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在广袤的华中战场，大别山凭借其雄踞鄂豫皖三省交界的险要地势、深厚的革命底蕴以及丰富的资源禀赋，成为支撑持久抗战的战略枢纽。位于大别山北麓核心区域的六安（时称皖西，核心区域涵盖今六安市及金寨、霍山、霍邱、舒城、寿县等地），则因其独特的地理区位、历史积淀与现实条件，迅速崛起为安徽省乃至整个大别山区抗日斗争的核心地带。

 在长达八年的全面抗战进程中，六安绝非单纯的被动受灾区，而是主动塑造华中抗战格局的关键力量。它既是国共两党在安徽合作抗战的政治中枢，也是阻滞日军西进以拱卫武汉、坚持敌后游击作战的重要战场，更是向华中各抗日根据地输送干部、兵员与物资的战略基地。六安军民以巨大的牺牲和卓绝的斗争，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历史地位之关键、战略贡献之重大，具有重要的学术研究价值与现实纪念意义。

六安成为安徽暨大别山区抗战中心的有利条件

 六安之所以能在抗战烽火中承担重任，绝非偶然，是地理区位、社会文化和资源禀赋等多重有利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地理屏障：大别山区的天然战略依托

 六安地处安徽省西部，扼东南沿海与中原腹地之咽喉，素为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冲。抗战时期，其战略地位尤为凸显，东可俯视津浦铁路，西能扼守平汉铁路，南可控扼长江航道，北可威胁陇海铁路，遂成为拱卫武汉、维系华北与华中敌后战场联系的关键节点。境内大别山主峰巍然耸立，群山连绵，山地面积占辖区六成以上。地形复杂险峻，森林茂密，水系发达，层峦叠嶂的地貌与淠河、史河等纵横交错的河流，共同构成了抵御日军的天然壁垒。这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为开展灵活机动的山地游击战争提供了理想的天然屏障和广阔的回旋空间，极大地限制了日军机械化部队优势的发挥。

革命传统：深厚的社会动员根基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建党基地、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及人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六安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核心组成部分。1930年整编成立的红一军中有两个师属皖西部队，六安籍无产阶级军事家许继慎任军长后，实现了鄂豫皖边区军事指挥的统一。随着该地党、政、军领导体系的整合，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成为当时全国“六大根据地之一”。此后，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及独立团、游击队、便衣队等多支革命武装力量均发轫于此。

 长期的革命斗争锤炼了六安民众的斗争意识，孕育出108位开国将军，占安徽籍将军总数的83%，塑造了兼具顽强反抗精神与高度组织纪律性的地域品格。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六安地区的深入动员，更使民众阶级觉悟与民族意识空前觉醒。这种深厚的组织根基，在抗战全面爆发后迅速转化为全民抗战的动员优势，成为支撑持久抗敌的宝贵资源。

资源禀赋：持久抗战的物质人力保障

 六安气候温和，水源充沛，盛产粮、油、棉、麻、茶、茧、板栗、中药材等，素有“皖西粮仓”之称，1936年粮食产量达59.65万吨，占全省23.6%，是安徽省重要的农产品产区，为驻军和游击武装提供了坚实的后勤保障。同时，六安地区人口众多，抗战初期约290万人，民风淳朴刚毅，素有尚武传统，是重要的兵源之地,为持久抗战提供了人力保障。当时担任大别山地区中共地下工作的张劲夫曾回忆，大别山区党员就有约四万人，其中半数活跃在皖西。

 这些优势条件共同奠定了六安在抗战中的战略基石地位，使其成为大别山乃至华中持久抗战的重要支撑。

政治中枢：六安在安徽暨大别山区抗战的核心地位

 作为安徽暨大别山抗战的政治中枢，六安成为国共两党在安徽合作与角力的焦点，同时也是双方各自领导全省及大别山区抗战无可争议的指挥中心。这种双重中心的地位，在全国抗战格局中极为罕见。

