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燕子河人民在“六霍起义”中作出的贡献

 “六霍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继黄麻起义、立夏节起义之后，在鄂豫皖边区爆发的又一次大规模的革命武装起义，对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在民主革命的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与湘鄂西、湘鄂赣两大革命根据地互为犄角，形成鼎足之势，与中央革命根据地南北呼应，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燕子河地处鄂豫皖边区的中心地带，是皖西革命根据地指挥和活动中心。为“六霍起义”的胜利，先前孕育了先进的思想基础、培养了一大批革命干部，奠定了丰富雄厚的物质基础。

 燕溪小学宣传新文化、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六霍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0年，时任燕溪小学校长徐狩西（1893年4月——1931年，燕子河镇麒麟河村红塘湾人）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团结带领本校青年、进步教师刘长青、刘锡凡、郑其玳、杜小木、敖发台等，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他们白天给学生上课，晚上坐在油灯下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讨论如何推翻封建军阀统治，如何打到帝国主义，如何铲除不合理的剥削制度。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徐狩西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为扩大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宣传，他们除了在学生中秘密成立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外，还吸收了像刘仁辅（燕子河镇燕溪村塔儿河人）、徐育三（燕子河镇麒麟河村土塘人）、徐轩骥（麒麟河村红塘湾人）这些思想进步的知识分子和有文化的农民参加到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中来，并创办进步刊物，进一步扩大对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新文化、新思想的宣传。

 由于参加学习的人长期坚持，学习效果和影响越来越大，学习小组人数逐渐增多，学习讨论的范围已逐步深入。经常同刘仁辅、徐育三、徐轩骥（同为安庆法政学堂校友）等进步人士集聚在一起，交流信息、评论时政，抨击黑暗，一时间“无产者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共产党宣言》中的光辉论断广泛传播。通过燕溪小学师生的宣传，很多热血进步青年逐步认识了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人民群众阶级觉悟不断提高。

 燕溪小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是鄂豫皖边区成立较早的进步组织，在它的带动和影响下，笔架山农校、志成、明强、淠阳等小学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读书会也相继建立起来，为后来皖西地区建立农民赤卫队和“六霍起义”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永佃权斗争的胜利，为“六霍起义”奠定了物质基础

 1922年10月，以刘仁辅为主要成员的，发生在燕子河地区维护“永佃权”斗争的胜利，是皖西地区“五·四”运动后，人民群众反对封建剥削和压迫斗争的重要成果，让农民看到了坚持斗争就有胜利的希望，为后来西镇暴动和“六霍起义”组织农民武装奠定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永佃权”，是在太平天国时确立的。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民群众为反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剥削，纷纷起义反抗。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卓越代表——太平军，从1854年起， 先后十多次进入鄂豫皖边区。陈玉成率领义军多次大败清军，打富济贫，开仓济粮，赈济穷苦百姓。

 清咸丰七年（1857年），陈玉成所率的太平义军从流波直趋湖北时，霍山知县，令燕子河区（在未建立立煌县之前燕子河隶属霍山县）九保乡勇协清军作战，抵御太平军的行进。地主豪绅强迫佃农充当团练，在大天门（张冲乡大岭村境内）战役中，双方作生死博斗，清军告败，乡勇伤亡惨重，仅佃农就战死95名。

 未战死的乡勇，目睹战死的惨状，向九保保长提出善后的要求：一、安葬战死者；二、解散乡勇还乡务农；三、修建忠义祠，纪念战死的乡勇；四、罢转庄作为永远褒恤。当时九保保董答应前两条可以照办，后两条需待商考。乡勇未得到全部要求，便抬尸到保董家，保董迫于压力，应允全部照办，事态暂时得以平息。过后保董勉强办理了前两条，至于修建忠义祠和罢转庄，却无下文。乡勇又质问保董，保董回称自己权力有限，要乡勇申禀到县。乡勇闹到霍山县，县知事说：这件事既无成规，也无前例可效，无法批。乡勇闹到府道衙门，同样得不到解决；后来燕子河人郑承珊（燕溪村人），以儒童出身带团练，攻打捻军，从六安一直打到寿州、蒙城。咸丰九年（1859年），以六品军功补授寿州儒学证。此人与寿州孙家鼐（1827—1909，咸丰状元，曾任工部、户部、吏部、刑部尚书）有交往。郑承珊就以私人的关系，把乡勇的申禀托付于孙，孙时任吏部尚书。到京城将乡勇的申禀直接呈交军机处办理。军机处以圣谕字样批示霍山县办理，随即告谕燕子河地区九保，相当于今天的燕子河镇全境加长岭乡（除桐元村），罢转庄施行“永佃权”。

