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会战大别山北麓战场概评

武汉位于湖北东部，地处江汉平原东部，在长江、江汉交汇处，素有“九省通衢”之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从1938年6月12日，日军从安庆登陆时间算起，到10月25日中国军队撤离武汉，在这四个半月时间里，中日双方共投入兵力达一百四十余万，在这块中国腹地中心的土地上展开了一场震撼人心的大规模会战。武汉会战是抗战以来双方投入兵力最多、战线最长、伤亡最大的一次会战。在大别山北麓战场，中国共产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坚持独立自主、团结抗战、维护大局，与国名党携手合作、共赴国难、浴血奋战，重挫日军的嚣张气焰，有力消耗日军的有生力量，为武汉会战作出极大的贡献。

一、中日双方的战略博弈与军事部署

（一）日军的战略部署与作战计划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奉天（今沈阳），以武力侵犯东北。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正式开始。此后日本接连发动华北会战、淞沪会战、南京会战，妄图以武力逼迫中国投降，但同日本的预期相反，中国军民同仇敌忾、前赴后继、英勇无畏的进行殊死抵抗。日本为达到彻底摧毁中国抗战力量的目的，企图通过攻占华中战略枢纽武汉逼迫国民政府投降，或威逼不成以武汉之战为契机彻底消耗中国军队有生力量。因此日本谋划了进一步的对华战争。1938年1月20日，日本参谋本部战争指导班起草了《昭和13年（1938）以后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草案》，提出基本战略方针：“首先继续指导当前的对华持久战争，同时，断然推行昭和军制建设和整顿、加强国家整体力量，完成对苏中两国的战争准备。在此期间，继续注意和处理苏联的动向，同时，运用政略与战略迅速结束对华战争。”该计划约用4年时间完成。

事实早在1937年12月13日，日本攻占南京后，日本已经开始一方面发动强大政略、谋略攻势，期望国民党政府投降，另一方面积极为武汉会战作军事准备，以便在军事威慑不成功的情况下迅速进行武力征服。1937年12月14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指出：“进攻南京，是为了促使中国方面回到日华提携的道路上来。但国民政府毫无反省之意，因此，日本决心通过对亲日政权提携，对抗日政权彻底惩罚等方式，从根本上解决日华关系问题，由此，应彻底认识，真正的对华长期战争今日始。”这一段声明在政略和战略层面暴露出日本政府五个方面的野心，一是暴露出其将对华侵略需求包装成“合作”，妄想通过军事高压迫使中国在未来接受，即1937年12月21日，日本内阁会议在《关于日华交涉给德国驻日大使的复文》中提出，并由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转达的新的对华谈判条件。二是通过“亲日政权提携”，制造“中国内部分裂”假象，瓦解中国抗日合法性。1938年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史称第一次《近卫声明》）“帝国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的方针与“亲日政权提携”的政略本质是一脉相承。三是通过指控“国民政府豪无反省”，将国民政府反抗侵略的行动污名化为需要“惩戒”的罪行，粉饰日军侵略行径。四是通过“真正的对华长期战争今日始”，为长期战争公开化作宣传、准备。五是“根本解决日华关系”，实质是企图通过军事占领实现对中国资源、市场、劳动力的系统性掠夺，满足其军国主义需要。

为更好实现《昭和13年（1938）以后的战争指导计划大纲草案》计划的目标，1938年1月22日，日首相近卫在73届国会上谈对华政策时指出，为了结束对华战争，需要完成国家总动员体制。会议通过超80亿日元，同比增长140%的军费预算，及其他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等各方面的法令86个。2月18日，日本取消华中方面军，设立华中派遣军司令部，由畑俊六任司令官，为攻打武汉提前作准备。4月1日，日本颁布《国家总动员法》，日本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彻底军事化。同月，日本重新修订1925年制订的武汉作战计划，即华北日军沿平汉线南下，华中日军沿长江西进，两路夹击武汉。后因第一战区构筑防线较强、黄河决堤交通不便等因素影响，日军只能采取“以佯动牵制敌军”的策略，迫使日军放弃了华北日军沿平汉铁路南下计划。5月19日，徐州沦陷，日军打通华北、华东战场，进一步稳定了局面，为进攻武汉创造了有利的战略态势。

