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苦卓绝的红军游击战争

张为屏同志生前口述。

皖西北特委、游击师的由来和创立。

皖西北特委，是鄂豫的苏区党的影响、培育和浇灌下的红色种子，皖西北游击师，是皖西北特委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武装和骨干力量。

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三年间，红军第一、二、三次反围剿胜利和四方面军成立，鄂豫皖苏区迅速的发展。环绕着苏区的寿县、凤台、合肥等县的革命力量，也随着恢复和发展起来的。就寿县来讲，不仅恢复和发展了党的组织，还组织了“瓦埠暴动”这些暴动，虽因敌众我寡而利失的，但揭开了武装斗争的序幕。一九三二年五月，中央指示寿县成立中心县委，直属中央领导，下辖寿、凤、涡、蒙、颖、太、霍等七个县。当红二十五军打垮了陈调元部队，开到正阳关，革命形势发展，日益对我利有，寿县境内的小甸集、杨庙、大井寺、五竹滩子相继成立了游击小组，拿起了枪杆子，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些游击小组，都在中心县委的领导下，先后消灭了民愤极大，反共最凶的姚蔼卿、毕少山、董曙东等恶霸地主、剿共司令和叛徒，苏区、白区，革命空前高涨。一九三三年，蒋介石亲率五十万、一百万军队向我苏区进行疯狂第四次、第五次大围剿时，张国焘惊慌失措，葬送了鄂豫皖苏区，红军主力离开了鄂豫皖苏区，只留下少量的红军在坚持，这给我们新发展起来的革命力量不能不算很大的打击。我们预计到皖北的敌人会加重对我们的压力，我们白区的斗争，也随之困难起来，但我们并没有气馁、畏缩。一九三四年夏接中央要我们迅速成立武装，创建新苏区，支援老苏区的指示，这时我们中心县委委员，分管军事，中心县委责成我，将县内组织起来的游击小组，集中起来，成立皖北红军游击大队。由孙瑞训任大队长，曹光海作副大队长，我任政委，曹云露、马实分别担任组织、宣传组长。我们大队成立不久，就除霸安民，打了一些漂亮仗，引起了敌人的注视，国民党地方军配合刘振华部队和？？在关内的东北军，对我们苏区进行多次残酷“清剿”的同时，对寿县的革命力量，也进行疯狂地反扑。区、乡镇上，都设有清乡队和“肃反专员”，挨户清查。当时凡查出红线、红布之类的物品，均被指为赤化者，予以“向罪”私镇压。顿时，黑云压城，白色恐怖。寿县党的组织和游击队，无法就地开展活动，而且情况十分危急。为了保存革命力量，配合主力红军侍机破敌，寻找敌人统治薄弱的丘陵地带和山区打游击。经中心县委研究决定，由曹广海和我率领皖北游击大队，向合肥方向转移。因为：1、寿、合接壤，两个中心县委原来就有较密切联系；2、合肥也有一支较强的游击队，我们去后，联合起来并肩作战，力量就大些；3、合肥西南与舒城连接，是丘陵地带，迂回性较大，便于打游击。

一九三四年九月初的一个夜晚，我皖西北游击大队从寿县的小甸集出发，经杨庙的孙家圩子，进入合肥县境，由合肥中心县委联络员朱延凯带路，渡过了三河。又通过合肥中心县委地下交通员彭家良，找到了中心县书记刘文（又名刘敏），刘文见到我们，非常激动，他说：“你们来的太好了，太及时了。”原来，他们的处境，也非常困难，？？三河区区长五庚年在正对他们发起疯狂“围剿”，他们已损失惨重，游击大队长，政委颜文斗和中心县委的一些优秀领导人，都先后牺牲了，只剩下孙仲德、奚业胜等五六人和几条枪在坚持。我们队伍一到，群众奔走相告，斗争情绪高涨起来。经商量决定把两个游击队合并成皖西北游击大队，大队长曹广海，政委张为屏，大队副孙仲德，曹云露、马实分别担任组织、宣传。会后派交通员去上海向党中央请示。不久寿县中心县委书记仇西华被捕，中央同意将寿县、合肥两个中心县委合并为皖西北中心县委，书记刘文，组织部长张为屏，宣传部长曹云露、军委书记曹广海。