 “永佃权”平稳实施了60年，至1922年秋，燕子河的大恶霸地主刘佐廷（外号刘歪鼻子），串通当地的郑小川、陈先义等中小地主密谋策划，把佃农从享有的永佃权的土地上赶走，企图转庄夺佃，加租加贷，扬言恢复五年一转庄的制度。地主阶级的阴谋，使本来就在痛苦深渊中挣扎的佃户心急如焚，怒不可遏，迫切希望有人能为他们撑腰说话，把先辈们用鲜血换来的永佃权维护下去。

 正在佃户火烧眉毛的关键时刻，毕业于安徽法政学堂的刘仁辅，由于接受了进步思想，毅然背叛自己地主阶级的家庭，公开站到贫苦的佃农一边，帮穷人说话。由此一场反转庄保“永佃权”的斗争开始了。

 刘仁辅召集了燕子河地区的佃农代表，在西界岭的忠义祠开会，明确指出真理在佃农群众一边，于是佃农代表们情绪激昂起来，纷纷参与到积极维护自己的正当利益斗争中来，当即商定由刘仁辅出面向霍山县公署提起诉讼。

 佃农们筹集了一些费用，刘仁辅也变卖了部分家产，以县议员的身份（法政学校毕业后，回乡被选为霍山县议员），来到霍山县公署，他拿出佃户们保存的“永佃权”凭证，依据当时法律有关条文，揭露了刘佐廷等地主豪伸盘剥佃农的罪恶行径，为贫苦佃农的利益而据理力争。县知事陈某感到事非小可，遂将讼事上禀，后经议定维持永佃。反转庄维持“永佃权”的斗争，在刘仁辅领导下取得了辉煌胜利。

 1923年8月，霍山县公署在燕子河闻家店出告示，明确规定，永不转庄。为了纪念佃农们的反转庄，维持永佃权斗争的胜利，当地佃农筹款在闻家店刻石碑纪念。石碑现存县博物馆。维持“永佃权”斗争的胜利，使广大佃户在一定程度上免遭了地主阶级妄图通过转庄带来的沉重剥削，从精神上鼓舞了农民投身革命的勇气；物质利益得到保护，充实了农民的粮仓，为后来的“六霍起义”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

 党组织的迅速发展，为“六霍起义”奠定了组织基础

 徐育三（1905年9月—1930年5月）1926年春，在安庆法政学堂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回到家乡，以教书作掩护，宣传党的政治主张，秘密从事建党工作。经过组织培养与考验，一批进步师生、进步农村青年如刘仁辅、徐轩骥，徐狩西、余良斌、周庆华、刘长庚、余玉朝、余良源、余良松、熊仁安等人先后加入到党的组织。

 1927年9月，刘仁辅在原燕溪小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的基础上吸收了余运瑞、余运如、刘朝相、江图年、陈同知、孙少山、江选礼、罗应周、王先华、龚宗九、纪华宏、陈茂申、吴道明等10余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燕子河党支部，下设土塘、茶铺、长岭三个党小组，刘仁辅任支部书记，并与鄂豫皖边区党组织有着密切联系。