1938年6月18日，日本大本营下达进行武汉作战准备令。由畑俊六大将担任华中派遣军总司令，中将东久迩宫稔彦王担任第二军司令官，中将冈村宁次担任第十一军司令官，兵分两路进攻武汉。第二军的第十师团（师团长筱冢义男中将）、第十三师团（师团长获洲立兵中将）、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中将）等部队沿大别山向鄂北、豫南推进，从北面包围武汉，担任配合作战。第十一军的第六师团（师团长稻叶四郎中将）、第一〇一师团（师团长伊东征喜中将）、第一〇六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波田支队（支队长波田重一中将）、第三师团（师团长滕田进中将）、第九师团（师团长吉往良辅中将）、第十八师团（师团长牛岛中雄中将）、第一一六师团（师团长清水喜重中将）、第二十七师团（师团长本间雅清中将）等部队沿长江和长江南岸向武汉推进，从东面和南面包围武汉，担任主攻作战。日军同时将第十五师团（师团长岩松义雄中将）、第十七师团（师团长广野太吉中将）、第二十二师团（师团长土桥一次中将）、航空兵团（司令官德川好敏中将）、骑兵第四旅团（旅团长小岛吉藏少将）等主力部队编入华中派遣军战斗序列。此外日军还配备机枪联队、山炮联队、迫机炮联队、高射炮联队等部队支援作战。8月中下旬，日军第二军分兵两路开始进攻。北路沿安徽至河南光州一线向信阳推进，切断平汉线；南路沿安徽霍山至湖北麻城一线向武汉北面推进。日军第十一军分兵三路开始推进。北路沿长江北岸，中路沿长江南岸，同时向武汉推进；南路通过庐山，沿德安、永修一线推进。日军第二军、第十一军各路部队均遭中国军队阻击，双方伤亡惨重。

（二）国民党军队的防御体系构建

国民政府深知保卫武汉的重要性，基于战场形势、地理条件和战略目标的分析，权衡制定核心战略方针“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目前一些学者认为，这是国民政府消极抗战思想的体现。事实情况又如何？首先从地理位置看，武汉三镇汉口、武昌、汉阳地处江汉平原，无险可守，面对日军机械化部队，中国军队很容易被分割包围、逐一击破；从军事优劣看，日军已经先后取得淞沪会战、南京会战、徐州会战的胜利，此时不仅掌握着战场主动权，更是士气高扬，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甚至确定了“秋季进行汉口作战，接着就进行广东作战的方针”狂妄部署，而国民党军历经几次会战主力伤亡惨重，此时若再死守城市，不过是重复主力被围歼的命运；从战略选择看，6月9日国民政府提出“现在战局关键不在一城一地之能否据守，最要紧的是一方面选择有利地区，以击破敌人主力，一方面在其他地区以及敌军后方，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即“更利用大别山、九宫山、幕阜山、庐山等山脉配置重兵，预筑坚固阵地，及沿长江两岸鄱阳、大冶等沼泽地带，及田家镇、马当两岸构筑江防要塞与敌作战略上之持久战，并保持重点于外翼，争取机动。”构建纵深300公里的防御圈，通过梯次阻击延缓日军推进，力争“以空间换时间”把日军拖入消耗战，大大消耗日军有生力量；从社会层面看，当时武汉已是中国工业、政治中枢，如果不及时在武汉外围迟滞日军攻势，将大量的经济、工业、人力等资源西迁，直接守城抵抗，大量的物资资源将面临战火的摧毁，国民党将彻底丧失抗日资本。因此“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是当时现实情况下的“无奈之举”。后来实际战略部署中，中国军队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后来任命白崇禧为第五战区代理司令长官）、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和海空军各一部，共120多个师、100余万兵力，以武汉三镇为核心，依托外围自然天险构建了多层防御阵地，准备进行持久作战。一是第九战区负责布防长江南岸。其中，第一兵团由薛岳指挥，共25个师、25万余人，沿鄱阳湖西岸至南浔铁路（九江-南昌）布防，重点驻守德安、永修；第二兵团由张发奎指挥，共40个师、40万余人，沿九江至瑞昌、田家镇要塞布防，主要扼守长江南岸。二是第五战区负责布防长江北岸。其中，第三兵团由孙连仲指挥，共28个师、28万余人，布防大别山北麓六安、霍山、商城、信阳一线，阻断日军沿六安至信阳公路西进；第四兵团由李品仙指挥，共25个师、25万余人，布防大别山南麓黄梅、广济一线，阻击日军沿江西进。大别山北麓方面具体部署为第77军（冯治安）驻防霍山，扼守圣人山、大河厂隘口；第51军（于学忠）驻防六安，防守淠河西岸及独山镇；第71军（宋希濂）驻防叶家集（今叶集区）、固始，控制富金山、下板桥核心阵地。7月17日，白崇禧在商城城北的岳家祠堂设置指挥所，19日召集军事会议，决定“在山地险要之处，防守隘口阻敌窜入”“若敌西进”，应“诱敌于我之有利地形，全力消灭”。