王庚年听到我皖北游击大队进到合境内，十分震惊，立即带反动武装来拦截，我们刚离开地下交通员彭家良家，就同王庚年的保安队接火了，我们侦察到敌人不多，又无充分的战斗准备，决定对他痛击，我们部队打的很勇敢，战斗了一天，只有薛道义一人负伤，而王庚年的保安队伤亡不少。夜间，我们向舒城方向转移，上了春秋山，第二天是旧历重阳节。因私守不严，和尚下山告密，次日清晨，舒城县保安队和张学良的正规军危围了我们。为了避开敌锋，决定突围，由曹广海率部在前，我和马实继后，我们边打边撤退，撤到至白花岭，曹广海同志负重伤，敌以数倍于我，把我们围得水泄不通，一切火力都用上了。我们子弹打完了，把敌甩过来的手榴弹，捻起来又甩过去。部分敌人冲上来，我们与敌肉搏。曹广海同志伤势过重，打他送到老百姓家门板上躺着，他手中坚握枪说：“我不行了，你们走吧！有部队就有一切，你们走，我不会当俘虏的……边说边向将腰部缠着钱袋解下来交给我，正说着敌人机枪又打过来了，击中了他的头部，曹广海这位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而又英勇善战的好同志。就这样牺牲在白花岭的。我们怀着无限的悲痛心情和对敌人的刻骨仇恨，继续投入战斗。直到深夜，我们击敌不意地向他指挥了处突然冲过去，才突击了突围，下了山。

我们虽然突围击来了，但损失很大，部队一百多人伤亡过来，大队长曹广海和几个中队长、指导员颜珍国、？？发明、？？大稳子、卢大个子等一批优秀骨干分子牺牲了。下山后，我和孙仲德、曹云露、马实带领剩下的四十多人，渡过了沙河，到了肥西缺牙山进行整顿。书记刘文赶来和我们开了会，分析了形势，研究了对策，决定将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迅速扎根下来，发动群众，恢复和建立党的组织，并决定把春秋山战斗情况，报告中央，等待指示。

一九三五年元月，中央派李德保来传达指示：“为了加强领导，将皖西北中心县扩充为皖西北特委，刘文任书记，张为屏任组织部长，李德保任宣传部长，王大姐任妇女部长，张麻子任农运部长。”又根据中央“部队要继续发展，扩建为游击师，要打通与老区联系，在可能的条件下，建立新苏区”的指示，特委决定成立皖西北游击师，任命孙仲德为师长，张为屏任政委，曹云露任参谋长，游击师下辖一、二、三连，当时全师约六、七十人，百把多条枪。杨银声、？？祖功、冯兆鲁、徐三和、薛汉章等分别担各连连长指导员，从此，皖西北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皖西北特委的领导，有了皖西北游击师这支红军武装的保护和支持。