 同年10月，舒传贤（1899～1931，霍山县人）组织成立了中共霍山县支部，燕子河党支部并入为西镇分支部（燕子河时属霍山县西镇），刘仁辅任西镇分支部书记。

 1928年1月，中共六安县委（亦称六霍县委）成立，徐育三为县委委员。中共安徽省临委决定：六安县委指导霍山县党的工作，根据这一决定，中共霍山县支部书记舒传贤，在豪猪岭召开全县党员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0余人，燕子河的徐育三、刘仁辅2人参加会议，会议宣布将原中共霍山县支部改组成立中共霍山县特别支部，隶属中共六安县委，徐育三任委员，下辖东北乡、西镇、西乡、城关、南乡5个分支部，驻地东北乡。刘仁辅任西镇分支部书记。

 1928年7月，根据组织发展情况，中共六安县委决定，将中共霍山县特别支部改组为中共霍山特别区委（亦称中共六安县委第五区区委）。隶属中共六安县委。下辖5个党支部，党员50余人，农民占半数以上。1929年1月，中共霍山县委成立，霍山特别区委划归霍山县委领导，徐育三继任特区委委员。

 特区委下辖东北乡、城关、西乡、南乡、西镇等5个党支部，刘仁辅任西镇党支部书记。

 1929年1月，第一届中共霍山县委成立，此时全县有党员120人，其中燕子河地区28人。县委书记舒传贤，县委委员中有刘淠西、徐育三等9人。县委下辖中共东北乡，西镇、南乡三个区委，刘仁辅任西镇区委书记。

 1929年9月，第二次党员代表大会，改选产生第二届中共霍山县委，徐育三继任县委委员。

 1929年11月霍山县委派员组建西镇游击队，下辖60个游击小队，共计360人，徐育三任总指挥，这支游击队的活动范围是闻家店、燕子河、漫水河一带。

 从1927年秋，到1929年冬，仅仅两年多的时间，燕子河的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迅速发展。正是在党组织的坚强领导下，才保证了“西镇暴动”的成功，从而推动了“六霍起义”向纵深发展。

 “六霍起义”的成功，是创建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关键

 1929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在上海英租界召集安徽省临委，六霍县委领导人和柯庆施、许继慎开会，研究“六霍起义”的有关问题，纠正省临委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为“六霍起义”确定了正确路线、方针和领导人。

 10月初，经中央批准，中共中央巡视员方英在六安县郝家集召开六安、霍山、霍邱、寿县、英山、合肥6县党的代表会议，报请中央批准正式成立中共六安中心县委。

 10月底，六安中心县委向各地党组织发出举行秋收起义的指示，各地农协会员摩拳擦掌，人心振奋。独山、郝家集、西镇燕子河一带的人们正在赶制大刀、长矛；赤卫队员们自豪地擦枪、磨刀、操练；妇女会员们正在绣红旗、扎袖章、缝粮袋、赶做布草鞋……武装暴动已如箭在弦、刀出鞘，一触即发。

 11月7日晚，六安三区二乡的3名农协会员被敌自卫团逮捕，关押于独山马氏祠，并搜去二乡农协会员花名册。许多会员自动聚集起来，要求立即暴动，用武力营救被捕农友，夺回花名册。六安中心县委连夜研究决定：乘三区农友群情激愤之际提前暴动，迅速通知周围15个乡的农协会员于8日拂晓到独山镇集合。

 8日早晨，近万名农协会员，手持钢锥、大刀、长矛及少数钢枪，从四面八方涌向独山镇。下午4时左右，起义队伍围攻敌自卫团，迫敌无条件释放农友、缴枪10支。敌人拒不全部缴械，还登屋顶向起义群众开枪，企图等待援兵，但从南岳庙来援的敌民团百余人遭起义群众阻击。入夜，马氏祠之敌纵火烧房，乘群众救火之际逃往苏家埠。起义队伍占领独山。

 9日，中心县委书记舒传贤赶到独山，召开会议决定紧急通知各区各县立即举行起义，以响应独山起义；成立三区工农革命委员会，组建辖6个中队的游击队和2300余人的赤卫队，严防六安守敌的进犯。随后，两河口、龙门冲、郝家集等地农民纷纷起义。六安三区所辖15个乡范围，纵横几十里，起义洪流势不可挡。