  六安是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中心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内主要矛盾由阶级矛盾转向民族矛盾。在此背景下，1937年7月13日，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高敬亭与中共皖鄂边区特委书记何耀榜，依据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决定致函国民党“豫鄂皖边区督办公署”，倡议停止内战、合作抗日。同年7月15日，高敬亭派遣便衣队交通员将停战谈判函送达督办公署。时值国共两党中央进行高层谈判，卫立煌基于民族大义及对时局的研判，随即复电同意与红二十八军停战谈判。7月20日，何耀榜作为中共地方代表，与国民党督办公署代表刘刚夫、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代表郭副官在岳西县政府进行初步磋商。7月22日起，三方代表移驻岳西县青天畈汪氏祠堂，展开正式停战抗日谈判。经多轮磋商与辩论，谈判终获突破。7月28日，高敬亭（化名李守义，以红二十八军政治部主任身份）出席，何耀榜与刘刚夫在岳西县九河朱家大屋举行签约仪式，签署停战协议书。协议明确规定：双方立即停止敌对军事行动；红军改编为抗日武装；在岳西、霍山、潜山三县设立红军集结区域与办事处；释放政治犯；保障红军家属安全等核心条款。此举标志着鄂豫皖边区区域性国共合作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

 为统一思想、适应国共合作新形势，1937年10月下旬，红二十八军和地方党组织及其所属的地方武装共一千八百多人集中于红安县七里坪整训，暂命名为“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同年10月12日，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以下简称“新四军”）正式成立。1938年1月，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叶剑英赴七里坪，重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分析皖西、皖中战局，部署东进抗日及创建敌后根据地任务。2月中旬，遵照党中央指示，高敬亭将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边区红军游击队正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第四支队（简称“新四军四支队”）。3月8日，新四军四支队于七里坪举行东进抗日誓师大会。会后，支队下辖的七、八、九团及手枪团分路东进，于3月下旬会师立煌县流波䃥（今金寨县响洪甸水库淹没区）。3月底，七、八、九团继续东进，4月初抵达皖中。5月上旬，高敬亭率手枪团及后方机关东进，分驻舒城县西港冲、东港冲，并着手指挥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5月至1939年6月，舒城县遂成为新四军四支队在皖中抗日的领导和指挥中心。

六安是中共在安徽的领导中心

 为加强抗战中无产阶级的领导权，重建皖西老根据地各级党组织，1937年底，中共中央派遣曹云露、张如屏等人提前返回安徽工作。1938年1月，中共安徽工作委员会于寿县杨家庙成立，曹云露任书记。委员会随即在寿县、霍邱、六安等地恢复董积贤、曹云鹤、吴皓、李华封等人党籍，发展并壮大了党组织力量。

 鉴于抗战形势发展，为加强对安徽抗战的领导，中共中央指示开辟大别山区工作。同年4月，在中共中央长江局协助下，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共安徽省工委”）于六安成立，统一领导安徽省长江以北及大别山地区党的工作与抗日救亡活动，彭康任书记，李世农任组织部长，张劲夫任宣传部长，谭光廷任军事部长。面对日军进逼皖中，中共安徽省工委于6月西迁至立煌县桃树岭，8月再迁至立煌县白水河。同时，在中共安徽省工委的领导下，皖西各县党组织迅速重建与发展，党的队伍进一步壮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巩固。

 为贯彻党中央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广泛动员民众参与武装斗争的指示，1939年2月，中共鄂豫皖区党委在立煌县白水河成立，郑位三任书记，何伟任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彭康任宣传部长，张劲夫任民运部长，谭希林任军事部长。随着抗日形势的变化，区党委对各地党组织机构及辖区范围进行调整，积极发展立煌县委员会、六安中心县委员会、霍邱中心县委员会、霍山县委员会、中共舒无地委等党的组织，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地区的工作。1939年7月24日，区党委东迁至庐江县东汤池。同年11月中旬，因大别山区形势变化，中共中央中原局决定撤销鄂豫皖区党委，成立豫鄂边区党委与皖西省委，分别领导大别山区及周边地区的工作。1940年2月，中共皖西省委在立煌县白水河成立，李丰平任书记，下辖立煌、霍邱两个中心县委，为革命保存并输送了骨干力量。这些省级领导机关在六安地区的建立与运作，凸显了该地作为中共在安徽乃至鄂豫皖边区领导抗战的核心地位。

六安是安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动员中心

 为贯彻全面抗战路线，中共在皖西地区放手发动群众，组建地方抗日武装，推动抗日民族运动广泛开展。1937年，中共驻南京代表团董必武、叶剑英约见六安籍进步人士朱蕴山，共商团结抗日事宜。获其支持后，朱蕴山返回家乡推动合作抗战。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采纳其建议，决定组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以唤醒民众、整合力量力量、实现全面抗战。1938年2月23日，第五战区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安徽省分会（后改为安徽省民众总动员委员会，以下简称“省动委会”）在六安文庙成立，成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在安徽的典范。同年6月，省动委会随省政府由六安经麻埠迁至立煌县金家寨。3月至12月间，在省动委会的领导下，六安各县均成立动委会组织。值得注意的是，自1938年2月至1940年3月，省动委会虽名义上隶属国民党省政府（省主席或代主席兼任主任委员），实际工作主要由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主导，成为中共在国统区动员群众、开展抗日救亡、发展党组织的重要合法平台。