化整为零，发动群众，开展“扒粮”斗争。

皖西北特委和皖西北游击师的成立，使皖西北地区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根本原因，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矛盾的结果。当时皖西北地区水旱灾严重，年年歉收，国民党反动政权，对广大贫苦农民繁重地苛捐杂税和地租剥削，不仅没有减少，更加巧立名目，增设层次，在乡、保、甲的基础上，又设什么塘埧委员，农民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皖西北特委考虑群众的困苦，抓住当时这一突击的阶级矛盾，研究决定，把骨干力量分到各地去发动群众，开展“扒粮”斗争（又名分粮），经过斗争，把群众吸引到革命斗争的行列中来，使革命烈火，越烧越旺，掀起革命斗争新高潮。当时特委和游击的领导成员具体分工是：刘文带一些人到庐江、巢县、无为一带，张为屏等舒城北乡和南乡，顾鸿等到庐江、巢县，孙仲德、曹云露、马实笛在合肥西乡，有时也到南乡。无论分到那一个乡，都是白区，在白区坚持武装斗争，是非常困难，也是极期艰险的。这时鄂豫皖红军早已北上抗日了，留下少量部队，在高敬亭同志的领导下，隐匿在大别山区活动。地方党的组织，差不多被破坏了，幸存的党员和积极分子，也转入地下，而且他们的政治态度，我们新到一地，没经考虑前，也不依？？。国民党对我们“清剿”、“封锁”也是非厉害和残酷的，敌众我寡，若稍露行迹，即有遭致被困，被捉杀头的危险，真是时刻像在虎口里守日子，正像陈毅同志在《梅岭三章》中所写“断头今日意为何？……”我们的同志坚忍不拔，视死如归，采取了分散隐匿，昼复夜起，攻其不备，避实就虚的策略，设法与顽敌斗争，并发动群众和鼓舞群众，一般群众家里红布、红线、红纸早已不敢用了。国民党为了“清剿”游击队，几乎是三里一寨，五里一堡，任何人经过都要盘查询问，封锁线也特别的多，我们通过封锁线，不是走的，而是爬。我们白天一般不能露面，隐蔽在群众家里，完全是夜晚活动，在群众家里也不能固定一个地方，今天在这里，明天在那里，有时一个晚要移动几个地方。为了保护群众，我们无论在那里，都做到来无影，去不留踪，每确定到那一家去，大都活动一夜之后，趁天没亮时就摸到他家卧室窗口，发击暗号，对上了号，就轻悄悄地进去，一直跟到天黑时才离开。要是对不上号，就立即转移，虽然我们的行动是好样慎密，也曾多次遭到敌困、袭击。有一次，约在一九三六年六月，我和陈郁发、顾鸿、奚业胜、轩祖功等八人，夜晚在？？家桥附近鲍家塘村子里执行任务，被坏人范锐三甲长发现，向敌告密，第二天一亮，敌约百余人包围村后，在这万分紧急时刻，我命令大家准备好，指明射击方向，喊一声“跟我冲”顿时八支卜壳枪朝着一个方射击冲去，打的敌人人仰马翻，措手不及，我们全部安全突围了。又有一次顾鸿、杨银声、奚业胜、陈郁发等在火？？（地名）秦益？？（党员，现任海军某部部长）家，他们晚上九时去的，不久，国民党军队来了，顾鸿等就同他们打起来了，幸好国民党人不多，不敢恋战，接火后就走了。这次战斗中，杨银声臂膀负伤。事后分析国民党根本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是嫖女人，而碰上了我们。

