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遭张国焘杀害的黄麻起义领导人戴克敏

戴克敏，湖北黄安、麻城一带的农民领袖。1927年4月曾带兵平定麻城会匪叛乱。1927年11月著名的“黄麻起义”领导者之一。随后创建柴山堡根据地和红三十一师。在战争中屡立战功。1932年三四月间，在张国焘罪恶的“肃反”中遭受诬陷，惨遭杀害。

动员组织黄麻起义的基本武装力量

1906年，戴克敏出生于湖北黄安县紫云区上戴家。父亲戴雪舫早年与董必武要好，是一个思想进步的乡村知识分子，以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为革命英勇牺牲。为戴克敏后来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

1924年，戴克敏考入武昌第一师范附属高级小学。学习期间，他结识了在武汉大、中学校读书的黄安籍学生戴季伦、王秀松、徐希烈等人。这些学生在董必武、陈潭秋的培养下，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戴克敏常与他们一起议论政治，传阅进步书籍，探求救国救民之道，思想益受启发，从此走上革命道路。

1926年10月，北伐军攻占武汉。正在武昌第一师范班学习的戴克敏激动不已，他与同学们一起，深入大街小巷，张贴标语，进行演讲，号召群众支援国民革命军的北伐斗争。不久，戴克敏以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农民运动特派员身份到黄安指导工作。这时，中共黄安县党团特别支部（简称黄安党团特支）已由秘密活动转入公开活动，并将党团特支的办公地址，从七里坪迁到县城。戴克敏等领导人决定从清算教育经费入手，与地主军阀支持的旧势力展开争夺教育局领导权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党组织夺取了县教育局的领导大权。接着又用“至诚学款”开办了一大批公费学校和乡村贫民夜校，通过教育系统，往各区各乡派遣干部，以学校为立足点，扩大革命影响，组织发动群众。戴克敏等还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形势，经过积极努力，于1926年冬天正式建立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黄安县党部和县农民协会筹备委员会。戴克敏被选为县党部和县农协筹备委员会的常委，参加领导全县的工作。戴克敏还会同曹学楷、程翰香等深入七里、紫云一带的农村，召集群众大会，建立农民协会，斗争土豪劣绅。戴克敏经常向群众宣传未来的社会是“点灯不用油，耕田不用牛”的美好社会，以此鼓舞广大农民的革命斗志。在他们的发动和组织下，黄安农民运动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好局面，广大贫苦农民通过农民协会同豪绅地主进行斗争。

1927年2月，中共黄安党团特支扩大为中共黄安县委和青年团县委。与此同时，黄安县召开了农民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了县农民协会，戴克敏、王健等被选为县农民协会的常委，负责领导全县的农民革命运动。在开展农民运动期间，戴克敏就十分重视建立农民武装的工作，派人到武汉通过董必武购买枪支子弹，同时还请来一些铁匠修造旧“来复枪”等枪械。2月间，县农协挑选了一批积极勇敢的青壮年农民，组成了一支100余人脱产的农民自卫军，有枪70余支。随后，各区乡的农民自卫军也相继建立起来。4月间，还成立了黄安县农民自卫军管理委员会。黄安农民自卫军成为后来发动黄麻起义的基本武装力量。

声势浩大的黄麻起义取得胜利

1927年3月，受黄安县党组织的委派，戴克敏和汪奠川等进入毛泽东在武昌举办的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6月下旬，戴克敏在农讲所学习期满，党组织派他回黄安，任中共黄安县委委员，并兼任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

7月15日，武汉汪精卫政府叛变革命，黄安成为敌人“清剿”屠杀的重点。被反动派通缉的黄安重要共产党人共92名，戴克敏是其中之一。在白色恐怖下，黄安党组织转移到七里坪，戴克敏的家成为党开展活动的秘密据点。

