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被迫离开中共中央领导岗位始末

瞿秋白在其绝命之作《多余的话》中写道：“我第二次回国是1930年8月中旬，到1931年1月7日，我就离开了中央政治领导机关，这期间只有半年不到的时间。可是这半年对于我几乎比五十年还长！人的精力已经像完全用尽了似的，我告了长假休养医病———事实上从此脱离了政治舞台。”这半年长于50年的日子，正是六届三中全会至四中全会期间，这短暂而又漫长的日子，正是党内斗争的极不平常时期。王明在米夫的扶植下，夺得中共帅旗，成为最大的赢家，而瞿秋白则蒙冤受屈，倍受打击，受到极不公正的待遇。

瞿秋白惊讶起来，

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

李立三是建党时期的共产党员，由于出色地参与领导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1925年冬，他以工人领袖的身份，出席在苏联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大会。中共五大时，他成为中央委员。中共六大时，他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进入中央领导核心。此时，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工人出身的向忠发。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批判了瞿秋白左倾错误，瞿秋白心悦诚服地承认错误，党内多数同志也在批评左倾错误的同时，接受了教育，端正了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但李立三无视左倾错误的血的教训，仍然拒绝承认中国革命处于低潮。1930年1月，回国后的李立三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十次会议决议的决议》，其中说，党内“右倾机会主义的危险，乃更加严重”。并警告说，“右倾危险，是有它的客观的强大的基础”。在他的反右倾、反调和的高调之下，他的大胆的冒险计划，已在积极酝酿之中。

他的理想是狂热的，而性格又是粗放的，这就必然导致在领导中国革命时，判断上的轻率，作风上的专断。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

这个决议说：“中国革命有首先爆发、掀起全世界的大革命，全世界最后的阶级决战到来的可能”，“在这一最后的决战当中，可以取得我们的完全胜利”。李立三提出，以武汉为中心，从南到北，发动武汉、广州、上海、南京、天津、北京、青岛、大连、哈尔滨的城市大罢工和总暴动，并引起帝国主义与苏联的战争，以实现世界革命到来。

当这个决议送到莫斯科时，瞿秋白惊讶起来，李立三简直是发疯了。这个发疯的冒险计划，当时在国内就遭到何孟雄、林育南等的反对，而此时的李立三，眼中所见的是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乃至世界革命的全面到来，怎容得别人的不同意见，他专横地压抑不同意见，对何孟雄、林育南等，则当作右派给予处分。

在党内讨论六月决议时，共产国际远东局驻上海代表罗伯特率先表态，反对这一冒险计划。这可惹恼了李立三，他立即致电远东局，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要求调走罗伯特，甚至要求改组共产国际远东局。

在没有得到共产国际同意的情况下，李立三部署了武汉、南京和上海的总暴动，特别强调这“不仅是中国革命的关键，而且是世界革命的严重问题。”他还异想天开，希望得到国际援助，“苏联必须积极准备战争”，“蒙古在中国暴动胜利时，应在政治上立即发表宣言，与中国苏维埃政权联合，承认蒙古是中国苏维埃联邦之一，紧接着大批出兵进攻北方”，“西伯利亚十万工人迅速武装起来，加紧政治教育准备与日本帝国主义的作战，从蒙古出来，联合中国，向敌人进攻”。

他明知这样做，是违反共产国际纪律的，却不以为然地说，国际不了解中国革命发展趋势，忠实于共产国际、遵守纪律是一回事，忠实于中国革命又是一回事。并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国际说话。

红二军攻打武汉的战役，作为立三暴动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开始便严重受挫，部队1.6万人损失1.5万人，丢失了洪湖根据地。中共地下组织相继被敌人破坏，据国民党《武汉警备专刊》所载资料统计，从1930年6月到12月，有60名共产党员被捕，其中省委级干部5人。白区党的工作，遭受前所未有的损失，不仅武汉，上海、南京、天津等地党组织也受到极大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倒在敌人的屠刀之下。立三路线尽管时间短，因其推行之雷厉风行，所造成的后果是灾难性的。

王明写的小册子说，

瞿秋白不能领导全党工作

1930年7月23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通知瞿秋白和周恩来参加会议，严厉批评李立三的错误，并专门作出《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七月决议的精神非常明确，即中国革命有高潮期，但是，目前仍然处于低潮期。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候，共产国际先后派出周恩来、瞿秋白回国处理和解决立三的左倾错误。

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于9月24日至28日在上海举行，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周恩来传达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李立三承认了错误，瞿秋白作了总结，即《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这份由瞿秋白起草的文件，首先表示同意共产国际的决议，指出立三把“中国革命发展的速度估量得过分了”，“又把敌人的力量估计太低”了。瞿秋白认为，立三错误在于，对中国革命形势判断上，发生了偏差，即“最近三个月来的估量是不切实，因此策略上工作布置上也就发生不正确的地方”。

三中全会终止了立三路线的发展，将革命从盲动和冒险中拯救出来。中央决定中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打大城市的计划，取消总行动委员会，恢复党团工作。在瞿秋白的主持下，中央作出两个决议，即：《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和《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决议》，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指出立三路线是策略上的错误，也就是表现在“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和争取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

瞿秋白在处理立三错误时，多少有些文人的风格，不像李立三那样的大刀阔斧，他只是要求李立三作了检讨，而对追随立三路线的干部，一个也没有追究，就是在组织调整时，也是基本维持原先的中央政治局，甚至李立三，也仍然保留政治局委员，只是政治局常务由原来的五名改为三名：向忠发、周恩来和瞿秋白，瞿秋白成为中央的实际负责者。