巢湖一带，土匪特别多，也给我们的活动设置困难和干扰，土匪之多，历来出名，当地流传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打雁者，打了不少雁放在路过，有一个律师经过，想要一只，打雁人不肯，律师生气讲：“百里巢湖，二十里湖滩，推枪打雁，良匪难分，说明你不是匪，即通匪，不是通匪也是窝匪。”打匪者见律师真去报发，就给了他一只。说明土匪之多，那时卫立煌任安徽省之长，因他“剿匪”有功，为了表彰他，国民党把金寨改为立煌县。他剿匪，主要剿红军，企图消灭共产党。对于真正害人民的土匪，不仅不剿，而且相印相通，均分赃物。一九三六年隆冬季节，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顾鸿、孙仲德一道，送信给我和曹去露，从冶父山北朱家老坟院，经铺子岗、三岔路，到了鸡鸣山时，雪已下的很深，行路艰难，？？我很疲倦了，打算到鸡鸣山的松树林里休息一下，刚一停下来，孙仲德想抽烟，央求顾鸿道：“让我抽支烟吧”他想这里反正没有人，怕什么呢？顾鸿同意了，说：“你用手捧着烟！（意思怕火星被人发现）老孙刚把火柴一擦燃，就吁到敲配树声，邦！邦！邦！三下，那知国民党区大队巡逻来了。三下响声之后，就顺着雪光看到有人影响我们移动，好像在包围他俩，他俩音量后，由顾鸿同志向人影处开了一枪。一枪击去，引起四面响枪包围，他俩立即突围，孙仲德惜财，又穿着日作衣衫夜当被的长袍子，跑不动，顾鸿接着孙拼命跑了十几里，实在跑不动了，到了菊海寺附近截店村子地下党的负责人夏日王家隐蔽，刚坐下来，地方党的同志来到夏家报告：咋晚区大队与土匪遭遇，区大队负伤一人。”就是孙仲德他俩开枪打伤的。国民党为什么要敲松树之下呢？后来我们捉到当地一个地主交待，“敲三下”是国民党与土匪联络暗号，这个区大队雪夜击来，名为巡逻，产则是通匪分赃来的。巢湖这个著名的土匪窝子，直到一九四八年我人民解放军去后，才把它真正肃清。也有很多时间，是在群众巧妙的掩护下，摆脱危险的，在一九三六年七、八月旬，一个大白天，我和曹云露、顾鸿、陈郁发、冯兆鲁等六、七人，在截家桥附近小罗家冲一个赤色群众家隐蔽，突然民团来了三、四十人，村里顿时鸡飞狗叫，乱成一团，青年妇女都躲藏起来。我们担心受包围，打算冲击去。这家男主人下地干活去了，只有女主人在家，一个三十多岁的农妇，好似看透了我们的心事，连忙进房来告诉我们：“敌人人多，冲出去要吃亏的”，农村卧房内光线较暗，她叫我们藏在房内暂不要动，按照她的计谋行动，我们凜声禁气，枪弹上满镗，紧握匕首，在她家卧房内的床空处、米缸间蹲着，见机迎敌，大嫂坐在大门坎上纳鞋底，当国民党快要她家门口时，她大声喊道：“老总，你们辛苦了！来家喝杯茶吧！（暗示我们敌人已来）几个民团吆吆喝喝的进到她家房里，她从容不迫的敬茶、奉烟，并告诉她家男人下地了，自己没有鞋穿，趁大忙来到，在家里赶做。这些民团一方面有点累了想休息，另一方面看大嫂对他们恭敬，就没在她家翻箱倒柜，在堂房坐着喝茶抽烟，幸好集令哨声响了，他们拿走了剩下的烟，拔腿就跑，避免了一场肉搏。后来才知道，民团事先没有发现任何目标，而是到乡村打鸡来的。陈郁发当时年纪最小，睡觉打大鼾，每当白天隐蔽在群众家里时，怕他鼾声引起外面人听到怀疑和暴露，因此每当他睡觉时，不让睡熟。最后没法，就把派到巢县特委机关里工作了。

虽我们极其艰苦的条件下，秘密开展活动，但群众还是逐渐发动起来，我们每到一处，首先是恢复和整顿党的组织，物色积极分子，由点到面开展工作，到三五年深秋，又多次开展了群众性的“扒粮”斗争。