大革命失败后，党为了继续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坚持斗争，重组了黄安县委，恢复了大革命时期防御河南光山南部红枪会进攻的防务委员会组织，戴克敏被选为县委委员，并被推选为黄安县防务会主要领导人之一，负责指挥全县的军事斗争。8月7日，党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确定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开展土地革命的总方针，并决定在湘鄂赣粤等省举行武装起义。湖北省委拟定了“秋收暴动计划”，将全省划为7个起义区，黄麻属鄂东区。由于反动派的封锁，黄安党组织与省委失去联系，八七会议精神和省委的暴动计划未能传达下来。9月间，黄安县委决定派人去武汉找党的机关取得联络，接受指示。9月中旬，去武汉的郑位三、陈定侯等返县，带回了八七会议精神和长江局负责人罗亦农对黄安工作的指示。戴克敏和曹学楷、吴先筹等听说长江局有了指示，都很兴奋。于是，县委立即在七里坪文昌宫举行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的精神，讨论了上级党关于组织农民进行秋收武装起义的指示。虽然有个别人说，我们只有这几十条枪，打起红旗也抵不住敌人两个团。但是，戴克敏等大多数领导人都满怀热情，充满着信心。他们说：“俄国的武装革命，从1905年，到1917年经过了12年的时间，工人阶级掌握了政权，我们也决心干它十年、二十年。……我们只要不懈的长期奋斗，革命一定会胜利。”会议最后通过了戴克敏起草的具体的暴动计划。

会后，戴克敏和曹学楷等奔赴紫云区一带，积极发动和组织农民，以防务会组织为指挥机关，以祠堂庙宇为集结点，打刀造枪，掀起了捕杀土豪劣绅的斗争。从9月26日起，黄安紫云、七里等区的农民纷纷起来暴动。熊家咀附近的农民300余人，在共产党员程昭续的带领下，处决了程卜畈的大土豪程瑞林。继熊家咀暴动后，戴克敏等因势利导，发动了有9乡万余名武装农民参加的长冲农民大暴动。暴动群众涌向长冲集会，高呼“打倒蒋介石新军阀！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贪官污吏！铲除流氓地痞！”的口号，并镇压了无恶不作的土匪王道金（外号王胡子），广大农民的革命斗志高涨起来。

10月间，国民党魏益三的三十军一部进扰黄安，“九月暴动”因此停滞下来。土豪劣绅又抬头活动。在这斗争的关键时刻，黄安县委提出了“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的口号，决定留戴克敏、曹学楷、吴焕先等依靠群众力量，以黄麻北乡为大本营，以七里坪为活动中心，继续坚持斗争；再派郑位三、戴季英赴武汉向省委请示。11月3日，省委派来的代表在七里坪文昌宫第二高等小学召开了黄麻两县党团活动分子会议。会议根据省委指令和“两湖暴动计划”中的规定，成立了鄂东特委，同时亦改组了新组成的黄安县委。会议还决定，加紧训练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以此为骨干，以黄安之潘家河、阮家店、箭厂河、程卜畈等地义勇队和麻城之乘马岗、顺河集的农民为主要依靠，组织起义队伍，武装夺取黄安县城。会后，戴克敏负责组织和训练农民自卫军武装，为起义作准备。

经过各级党组织的深入宣传和发动，起义队伍迅速组织起来。黄麻“两县农民自卫军共有枪300余支，以刀矛土枪武装起来的农民义勇队及其它形式的农民武装达3万人以上”。

11月13日，声势浩大的黄麻起义开始了。鄂东特委调集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全部、麻城县农民自卫军一部及七里、紫云等区千余精锐农民义勇队，组成攻城部队，于当晚10时浩浩荡荡向黄安城进发。黄安七里、紫云、高桥、二积、仙居、桃花、城关等区成千上万的群众积极响应。午夜时分，部队到达了城北三里岗，停下作短暂休息。休息时，作为起义主要军事领导人之一的戴克敏作了战前动员。随后，起义队伍按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包围了黄安县城。14日4时，攻城部队一举攻入城内，全部歼灭了反动警察武装，捣毁反动县政府，活捉伪县长贺守忠和土劣数十人，缴枪30余支，子弹90箱，被子100余床，并打开了监狱，释放了被捕的农民协会干部和群众。

11月18日，中共鄂东特委在黄安城南门外校场岗召开万人大会，宣布成立黄安县农民政府，随之将参加暴动的黄、麻农民自卫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黄安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一路，麻城农民自卫军编为第二路，戴克敏被任命为鄂东军党代表兼第一路党代表。这支工农武装，是党在鄂豫皖边创建的第一支革命军队，是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的最初来源和骨干力量。

打开黄麻起义区的革命局面

根据中共鄂东特委决定，11月26日，戴克敏和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率鄂东军第一路，携带农民政府的宣传品，到县南开辟工作。他们经桃花到达了八里区，发动了三四千农民暴动，打垮了八里湾土劣的一堂红枪会，毙会匪四五十人，缴刀枪50余件。