 为有效整合爱国进步力量，省动委会系统组建了大量工作团。据统计，全省先后成立41个省直属工作团，其中在六安成立的有20个；省县两级共设工作团103个、团员逾1500人，其中活跃于皖西地区的省直属工作团有20余个、团员500余人。省动委会的工作范围不仅覆盖安徽全境，亦延伸至鄂东、豫南等毗邻区域，曾派遣指导员和工作团尝试构建跨省域的动员网络，体现了以六安地区为中心的大别山整体抗战格局。在各级动委会和工作团的指导下，全省先后组建工抗、农抗、青抗、妇抗、商抗等群众性抗敌协会2884个，发展会员448848人。其中，六安地区成立抗敌协会990个，发展会员111378人，分别占全省总数的34.3%和24.8%。社会各界进步力量汇聚六安，皖西抗日群众运动蓬勃兴起，六安由此确立为安徽省暨大别山区的抗日活动中心与文化中心。

六安是国民党安徽当局的党军政中心

 面对日军攻占南京、进逼徐州的严峻态势，1938年1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安徽省党部相继由安庆迁驻六安。同年5月徐州失守后，日军逼近皖中。6月27日，国民党安徽省政府被迫由六安迁至立煌县金家寨。自此至1945年11月，金家寨作为战时安徽省会，汇聚了国民党安徽省政府、省党部、省保安司令部、省军管区司令部、省临时参议会等所有省级党政军警宪特机关，成为安徽省行政决策、军事指挥、财政税收及兵役征发的最高权力中枢。

 徐州会战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确定大别山为华中战略枢纽。1938年武汉会战后，为牵制武汉地区日军，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于立煌设立豫鄂皖边区游击总司令部，统筹对日游击作战。廖磊、李品仙先后以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身份兼任总司令及安徽省政府主席，实行军政一元化领导。1945年1月，第十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立煌，李品仙任司令长官，辖区扩至山东、安徽、苏北、鄂东、豫东等地，立煌遂成为指挥华中敌后抗战的军事指挥中枢。同期，军事委员会战地党政委员会豫鄂皖分会亦驻立煌，统一协调边区党政军务。

 大别山亦为重要兵力集结地。桂系主力第二十一集团军总部常驻立煌，其第七军、第四十八军等部驻防六安、霍山等地。此外，东北军第五十一军、西北军第七十七军、川军第二十军一部、中央军第七十一军等多支部队，以及安徽省保安团队、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等地方武装，均曾集结于皖西，使该地区成为重要的兵员集结、训练和出发基地。

战略枢纽：六安作为华中抗战的军事要冲

 六安地区因其战略位置，成为日军进犯武汉的必经通道与敌我反复争夺的焦点，既有国民党军浴血的正面阻击，也有新四军灵活的敌后游击，更辅以地方武装与民众广泛参与的人民战争，是华中抗日战争的重要战场。

正面战场：武汉会战的防御前沿

 1938年武汉会战期间，日军投入40余万兵力，企图歼灭中国军队主力，年内结束侵华战争。他们兵分两路，一路沿长江两岸，一路沿大别山北麓经六安、霍山、商城西进合围武汉。作为“武汉屏障”，皖西成为阻击日军西路兵团的关键战场。面对强敌，安徽地区国共两党英勇战斗，协同御敌。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深入敌后袭扰日军；国民党驻皖西部队10万余人依托阵地正面防御；地方武装配合正规军游击作战；广大民众则广泛支援，自发组织打击孤立之敌。皖西军民的顽强抵抗有效迟滞了日军西进步伐，使其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整个武汉会战期间，皖西军民共歼灭日军4000余人。1938年8月下旬至9月，日军第二军主力猛攻淠河流域。国民党军以于学忠部第五十一军、冯治安部第七十七军为主力，依托淠河天险及山地，在六安城关、苏家埠、韩摆渡、独山及霍山下符桥、大河厂、城关、黑石渡等地节节抵抗，共歼敌1000余人，虽未能完全阻敌，但有效迟滞了其攻势，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同年9月26日至28日，桂军第一三八师、第一七六师在安徽省保安第四团、第八团及当地民众配合下，于霍山县黑石渡、鹿吐石铺一带设伏，一举歼灭日军1300余人，彻底粉碎了日军企图由霍山捷径穿越大别山进攻武汉的计划，战果显著。

