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炎培四川会理考察轶闻两则

民国时期的国民参政会于1938年7月在汉口召开，一百五十六名参政员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等决议案，发表了《国民参政会首次大会宣言》，并选举了张君劢、左舜生、曾琦、董必武、秦邦宪、陈绍禹等二十五人为驻会委员。黄炎培亦是国民参政会的一员，国民党为了粉饰民主，组织了这次川南视察。

1939年(民国28年)，黄炎培先生以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出任“川康建设视察团”副团长，作蜀南之行，于5月31日抵达四川会理视察，下榻于县城东北角科甲巷内益都会馆(即成都会馆)的“时园”(又名“复园”)里。

会理僻处川南，当时还保持着古老的旧貌，但由于川滇军阀争夺地盘，迭遭战乱，害得城乡百姓苦不堪言。在这样的社会现实触动下，引发了黄炎培先生无限感慨，生动地把会理喻为“一个破落的大富户”，其寓意现实而深刻，成了上世纪30年代会理的真实写照。

黄炎培先生下榻的“时园”，是会理城内著名的园林之一，黄炎培先生就下榻在园内的船形楼阁上。6月4日晚，他正在灯下回想着一路上的所见所闻。忽然寂静的夜空中，传来一阵杜鹃的啼鸣，他有感于心，提笔立成长歌一首，题曰《会理杜鹃》:

“安宁河畔天忘暑，会理城头鹃啼苦！如怨如慕，如泣如诉！朝朝暮暮，风风雨雨，漫认作千年杜宇！是百万同胞，困于弱，困于愚，困于贫，以致死于病，无人调护；死于匪，无人防堵；死于饥，无人收抚。聚无数孤魂，化作冤禽，啼向画堂深处。要满城文武，趁酒酣饭饱余闲，一齐听取！多仗枝头好友，声声相助:杀人者鸦片，谁种谁收谁卖？‘行不得也哥哥！’‘快快布谷，快快布谷’，都不是寻常鸟语。余音缕缕，向吾辈一群游侣，问诸公何所为而来？何欢为而去？”

次日，黄炎培先生一行离开会理之前，他才将此诗示人。此诗一出，满城争相传诵，无不盛赞先生对当道者痛下针砭，对百姓关怀同情的崇高风骨。

这首诗曾由先生编入《蜀南三种》，于1941年出版。

黄炎培先生在会理时间虽短，却常漫步于街头，从形形色色的人流中，体察人民生活和社会状况。6月3日上午，他为城区4所小学的师生演讲后，从北街步行返回住地。忽然看到一处街沿上高高地站着一个手持木杆秤的商人，被一大群高举着一筒筒白色物件的妇女围着，一个个喜笑颜开地挤成一团。他深感奇怪，命随员前去询问。不久，就随着过来一个身着长衫的中年商人，对他深深鞠了一躬，并自我介绍名叫花景春，说这些妇女是来他商号门前“掉布”的。

“掉布”是会理特有的一种商业行为，是经营土布业的商人与生产者(织户)之间以原料换成品，酌补工钱的交易方式，乃土布产销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土布是与洋布相对应的名称，凡用传统木机手工织的都叫土布，铁机织的宽布才称洋布。会理生产土布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明朝永乐年间，就开始以所属迷易(今米易)、披砂(今宁南)等地所产棉花自纺自织，以供军需民用了。但当地织户多为穷家小户，无力买足上机的洋纱，每牵一机，最多不过十来件布的经线，且多为借债、请会凑的本，都希望多织快织来扩充纱本，填会付利。由是，“掉布”这一形式应运而生。因为手工织布的洋纱都要用米浆或淀粉上浆，以增强纱的硬度，便于投梭(或拉梭)编织，织成的土布比实际的纱增加了浆水的重量，“掉布”时则是按布的重量换给同样重量的棉纱，并补以少量工钱。这对织布者既增加了纱本，又有工钱收入，对商家来说既能将零星的个人产品“掉”到手里，又能以浆水补偿和工钱去刺激生产，也多少带有一点扶持织户，扩大生产的作用。而且将土布染整后，销路很广，利润是非常可观的。所以布商对织户既要供给好的棉纱，秤上更要公平，工钱也宜优厚，才能得到织户的信任。

经过花景春的介绍，黄炎培先生对“掉布”大为赞赏，说这是发展手工业的极好方式，互利互惠，公平合理。花景春喜好读书写字，早知道黄先生是清末举人，文章道德均世所敬仰，又见先生平易近人，所以提出想请先生书题数语，以作纪念。黄先生慨然应允，即以其平时练字的笔砚和宣纸，即兴书写“偶然当众谈心事，似与先生有夙缘”一联相赠。

解放后，花景春先生为县政协委员，此联亦交由县文管部门保存，在他86岁去世前，还常常说起这件深以为荣的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