 10日，刘仁辅、徐育三接到中心县委的通知，要求燕子河党组织迅速进行武装起义。第二天县委委员喻石泉，陪同舒传贤到燕子河闻家店检查武装暴动的准备工作，通过分析，决定本月下旬在燕子河附近举行武装暴动。

 16日晚上，刘仁辅和徐育三正在商量暴动的事情，突然有人报告：“暴动的消息被泄露”。此时西镇地区敌人十分猖狂，磨刀霍霍，准备向农民协会反攻。

 18日下午，伪西镇事务所秘密召开西镇各绅董会议，决定在全区逮捕共产党人和农民协会骨干，根据大地主余良远和刘佐廷提供的黑名单，仅燕子河一带就有52人要被杀害，刘仁辅、徐育三得知此消息后，决定先发制人，经请示霍山县委定于第二天发动武装暴动。于是刘仁辅当即写了密信，折叠好放在雨伞的暗顶上，安排周远恩、纪华芝连夜送到丁家埠，交给红32师师长周维炯，请求32师派兵支援。

 19日，周维炯接到刘仁辅的亲笔信后，亲自带领一个持枪连，80多人，立即出发，于午夜赶到燕子河。与徐育三、刘仁辅、汪惟裕、高天栋等率领的300多名赤卫队会合，并决定首先进攻闻家店之敌。随后，红32师80多名红军、赤卫队和数百名起义群众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奔向闻家店，一举击溃了驻闻家店的民团，俘虏20多人，缴获钢枪20多支，取得了袭击闻家店的重大胜利。

 初战告捷后，起义队伍接着包围了楼房湾大地主余良池、燕子河大地主余良远、刘佐廷的庄园，缴获其自卫枪支20多支，并打开粮仓，将粮食分发给贫苦农民。

 由于事先做好了侦查和监视工作，得知西镇地区保长和团总王多宏、刘佐廷等反动分子，在长山冲周家院子喝策划反共的“同心酒”。起义队伍当夜向长山冲进发，天亮前包围了周家院子，活着了正在开会的王多宏等5名反动分子，刘佐廷等少数趁机逃窜。

 第二天，暴动起义的队伍向伪西镇事务所漫水河进攻，红军和赤卫队奋不顾身，英勇作战，迅速击溃漫水河自卫团，自卫团70多名士兵被俘，缴获全部枪械，西镇事务所、经济维持会等反动机构被捣毁；并先后包抄了董家河、楼房湾、长山冲、燕子河、漫水河等六个地主武装据点。

 第三天，起义队伍乘胜前进，先后包抄了土豪劣绅郑世舫、郑长富、王晓忠、杨本福的家，没收财物，开仓放粮，深得群众拥护。随着群众革命热情的高涨，暴动范围迅速扩大到回头岭、上土市、黄栗杪、深沟铺、太平畈，杨家河等村镇。西镇暴动大获全胜，红32师回丁家埠，途中又打了3个保安团。

 前后三天时间，整个西镇地区反动势力几乎全部消灭，方圆百里，完全被农民武装占领。地主豪绅纷纷逃往霍山县城，凄惨地嚎叫：“西镇南乡数十保竟陷入共匪势力范围之中”。从时任国民党四区区长何志明1930年1月30日和四区党部书记刘佐廷1930年2月3日写给蒋介石的信中，清楚地表明“西镇暴动”使西镇地区“赤色一片”。

 11月20日，成立西镇革命委员会。

 西镇暴动的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反动势力，人民群众翻身得解放，兴高采烈，起义队伍所到之处，人民群众无不欢欣鼓舞，爆竹迎接，送饭送菜，亲切慰问。燕溪小学校长徐狩西编了一首歌谣赞颂西镇暴动的成功：

