12.10）。团的临时特区委书记窦克唯调任中委秘书后，由中委委员江承新任书记。到五六月间，团的组织有了较大的发展，仅霍山县第六区团员就有300人，5月，共青团合肥县委成立，下设两个城内支部，5个乡村支部。7月，少共鄂豫皖边区特委派巡视员来六霍巡视，召集了六安、英山、霍山、霍邱四县团的联席会议。团组织有了一定的发展。1931年1月，共青团皖西分特委员会成立，书记仲德，使皖西地区有了团的统一领导机关。团组织领导广大团员和青年积极参军参战，参加苏区的保卫和建设工作，成为党的得力助手。

在共青团的领导下，苏区各区乡建立了劳动童子团，凡8岁至15岁的劳动者的子弟均可参加，每区设立一个童子团团部。1930年六安六区劳动童子团有6000多人，英山童子团也于同年7月成立。他们在站岗放哨、传递公文、拥军优属，捉拿奸细，破除迷信，搜集地主富农所藏之粮，禁止吸食鸦片烟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

   农民协会在皖西地区建立较早，有的农协在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前曾起着临时政权的作用。1928年11月，六安县农民协会成立，到1930年春，全县发展到4个区农协、24个乡农协、148个支农协，694个分会，会员19203人（《六安县委报告第五号》，1930年4月17日）；霍山县农民协会也于1930年春成立，下辖5个区农协，14000多会员，其成分是佃农占60%，半自耕农占20%，自耕农与雇农各占10%（《霍山县委关于经济、政治等情况的报告》1930年4月17日）。其他县部分区、乡也成立农协。苏维埃政府或革命委员会在农协的基础上成立后，仍保留农协支、分会的基层组织，后来苏区农协中分别成立雇农工会和贫农团，在乡、村成立贫农委员会。有些集镇的贫民及自由职业者也加入农协的组织。农协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供应红军的粮食，组织运输队支援前线，带头执行苏维埃政府的各项法令、政策。“农协已成为农民革命的领导机关，比兄弟的关系还要密切……农协的领导权，大都在佃农、雇农手里。”（《霍山县委关于经济、政治等情况的报告》，1930年4月17日）

六安中委大力发展党的无产阶级基础，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在六霍起义前，六安县已由一些集镇的“赤色小组”发展为县总工会。1930年4月，城区赤色小组已有11个，会员109人；苏家埠有两个分会，16个赤色小组，会员167人（《六安县委报告第五号》，1930年4月17日）。在各地工会组织有所发展的基础上，六安县苏区工人代表会议在独山举行，成立了六安县工会，选出执委15人，内设组织、宣传、武装、生产、文化、青年各部，共有会员2000多人（胡国舟、李其方1958年回忆）。同年4月，霍山市镇苦力工会在霍山城内成立，在各市镇成立分会。如黑石渡有两个分会，有筏业工人40多人。工会在党和苏维埃政府领导下，积极输送优秀工人参军、参政、争取改善工作和生活条件，发展手工业生产，支援革命战争。

六霍起义后，六安中委努力开展妇运工作，成立基层妇女组织，积极发动妇女参加土地革命，支持亲人参军参战，组织洗衣队、慰问队、做鞋队、看护队、交通队、赤卫队、侦探队、代耕队，发展生产，支援前线，拥军优属；组织妇女学文化，争平等，开展妇女解放运动。“六霍两县的妇女对革命认识非常之坚决，最好的要算霍山东北区、三区、六区，六安的三区和六区等处，妇女对革命热诚和努力较男子强之”。（《舒传贤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2月10日），党中央对皖西妇女工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妇女工作的发展，是六安党工作进步的表现之一”。（《中共中央给六安县委的指示》，1930年3月17日）。

革命互济会又称济难会，在各区都有基层组织，其主要任务是慰问、抚恤红军伤病员、烈军属，照顾人口多劳力少及生活无依靠的老弱残等特殊困难户。会员都是同情革命而自愿加入的，其中包括中小商人，连一些富农、小地主也参加。1930年7月，安徽省互济会临时省总会派洪汉卓前来“六霍工作，在霍山县成立县总会，在六安六区成立区总会。六安六区总会机关庞大，其秘书处用了50余人。中委发觉后，就纠正错误，只留五六人在机关工作（《舒传贤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2月10日）。到1931年春，各县、区、乡都成立了互济会。“因武装冲突一天天的加紧，同志及群众的牺牲也逐渐增多，济难会按时都有相当的抚恤。”（《霍山县委关于经济、政治等情况的报告》，1930年4月17日）。