敌后战场：新四军华中游击作战的重要战场

 1938年春，在日军将侵略矛头指向皖西时，由红二十八军和鄂豫皖边区红军游击队合编而成的新四军第四支队迅即开赴抗日救国前线，成为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中最早完成改编、规模最大、战斗力最强的支队之一。同年3月，四支队各部会师于立煌县流波䃥，皖西遂成为江北新四军早期的重要集结地。5月，支队司令部进驻舒城东、西港冲，舒城成为四支队初期指挥中心。

 5月12日，四支队九团一部在巢湖东南蒋家河口伏击抢掠日军，歼敌20余人，缴枪十余支，己方零伤亡。此役为新四军华中敌后抗战首捷，极大鼓舞了军民士气志。此后，四支队活跃于六安、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合肥等地，以伏击、袭击为主要手段配合正面战场作战，频频打击日军。在舒城南港、六安椿树岗、肥西半个店、舒桐边大小关、棋盘岭等地进行战斗27次。其中，9月19日于舒桐公路伏击由六安开出的日军，毙伤敌200余人；10月9日在六安椿树岗伏击日军汽车队，击毁汽车65辆、毙敌46人、伤敌100余人，战果卓著。至1939年6月，四支队发展至万余人，作战90余次，毙伤日军2300余人，俘敌400余人，肃清反动武装及土匪3700余人，缴获甚丰，成为开辟皖中、皖东抗日根据地的主力部队。

全民御敌：地方武装与民众的顽强抗争

 日军进犯大别山期间，皖西地区抗日的民族性和人民性达到顶峰。1938年，在省动委会推动及地方政府组织下，皖西迅速组建第一、二、六路等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兵力三万余人。各部积极开展游击作战：第一路军司令石寅生，于寿县成立，主要在寿县、霍邱沿淮地区执行防御任务并破袭敌运输线；第二路军司令余亚农，于合肥成立，在六合公路沿线频繁出击，实施炸毁汽车、破坏交通、袭击据点等行动，取得花子岗、五十铺、桃溪镇等战斗胜利，屡获国民党当局嘉奖。

 同时，中共领导的地方武装积极组建并领导游击队，独立自主开展敌后游击战。时任中共舒城县委书记鲍有荪领导的东沙埂游击队破袭公路、阻击日军、俘获日军军官，配合新四军四支队七团一营袭击南港，炸死炸伤日军多人；中共六安县委领导的第三行政区独立一大队截获日军运钞车缴款20余万元，并袭击日军汽艇三只；中共霍邱县委领导游击队多次切断公路打击日军。这些武装在党的领导下，神出鬼没，有效打击日伪、惩办汉奸、配合主力，给予敌人痛击。

 在动委会及工作团的宣传动员下，六安民众同仇敌忾，自发歼敌事例频现：六安木厂埠鲍华丰等十多个村民合力打死下乡骚扰的日兵一人、撵走两人；椿树岗农民丁德元兄弟生俘日兵；霍邱进步人士李耕野带领三十多人夜袭叶集敌营，毙敌数人，缴枪十余支；叶家集农民杨德智用扁担打死日兵等。这些事迹充分彰显了人民战争的伟力。

坚强后盾：六安作为华中敌后抗战的重要根据地

 六安不仅是烽火中安徽暨大别山区的政治中心与浴血战场，更是支撑持久抗战的稳固基地，为华中敌后抗战提供了不可或缺的战略依托与坚实保障。

稳固的国共敌后根据地

 六安是新四军至关重要的游击根据地与战略策应区。1938年1月起，为加强对皖西民族革命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和长江局先后派遣一批干部抵达六安，与地方党员共同恢复、建立党组织。省级领导机构建立后，皖西各县党组织迅速完善。同时，为壮大抗日武装，新四军四支队于2月中旬正式整编，党组织及武装力量迅猛发展。至1939年6月，四支队已由最初的3100余人壮大至万余人，舒城、六安、寿县成为江北新四军的核心游击根据地。面对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为保存革命力量、顾全抗战大局，四支队主力、地方抗日武装及多数地方干部撤离大别山核心区。1941年2月，四支队改编为新四军二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二师、五师、七师等部在寿东南、舒桐潜、英岳太霍等皖西大别山边缘地带建立起游击根据地，坚持抗日反顽斗争。六安地区由此成为新四军二师、五师、七师向外发展、相互策应、坚持斗争的重要战略支撑点。

