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祖父李雨村生平

    １９９６年是吴山庙起义７０周年，中共合肥市委隆重集会纪念，不少报刊和史志资料撰文评述，认为这是安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祖父李雨村是这次起义的主力和领导人之一，因此许多文章多有提及，但皆属一鳞半爪，难见全貌，个别材料强加一些不实之词。作为后辈，我们深感有责任把家人所见所闻，加以发掘整理，供史志界研究参考。

（一）

    我们的祖父李雨村，讳传良，字少裘，又字元伯。生于光绪五年（１８７９）年，世代务农，五代单传，家族人丁不旺。家住寿县（现属长丰县）吴山镇四墩村陶大庄。幼年在孙大庄读私熟，与郑少臣、余亚农、陈紫枫等青年为友。他为人正直，同情贫苦农民，青年时代“性宽宏，好交游”，常与友人议论时政，抨击时弊，发泄对清政府的不满，因此为乡人所注目！１９０３年（光绪２９年），柏文蔚（烈武）、陈仲甫（独秀）访问皖北，途经寿、凤一带，曾会见祖父，谈论革命，联络同志，对祖父启发教育很大。从此，祖父便更加自觉地投身推翻清廷、光复中华的革命活动。１９０７年，寿县西乡同盟会员张汇滔（孟介），受东京同盟会之使命，回国从事革命运动，于寿州秘密组织“信义会”（同盟会分支机构），入会誓词有“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设民国，平均地权”等语。经张汇滔介绍，祖父欣然入会。1908年“信义会”拟在农历３月15日寿州四顶山庙会时发动起义，因事泄而终止。同年冬，安庆马炮营起义失败，“信义会”组织暴露。当时倪嗣冲派李仲臣（绰号闹钟）到寿县大肆搜捕革命党人，许多“信义会”成员遭捕杀，祖父几次临危脱险。有一次清兵已追到身边，祖父身穿长袍，奔跑不便，伸手解脱长袍，清兵误认为抽取枪械，迟疑片刻，因而乘机逃脱。

    “信义会”组织暴露后，乘清政府宣布准备立宪的机会，张汇滔、管鹏等领导骨干计议，联络城乡志士，组织寿州“农会”，利用合法组织继续进行革命活动，于是农会成为寿县革命党人的活动中心。此后，祖父与郑少臣多次联手组织农民武装起义，同清廷和北洋军阀作斗争。1913年夏，李烈钧于湖口誓师讨袁，揭开“二次革命”序幕。张汇滔在沪受命返皖组织讨袁军，次年回寿、凤一带集数县农民武装组织“淮上人民讨倪（嗣冲）自治军”，祖父率部积极参加，1917年与柏文蔚、常恒芳（藩侯）、袁家声、李乾玉（小南）、陈紫枫等３４人联名发出“安徽讨倪军通电”，并在家乡组织武装，参加第二次淮上军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上海，转赴广州，任孙中山随员。祖父身高力大（约１·9米以上），作风勇猛，胆略过人，在陈炯明叛变的危急关头，曾解救孙中山急难，深受孙先生称许，祖父“雨村”之名，即为孙中山所赐。1922年，祖父随孙中山返沪开会，酝酿改组国民党，共产党人李大钊曾出席会议。祖父竭诚拥护国共合作，主动接送共产党人，与共产党人相处甚洽。他在晚年卧病时，还经常怀念孙中山与李大钊会谈的情景，并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遗志，反共反人民的倒行逆施痛斥不已！