群众“扒粮”斗争，是在各地党组织和党员的领导下，秘密发动和组织的，具体做法是：先由地下党选择和确定好的“扒粮”对象，并负责将其家里的粮食、武器、内外防御工事，详细调查清楚，报告给红军武装部队，再研究确定“扒粮”日期，参加人人员、涉及范围、集合地点。还规定了严密的组织纪律：1、参加“扒粮”群众，必须带马虎帽；（戴上后只露两个眼睛不露面）；2、“扒粮”时不准讲话，以免声音被熟人听见而暴露；3、挑粮的箩筐和绳子必须结实（用新的绳索），以免中途绳断筐裂而露痕迹；4、不准私自？？私拿地主家里任何东西；5、不准搜女人腰包；6、行动要迅速敏捷，集合哨声响，全部撤离村庄。以上规定和纪律，分别秘密通知群众，按时到达集合地点，由红军武装掩护前去“扒粮”。到了目的地后，先由红军战士翻墙进屋，把地主全家关押在一间房子里，警告其不准乱说乱动，然后带领群众进去装粮，粮食装好后，再由红军武装护送离开。为了不留痕迹，又能迷惑敌人，红军护送时，故意在与群众去路相反的方向路上撒些谷子。为遇到下雪天气，前面走了，后面派人扫平脚迹。这些既达到了群众“扒粮”的目的，又掩护了革命力量的安全。有时一个县内，同时就几处“扒粮”，搞得敌人惊慌失措，不知所从。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松对农民运动的镇压，不管当时他们施放多少毒计和高压手段，都扑灭不了农民革命斗争的火焰，农民斗争的烈火，不仅越烧越旺，而“扒粮”斗争，越来越有经验：1、他们每家门轴，都摸了油，深夜开关门没有任何响声；2、“扒粮”后和参予地主家周围关于“土匪”抢粮的议论，一方面议论土匪什么都不要，就是要粮食（让所有群众明确），一方面探听敌人的动向，注意对策。

还是亲靠亲，邻挨邻的发展“扒粮”群众组织，扩大赤色群众队伍，（群众称扒过粮的为在组织）经过几次“扒粮”斗争，群众组织越来越大，我们的红军游击师也就越来越有群众的基础，这样就改变了我们的困境。一九三四年秋，皖西北游击大队，从寿县刚到合肥时，在春秋山被反动的军队包围了，突围后，不少伤员没有地安插。而在赤色群众组织发展后，给我们游击队武装活动，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小股武装执行任务，也受到群众拥护，不少群众（赤色）要求参加我们红军各县的游击小组，纷纷拿起武器，在红军游击师的领导下，积极活动起来。我们游击师的队伍，也不断壮大，三个连的战士，都有了充实，全师总计已有三百余人。我们的住处和活动场所，相对稳定一些，国民党地方小股民团，不敢随便来犯。

集零为整，攻打敌人

为了进一步发动、组织和开展灵活机动的游击战争，特委分析了有利形势，研究决定，把一部分“扒粮”斗争交给地方游击小组（又名赤卫队）负责掩护，将分散活动的游击师战士集中起来，打掉几个碉堡，攻打几个区镇，以扩大影响，从而把皖西北游击战争迅速开展起来。当时研究游击战争的原则是：不轻易打仗，不盲目的有仗就打，而是有政治目的打，要打扩大政治影响的仗；要打能发动群众的仗，要打能得到物资补充的仗；要打没有损失的仗。作战方式，主要是突然袭击和伏击。多数时间是夜间袭击，来一个“摸瓜”或者“一锅端”，有时白天埋伏在敌人回去的路上截尾子，打掉队的。或者化妆成敌人的模样，打进圩子去，打他个冷不防，或者爬到敌人封锁线外去，奇袭敌人据兵和后方。一九三五年三月，我们攻打了肥西众兴集。这个集镇离我们住地缺牙山约七、八十里路，镇上经济繁荣，是国民党活跃的据点，当时民团长××在那里？？横行，强占有夫之妇，民愤极大，决定从起开刀。这一仗是远途奔袭，但我们充分利用内线作用，堡垒很快就攻破了。集上有个叫任继周的（人称他大任）市民，老婆长的颇有姿色，被民团团长强行霸占了，大任恨之入骨，想寻找机会报复，苦于没有门路，我们得知后，经常派人去做他的工作，不久发展了他的堂弟任继年（裁缝）入党，后又发展他入党。经过周密计划，我们游击队，先派一个小队化装成老百姓，悄悄的进到大任的家，天刚拂晓，大队急行军赶到，未取里应外合，突然袭击，焚烧了敌人碉堡，消灭堡内敌人，活捉民团团长，缴获长、短枪三十余支，将集上大商号的油、盐、布、南北货等物，分给当地贫苦市民，大大扩大了红军影响。当天就有不少的群众要求参加我们的军队。我们的皖西北游击师，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正式向群众宣告成立的。成立后在三个连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手枪连（又名特务连）命徐三为连长。徐三，又叫徐三驼子，当地人，有长期地下斗争的经验，特务连成立后，对敌情了更及时、准确、具体了，因而对敌人打击更很，更有的放矢。