（三）共产党敌后抗战的牵制

全国抗战爆发后，根据国共双方协议，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八省境内15块游击区的中国工农红军和游击队于1937年10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的一万余人，于1938年2月根据毛泽东致电：“积极深入敌后，在广大农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独立自主创建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先后到达安徽省内集结整训，随后即实施战略展开，在敌人侧后方广泛进行游击战争。同月，按照党中央、长江局和新四军的指示，正式将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支队下辖七团、八团、九团、手枪团和直属队，共3100余人。3月，四支队东进皖中、皖东地区，参加抗日战争。5月12日，四支队九团侦察队和二营四连在巢湖东南蒋家河口，伏击由巢湖驶来的两艘日军汽艇，共毙敌人32人，伤敌14人，缴枪11支、日旗一面，我方无一人伤亡，首战告捷，打响新四军华中抗战第一枪。此后到武汉陷落前，四支队先后与日军进行28次大小战斗，共毙、伤日军940多人，俘虏日军8人。从新四军开展游击战到武汉会战结束后的一个月，皖江南北的新四军历经大小战斗200余次，毙敌3000余人，扩大了影响，鼓舞了敌后群众，牵制了部分日军，整个新四军队伍也发展到2.5万余人。在全国抗战期间，新四军与日伪军作战2.46万次，毙伤俘日伪军47万多人，抗击日军16万人，占侵华日军总数的22%，抗击伪军23万人，占伪军总数的30%。同时新四军牺牲将士达8万余人，其中担任团以上领导的就有350多位。

二、正面抵抗日军侵略简述

1938年8月20日，日军第二军第十师团、十三师团、十六师团等部队10多万人在合肥、舒城一带集结完毕。日本军部正式下达攻击命令：“第十师团在击败六安附近之敌后，急速进入光州附近，大致准备向信阳方面作战；第十三师团在击败霍山附近之敌后，急速进入商城附近，大致准备向汉口以北地区作战；第十六师团逐步向固始附近推进。”25日，北路日军沿合（肥）六（安）公路向西进犯。26日凌晨，日军便衣队数十人、步兵二三百人向六安城东十里铺进犯。国民党第51军第114师抗击数小时，迟滞日军继续前进。27日晚，日军便衣队200多人进入六安城北关，遭守军痛击，退至北门外火柴公司。28日，日军3000余人在飞机、坦克掩护下，攻陷六安城。29日下午，日军由苏家埠、韩摆渡分路进犯，在炮火掩护下强渡淠河。30日，日军进攻康家埠、独山镇、黄油坊，国民党第51军第113师、第114师迎击。此后，中国军队在立煌县东北外围一线与日军相持。9月1日，日军先遣联队千余人进至叶集，与在此驻守的国民党第71军第36师的一个营发生激战，2日，日军攻占叶家集。