5、土地革命的开展

土地革命之前，皖西“土地属于地（主）、官僚、军阀的有百分之六十，属于商业资本的只有百分之十，属于农民的有百分之三十”，“失业农民在农民中占百分之二十”（《巡视六安中心县委工作报告》，1930年）。霍山县农民的生活“一天一天的降低，农村经济已趋于破产的地位”（《霍山县委关于经济、政治等情况的报告》，1930.4.17）。各地农民的生活都苦不堪言，“有每天两餐的，有的甚至每天一餐还不得饱食，尤其是在去冬冰天雪地的岁月里，饿死的贫人时有所闻。”（《霍邱县委关于经济、政治及党组织情况的报告第二号》，1930年6月3日）土地革命，势在必行。

六安中委领导皖西人民开展土地革命后，激发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尚在起义的准备过程中，有组织的农民就开展了大规模的“五抗”斗争，并且由日常的经济斗争走向武装斗争，由减租、抗租的斗争发展到打土豪分田地的斗争。中委为了统一各地土地改革的政策，“彻底执行土地政纲的任务”，争取“农民组织于我们口号之下”（《六安中心县委关于六霍等六县目前工作计划的决议案》，1930年4月1日），于4月中旬指导六安六区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了《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对土地革命各项政策作了具体规定。

《土地政纲实施细则》共16条，分为没收细则和分配细则两部分。没收细则规定没收土地的范围是：凡豪绅地主所有之土地、祠堂庙宇祖积公积之土地及一切公产官地，凡经革命政府肃反委员会宣布没收财产之反革命分子之土地、富农剩余之土地均一律没收，但不是没收一切土地。

分配细则规定：凡没收来的土地须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革命职业家、红军官兵、退伍士兵，愿耕种的富农、工人、小贩及其他职业家，“凡豪绅反动派已经解决者，其家属确经当地革命团体证明无反动嫌疑者”也可分得土地；“凡鳏寡孤独残疾及无力耕种者由当地苏维埃酌量分配土地，其耕种办法得由雇人耕或由当地负责办理或代耕”。分配的标准是：分配土地多少以粮食需要为主要条件，不以面积为标准，而以出产为标准，而且男女有同样的权利分得土地。因为农民平均分配的观念很深，所以采取平均分配的原则，包括以人口来计算、以田地大小肥瘠来作计算的两种计算标准（《舒传贤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2月10日）。另外，必须注意不要将面积大的田地分得太零碎了；“工人小贩及其他职业者如愿耕种土地，要估量他原有的职业收入，再酌量分以土地”；中农土地基本不动，如其在别乡的土地交给别乡分配，本乡须以同量的土地给他，如无土地交换，别乡就不能分他的土地；“凡没收之柴山竹园（不值百元的）得照田分配，池塘养鱼归附近农民公共管理，水路仍得照旧使用”；“分配土地尽先分给革命死难家属”；“土地分配后，如有多少肥瘦不均者，以后得随时更改”。

以上这些规定基本上是正确的，体现了依靠雇农、团结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但给以生活出路、照顾老弱病残的土地革命政策。六安中委立即将《细则》转发各县，还编印《土地问答》，连同《细则》一并向广大群众宣传，用以指导皖西苏区的土地革命。各级苏维埃政府都设立了专门机关——土地委员会（村苏维埃为土地委员），具体实施土地的没收与分配。土地委员会由农民推举忠于革命、群众关系好、无私心的人组成，多数是贫雇农，也有中农，一般五至七人，内设没收、征收、斗争、监察等委员。

