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将剩勇追穷寇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1949年4月，国民党军败退江南，中国人民解放军胜利渡江。江北解放区群众欢欣鼓舞，努力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参加随军担架队，积极运送军粮物资，掀起轰轰烈烈的生产支前热潮。可大别山麓却不时传来阵阵刺耳的枪声，这是流窜的武装匪徒正在行凶作恶，乍暖还寒，老百姓的心又收紧了。

大别山区匪祸一向严重。此时由国民党残余地方武装、地主恶霸组成的反动民团与土匪流寇相纠结形成的政治土匪，残害群众，对抗人民政权成为这一时期大别山匪患的显著特点。

1949年5月，大别山区国民党正规武装已败逃，国民党“华中剿总”司令长官白崇禧为在大别山开辟所谓的“第二战场”，急派原籍固始，曾任国民党军九十二师师长的汪宪，率特务分子樊迅、马君慈等潜回大别山区，在金寨七邻乡白水河成立“豫鄂皖边区人民自卫军总司令部”，汪宪自任中将总司令，樊迅为副总司令兼参谋长。为拉拢地方实力派，汪还任命曾任六安专署保安副司令兼立煌县长的袁成英为第二副总司令兼立煌挺进支队司令。汪宪匆忙整编残余保安团队，纠集地主民团，收编股匪帮会，网罗散兵游勇，拼凑成14个支队，近2万匪徒，对外号称“十万铁兵”，台湾国民党电台也吹嘘“大别山有20万游击队”。其中活动在皖西区的就有7个支队，加上散匪约达8500多人。汪宪大肆吹嘘“收复鄂豫皖边界各县指日可待”，向白崇禧邀功请赏。正败逃广州的国民党当局和白崇禧对这伙集军特匪为一体的乌合之众寄予厚望，除封官许愿外，还4次派飞机空投电台、物资及30多万发子弹，为他们加油打气，妄图利用大别山横亘三省的特殊政治地理环境，开辟“敌后战场”，以配合其梦想中的“反攻”。

乘我军主力南下之机，汪宪指挥匪徒大肆骚扰破坏，袭击我基层政权，劫杀我小股武装；组织“摸瓜队”“暗杀团”残害革命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操纵反动道会门造谣惑众，进行反共宣传；疯狂破坏交通，焚烧粮站，劫夺耕牛，破坏生产支前；颁布“三杀令”，强迫农户实行“连保”“连坐”以控制群众。

活动在皖西地区的股匪张明华部在椿树岗、枣树店一带纵火烧死群众25人，抢走耕牛69头。吴曙光、杨子文股匪不仅袭击丁集、独山、双河等地区、乡政府，还从大王庙、庙岗头仓库抢去公粮数万斤。“淮河挺进支队”司令、惯匪岳歧山一次就活埋我干部群众24人，围攻长集区政府又残害干部战士37人，抢劫高店公粮10多万斤。匪首陈新民杀害我天堂区工作队员30多人。

嗜杀成性的顽匪对被捕的干部和群众积极分子一律采用活埋、剥皮、剜心、点天灯等酷刑加以虐杀。匪首还无耻地宣扬要“天天过年，夜夜结婚”，股匪所到之处奸淫虏掠，十室九空，残害妇女就连少女老妇也不放过。大别山麓顿时笼罩在腥风血雨之中，惨遭蹂躏的群众痛苦地呼唤：

秋天里呀稻子黄，

乡保队奸淫又掠抢；

解放军快来救百姓呀，

苦难中的人们盼天光！

早在4月，皖西军区即成立了六安剿匪司令部，以军区和三分区的部队为主力，配合各县区武装对流窜在皖西境内的股匪开展清剿。湖北、河南两省地方部队也先后开展了地域性清剿。各地股匪均受到沉重打击，到6月底皖西歼匪2636人。汪宪在给白崇禧电报中无可奈何地发出了“士气消沉，民心观望，卑职恐难潜伏于大别山”的悲鸣。