南路日军由桃溪经山南馆，于8月27日分别侵占霍山县但家庙、舒家庙。安徽省保安第五团和第71军迎击该敌，激战3小时，在但家庙、吴家冲形成对峙状态。当晚，占据吴家冲日军猛攻下符桥，国民党第77军等部由青山店南下侧击；侵占但家庙、下符桥日军大举进犯霍山城，国民党第132师和安徽省保安第五团在秦家冲与日军激战，毙敌甚重，为县城和附近群众转移赢得了时间。29日下午，日军数架飞机轰炸霍山县城，守城军队虽与入城敌人激战，但县城最终陷落。

8月30日、31日，驻霍山日军两次出动300余人分别向黑石渡和戴家河进犯，均被守军警备部队击退。此后3日内，日军200余人押送11只弹药物资船只经西河口沿淠河西进，被守军击毙100多人，沉船2只，俘敌3名。9月10日，日军步骑兵约1000人由霍山城进攻戴家河，在半边冲一带遭到国民党第132师阻击，死伤100多人。进犯黑石渡之敌200多人，也在城西项家台子被悉数歼灭。此后，日军半个月未出城。

9月25日，日军教导队1500多人出霍山城向西南进犯。国民党第138师、第171师各一部和安徽省保安第四团、八团在人民群众的支持下于鹿吐石铺一带迎击日军。激战至27日晚，共毙敌1370余人，俘敌特务营长以下数十人，缴获重机枪30挺、掷弹筒52枚，守军官兵伤亡410余人。此后，驻霍山城日军一直龟缩城内，直至10月13日全部撤离，转到合肥。

9月2日至11日，国民党第71军第36、61、88师，第51军第113、114师，第30军第30、31师，在立煌县、霍邱县、固始县边境的富金山一带阻击进犯武汉的日军。战斗持续十多日，共击毙日军4000余人，伤日军万余人，大大迟滞日军企图通过信（阳）叶（集）公路进犯武汉的计划。9月下旬，日军千余人从商城县长竹园窜到立煌县沙河西河桥一带，配合大股日军进攻武汉三镇。驻防于此的国民党第7军171师在当地群众的支持配合下，在康王寨与日军发生激战，歼其大部。

三、大别山北麓战争的重要影响

（一）重创日本军队，迟滞日军侵略步伐

武汉会战日军虽取得会战胜利，却也付出极大代价，死伤达20万人，在大别山北麓战场就死伤超4万人（含疫病减员），仅富金山、沙窝战役方面根据日方公布的数字，日军死4506人（将校级军官172人），伤17380人（将校级军官628人），合计21886人，一线主力大量减员，损失惨重。例如，日军最精锐的“常备师团”（即甲级师团）第13、16师团（都是制造南京大屠杀的主力之一，其中第16师团更是南京大屠杀“百人斩”事件主导者，屠杀战俘与平民数万人）在富金山战役中整体减员八成左右。第13师团在富金山战役中连续5次补充兵员，部分基层中队减员至40人左右，参与南京大屠杀暴行的日本老兵基本被歼灭，后来在小界岭战役中，第13师团又遭国民党第30军阻击40天，最终战斗意志彻底奔溃。第16师团增援富金山后，同样遭国民党第36师强力阻击，步兵39联队由2800人减员到800人以下，33联队甚至出现只剩14人的中队，连日军随军战地记者发回东京的消息都惊呼：“此役由于受到敌主力部队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战况毫无进展”“我军遇到强手，束手无策。”日军战死尸体皆“运叶集焚化，臭闻十余里”，可见战斗之激烈。大别山北麓战场的有效阻击，标志日军“翻越大别山”“北线迂回”的“速决战”计划的破产，被迫转向“持久消耗战”，直到10月25日国民党军队撤离武汉，北路日军才抵达麻城。大别山北麓战场实现了“从空间换时间”“歼敌于大别山地”的战略意图，大大迟滞了大别山地区日军的攻势，缓解了武汉方面的压力，为武汉工业设备、技术工人内迁重庆赢得关键窗口期，为保全当时中国工业的命脉作出极大贡献。