攻打卫家圩子，又名卫家水城，因为圩子周围有一耕水城围着的城堡，只有一条路击入，这条路不仅常有重兵把守，还设有吊桥，只有他们自己人击入时，才放下吊桥，平时吊桥都是高吊着，任何人无法击进。一九三五年四、五月间，为了引敌击洞，我们将小股部队打进卫家围子，把附近的敌人也引将击来，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进攻经过是这样的：头天晚上将大队拉到卫家圩子附近隐蔽，封锁消息，第二天由特务连长徐三选好十名精明强干的战士，穿国民党十一路军的军装、符号，冒充敌人的清乡队，喊开了城门，命令守兵放下吊桥，闯进卫家围内，捉住卫家的家主，宣布我们是红军，迫其下令缴枪，在这种情况下，卫家一方面下令缴枪；一方面暗地派人往敌人据点送信，要求派兵来消灭我们，我们详若不知，在里面不慌不忙，要卫家杀猪做饭，不久约百余敌人援兵向卫家卫圩开来，等他们退到我军伏击圈内，打了他一个不防，敌伤亡很大，而我军没有一人负伤。这次战斗打得敌人很狼狈，有些敌人士兵在我军追击下，天热，跑不动，不少跳进水塘，当了俘虏，我军缴了一些枪支弹药，浩浩荡荡转移了。这次战斗，对敌震动很大。接着一九三五年十月间攻打庐江县北乡截家桥镇，击退了庐江县常备队，俘虏了庐江县县长汪培实的叔叔——墉埧委员汪显亚和叛徒姜必胜，当场处决了。扫清了我们必经这路的障碍。

每打一处，群众蜂拥而来，要求参加我军，我军从中挑选一些好的，身强力壮补充我军。过去组织“扒粮”和游击队的活动，都是夜间，打集镇是白天。一般是拂晓进攻，开仑放粮，部队得到补充就撤离。白天行动，队伍拉的长长的，颇有浩浩荡荡之势。土豪劣绅看到了十分害怕，反动武装又来不及找到我们。来援卫家圩子那次，敌虽赶来了，又中了我军的埋伏，被我军打的死伤很多，俘虏了几十人。皖西北游击师从起威震四方，孙胖子（孙仲德师长）、张矮子（张为屏政委）、曹瞎子（曹云露参谋长）名扬四乡，敌闻胆颤心惊，群众呼到欢欣鼓舞。合肥、庐江、舒城等县的革命形势，有了很大的好转。过去一个村庄只一户或几户“赤化”的，后来整个村庄“赤化”了，且村与村联成一片，游击队白天都可以背枪走村串户了。村与村之间，党的组织不仅质量上有大发展，而且相互间勾通了，还有十几村子和地区新建立了党的支部，据我回忆起和顾鸿同志笔记上记载有：庐江县黄土山芮家岗支部、？？家桥南范家岗支部、一窝蛋支部、野父山北朱家老坟院支部、小罗家冲支部、菊海寺附近截庄村支部、排家圩支部、麻石桥支部、巢县沐家集的丁庄、查北店支部、无为县猪头山脚下瓜棚、夏有店支部、候家桥、黑店子支部等十多个支部，统计党员一百多人，加上整顿和恢复的党组织共计二十多个支部，党员一百五十余人，各地方赤卫队，在当地党的领导下，都有了十几支和几十支枪等。红军游击师发展到了五百余人。军威大振，激励人心。