但困兽犹斗，由于三省分散清剿，为熟悉环境的顽匪提供了可乘之机，致使股匪四处流窜无法全歼。针对匪情变化，上级决定三省联合会剿。8月，在武汉召开了首次剿匪工作会议，成立鄂豫皖边区剿匪总指挥部，任命熟悉大别山情况的湖北军区副司令员王树声为剿匪指挥部司令员，统一指挥大别山区的清剿行动。会议还确定“军事清剿，政治攻势，发动群众”相结合的方针，集中军政力量，分片密切配合，在内线进行突袭和驻剿，在外线组织联防、封锁堵截，以半年时间肃清大别山区的股匪。

为此，三省分别成立南线、北线、东线三个剿匪指挥部。东线指挥部设在金寨麻埠镇，皖北军区司令员梁从学任司令员。剿匪部队除皖北军区及六安、安庆军分区的武装外，三野七十一师也配属东线指挥部。与此同时，北线和南线剿匪部队也作了相应部署。于是一张天罗地网就此落在了匪徒们的头上。

“擒贼先擒王”。9月5日，边区剿总一声号令，三省剿匪部队就像三支利箭直指金寨匪“自卫军”老巢，以摧枯拉朽之势打掉了匪指挥机关。顽匪一触即溃，一个个如丧家之犬四处奔逃。到15日，仅东线已俘匪720多人。但狡猾的汪宪、樊迅、袁成英等匪首却趁乱分散潜逃，成为一大隐患。剿匪指挥部决心充分发动群众，穷追严查，务求将血债累累的匪首全部缉拿归案。

针对股匪化整为零，潜逃深藏，剿匪部队开始采用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战法分片驻剿，除适时集中兵力重拳出击外，还组织精干便衣分队化装侦察。对匪活动区控制要道，严密封锁，白天看烟、夜晚观火，发现匪踪、连夜包围，一处打响、各方支援，发动突袭、务求全歼。在20多天时间里东线又歼匪1400多人，匪首纷纷落网，可汪宪一伙仍杳无音信。

9月30日，在金家寨西南帽顶山一带驻剿的二一三团一营三连，按照匪报务员的口供抓到了匪参谋段长胜，然后顺藤摸瓜又抓到了与汪宪直接联系的土霸汪建堂。汪交待了汪宪隐藏的地点以及他和汪宪老婆联络的方法。在他带领下，战士们从帽顶山半山腰一座低矮的草棚里抓到了一个脖颈雪白，脸皮却涂得黝黑的“哑巴”女人，原来她就是汪宪的老婆。起先她还装疯卖傻，哭喊撒泼，经过反复耐心的政策教育，在我们优待俘虏的保证下，汪宪老婆终于像泄了气的皮球，无可奈何地供出汪宪的藏身之处。

听说汪宪就躲在帽顶山狮子洞，战士们顿时精神百倍，不顾疲劳直扑汪宪藏身的山洞。起先汪宪一伙还朝外胡乱打枪，企图顽抗。被激怒的战士大喊：“缴枪不杀，优待俘虏，再不投降就要扔手榴弹了！”“我们投降，我们投降！”洞内一阵纷乱，10个土匪先后举着手从洞里爬了出来。最后一个身体细长，脸色青白，头发蓬松的家伙就是几个月前还趾高气扬的土匪司令汪宪。

追捕匪副司令樊迅的某部一连，查到了樊的联络点，当小分队赶到时却扑了个空。正当战士们沮丧地返回驻地时，却打听到郑家弄肉铺有土匪抢夺猪肉的情况。指战员顿时来了精神，转过来找到肉铺老板，问明了情况。在老板指引下，冲进后山土匪隐藏的茅屋，不费一枪一弹就将狼吞虎咽正在争食猪肉的樊迅、马君慈和他们的卫士们一并擒获。