    １９２４年，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中国革命面貌为之一新。此时祖父持孙中山先生手谕，与管鹏共商返乡，组织武装，接应北伐。这时正逢同乡好友余亚农在东京出席中华革命党各省代表会议后返乡，祖父遂与余亚农、郑少臣及刘雨堂等人，响应孙中山号召，组织淮上国民自卫军第一路军，以下塘集团连为基础，招收寿县东南地区广大进步青年，淮上中学补习社的同学曹广化、李坦、曹少修等也踊跃参加。该部“首张青天白日旗帜，举义于寿南”。是年十月，向西进攻六安、霍山，攻占霍山县城达两月之久，打开监狱，释放无辜，开仓放粮，惩治贪官污吏，深受人民群众爱戴。当时正值隆冬季节，起义队伍衣衫单薄，便从山中搞来许多木炭取暧，许多人经不住乍暖乍寒，患了疾病，影响体质和战斗力，因此，陈调元的队伍一来，起义军难以抵挡，后退入河南固始，又接管鹏指示成立新军任司令。后乡人通称祖父为“老司令”，即源于此。管鹏系留日皖籍学生，在东京加入同盟会，回国后在皖从事革命活动，是淮上军和寿州“农会”的重要领导人，与祖父素有故交。据台湾版《革命人物志·管鹏传》载：“民国十三年，先生（指管鹏）命李雨村起师寿、六间，时胡景冀（河南督军）开府中州，邀先生赴汴，先生命李部就之，驰驱光、黄、南阳间，高挂青天白日旗，见者惊奇，争呼花旗军”。当时凤阳花鼓曾经唱道：“石家塘面石寅生，四里墩的李雨村，他们领导革命军，团结一心打满清，推翻满清又打北洋军......”。

１９２５年底，祖父和郑少臣等率部２００多人枪，由河南返乡。在古路岗积极联络各方志士，扩大和训练民团，当地青年踊跃参加，总兵员达八百多人。声威日甚，常与军阀陈调元部属抗争，并积极筹集粮款，待机起事。

    １９２６年９月下旬，常恒芳就任安徽宣慰使，通电讨伐孙传芳、吴佩孚和北洋政府。是年冬，国民革命军占领武汉，攻克九江，常恒芳从黄梅到武汉，得悉祖父组建民团情况，极为振奋，当即指令蔡晓舟、董柏荣等，联系祖父，准备起义。１１月上旬，蔡晓舟等同临时省党部派来的郑鼎（又名李云鹤）共商起义大计。祖父欣然承担主力任务，于是亲自挑选余部２００余人，星夜出发至吴山庙，会同其他方面来的起义人员，共计300人左右，进驻老营盘。１１月１２日，安徽讨贼军第四路司令部在吴山庙正式宣告成立，公推蔡晓舟为司令，许习庸为副司令，郑鼎为政委，董柏荣为参谋长，李雨村为总参议(注１)。随后，起义部队进一步进行了编组和整顿，制定了纪律，明确了任务，任命祖父部属郑汉屏为宣传队长，在驻地周围广泛开展政治宣传活动，讲解国民革命的意义和政策，口号是：“打倒军阀”、“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打倒帝国主义”、“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部队士气高昂。２３日拂晓，起义部队由老营盘整装向合肥进发，由于策反失败，暴露了起义机密，行至四十铺，军阀陈调元派其第四混成旅旅长刘凤图所部猛烈阻击，祖父身先士卒，率部顶着炮火奋勇前进，与敌短兵相接，激战终日，坚持到薄暮，牺牲四人，终因敌众我寡，加之枪械粗劣，尤其子弹不足（每人平均只有数发），遂主动撤回古路岗（又称古渡岗），司令部研究决定，暂时化整为零，转入地下，待机再起。蔡晓舟、许习庸等先后赴武汉，祖父因身体不佳，及处理善后事宜避居乡间休养。在此期间，祖父还致函黄埔军校，介绍其长子李小村（名家善，即我们的父亲）及其同学张如屏、陈杰（克非）、戴冠宇等一道，南下广州，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后来都先后加入了共产党，为中国革命作出自己的贡献。

（二）

    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叛变革命，悍然发动４·１２反革命政变，张如屏因共产党嫌疑在广州被捕，家父李小村和陈杰逃回家乡，痛说事变经过，祖父闻讯义愤填膺，当即致电广东省主席陈济棠，以张如屏义父名义力保，1929年底张如屏终于获释出狱。

    此后，随着蒋介石反革命面目进一步暴露，祖父思想逐步发生深刻变化，从而对国民党完全失望，把救国救民的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他与家父和友人议论国事时常说：“现今堪当革命重任者，唯共产党也！”。在祖父的教育、支持下，家父李小村于１９３１年经胡宏让（烈士）、张如屏介绍，在寿县大长岗加入共产党，历任魏祠、河西、河东等支部书记，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下，从事党的地下斗争，经常活动于杨家庙、大庙、大陈集、瓦埠等地，直到１９３４年寿县地区环境恶化，组织决定暂时分散隐蔽，家父乃偕家属转移到宣城山区，住在史三老爷的豆腐店里，协助史泗群做党的地下交通工作，约两年多后，始回故乡。其后，祖父支持其外甥陶仁和加入共产党，不久陶仁和壮烈牺牲。