开展土地革命的方法，各地大同小异，一般采取以下几个步骤：

首先，划分农村阶级。在深入调查的基础上，由苏维埃政府主席主持土地委员会和农民协会共同研究，提出初步意见，交群众评议，最后上报苏维埃政府批准，将农村居民划分为雇农、贫农、中农、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等成分。在审批中，中委和各地党组织对于把少数富裕中农划为富农、富农划为地主的做法，坚决予以纠正。其次是打击地主、豪绅，由党政领导和农民协会召开群众大会，公审和处决罪大恶极分子，当场烧田契，毁债约，按没收细则没收土地。接着进行田地、山林和人口的调查统计，确定土地分配的标准。大多数是由土地委员会与老农对田地进行实地估产（不以丰年也不以荒年计算），根据收获量确定田地等级，按各户人口确定各家粮食需要量，进而确定土地需要量。最后是分配土地，在分配时照顾原种，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好坏搭配，同时考虑农民移居的困难，尽量就近分配土地。分配后如群众无意见，即作定论，逐田逐地插上标有户主姓名的木牌。如某地农民感到土地分配不公，还可重新分配，霍山六区土地先后分配4次。（《舒传贤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2月10日）。

到1930年7月，六安的三、六、七区，霍山的一、二、三、五、六、七区及四区的部分地区，以及霍邱、英山的少数赤区都进行了土地分配，约有32万多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分得了土地。

中委还根据皖西苏区山多田少的特点，在实行土地分配的同时，制定了《森林办法》，变更森林、山场所有制。《森林办法》指明了保护和发展森林资源的重大意义；规定了没收山林的范围；鼓励农民在“屋拐、田头、路旁、河下、荒山”，栽插树木；规定了山林的使用权和管理办法：“凡没收后的森林，竹、茶、桑、油漆、果树等分给农民，只许看管使用，不许毁坏转卖”，“柴山不问没收不没收，砍柴时一律“不许砍树苗”，不得伤害森林或自由强伐”等等。这对保护森林，发展苏区林业生产起到了重要作用。

皖西苏区开展土地革命后，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积极性，苏区获得了大丰收，水稻亩产增加二三成，甚至五成，因而“苏区米价一元一斗，白色区一元只能买四五升”（《六安霍山暴动的经过》，原载1930年9月12日第二十九期《红旗日报》），农民的生活也获得明显的改善。苏区农村生产力的解放，使党获得了雄厚的群众基础。

四、保卫和恢复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1、反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1930年7月初，李立三主持中央通过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及其关于“以武汉为中心的全国总暴动”计划传达到皖西，六安中委在豪猪岭召开六安、霍山两县党的联席会议，讨论贯彻中央和鄂豫皖边区特委指示的问题，制定了六霍总暴动计划，成立了六霍总暴动指挥部，以舒传贤为总指挥，周狷之为政治部主任，机关设在闻家店东岳庙。六霍总暴动计划按照上级的要求，强调凡有党员的地方都要举行起义；把工人纠察队、农民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合并组成红色补充军，将各县、区的游击队和枪支都集中编入红军。

会后，中委先后组建了红军中央独立第1师和六霍赤卫师，并于7月16日至18日召集六安、霍山、英山、霍邱4县联席会议，进一步落实总暴动计划。至此，李立三“左”倾主张统治了皖西。

由于红1军第2、3两师为执行“会攻武汉”计划，离开皖西出击平汉线，导致皖西苏区力量单薄，给敌人以可乘之机。8月，六安驻敌潘善斋新编第5旅，纠集六安、霍山自卫团600多人，并勾结颍上、寿县、合肥等县红枪会、黄缨会匪徒5000多人（号称10万），大举向苏区进攻。

中委领导中央独立第1师、六霍赤卫师和广大群众，奋起抗敌，苦战月余，未能退敌，六霍总暴动也告失败。为保存革命力量，从9月3日起，中委率独1师及赤卫队、少先队、苏维埃机关干部与逃难群众14000多人，向商南转移。到10月初，皖西苏区“几乎完全坍台，军事上只留很少部分。”（《皖西北特委方英报告》，1931.6）

敌人侵占苏区后，在县设“清共委员会”和“清共队总部”，乡、镇设“清共队”，颁布“自首条例”和“清共条例”，采用各种手段，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仅在六安、霍山两县就杀害干部500多人，屠杀群众19600多人，拍卖妇女1690多人。尤其是革命中心区域的舒家庙、团墩、三尖铺、匡黄冲、闻家店、大化坪、燕子河、漫水河、独山、郝家集、西河口、七邻湾、金家寨等地，几乎没有人烟。面对敌人的诱降、酷刑、屠杀，周狷之、车厚桥等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都坚贞不屈，慷慨起义，表现了坚定的革命信念和顽强精神。

