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在湖北早期传播路径及早期党的活动

　　湖北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湖北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时间要比北京、上海稍晚，但宣传的规模、成效、影响都比较大。

　　十月革命爆发后，1917年11月13日，《汉口新闻报》刊发英国路透社关于俄国政变的新闻，并转发编者按，认为十月革命的发生是“素受专制压力之民气因郁勃而发，震荡不可遏，亦刺激使然”。这是湖北媒体对十月革命的最早评论。此后，湖北《国民新报》、《大汉报》、《汉口新闻报》等媒体开始聚焦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此外，武汉优越的地理位置，还使它成为全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其他进步思潮的报刊集中地，《新青年》、《星期评论》、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时事新报》“学灯”副刊、北京《晨报》以及《少年中国》、《建设》等报刊在武汉均有代售点。

　　湖北先进分子在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中，主要利用了3种方式。

　　一是创建社团。

　　湖北传播马克思主义有代表性的社团是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

　　1920年2月，利群书社正式营业，出售《新青年》、《湘江评论》、《星期评论》、《时事新报》、《少年中国》等进步刊物。十月革命后，这些刊物刊登了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新青年》月刊有“马克思研究所”专栏，《湘江评论》则是当时公认的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国内最有影响力、见解最新的刊物之一”。同时，书社一些成员还和中华大学、武昌高等师范等校的进步青年合作，创办《我们的》、《互助》、《武汉星期评论》、《新湖北》等刊物，探讨社会改造问题，宣传社会主义学说。为拉近中国读者和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心理距离，书社还直接经销《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入门》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另外，书社还先后与上海《新青年》杂志社、长沙文化书社及《新潮》、《少年中国》等杂志社建立密切联系，使书社成为许多革命同志相互交流、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

　　二是创办普通学校。

　　1920年3月,董必武、陈潭秋在武昌涵三宫创办私立武汉中学。武汉以及湖北黄冈、麻城、黄安、沔阳、荆门、咸宁和河南新县、湖南平江、华容等地的进步青年纷纷前来求学。学校开设社会主义课程，组织学生课外阅读《向导》、《新青年》、《共产党》、《湘江评论》等进步书刊，向学生介绍俄国革命和马克思主义。学校开设社会主义课程，聘请陈潭秋、恽代英、刘子通、黄负生等授课或到校演讲，通过课堂教学和课外辅导向学生灌输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鼓励他们投入革命斗争。此外，学校还组织学生开办平民夜校和识字班，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群众宣传马克思主义，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鼓励他们投入革命斗争。由于董必武、陈潭秋等卓有成效的工作，武汉中学成为武汉乃至湖北地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据点，成为湖北及其周边地区传播马克思主义和培养革命干部的重要基地。

　　继武汉中学之后，又有陈潭秋、钱介磐等在武汉创办的共进中学，恽代英、林育南等利群书社成员在黄冈创办的浚新小学，吴德峰等在武昌创办的崇实中学。这些学校都在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是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

　　在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湖北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书籍的数量之多、影响之大，均走在全国前列。如恽代英翻译的《阶级斗争》、张冥飞编《劳农政府与中国》、田诚著《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等。1921年6月在汉口刊印的《共产主义与知识阶级》，力求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代表了当时国内马克思主义的较高水平。

　　中共湖北早期组织

　　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地——武昌民主路97号

　　原来这里叫抚院街97号，后来改名为民主路。

　　1920年8月，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赵子健、包惠僧、郑凯卿等7人在这里举行7人会议，成立了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武汉支部，推选包惠僧为负责人。

　　这是国内六个最早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之一。

　　会后租用多公祠5号作党组织机关，门前挂“刘芬（即刘伯垂）律师事务所”的牌子，掩护党组织秘密活动，这里一度成为革命活动的中心。

　　1919年2月，董必武在上海结识了李汉俊，从此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陈潭秋又在他们的引导下开始注意马克思主义，回到武汉后，董必武集资创办私立武汉中学，聘请陈潭秋任英语教员，他们以此为据点积极宣传革命思想。

　　1920年2月，陈独秀来汉讲学，宣传打破阶级制度。当年6月，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组织在上海成立后，李汉俊致信董必武，要他约请张国恩在汉筹建共产主义组织。与此同时，陈独秀指派刘伯垂回汉组党，刘与新闻记者包惠僧、校工郑凯卿取得联系，又分别与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秘密联络，随后吸收了当时思想较进步的赵子健，这才有了抚院街97号武汉早期共产主义组织的诞生。

　　1921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武汉赴上海参加中共一大，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董必武和陈潭秋返回武汉后建立了武汉地方委员会，湖北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组织。

　　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共存社

　　湖北早期党组织成立不到一年，在湖北黄冈又诞生了一个具有共产主义性质的革命团体。

　　黄冈白羊山并非名山，但山脚下的这座浚新小学当时却是远近闻名的新式学堂。而这里记载的一段辉煌历史更是白羊山永远的骄傲。

　　1921年7月16日至21日，以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李求实等为首的20多位热血青年，在白羊山下的浚新小学集会，讨论建立革命团体的问题。

　　20多位热血青年，经过认真讨论，通过大会决议，宣告成立新的组织。其宗旨是“以积极切实的预备，企图阶级斗争、劳农政治的实现，以达到圆满的人类共存为目的”。这个组织的名称叫共存社。

　　恽代英等人筹建共存社时，并不知道武汉已成立了中共早期组织，更没想到共存社宣布成立的第三天，中共一大就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消息传来，恽代英立即停止了共存社的活动，其成员分别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共存社虽然只存在了几天，但它为改造中国的不懈追求，为中共早期培养的一批优秀人才，却永远载入史册，恽代英，林育南、林育英、李求实、李书渠、廖焕星……这一串闪光的名字正是最好的说明！

