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苏焕清

    苏焕清（1909——2003），霍山县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2月转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5月参加红军，历任红四军第十师第三十团战士、红四方面军后方医院三所（三分院）代理指导员、后方医院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医院政委等职。

    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长征后，苏焕清历任鄂豫皖后方医院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医院政委兼第七十五师医院政委。

    1934年7月，红二十五军攻打罗田时，部队伤员过多。苏焕清同宣传科长带一个连兵力护送由医护人员组成的80余付担架队，抬着伤员转至西界岭，再转至赤城医院休养。沿途同反动民团打了数仗，将伤员送达赤城后方医院，并将钱款交给少共道委，胜利完成了任务。此时，少共道委负责同志向苏焕清介绍了前线战况，指出：大部队已经撤出，国民党军队已把我们的交通切断，你们暂时回不去了，就在后方医院帮我们打粮吧，等前方有信再回去。苏焕清只得留了下来。过月余，苏焕清归队心切，坚决要求回前方去，终于在燕子河附近找到了部队。苏焕清向高敬亭、吴焕先等领导汇报了详细情况。8月，苏焕清被诬为“第三党”，称其“工作不负责任，消极怠工”，等等。高敬亭找苏焕清谈过话后，就派人将他用绳索捆着关入禁闭室，并撤销其后方医院政治委员职务，罚当伙夫，开除党籍6个月。在禁闭室内，苏焕清异常苦闷，心想开除党籍“就等于死人一样”，他极力请求组织让他到实际工作中去锻炼自己，重新找回自己的政治生命，表示只要不死，就要革命到底。11月8日，光山县扶山寨战斗打响，敌10个团向红二十五军围来，战斗异常激烈。禁闭室外枪炮声、喊杀声不绝于耳，情况万分危急。部队正在迅速调兵遣将，无人顾及苏焕清。苏焕清动弹不得，心想：这下完了，作为一名红军指挥员，我没有战死在沙场上，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在敌人的刀枪之下，于心何忍！不行，即使死，也要死在革命队伍里，死在战斗中，为革命而死才是光荣的。苏焕清急中生智，拼死挣开绳索，逃出禁闭室，冒着枪林弹雨，追了几十华里，终于赶上准备“打远游击”的红军大部队。1934年11月，苏焕清随红二十五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开始极其艰苦和曲折的长征。

    长征途中，苏焕清被编入“苦工队”，一路挑着行李和银元行军作战，多次被冲散仍坚定革命信念，找到队伍继续前进，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陕北。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和陕北红军汇合后，原红二十五军一些领导人过去搞“肃反”扩大化的错误被提上议事日程。一天，徐海东找到毛泽东说：“我们部队至今还有300多个同志受冤枉，他们的问题应该解决了。”接着，他把鄂豫皖根据地“肃反”扩大化的情况，扼要地作了汇报。毛泽东问：“他们是些什么问题？”徐海东说：“有的是说了几句怪话，被扣上‘第三党’；有的是丢了枪上的一个零件，被当成反革命嫌疑犯；有的是无根据地被指控为‘AB团’成员；也有的说是历史上的问题，但找不到证明人。从鄂豫皖到陕北，一路上，他们被剥夺了拿枪的资格，每天抬伤员、挑子弹箱、背东西，处处受人监督，不能随便说话。我总觉得他们不像反革命。”毛泽东思考了一会儿指示说：“要立刻给他们摘掉帽子，党员恢复党籍，团员恢复团籍。这些同志都跟着长征一路，吃了很多苦，为什么还当作反革命？历史证明人，我看不用了，他们长征过来，就是最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要求徐海东亲自去做解释工作并安慰受害者。徐海东回到部队，找来这些受冤枉的同志，宣布了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决定。顿时，苏焕清和300多人被感动得全哭了，徐海东也痛心地流了泪。1936年7月，苏焕清调任红二十五军军委政治部巡视员，11月，被派往延安抗大二期学习，至1938年8月毕业。

    抗日战争时期，苏焕清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副官、新四军第三师副官主任、盐阜区货管局局长、三师师部科长、师供给部长、盐阜区盐管局长。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三师后勤部长、哈尔滨总供给部部长、东北民主联军供给部部长、第四野战军供给部部长。建国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副部长兼财务部部长、军需部部长、车辆兽力运输管理部部长、汽车拖拉机管理部部长、总后勤部营房管理部部长、总后司令部副参谋长、管理局局长、管理局政委、总后勤部司令部副参谋长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