 河南老红军，来到我西镇。

 钢枪打前提（前阵），后跟赤卫军。

 先打闻家店，后打楼房湾，

 回头捎带打了三个保安团。

 打土豪，杀劣绅，反动团总消灭净。

 燕子河成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活动和指挥中心。

 由于西镇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六安中心县委，十分重视巩固西镇暴动的胜利成果，决定把西镇作为皖西根据地的中心进行建设。暴动后，为统一西镇地区的领导，在燕子河建立了西镇革命委员会，负责各乡、村政权建设，不久即在燕子河闻家店成立霍山县第六区苏维埃政府。   

 为了加强革命武装建设，在军事上把所有武装全部集中于西镇，一方面牵制敌人对西镇的进攻，另一方面扩大军事力量，训练红军，在西镇建立根据地。西镇党组织，把暴动后的农民赤卫军编为有360余人的西镇游击队，分为60个小队，并成立总指挥部，徐育三任总指挥，刘仁辅、汪惟裕（汪宜耕）任副总指挥，西镇游击队成为当时皖西三大主力武装之一。

 11月下旬，西镇暴动指挥部派高天栋率领游击队员30多人到前畈（今天堂寨），协助成立前畈乡农民协会和赤卫队，使赤色区域不断扩大。自西镇暴动之后，赤色区域的一切行政都在苏维埃政权指挥之下。

 12月16日，徐育三率领西镇游击队，支援霍山桃源河农民暴动，镇压恶霸地主，没收地主财产，分配给农民，还缴获枪30多支，使六安、霍山两县红色区域连成一片。霍山县自卫团团总秦华轩率领民团200多人，前来围剿，徐育三指挥游击队和赤卫队分别埋伏在道士冲两侧的山林里，给敌人以出其不意的袭击，毙、伤敌60多人。

 在西镇暴动胜利的影响下，12月12日，白塔畈农民暴动；12月16日，金家寨地区农民暴动，围攻敌军驻地马氏祠。

 西镇地区武装暴动的胜利，为皖西根据地创建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1930年1月6日，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和中共霍山县委都迁至燕子河闻家店东岳庙办公，以此为中心，领导皖西地区革命斗争的开展。

 同日，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将“六霍起义”和西镇暴动的农民武装分编为安徽红军第一、二游击纵队。

 20日，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将安徽第一、二游击纵队和六安六区游击队合编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师长徐百川，下辖两个团，燕子河的赤卫队被编为三十三师一0七团，徐育三任团长、汪维裕又名汪宜耕（燕子河茶铺村人）任党代表、徐轩骥任副团长。一百零六团副团长高天栋（燕子河龙门石人），全师200余人。两个团6名主要干部中，有4名主要干部，来自燕溪小学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党员40多人，长短枪145支。

 红33师是继红32师成立之后，在金寨地区诞生的第二支红军队伍，也是在鄂豫皖边区诞生的第三支主力红军，后来发展成为红一军、红四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3月21至25日，六安中心县委在六安县七邻湾召开所辖六县和红33师党的联席会议，分析形势，总结经验，以“推进六安革命高潮”。会议做出了关于反对机会主义、政治任务、工作计划、群众工作、军事问题、宣传教育工作、纪律问题、秘密问团工作等九项议案，把武装斗争同根据地建设、土地革命联合起来，进一步巩固扩大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六霍起义”全面爆发期间，除上述武装起义外，还有六安县徐家集民团起义、霍邱县饶冲农民起义；1930年底，霍山县南乡和东北乡相继暴动，推动毗连的六安县南部、舒城县西南部，潜山县北部农民暴动，红33师在红32师一部的配合下，于4月12日第二次攻占霍山县城，使全县基本赤化，成为安徽红色区域中心。

 经过大规模“六霍起义”及其影响，推动了潜山、英山农民暴动，到1930年春，初步形成了皖西革命根据地，它东抵淠河，西接商南，南至英山县金家铺、潜山县水吼岭，北起霍邱县北塔畈、六安县丁家集，南北200余里。人口40余万。