    其间，在家父迁往宣城之前，祖父曾应同乡老友陈紫枫（时任立法院委员）之约，至南京下关寓居，当时正值蒋介石疯狂“围剿”苏区，前方硝烟弥漫，京城官场腐败不堪，昔日孙中山培植的革命风气已荡然无存，许多老友，频频委以高官，但祖父洁身自好，拒而不就，闲居两年多，直至“西安事变”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形成，全面抗战开始，祖父遂回家乡投入抗日救亡的斗争中去。

（三）

    １９３８年１月，党中央自延安派曹云露、张如屏回安徽开展敌后抗日斗争，不久，在杨家庙张同泰杂货店开会成立了中共安徽工委。曹云露任书记，张如屏任组织部长兼统战部长。紧接着在杨家庙小学召开寿县东南乡抗日动员大会，祖父和各方人士应邀参加，衷心拥护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会上民气之盛，前所未有，一致表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会后，祖父全力支持张如屏广泛联系社会各界，奔走呼号，筹组抗日武装，曾写信给当地联庄会首领张焕庭、胡紫寿等云：“当前民族危亡，迫在眉睫，凡我国人应开诚布公，不分畛域，团结一心……”。由于祖父和地方耆宿的共同支持，皖北第一支抗日民众武装迅速组成，共约３００多人枪，名曰：皖北抗日游击支队，张如屏任支队长兼政委。支队建立后，面临给养问题无法解决，祖父为此焦虑不安，多方谋划，此时凤阳县城被鬼子占领，县长戴九峰侨居寿县，和祖父是朋友，于是祖父派人与之联络、谈判，双方协定：游击支队支持戴九峰至凤阳赴任，而戴则保证供给游击支队的给养。协议草成后，２月下旬，祖父命家父李小村面告张如屏，张遂召开游击队核心领导小组涂中庸、曹少修、董吉贤、史泗群四人研究，决定采纳祖父谈判达成的协议草案，将皖北游击支队易名为凤阳抗日游击大队，保持独立建制。３月初，祖父亲自护送经下塘集、水家湖开到凤阳附近的北炉桥，分驻宋家湾、张家湾等村庄。部队给养落实后，人心安定，士气高昂，陶天白、仇西华等用文言、白话两种文体，编写打鬼子檄文，油印散发，更加激发了官兵的政治热情。随后，戴九峰的县大队和陈寿之的大队也开到这一带。戴宣布，成立凤阳游击司令部，戴任司令兼第一大队大队长，陈寿之任第二大队大队长，张如屏任第三大队大队长。聘李雨村、张焕庭为顾问，马实为政治教官，仇西华为秘书，陶天白为宣传队长。发了白底蓝字的三角臂章，文曰“凤阳游击队”。

到了凤阳后，张如屏根据祖父“早日开赴敌占区打几次鬼子”的建议，积极寻找战机，以便锻炼部队，振奋人民抗日精神。一天获得情报，凤阳城内鬼子，为接应华北敌人进犯徐州，精锐部队调走了。张如屏抓住这一良机，决定夜袭。１９３８年５月６日（立夏节）夜晚晴空万里，月色明洁。吕子让率一中队埋伏在凤阳南门外附近，防备蚌埠的敌军增援。张如屏和赵筹率二中队全体队员摸入凤阳城。张有政的三中队部分留守，部分接应。凤阳因位于凤阳山之南而得名，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章的老家。分府城和县城。游击队摸入的是府城。五人先从下水道爬进去，干掉卫兵，打开城门，一拥而入，此时天已微明，首先缴了守卫在南门二鬼子（伪军）的全部武器，活捉了维持会长潘慰农，解散了维持会为日军而设的暗娼。此时天已大亮，城楼和工事内的鬼子似已知觉。当游击队冲到十字路口时，鬼子猛烈射击。多次冲杀未能得手，张如屏右手负伤，队员接连牺牲八名，遂决定撤退，鬼子不知虚实，未敢追击。快撤完时，担任掩护、伏击的吕子让中队长，被增援的鬼子炮弹击中，壮烈牺牲。此役虽损失较大，缴获不多，但在安徽境内创造了敌后游击队敢打日军占领县城的先例，政治上影响很大。