此外，在实行土地革命过程中，皖西苏区一度受立三错误影响，执行了“没收富农一切土地”而消灭富农的错误政策；在反富农时，又没有严格区分富农和中农的界限，损害了中农；由于“分配土地路线不正确”，“集中粮食的错误”，损害了农民利益，“以致使农民动摇”（《舒传贤给中央的综合报告》，1930年12月10日）；在干部政策上，由反富农竟发展到在组织上大批清洗地主、富农出身的党团员和干部，削弱了党的战斗力。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在皖西一开始贯彻，就带来一定危害，加上敌军进攻，错误政策来不及全面执行，所以六安中委对其危害认识较早，并较早地纠正其部分错误，由怀疑、不满、纠正到坚决反对。早在7月中旬召开四县联席会议时，就纠正了过“左”的反富农政策，在实际工作中也没有执行集中所有枪支到红军中去的命令，同时牢牢掌握对独1师和地方群众武装的领导权。8月下旬，在抵抗强敌进攻时就停止了盲目的武装起义，撤销了六霍总暴动指挥部，并组织撤退，以保存力量，准备反攻。尤其是中委书记舒传贤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危害的认识尤深，1930年冬，他“在反立三路线斗争未正式开始以前就向中央指出这些错误……很坚决的与立三路线作斗争。”（《皖西北特委第一次扩大会对唯宁问题之决议》，1931年4月）

2、粉碎敌“围剿”，恢复根据地

1930年9月3日，当六安中委决定从闻家店向七邻湾撤退时，就曾准备三天内反攻闻家店。到了七邻湾，舒传贤召集商城、六安、霍山县委及独1师师委联席会，决定由商城接济少量子弹，由独1师和赤卫队执行反攻。恰巧敌人来攻六安六区和商南，迎战中又将子弹打完，只得退到商城，而商城南溪也告失守。9月中旬，舒传贤以个人名义商请红1军独立旅（1930年5月由红32师一部和商南游击武装编成）、商城行委反攻南溪。独立旅、商城行委遂邀请舒传贤参加联席会议，并主张都撤到黄安和金刚山。舒传贤则认为，皖西和商南根据地正遭敌人蹂躏，不应置苏区人民于不顾，应立即打回去。经过争论，会议才一致主张不撤退，准备反攻。会毕，中委率领六安赤卫队反攻金家寨，恢复了六安苏区。（《舒传贤为被处分给中央的报告第一号》，1931年4月27日）

10月上旬，六安中委为了解决粮食和子弹困难，在商请商城行委和鄂豫皖边特委（当时改称鄂豫边特委）帮助解决未成后，于商城召集霍山县委、独1师师委及青年团六安县委联席会议，作出恢复苏区、加强白区工作、派人到红1军，舒传贤、杨季昌等人到霍邱、六安、霍山做恢复苏区、开辟白区工作，舒传贤巡视寿县、合肥等地，并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在他们离开中委期间，成立中委后方办事处，由王义中、薛英主持，负责处理中委日常事务。会后，舒传贤在完成对独1师、赤卫队和逃难群众的组织整顿后，与杨季昌等人从商南出发，先在霍邱白塔畈、叶家集、河口集、洪家集等地恢复工作，召开党代表会，恢复成立霍邱县委，杨季昌留在霍邱工作，舒传贤与施先明到六安县四区八区巡视工作，把三、四两区的枪支集中起来编成游击队和特务队，担任扰乱敌人后方、购买子弹接济独立师的工作。接着，他俩巡视寿县、合肥等地，于11月间到达上海。（《舒传贤为被处分给中央的报告第二号》，1931年7月23日）

11月下旬，红1军前委接到六安中委和商城行委几次告急信后，派肖方率黄麻补充营东进，与独1师、军属独立旅编为第3师，“担任恢复六霍商苏区工作”。这时，红15军从蕲黄广北上转战到商城，与红3师会攻金家寨不克，红15军遂转往鄂东北去找红1军，薛英随行而去。