然而，他的这种做法自然不能为共产国际所理解，因为，在他们看来李立三不仅是策略上的错误，而且是政治路线的背离。路线斗争从来就是生死大搏斗，可是，瞿秋白所纠正的仅仅是立三的策略错误，而不是共产国际所希望的，“集中火力反右倾”，于是，他便注定要招惹来政治麻烦。

果然不过两个月，11月16日，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的来信，指出，李立三不是策略上的错误，而是政治路线上的错误，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的错误。接到国际来信，瞿秋白立即找李立三谈话，传达国际的指示。11月22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对李立三的错误作出补充报告，明确指出李立三犯的是路线错误，12月22日，中共中央在96号通告中，正式提出“立三路线”的概念。

此时，王明通过不正常的途径，已先于中共中央知道国际决议的精神。他立即按照国际决议的口径，修改他的纲领性文件《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全文六章，其中第五、六两章将近三万字，几乎都是专门批判瞿秋白。文章颠倒黑白，罗织罪名，就是要将瞿秋白在政治上置于死地。文章说：“维它（瞿秋白的化名）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而三中全会后又在“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

这本小册子甚至公开地赶瞿秋白下台，说：“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导全党工作”。他提议，“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时的中央的领导机关”，至少要“对政治局的成分应有相当的态度”，王明欲取而代之，已经有点迫不及待了。

瞿秋白检讨，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

瞿秋白本着与人为善的态度，对李立三就错误而言错误，一点也不夹杂个人的情绪，他甚至以推己及人的态度，为李立三开脱说：“假定‘六大’之后，留在中国直接领导的不是立三而是我，那么，在实际上我也会走到这样的错误路线，不过不至于像立三这样鲁莽，也可以说，不会有立三那样的勇气。我当然间接的负责立三路线的责任。”别人倒了霉，非但不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反而在逻辑推理上，额外地承担起责任。这就是瞿秋白。

三中全会后，李立三奉召去苏联学习。12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李立三的检查后，作出《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全盘否定三中全会，给三中全会定了七条原则错误，甚至说，三中全会的领导机关表现出“不健全的两面三刀的空气。”共产国际主席团会议的七名委员，众口一词地批评三中全会，给瞿秋白加的罪名是，“无原则的领导了三中全会”，“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等。似乎李立三没有什么错，而瞿秋白却成了缺席被告。

同时，共产国际主席团大肆吹捧王明等，称赞他们“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是“为国际路线而斗争”的“很好的同志”。他们之所以“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主要是“小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与此同时，米夫已到达中国，正紧锣密鼓，全力扶持王明等上台。

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伊斯基在会上有针对性地说：“两面派是现在最大的仇敌”，他希望“立三同志要帮助揭破这个痛疮，揭破这种小团体的情形，破坏中国共产党的小团体状态。”谁是两面派，谁又在搞小团体？显而易见，曼努伊斯基批评的就是瞿秋白。共产国际的态度自然而然地影响着与会的中国同志，张国焘、黄平和蔡和森参加了会议，他们都要循着共产国际的态度，作例行性表态发言。

张国焘在会上说，“三中全会是秋白同志领导的，有了两面派的对待共产国际的态度”。蔡和森在会上说：“谁是真正的小团体？真正小团体的代表是秋白同志。”

曼努伊斯基既然让李立三去“揭破这个痛疮”，李立三也就顺竿而下，说自己的错误，“是在秋白同志影响之下”。李立三做了最不该做的事，就是附和曼努伊斯基，说：“我现在了解了：秋白同志的确用了两面派的手段。———他在三中全会上的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党的利益放在第二位，而私人小团体的利益放到了第一位。”

瞿秋白的“调和主义”，说到底，是他太温良恭俭让，也就是说在处理立三错误时，没有按照共产国际即苏共党内斗争的模式，将李立三的错误升格为“右倾机会主义”或别的什么危言耸听的反动路线，没有对李立三本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可是，他的善良换来的又是什么呢？那就是他在缺席的情况下，任人批评指责，甚至李立三也说了许多不该说的话。

背着“调和主义”、“小团体的代表”和“两面派”的罪名，瞿秋白不可能再担当中共中央负责人，于是，米夫登场了。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集中批评立三路线，批评三中全会的“调和路线”。而此时李立三在莫斯科，只有瞿秋白成为活靶子，受到会议的无情批判。会议撤消李立三、瞿秋白的政治局委员，根据米夫的旨意，将“最出色”、“最有才华”的王明，推至中共中央领导核心。

四中全会后，对瞿秋白的清算远没有结束。米夫和王明把持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他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期间的问题作出决议，指责他以派别行动对王明等人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等，一顶顶唬人的帽子向他压来，他欲辩不能，失却话语权，只得默默忍受屈辱，接受所有的指责，承认自己的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甚至违心地承认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他又能说些什么呢？谁又让他说些什么呢？米夫、王明的政治高压之下，他只有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我们在了解这一历史的真实后，就不难理解《多余的话》中出现的如下话语：

“老实说，在四中全会后，我早已成为十足的市侩———对于政治问题我竭力避免发表意见，中央怎样说，我就依着怎样说，认为我说错了，我立刻承认错误，也没有什么心思去辩白，说我是机会主义就是机会主义好了；一切工作只要交代过去就算了。”

“1931年初，就开始我政治上以及政治思想上的消极时期，直到现在。从那时候起，我没有自己的政治思想。我以中央的思想为思想。”

“我有许多标本的‘弱者的道德’———忍耐、躲避，讲和气，希望大家安静些，仁慈些等等。”

四中全会后，他告病留在上海。3年的时间，他和鲁迅在一起，又回到他称之为自己的家———他所愿意做的文学研究和创作，度过他36年短暂生命中的“最惬意的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