为了打通与老苏区联系，又建立巩固的根据地，我们兵分两路，一路由孙仲德率领一个连一百五十余人去苏区整训，寻找红二十八军的八十二师，一路由马实率领就坚持。张为屏、曹云露去巢县和肥西治病和养伤。一九三五年秋季，孙仲德率领一个？？连人，经过舒城晓天，到了岳西县的薄园和黄麦园一带，找到了红二十八师的手枪团，与之会师了。该团派一师级干部来任我游击师副师长。这一带自红四方面军撤去后，国民党军队破坏及非常厉害，许多庄子被烧掉了，老百姓被强迫集中到大寨子里，不敢与我军接触，生活非常困难，群众中流传着“家住黄麦园，辣椒当油盐；（即没有盐吃）家住大山头，松木做灯油（即没有点灯的油，就烧松木照明）”。红二十八师，当时人已不多了，装备很差，为了帮助他们解决一部分给养，孙仲德德率游击师汇合手枪团，打开了肥西烧脉岗，消灭了五十里铺，臭名昭着的“汪家五虎将”（国民党地方民团团长汪大洋的五个鬼子）。接着在肥南打了一些胜仗，缴获了许多枪支弹药和生活用品，改善了红二十八师的战士生活。我游击师在整训中，也提高了素质，扩充了力量。这时特委在肥南彭家圩子召开了一次会议，决定拨给红二十八师全副武装一个连。我师和红二十八师互相支援，亲密无间，形势发展不断对我有利，不料，副师长带来一个随员，从中挑拨扇动，离间两个部队之间关系，导致游击师的连长任继周叛变，打死了副师长，带着一连人枪投敌（明白真象的战士，又逃回不少）使我军元气损伤很大。几乎与此同时，马实率领的部队，在肥西中派河的清明寺遭到敌人包围袭击，由于指挥失误，伤亡惨重，突围中一个未连几乎全部战淹死在中派河中，只有极少的人逃了出来。从此我皖西北特委、游击师的活动，又追入了艰苦的再分散阶段。

寻找党中央，分批去延安

苏区整训部队，任继周叛变，中派河突围伤亡惨重，面对这种困境，特委派人去巢县普仁医院接我出院，当时我治伤未愈，出来收捡残局，将马实所率领逃散的几个人收回，带领到苏区与孙仲虎同志处剩下来的人会合了。根据当时的战士思想情况和生活习惯，为了保存这支武装，决定离开苏区，仍回到巢、无、庐、舒边界。归途中，得知叛徒任继周投敌后，颇受国民党赏识，封他为“剿共”特务组组长，专门负责侦察游击师的动向。敌人利用他熟悉我师情况和活动规律，妄图围歼我们。这个叛徒确实为国民党很卖力，据地方党的组织的情报，他经常率领武装特务，到处寻找我军跟踪，开始时白天出来，晚上回去，不敢在城外歇宿，后来他错误的估计了形势，胆子越来越大了夜晚也敢在回乡寻查。  来这条狗的存在，对我军威胁很大，决定全力以赴地除掉他。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我地下交通员来报：“任继周和他的武装小组，正在舒城春秋山附近祠堂里，猜拳饮酒，寻欢作乐。“我军立即整装出发，包围了祠堂，大声喊到：“交出任继周，缴枪不杀，否则，放火烧掉你们。”特务们为了保全自己，把任继周推了出来，我军无数颗仇恨的子弹，一颗一颗的都集中在他身上，结束了这个叛徒生命，缴获了敌人全部枪支。

虽除掉了跟踪我们的叛徒，这个心腹之患，但终我军人少力薄，国民党地方民团又猖狂起来。部分战士信心不足，个别的动摇逃跑，为：任继年于一九三六年底携枪逃跑，加上地方党组织的活动也日益困难，我们再度进入昼伏夜起，隐蔽活动。了为巩固这支武装，稳定军心，曾搞了一次较长的时间的深夜袭击——“摸瓜”（除霸）“打狗”（除特务、叛徒），但仍难氛围局面，恢复元气。