 六安是敌后国民党抗日活动的重要区域。1938年6月至1945年11月，六安成为安徽省临时省会驻地。新桂系主政安徽后，为固守大别山核心区，第五战区及安徽军政当局设重兵驻守，并大肆扩张地方武装力量；推行自治、自卫、自给的“三自”政策，建设以立煌为核心的大别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得益于六安地区相对安全的环境与丰饶物产，加之初期中共及进步力量在动员民众等方面的合作与支持，桂系得以在此稳固立足，并以此为基地主动出击，克复失地，袭扰安庆、合肥等日占城市。当国民党鲁苏、冀察等其他敌后战区相继沦陷之际，皖西暨大别山根据地却屹立不倒，成为其敌后根据地仅存的硕果，蒋介石亦承认其为游击战“主要根据地”。

巨大的人力物力贡献

 面对日军惨绝人寰的暴行，六安人民同仇敌忾，倾尽所有，为抗战输出了海量的人力、物力及财力。据统计，抗战初期六安约290万人口中，逾200万人投入各类生产与支前工作；超过30万青壮曾加入常备队以上的军事组织。在党组织、动委会宣传动员及地方政府征召下，六安子弟积极响应，为抗战提供了大量兵员。八年全面抗战中，7万余名六安儿女加入新四军及民兵；仅六安、寿县、霍邱、霍山、立煌、舒城六县，按省政府配赋即征召国民兵逾14万人，省属武装及各县区乡自卫队常备队另征兵丁10余万，更有成千上万人远征缅印战场。

 为支撑庞大军政机构与数十万军队的运转作战，六安人民还承受着沉重的赋税负担。抗战时期，国民党省政府采取开源节流方针，一方面大力发展生产，兴修水利、垦荒、发展工商业，整顿财政，另一方面又不断增加税赋，仅各类公粮、军粮等，每年在六安地区征收近亿公斤。在日军破坏、税源萎缩的困境下，如此重负如磐，几乎榨尽了民间的最后一口余粮、最后一丝余力。国民党将领李品仙标榜的财政“收支平衡或略有节余”，其“佳绩”根基，正是六安及大别山区人民如山如海的牺牲与奉献。

培养和输送抗战骨干力量

 为满足抗战需要，国共两党及动委会都在六安地区大规模举办各类干部训练班。如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共于七里坪举办各级干部轮训班、青年培训班，传达统一战线政策及整编等指示；中共安徽省工委、鄂豫皖区党委在立煌县桃树岭、白水河等地举办多期党员干部训练班，以发展党员、培养骨干；动委会则通过干部补习班、妇女训练班、工人夜校等形式，培养抗日中坚。桂系政府贯彻“行新政用新人”政策，同样高度重视干部培训活动。如廖磊成立“安徽省政治军事干部训练班”，先后举办六期，培训近万人；李品仙开办“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干部训练班”一期，结业2000余人，后又开设“安徽省地方行政干部训练团”，至1944年培训逾4.6万人。

 这些训练班为各抗日根据地输送了大批军事、政治、民运骨干，使六安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才摇篮。经动委会培训的干部和团员，绝大多数后来加入了新四军。尤为关键的是，1939年底至1940年初，面对桂系反共态势加剧，动委会及中共组织有计划地将约3000名党员和进步骨干转移至皖江、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这些在六安历经淬炼的干部，成为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建设与坚持的生力军与领导骨干。此外，作为当时省内唯一一所高等学校的安徽省立临时政治学院（后改为安徽学院）设立于立煌，亦为抗战培育了一批英才。桂系力量在抗战中的增强，与其在六安地区卓有成效的人才培养与吸纳政策同样密不可分。

血色丰碑：六安抗战的卓绝贡献与沉痛代价

 六安在抗战中的彪炳地位与不朽功勋，是建立在六安军民巨大的牺牲和沉重的代价基础之上的。这片土地，不仅是政治中心、重要战场和敌后根据地，更是承受了侵略者最野蛮暴行、战争最深层苦难的重灾区。