（二）国共深度合作，促成民族统一战线

面对日军侵略，国共合作不仅是军事层面，1938年2月23日，在共产党的提议和国民党桂系的支持下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1939年12月改名为第五战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简称省动委会）于六安成立，中共党员在省动委会身份的掩护下，积极恢复、发展党组织，中共力量发展迅猛，大别山区多达数十万有组织的群众在中共领导下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此后，六安抗战文学、新闻、出版、图书发行、宣传、教育、体育、卫生等文化事业得以蓬勃发展，为抗日救亡工作作出极大贡献。例如，在新闻出版方面，“中共各地组织也通过动委会推动国民党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创办报刊，相继办起了《六安日报》《立煌抗日小报》《舒城妇女》《霍邱日报》《霍山日报》等，营造抗日舆论。”安徽省广播电视台、《安徽日报》也分别于1940年7月12日、1943年9月1日在立煌县（今金寨县）创办开播、发行。在教育方面，立煌县当时大、中、小学校达到27所，培养输送大批人才和抗日青年。其中，安徽师范大学的前身，安徽省立临时政治学院（1942年下半年改名为安徽师范专科学校，1943年上半年改名为安徽学院）于1941年在立煌县创办，是当时省内唯一一所高等院校。从1938年下半年到1939年底，省动委会举办了干部人员补习班、“安徽省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共10期，培训和锻炼各类干部和人才达数万人。从1939年冬到1940年春，仅动委会系统就有3000多名干部和工作人员被派往皖江、淮南和淮北等地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例如，选派中共党员到国民党地方政府工作，有的还担任了领导职务。共产党员王光宇、张翼中分别担任霍邱县保甲人员训练班主任和教员，积极进行教育争取工作，发展了部分党员。经过训练的600多保甲人员，大部分积极支持与配合省动委会、工作团开展工作，使抗日民主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

（三）清算战争罪行，重塑中国军人气节

武汉会战期间的大别山北麓战场，不仅是军事防御的屏障，更成为清算日军罪行的重要战场，中国军队用血肉之躯硬抗敌军的飞机、大炮、毒气，对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军第13、16师团造成毁灭性打击，上述师团中南京大屠杀的主要实施者几近全歼，这种物理意义的消灭、复仇，不仅削弱了日军的作战能力，更是从精神层面宣告日本侵略者终将付出代价的历史必然。战场也重塑了此前“节节败退”的中国军人形象。例如，在商城县南黄土岭高地，第30军的一个连，从9月17日开始“无令不退，死守至10月5日”，最后仅存2人，仍坚持在阵地奔跑射击，制造多人作战假象以阻击日军，为主力在小界岭布防争取时间，直到奉命转移后仅1人存活。在小界岭主战场，第30军用手榴弹，最后甚至以白刃战的方式与日军飞机、大炮鏖战40天，自身伤亡万余人，部分阵地将士全部殉国。在富金山阵地前沿，第71军的一个营在叶集一小桥，阻敌一个联队千余人，日军数次冲锋未果，横尸百具，双方均伤亡惨重，河水竟被染红。在富金山主战场，第36师以自身阵亡万余人的代价死守阵地10天，直至奉命撤离只剩800多伤兵，这也是当时中国最后一支德械师，在此被彻底消耗殆尽。“一寸山河一寸血”，中国军人，依托险峻山地，以血肉之躯阻滞日军南下武汉，其惨烈牺牲、坚韧精神与战略价值，铸就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的不朽丰碑。1938年3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举行纪念孙中山逝世13周年和追悼抗日阵亡将士大会上曾说过这段话：“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和无数的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神圣任务当中光荣地壮烈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及无党派的人。我们真诚地悼念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