汪宪被捕后，袁成英的马脚也跟着暴露，剿匪部队根据举报，将隐藏在帽顶山松林杂草中的袁成英团团围住，这个在皖西军政界混迹多年的地头蛇也乖乖地做了解放军的俘虏。

两大匪首被擒的消息迅速传遍大别山区，山内山外一片欢腾。剿匪总指挥部也发出了胜利的《捷报》，指出“汪、袁两匪此次被我活捉，实为我省人民除了两大害，并象征着大别山匪特基本上宣告死亡，残余散匪次要匪首的彻底消灭的日子已近在眼前了。”

匪十一支队司令陈新民光身从被我包围的山洞里仓皇外逃，被击成重伤。这个杀人如麻的匪首色厉内荏，临死前还哀求道：“有医院吗？杀我不？”

特务分子副司令彭楚才虽然胁迫卫士以全家人的性命来掩护他，但还是被机警的指战员将他从藏身的土坯床肚里掏了出来。

靠反共起家的第一支队司令冯春波狡诈成性，凭借地形熟悉，几次追捕都被逃脱。10月28日，冯春波被剿匪部队包围，他心存侥幸，企图向搜索部队后方逃窜，由于防范严密，冯匪未能逃脱，终于被剿匪部队从螺丝畈水沟草丛里活捉。此后，匪三支队司令员吴砚田，四支队司令郑荣波，五支队司令顾东郎，六支司令兼立煌、商城、固始三县联防司令张天和、七支队司令兼六安县长阮志凌等匪首也相继被捕获。

匪首被擒消息迅速传开，极大地鼓舞了群众，解除了顾虑。群众怀着对匪霸的深仇大恨，积极参加农会和民兵组织，主动配合剿匪部队巡查搜山。金寨垒山乡组织2000农民围山搜捕，终将藏匿深山的匪首方临杰活捉。汤汇上山搜捕的群众多达数千人。匪立煌挺进支队团长潘澍师穷凶极恶，在麻埠杀害我干部群众多达100余人。大搜捕时他被困山中，饥饿难忍，下山觅食时被围山群众发现擒获。逃逸的匪首在军民联防中纷纷落网，残匪心惊肉跳，藏匿更深。敌变我变，剿匪指挥部及时调整剿匪思路，在进行军事打击的同时，充分发动群众加强政治攻势，使剿匪战果不断扩大。

在政治攻势中各地普遍采用张贴布告、召开祝捷大会等方式，宣传我军战果，引导残匪认清全国即将解放的大好形势，破除幻想；严格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的宽严政策，反复宣讲，进行前途教育，为匪徒指明出路，对投降和捕获的匪特不打、不骂，对被胁迫挟持的一般匪徒经教育后交保释放，对罪大恶极且又负隅顽抗者，则召开公判大会，宣布罪行，严加惩办，从而加速了股匪的分化瓦解；此外还组织投诚人员现身说法，以亲身经历动员匪徒携械投降；召开匪属座谈会，反复交待政策，解除顾虑，动员他们上山劝降。

经过军事打击和群众性搜山，山上山下已无股匪的立足之地，再加政治攻心，匪徒士气崩溃，纷纷自首。土匪班长卢本初经过教育后率部投降，受到宽大处理。匪排长见状，也于第三天带领14人投降。就连一些匪首也自感穷途末路，被迫投降。靠杀害红军家属起家的匪立煌自卫团团长、五支队副司令员周香波被剿匪部队和群众逼得走投无路，只得带上劝降信投降。特务分子国民党立煌调查室主任王述言隐藏在乱石丛林中，因送饭的岳母被群众监视，饥饿难熬，被迫携枪投降。就连反共老手、立煌挺进支队副司令黄英也于12月12日带着卫士一起投降。政治攻势威力无穷，经过耐心细致的政策攻心，11月份大别山区匪徒投降人数已达5310人。

    当春天再一次降临大别山时，经过半年的三省会剿，大别山区已歼匪15413名。匪首大都在战斗中毙命或被俘。在逃的匪支队司令岳歧山、周醒民也难逃人民的法网，在1951年的镇反中先后归案。剿匪主力部队七十一师、一二六师等部在胜利完成剿匪任务后，分别召开祝捷大会，在庆功凯歌声中告别了大别山老区父老乡亲，踏上新的征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