12月上旬，国民党近10万兵力向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围剿”。红1军前委率1、2两师从鄂东向皖西转战，到商城与红3师会合。红1军前委与六安中委商决，组织六英霍行动委员会，统一指挥恢复皖西苏区的斗争。中委率几千名赤卫队员、毛正初率六安河西游击大队积极配合红军作战。红1军于14日攻克金家寨，歼敌、缴获1000多人枪；18日在苏家埠、韩摆渡歼敌第46师两个营，收复独山、叶集、苏埠等地，迫使敌军重新组织兵力全力反扑；30日在麻埠、东西香火岭歼敌3000多人，迫使二度进占叶家集、金家寨之敌分别向固始、商城退走；1931年1月上旬，又在商城二道河歼灭由金家寨逃走的敌军一个团，接着分头追击敌人。至此，敌对皖西和商城苏区的第一次大“围剿”被粉碎。（《皖西分特委关于军事、政治、党的组织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1月23日）

1月9日，红15军由黄麻来商城与红1军会师，于中旬到麻城合编为红4军。在回师黄麻前，红1军抽调战斗兵4个连800支枪，并就地补充新兵编为红4军独立第1团，担任恢复巩固和发展六霍英商的苏区。独立团尚未编就，就在霍山土地岭、闻家店、长山冲等地击溃敌潘善斋旅两个团、陈调元部一个营，缴枪500余支。随后准备会合当地武装，消灭已成为“六霍商苏区后方心腹之大患”的反动民团，巩固皖西苏区。（《皖西分特委关于军事、政治、党的组织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1月23日）

3、六安中委的结束及其沿革

中心县委曾多次向中央报告，要求在皖西成立特委，以加强对所属各县的领导；在特委正式成立以前，扩大中委的权力，直接指导该中心区域各县的工作。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皖西建立特委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越来越显著。

1930年12月上旬，薛英随红15军到黄安七里坪时，适中央特派员曾中生召开原鄂豫皖边特委和各县县委负责人会议，建立中共鄂豫皖特区临时委员会，决定在皖西成立分特委，遂派薛英回皖西与姜镜堂两人着手组建。

1931年1月20日，薛英、姜镜堂会同六安中委召集所属各县及商城行委在六安金家寨召开联席会议，成立皖西分特临时委员会，指导六安、霍山、合肥、英山、霍邱、寿县、舒城、桐城、潜山9县工作。商城原归豫南分特指导，因有白区阻隔，联系不便，而六霍商苏区连成一片，在客观上需要有统一的政权与军事指导机关。根据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常委余笃三于1月10日左右在商城与红1军、15军前委、商城行委及姜镜堂、薛英等同志商决，商城暂归皖西分特指导，并建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东方办事处及军事委员会。1月20日的联席会议讨论了苏区与非苏区的工作计划，选出王义中、张德山、姜镜堂、曾泽民、杨季昌、薛英、舒传贤、岳凌云、仲德、冷清为临时分特委员。联会决定会后两个月的中心任务是：召开正式党员代表大会，恢复原有苏区，整顿并扩大党的组织，改造各级苏维埃政府，建立各业工会与雇农工会贫农团，集中武装力量，统一指挥；皖西分特临委一方面受鄂豫皖特区临委领导，一方面因与黄麻交通不便，可受中央直接领导，并要求在皖西成立正式的特委。联会还决定成立皖西分特妇女委员会，岳凌云任书记；将六安、霍山两县合组一县，成立中共六霍县委，书记王义中；在白区设六霍前方办事处，主任潘计；在政权方面建立六霍革命委员会；撤销商城县行动委员会，恢复商城县委，书记黎本益；恢复商城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德山。此外，薛英还受共青团鄂豫皖特委的委托，帮助建立团的皖西分特临委，仲德任书记。

接着，皖西分特临委执委第一次会议召开，确定分工，决定姜镜堂任书记、王义中负责工人部、杨季昌负责组织部、薛英负责宣传部，同曾泽民共5人组成常委；姜镜堂、曾泽民、吴荆赤、胡植、毛正初5人组成皖西分特临时军事委员会，姜为主席，曾为副主席；王义中、曾泽民、杜旭恺、张德山、薛英等为鄂豫皖区苏维埃政府东方办事处执委常委。（《皖西分特委关于军事、政治、党的组织情况给中央的报告》，1931年1月23日）至此，中共六安中心县委的工作正式结束，原红1军前委与中委商决为恢复苏区而组建的六英霍行动委员会也相应撤销。但六安中委卓越的工作为皖西分特临委及后来成立的皖西北特委、道委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