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抗战初期，南京、徐州相继失守，国民党安徽省政府先后迁到六安和立煌县的金家寨，中共安徽省工委、中共鄂豫皖区党委也先后在六安、立煌成立。处于抗日前沿的皖西成为战时安徽省暨大别山区的政治、文化中心。一些支持中国抗战的国际友人相继到皖西活动，留下令人难忘的足迹。

救护援华飞行员

1938年早春的一个下午，临时省会六安的上空忽然传来一阵刺耳的飞机轰鸣声。人们以为日军飞机又来轰炸，一个个东躲西藏，惊慌失措。只见一架小型飞机低空绕行两周后，突然歪歪斜斜地降落在城东北的大荒地（今六安市中心广场）上。这块空地由省政府决定充作临时停机场，但当时只草草铲平，跑道还未修，更无机场标志。飞机仓促降落时一下撞到机场边的土坎上，飞行员也受了伤。

很快，县政府、县动委会的工作人员便赶到现场，见飞行员是外国人，就用英语询问，但对方却只是摇头。有人提议找学俄语的人来试试，县动委会立即派人找来曾在北京俄文专科学校学习的华明女士。这一招果然灵，华明和那飞行员交谈了一会，就消除了飞行员害怕落入日本人之手的疑虑，得知飞行员名叫洛索夫斯基，是苏联援华飞行大队的侦察机驾驶员，奉命从武汉起飞到蚌埠侦察敌情，遭3架日军飞机追击，在机身已经中弹的情况下，仍机智地摆脱了敌机。他在飞行图上看到六安有机场，但飞到六安时却找不到机场标志，因机件已发生故障，只得紧急降落在一片空地上。他对于自己身体受伤毫不介意，可对飞机的损坏却十分痛心。

洛索夫斯基这种为中国抗日英勇战斗的忘我精神使大家深受感动。在场的人对他非常友好，很快将他抬到医院进行精心治疗和护理，还主动保护飞机，为他找到失落在飞机外面的手枪。在养伤过程中，洛索夫斯基与皋城群众结下深厚的友谊，尤其使他兴奋不已的是在中国内地小城镇，竟能遇到一个懂俄语的“知音”。他为华明的失业感到惋惜，打算介绍她到汉口飞机场工作。当时先后来华抗日的苏联航空志愿队有2000余人，汉口机场也需要懂俄语的人，但华明谢绝了他的好意。

半个多月后，还未痊愈的洛索夫斯基就迫不及待地要求回到自己的战斗岗位上去，他感谢六安人民的精心救护和接待，表示在中国抗战没有获得胜利之前，决不停止战斗。在接运飞机的隆隆机声中，他依依不舍地告别欢送的人群。

苏联援华飞行员短暂的停留，也进一步激发了六安人民的抗日热情。

美国记者立煌行

史沫特莱出身贫苦，思想进步，同情中国革命。从1929年初踏上中国大地起，她就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写下许多著名的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反映红军和八路军、新四军的战斗业绩，赢得国际上许多进步人士对中国革命和中国抗战的同情与援助。

9月25日傍晚，史沫特莱路过第二十一集团军司令部所在地的古碑冲，还没有来得及喘一口气，就应邀即兴给安徽学生军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抗战的影响的演讲。第二天，在省政府会客厅，她与省政府主席廖磊将军进行了长谈，详细了解抗战以来广西军队的战斗经历和抗战意识、安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情况。随后，她不停地走访、参观了立煌的许多地方和单位，也多次接受大别山新闻界的采访。她对省动委会主办的《大别山日报》记者说：“中国人民只要能够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抗日主张，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反对投降，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就一定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

史沫特莱参观了妇女洗衣社，还为妇女问题研究会作了题为《世界妇女运动的动力》的演讲。她在省动委会采访时，适逢妇工会正在批评一个虐待媳妇的婆婆。史沫特莱以赞赏的口气说：“你们做得对！”并为妇工会创办的《妇女》月刊题词，阐述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的关系，赞扬战斗在大别山的妇女“为了祖国的自由而贡献她们全部的心力”。

一天的下午和晚上，省动委会青年和妇女两个委员会召集一个有全省各地代表参加的妇女会议，史沫特莱作为大会的主要发言人，就国际妇女运动问题作了一个内容广泛的长篇报告。会场上挤满了妇女，包括一些临产的孕妇，还有附近的农民和工人。因为她不仅关心妇女解放运动，还关心中国士兵特别是新四军的医疗卫生工作，为抗日部队争取了大批的医药武器的国际援助和医务人员的到来，并亲自参加伤兵的医护救助工作，所以会场上有一条欢迎她的大字横幅称她为“中国伤兵之母”！

10月上旬，她出席了省动委会等进步团体召开的座谈会，同近百名各界人士倾心交谈。会后，她和大家一起吃大锅青菜饭，意味深长地说：“你们的青菜饭，比省主席请我吃的鱼翅席还要香！因为那种酒席是用穷人的血汗换来的，我吃了心里不好受。”

在立煌的一个月中，史沫特莱明显察觉到皖西社会矛盾的异常复杂和激烈，以及安徽政局的迅速逆转。国民党的反共气焰不断嚣张，她的老朋友、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章乃器等进步人士被迫离开立煌。她还发现许多青年在参加廖磊的葬礼后连宿舍都没回就撤出立煌。

西风烈，秋声高，百花凋。10月28日清晨，史沫特莱告别了前来送行的热血青年，带着几分忧虑，几丝愁绪，离开了立煌。

抗日的日本女士

1938年春，六安的抗日救亡工作热火朝天，其中一位讲日语的女士非常活跃。由于她是日本人，以实际行动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就格外引人注目，在皖西引起很大反响。

这位女士便是石锦昭子。她出生于日本枥木县一个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到明治大学医务室任护士，1927年不顾家人反对，与安徽巢湖籍留日的进步学生翟宗文结为伉俪，不久来到中国，投身中国革命运动。1937年，日本政府通令侨居中国的日本人，一律回国，否则作为叛国论处。她蔑视这一通令，毅然留在中国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1938年初，她随夫奔赴六安。翟宗文先后担任省动委会宣传部总干事和副部长等职，她则参加省动委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和妇运工作，还为二十一集团军卫生队筹集药品，并参与伤病员救护工作。

省政府迁立煌后，石锦昭子一家单独住在金家寨的一座小山上，中共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经常借她家秘密聚会，她冒险为大家放哨，还掩护、接济一些奔赴延安和其他根据地的青年。

石锦昭子经常作抗日讲演。由于她汉语说得不流利，讲演时往往用日语，而由翟宗文担任翻译。一次，她在省动委会召开的千人大会上，慷慨激昂地说：“尽管我是个日本人，但我热爱中国人民。日本军国主义者丧尽天良悍然侵略中国，对中国实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激起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强烈谴责。我现在郑重宣布：坚决站在中国人民这一边，与中国人民一道反对日本侵略者！”她的话赢得阵阵掌声。

石锦昭子参加进步活动，支持进步人士同国民党反共反人民的行动和贪污腐化现象进行坚决斗争，招致国民党顽固派的忌恨。1940年初，李品仙接任省政府主席后，团结抗日的局面被破坏，石锦昭子和许多进步人士不断遭受迫害。1943年冬，她和丈夫被迫离开立煌，前往霍邱省立第一师范教书，继续向学生传播进步思想。解放后，石锦昭子加入中国国籍，曾当选为安徽省第四、五届政协委员，为中日友好事业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