为了宣传我党主张，也为着寻找无为县地方党的组织，特委决定就在一九三六年七、八月间，无为县西乡六峰山（当地人叫蒋家山口）有一天民间唱京戏的机会，向看戏的二千余群众，宣传我党抗日主张，揭露蒋介石不抗日专打内战。演讲者孙仲德同志，他以皖西北红军游击师名义出现的，话后，当时就有百余群众要求参加我军队。这一次演讲后，震动了巢、无、庐县等，三天后巢县、无为县、庐江县就组织了三县联队防指挥部在魏家埧镇，三县常备队轮流驻防卫家埧，妄图剿灭我军。

皖西北特委改选。特委书记刘敏自己提前来说：“我肺病很重，特委改选由其他同志负责。”于一九三六年（农历十二月二十三日）在庐江北乡，？？家桥镇南边的宋家小圩子进行改选的。特委改选后的分工：书记刘敏、副书记兼宣传部长曹云露、组织部长张为屏、军事部长孙仲德、青年部副部长杨银声、负责妇女工作冯北鲁、顾鸿、奚业胜和陈郁发均为委员。一九三七年三月间，特委成员在盛家桥附近的麻石桥村高家田家开了一次会议，决定遣散部分战士回家，留下精干的力量，以？？业为掩护，分散活动，重新发动和组织革命力量。刘敏、杨银声去黄麓师范所属的钟庙小学教书；孙仲德、奚业胜等以大米商为掩护，活动在长江中、下游，他们买了一条大木船，特造成夹底，底下藏枪支，底上装大米并待机在白沙州一带，组织群众“扒粮”，为党筹集经费和枪支弹药，张世祥、冯兆鲁、？？祖功等在浙江的长兴县煤矿区，开了一个三友实业商店；曹云露、顾鸿等在庐江县、巢县南乡、无为县西乡，肥西一带领导赤卫队活动；张为屏带家眷去巢县城内，利用住院结识上层关系，以大地主大米商住家掩护，建立秘密地特委机关。将全师多余的枪支，收藏起来，我们收藏的办法，现在想起来，也是很有意思的，短枪一般随身带了，长枪都擦油、捆紧、包好后趁夜深人静搬出去，到事先侦察好的新坟地，把它挖开，将尸体拉出来，丢进没人到的沟壑里把枪装进棺材，然后盖好，掩土做记而去。有些地主的棺材，油漆得非常好，枪藏进去，既防潮、又安全。这些枪支，都为我后来从延安回来抗日，起到了较大的作用。

为了共度困难，团结一致，坚持革命到底，会上还举行了宣誓仪式，誓词大意是：“春蚕到死比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为了革命胜利，团结一起，永不叛党。”

在这分散活动日子里，我们多么盼望党中央的指示！多么想知道党中央的消息！为了寻找党中央，一九三六年夏天刘敏和我去上海，党中央虽未找到，但得知党中央到达陕北了。一九三七年三月间，又派孙仲德到了西安，找到了八路军办事处和中央局，汇报了三年来皖西北特委和游击师的活动情况和当时艰难处境。中央局研究确定派宋天觉同志回安徽，接替原特委成员的工作，特委成员刘敏、曹云露、孙仲德、杨银声、顾鸿、奚业腾在刘敏的率领下第一批去延安，我和陈郁发二人因要交待工作，第二批去延安，共七人到延安。

到延安后，曹云露、陈郁发二人被分配在中央党校学习，刘敏因肺病严重，留在西安治疗，后派往到河南任省委副书记或是组织部长，我和其他成员，全部进入“抗大”，经过一段学习之后，一九三七年底，我和曹云露被分配回安徽组织“安徽工委”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方抗日的力量，孙仲德、顾鸿在一九三八年三月间，分配到皖南新四军工作。杨银声、奚业胜和陈郁发同志留在陕北地区工作，先后都上了抗日战争的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