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会见戈尔巴乔夫时为什么建议两国发展交往要“多做实事，少说空话”？

1988年，国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美苏的对抗态势日益不利于苏联。苏联出于内政外交的需要，不能不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来制定对外政策。于是，有利于中苏关系改善的重大步骤相继出台：

1988年4月14日，苏方在关于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的日内瓦协议上签字，承诺从5月15日起从阿富汗撤军，9个月内全部撤完。9月16日，戈尔巴乔夫在克拉斯诺尔斯克的演讲中宣称：苏联准备促进柬埔寨问题尽快解决，并表示愿意立即开始筹备中苏高级会晤。12月7日，戈尔巴乔夫在联大第43届会议上宣布：苏联单方面裁军50万，并在两年内撤回驻扎在蒙古的大部分军队。

到此，苏联在消除影响中苏关系正常化的“三大障碍”上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中苏关系出现了新的转机。1989年1月6日，越南宣布：越南政府和金边政权已决定，如果柬埔寨问题达成政治解决的话，越南将在9月前从柬埔寨撤出其全部军队。这条消息对中苏来说是至关重要的。柬埔寨问题是改善中苏关系的关键，是主要障碍。越南在柬驻军也是中苏关系实际上处于热点和对峙的问题，这个问题有了解决的方案，改善中苏关系便有了保证。

1989年5月16日，戈尔巴乔夫出访中国，与邓小平进行坦诚的会谈。邓小平开门见山地点出了60年代的中苏论战问题，他以务实、直率的谈话风格说：“从1957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60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20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马克思去世以后100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谈到世界日新月异的变化，邓小平认为“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墨守成规的观点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

邓小平以中苏间最敏感的问题为开场白，引发了一段对马克思主义及各国建设模式的议论，十分巧妙而冷静地批评了过去论战中的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为会谈定下了实事求是的基调。

接着，邓小平郑重地阐述了两个问题：一是历史上中国在列强压迫下遭受损害的情况，他毫不客气地历数沙俄时代及斯大林时期侵害中国权益的历史事实；二是近30年中国人感到对中国的威胁从苏联而来。

邓小平说这些话时，戈尔巴乔夫赶紧表白说：“对于不太遥远的事情，我感到有一定过错和责任。至于两国间比较遥远的事情，是历史形成的。重提领土的变迁，边界的改划，就会使世界不稳定，就有可能引起冲突……”邓小平摆摆手，对他说：“我讲这么长，叫‘结束过去’。目的是使苏联同志理解我们是怎样认识这个‘过去’的，脑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历史账讲了，这些问题一风吹，这也是这次会晤取得的一个成果。”

谈话间，邓小平特意问戈尔巴乔夫还记不记得三年前请齐奥塞斯库捎口信的事？戈尔巴乔夫连连点头表示记得，并说：“三年多的时间，清除三个障碍，平均每年一个。我要感谢你创造了条件，使我们能够走到一起来庆祝两国关系正常化。”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这次会见的目的是八个字：‘结束过去，开辟未来’。”他特别强调说:“现在两国交往多起来了，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交往，无论深度和广度都会有大的发展。在发展交往方面，我有一个重要建议:多做实事，少说空话。”戈尔巴乔夫马上赞成:“对，少声张，多做事。”

邓小平说过，改善中苏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是大功大德的事。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的历史性会晤，是中苏关系的转折点，为中苏关系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选自《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1000个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