 “六霍起义”的全面胜利，推动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建设。

 从1930年10月到1932年6月，蒋介石先后发动四次军事“围剿”，并亲临武汉指挥，但鄂豫皖边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执行正确的军事路线，先后依靠红一军、红四军（由红一军和红二十五军合编）和新建的红二十五军以及有两军合编的红四方面军等红军主力，连续粉粹敌人的三次“围剿”，尤其是在第三次反“围剿”中，红四方面军先后发起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四大战役，仅苏家埠战役就歼敌3万余人，取得了辉煌胜利，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此时达到了一个极盛的局面。

 1932年3月上旬，在燕子河建立五星县。中共皖西北特委为了有效的打击鄂豫皖三省结合部的敌人，经鄂豫皖省委同意，将六安、霍山、英山、罗田、商城五县边区苏维埃政府的管辖区，划为“五星县”，成立中共五星县委（驻地先在闻家店天逊祠，后迁至燕子河小街）。五星县委以燕子河游击队为主要兵员，组建五星县独立团，下辖两个营。五星县是我党最早成立的跨鄂豫皖三省边区的县级革命政权，这样的建制是当时军事上反“围剿”斗争的需要，它为鄂豫皖边区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32年6月，由蒋介石亲任总司令的豫鄂皖3省“剿匪总司令部”,以其所属的中、右两路军共26个师又5个旅，计30余万人，组织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其中路军司令部设信阳（后移广水），其右路军司令部设六安，企图以重兵迫红军于长江沿岸而歼灭之。

 这时，鄂豫皖苏区中央分局书记兼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张国焘，积极贯彻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并过分估计红军进攻黄安、苏家埠等4次战役的胜利，盲目轻敌，认为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四次围剿不堪一击，不但不作反“围剿”的准备，反而坚持不停顿的进攻战略，先是命令红军向平汉铁路信阳至广水段出击，后又令红军南下夺取麻城，实现威逼武汉的计划。

 8月7日，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10日，中路军第6、第2纵队各3个师由西、北两面向黄安（今红安）城和七里坪进攻。张国焘被迫决定撤麻城之围，令红四方面军主力仓促西进堵击，使红军反“围剿”作战一开始就处于被动地位。红军先在黄安城以西地区迎击第6纵队,继在七里坪倒水河以东阻击第2纵队。两战歼国民党军5000余人，但未能扭转被动局面，红军却遭到重大伤亡和消耗。随后，红军主力转移檀树岗地区。

 8月22日，第2纵队避开檀树岗一带险要地势，绕道黄陂站向宣化店集结，拟经陡山河与第1纵队靠拢，会攻鄂豫皖苏区政治中心新集（今新县）。张国焘把国民党军这一调整部署的行动错认为溃退，令红军主力北上打第1纵队。红军刚到达新集以北，第2纵队4个师便由西面赶来。红军遂在浒湾西北和西南的胡山寨迄金兰山一线阻击，9月1～5日连日激战，歼国民党军2000余人。在此期间，国民党军第1、第6纵队分别从北面和南面向红军侧后进逼，与第2纵队构成3面合围之势。红军续战不利，向皖西金家寨地区转移。国民党军以第2和第6纵队尾追,以第1纵队和右路军各纵队分头堵击。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南下，汇集燕子河，拟攻英山，因未获战机，即向黄安、麻城地区转移。

 由于张国焘麻痹轻敌，导致第四次反“围剿”彻底失败。后又不执行周恩来、毛泽东、朱德、王稼祥“诱敌深入”“各个击破”的部署要求，决定红四方面军主力转向外线，放弃了鄂豫皖边区根据地。红军主力西撤之后，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形势空前严峻，国民党反动派提出“血洗大别山”“驻尽山头，拉尽猪牛，见黑（人影）就打，鸡犬不留”等反动口号，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但是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没有被吓到、被杀绝。随着红二十八军的重建，党组织的恢复，和反“清剿”的不断胜利，革命红旗依然在大别山区高高飘扬。

 燕子河地区人民，在“六霍起义”前后，有近万人参加战斗，新中国成立后，普查登记，有名有姓的烈士790名。他们抛头颅、洒热血，前仆后继，英勇奋斗，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和新中国的诞生，做出了不不可磨灭地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