    陶天白，老家住在吴山庙郑庄，和我们老家是邻村。他幼年勤奋好学，品学兼优。由于家境贫寒，祖父给以大力支持和培养，帮助他上学和抗日。１９３８年凤阳战斗后，陶天白等回到杨家庙，一批黄麓师范同学和附近青年共２０多人，公推陶天白为领队，相约赴长沙投奔湖南省主席张治中和通讯团团长孙超伯（寿县人）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斗争。目睹这些青年爱国热情，祖父极表赞赏，亲自为他们写了介绍信。这批青年不畏艰苦，步行到武昌，搭上不要票的敞蓬火车，５月２０日抵达长沙，孙超伯出差去了，只见到军需尹良让，接待非常热情。张治中的财务科长洪锡五接见他们，发给２０元零花钱。依照洪锡五的指点，他们好几个人考取了军事委员会战时干训团，陶天白又考取了中国红十字会医训班，分别走上了抗日战场！1945年，陶天白由于作风正派，才华出众，被聘为张治中私人秘书。陶天白跟随张治中担任私人秘书的几年间，正是中国发生深刻变化的年代，陶天白在自己的岗位上默默地为革命和人民做好事，对国共和谈、边疆民族团结和释放政治犯，作出独特贡献。事隔大半个世纪，陶天白回顾往事，依旧不忘祖父对他的帮助和培育，近年来不断写信和撰文，缅怀故人，寄托哀思。

    １９３９年初，祖父同乡好友胡允恭（曾任中共山东省委书记，被王明排挤出党，但仍坚持为党的事业奋斗）应新四军军长叶挺之约，回安徽组织抗日武装力量，配合新四军的军事斗争，住在杨家庙附近张小塘家中。祖父与之彻夜长谈，畅叙抗日形势。当胡允恭谈及尚有不少政治犯仍然关在监狱，不利于抗日大局，祖父立即表示“我要为乱世留正气”，并提议由胡允恭执笔，上书国民党权贵孙科，呼吁彻底释放政治犯。胡允恭文字功底深厚，写得一手好文章，当即奋笔疾书，慷慨陈词，评古论今，坦言“国难当头，危在旦夕，国人必须捐弃前嫌，一致对外……”祖父阅后十分满意，遂交杨家庙邮政代办所方授新（也是祖父的好友）直寄孙科。此举在乡间一时传为佳话，于是乡人又戏称祖父为“通天教主”。

    正在这时，我们家中突然发生一件重大不幸，1939年，家父李小村不幸去世，终年３２岁。这一沉重打击，大大损伤了祖父的身心。家乡沦陷后，祖父西行“立煌”，拟重组抗日力量而未果。此时恰老友葛玉斋就任霍邱县长，故暂时留居霍邱县城。二弟法光即在霍邱降生。不久，葛玉斋去职，祖父贫病交加，被迫携眷返乡。从此深居简出，闭门谢客，终日与一片梨树为伴，从不与任何敌伪人员交往。值得一提的是，祖父虽晚年生活窘困，但乐善好施，先后曾收养三位孤寡老人，生养死葬，无怨无悔。1945年初，祖父终因心力憔悴，一病不起，卧床半年多，大姐岫云朝夕侍奉在侧，本文很多内容，就是祖父在病中和岫云谈到的。８月，祖父走完不平凡的一生，与世长辞，享年６７岁。

主要参考资料：

１、中共长丰县党史人物传、组织史，长丰县志（人物）

２、《淮上起义军专辑》（中共安徽省委党校理论研究所、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合编）

３、《皖西革命史》（安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第一版）

４、《江淮文史》（１９９６年１－２期、１９９７年第２期）

５、《奎屯文史》（１９９６年第６辑）

６、《曹广化将军小传》(寿县党史办)

注１：据１９６０年吴山镇老人座谈会情况记述称：“１９２６年秋，蔡晓舟与许习庸、董柏荣等谋划武装起义，响应北伐军进攻合肥......第二天蔡晓舟等人从古渡(路)岗李雨村家带李旧部２００余人，长短枪110多支，到达吴山庙会合，当晚公推蔡晓舟为安徽第四军司令，许习庸为副司令，董柏荣为参谋长，李雨村为第三路司令，郑鼎为两军督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