　　中共一大中的5位湖北籍代表

　　在1921年那个炎热的夏天，在上海一栋普通的石库门房子里，一件开天辟地的大事发生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中国共产党在这里宣告成立！

　　参加这次具有划时代意义会议的共有15人。共产国际派来了马林和尼柯尔斯基列席会议。正式代表13人。这13人中竟有5位是湖北籍人士。他们是湖北黄冈人董必武和他的黄冈同乡陈潭秋、包惠僧，湖北潜江人李汉俊，湖北应城人刘仁静。

　　董必武，湖北黄安（今红安）人，早年积极投身辛亥革命，1919年初，赴上海参加革命活动与李汉俊相识。李汉俊向他介绍了俄国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并把从日本带回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著作给他看。董必武研读了这些著作思想发生了极大变化。在上海，董必武也结识了陈潭秋。

　　陈潭秋，湖北黄冈（今黄冈市黄州区）人。1916年考入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是武汉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与董必武结识后，董必武把李汉俊送给自己的马克思主义书籍介绍给陈潭秋。经过充分探讨和交流，他们共同确认了马克思主义道路。

　　李汉俊，湖北潜江人。他作为上海发起组的核心成员担负着与各地共产主义者的联络工作，是引导董必武、陈潭秋等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播火者。1904年，李汉俊东渡日本求学，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并结识了陈独秀、李大钊等一批中国进步青年，1918年回国后，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他在上海参加《星期评论》刊物的编辑工作，使该刊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和与海内外共产主义者联系的一个窗口。1920年8月，他与陈独秀、李达等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早期党组织。

　　包惠僧，湖北团风人。1919年，包惠僧在武昌结识同乡陈潭秋。1920年2月初，陈独秀来武汉讲学，他以记者身份两次采访陈独秀，并给陈独秀留下了深刻印象。1920年夏，陈独秀委托刘伯垂到武汉，先找了董必武，后又找了包惠僧，具体筹建武汉的共产党组织。8月，在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大会上，包惠僧被选举为书记。

　　刘仁静，湖北应城人。1914年，刘仁静在武昌博文学院接受中等教育，后又进入中华大学附中部学习，结识早期宣传新文化的恽代英，思想进步很快。1918年夏，刘仁静考入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下，刘仁静成为1919年五四运动的积极分子。刘仁静在北京大学还结识了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李大钊和邓中夏。1920年3月，刘仁静参与发起成立了北京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不久，他又成为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最初成员之一。

　　恽代英建社团寻找中国梦

　　1915年，以陈独秀等人为代表的一批激进民主主义者创办了《新青年》杂志，向社会传播民主与科学，拉开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序幕。

　　在武汉，一位叫恽代英的青年是推动这项新文化运动的先锋。恽代英，1895年8月12日出生于湖北武昌，1913年他考入武汉中华大学预科，开始接受无政府主义思想，1915年进中华大学文科攻读中国哲学。1917年10月，他和好友梁绍文、冼震、黄负生等创办了互助社，大家通过“以群策群力自助助人”，引导人们积极生活，寻找社会进步的方向。互助社是武汉地区诞生的第一个进步团体，也是中国最早的进步社团之一。

　　1919年“五四”运动后，武汉思想界异常活跃，各种新思潮蜂拥而至。

　　1919年秋，日本武者小路笃实的新村改良主义理论传入中国，一度引起了恽代英等人的浓厚兴趣，并组织了一个类似“新村”的团体，聚集一群有共同志向的青年，希望通过“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生活，实现用改良手段构建“伊甸园”式的“未来之梦”。这一设想立即得到了林育南、李书渠等11人赞同。1920年2月，一个宗旨为“为群助人、服务群众”的利群书社创办成立，以此实验共同生活，“书社成员从书报营业到膳食制作，一律自己动手，晚上便围灯而坐，促膝自省，检查自己一天里的所言所行”。

　　经销各种新思潮书刊是书社的主要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书社伊甸园的梦想被经济窘迫的现实所打破。这个时候，恽代英结识了陈独秀。1920年2月，陈独秀来汉讲学，宣传打破阶级制度，并将翻译英文版的《阶级斗争》的工作交给恽代英，这对恽代英的影响很大。他终于明白了，改良主义救不了中国，只有走苏俄革命道路，建立布尔什维克式的团体，才能改造中国社会。

　　郑凯卿——中共第一位工人党员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在全国50多名党员中，只有一名工人党员，他就是武汉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郑凯卿。

　　郑凯卿（1888～1966），武昌（今江夏）人。1920年2月在武昌文华书院当校工时，结识来汉讲学并住在文华书院的陈独秀。同年秋，陈嘱来汉筹建共产党组织的党员刘伯垂与郑等联系，郑因此出席武汉共产党支部(后通称武汉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会议，为支部唯一的工人党员，也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工人党员。曾任武汉社会主义青年团社会教育委员会、劳动运动委员会委员等职。1922年7月，中国第一个地方总工会组织——武汉工团联合会成立，任组织部秘书。1923年2月，参与领导武汉地区工人支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二七惨案后潜回家乡避难，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迫于生计，仍回文华书院当校工。抗日战争爆发后，偕全家人流落鄂西、川东，在颠沛流离中与家人失散。1941年到四川云阳大华炼油厂任事务员。1946年回汉，在武昌国立童子军师范学校当事务员。1949年后在武昌大东门合作摊亭工作，直至1959年退休。1966年11月15日在潜江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