日寇铁蹄下的六安血泪

 作为安徽暨大别山区的战略要冲与抗战核心，六安首当其冲，成为日军疯狂进攻与肆意蹂躏的焦点之一。寿县于1938年6月、1939年10月及1940年4月三度被占；舒城、六安、霍山、叶家集等城在1938年6月至9月间相继沦陷；1943年1月2日立煌失守。

 日军在进攻和占领期间，悍然实施惨绝人寰的“三光”政策。合六、舒六等交通线及主要城镇遭密集轰炸，无数村庄化为焦土，财物洗劫一空，平民惨遭屠戮凌辱，生灵涂炭。其中，尤以“茅坪、金家寨惨案”最为骇人听闻。1943年元旦，日军一部2000余人突袭并攻陷战时省会立煌县金家寨，给作为指挥中枢的六安带来毁灭性打击。1月1日午夜，日军于茅坪屠杀壮丁、居民、商人、学生400余人，焚屋400余间；2日侵占金家寨后，纵火焚烧三昼夜，25里长街化为焦土，屠杀民众逾2000人，轮奸并杀害20名女中学生，血洗邮电局，全局64名职工及局长幼女无一幸免，劫掠财物价值以十亿计。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侵占六安各地所造成的直接与间接经济损失高达7亿余元（按1937年价计算）。

六安军民的浴血奋战与惨烈牺牲

 在捍卫六安的浴血鏖战中，无数爱国将士血染山河。安徽抗日人民自卫军第一路军王筱文支队在九龙岗与日军激战，牺牲过半；1940年4月12日，在寿县第三次保卫战中，面对6000余名日军，国民党安徽省保安第九团团长赵达源率1700余名官兵死守城池，血战十余小时，城破后赵团与敌肉搏，反复冲杀，终至全团玉碎，赵达源遭遇机枪扫射，不幸中弹坠入护城河中殉职；霍山鹿吐石铺大捷以保八团邬团长牺牲、赖刚旅某排全部阵亡、410余名守城官兵牺牲换取；淠河阻击战中牺牲军民2000余人；富金山战役中方阵亡2618人、负伤12401人。这些战争的背后，皆矗立着中国军民血肉铸就的悲壮丰碑。

 地方武装与普通民众在支前、参战、破袭、抗暴中，同样谱写了血染的篇章。在省动委会指挥下，吴伯孚独立团、自卫军吴健伯支队于六安小华山、南岳庙、韩摆渡等地血战周旋，阻击袭扰日军，伤亡枕藉。尤为惨烈的是，一次战斗中便有500余名被俘人员惨遭日军屠杀。更有木厂埠鲍华丰、椿树岗丁德元兄弟、叶家集杨德智等无数普通民众，挺身执戈，保卫家园，在反抗日军暴行中以血肉之躯捍卫了民族尊严。因此，六安的“中流砥柱”的荣光，是以近20万伤亡的鲜血、51万人口锐减的代价、年近亿公斤粮食的奉献以及200万民众的艰辛付出铸就的。这些冰冷数字背后，是六安抗战史不最沉重的注脚，是其核心地位最悲怆的基石。

 回望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六安以其独特的战略地位、深厚的革命底蕴和人民的巨大牺牲奉献，在中华民族抗战的历史丰碑上，镌刻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从国共合作的安徽省动委会在六安诞生，到中共省级领导机关在立煌扎根；从战时安徽省会迁驻金寨，到成为第五、第十战区战略支点；从新四军四支队在流波䃥会师、蒋家河口首战告捷，到国民党军血战淠河、创造鹿吐石铺大捷；从地方武装的英勇游击，到民众自发的顽强抗敌；从为前线输送数十万兵员粮秣，到为敌后根据地培养输送大量骨干人才；直至承受近20万军民伤亡和巨大财产损失……六安的历史角色多元、核心且不可替代。

 这份用鲜血铸就的历史遗产，不仅属于过去，更属于现在与未来。六安抗战所淬炼的爱国主义精神、英雄主义气概、团结协作智慧与无私奉献品格，已深深融入这片土地的红色基因。在新的历史征程上，传承弘扬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保护利用好丰富的红色资源，使其成为推动老区振兴发展、教育激励后人、凝聚民族力量的不竭动力，是时代赋予六安的光荣责任。六安，这座用热血忠诚铸就的英雄之城，其光辉的抗战历史与不朽的精神丰碑，必将永远激励中华儿女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奋勇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