黄麻起义的胜利，鼓舞了人民，震惊了敌人。12月5日夜，桂系十二军任应歧部从宋埠奔袭黄安城。戴克敏和鄂东军总指挥潘忠汝等率领城内守军与敌展开了英勇的抗击，县城附近的农民武装亦纷纷驰援。战斗自晚12时到翌日4时，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但终因敌众我寡，城门被敌攻破，革命军被迫突围。在激战中，总指挥潘忠汝、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光荣牺牲。

在革命遭受挫折面前，戴克敏没有悲观失望。12月下旬，他和吴光浩、曹学楷、戴季英等在木城寨举行会议。戴克敏在会上坚定地说：“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是长期的，我们不能为了一个城市同国民党反动派拚死拚命地争夺。只要我们不放下手中的枪，跟人民群众站在一起，坚持斗争，黄安县城是一定会回到我们手里来的。”会议决定，除留下少数人枪就地坚持斗争外，将大部分力量转移到敌人统治最薄弱的木兰山开展游击斗争。会后，党组织在黄安县的阂家祠堂集合了72个战士，带着53支长短枪，经七里坪北折向南进，29日到达木兰山。

1928年1月1日，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改编为第七军，戴克敏任党代表。同时成立了党委会，由戴克敏和吴光浩、曹学楷、汪奠川、戴季英5人组成。17日，戴克敏等七军领导人率领部队袭击了长岭岗敌据点，破坏敌人的电线数里。23日拂晓（农历正月初一），又打下了木兰山下的反动封建堡垒罗家岗。26日，敌十二军一个团向木兰山进攻，第七军连夜冲出敌之包围，由戴克敏、吴光浩率第七军主力向黄冈游击。留曹学楷、徐朋人等在当地坚持斗争。27日，第七军在黄冈大崎山与黄冈县委和工农革命军第六军会合。旋遭麻城反动武装郑其玉部进攻，两军分开。第七军转战子黄冈、罗田边界一带。在转战中，部队因无群众基础，往往一日数迁，一夜数移，活动异常困难。戴克敏与战士们风餐宿露，患难共度，坚定了战士们克服困难、与敌血战到底的决心。3月初，第七军复又返回木兰山。这时敌情日益严重。吴光浩、戴克敏等七军领导人便在洪界山召开会议，决定将部队编为四个短枪队，分散游击，隐蔽活动，准备在适当时打回黄、麻。当即由戴克敏、徐其虚率一个队北出黄安；王树声、廖荣坤率一个队东进麻城；吴光浩率一个队到河口以北；汪奠川率一个队留在黄陂活动。部队分散后，亦采取“昼伏夜出，远袭近止，绕南进北，声东击西”的游击战术，打击敌人和土劣的反动武装。4月初，敌十二军与桂系十八军发生冲突，十二军撤回河南。戴克敏率领的10人小队，装扮成绅士、卖柴、算命的，回到紫云区，隐蔽在清水塘戴克敏的岳父家中。在工农革命军离开黄安的近4个月时间内，黄安的豪绅地主在敌十二军的指使和支持下，组织“清乡团”等反动地方武装，他们见人就捉，捉去就杀，大肆烧杀抢掠。戴克敏的叔父戴先伯、戴先诚、戴先治和舅舅高寿成等9人，在上戴家村被敌人一次集体杀害。戴克敏的母亲和弟妹们被迫逃到姑姑家暂时躲避，后来被敌人发觉抓去关了起来，直到由戴克敏的外祖母花钱营救，才使他（她）们幸免一死。当戴克敏小队从木兰山回到黄麻起义区时，仍有一队民团驻扎在上戴家村戴克敏的家中，等待捉拿戴克敏。战友们的牺牲，亲人们的遭难，使戴克敏悲痛万分。他满腔仇恨，怒不可遏，当即决定，消灭上戴家反动民团，为死难的革命烈士和亲属报仇！

4月7日夜晚，戴克敏率领全队战士从清水塘出发。行前，他一边将盒子枪的子弹上膛，一边愤恨地说：“老子这子弹是赏给民团的！”趁着夜色，战士们摸到了上戴家民团的驻地，并迅速包围了民团的住房。民团哨兵喊了一声“哪个！”，戴克敏一个箭步冲上去，低沉有力地吼道：“老子！”一刀解决了哨兵。戴克敏和战士们随即冲进了屋里。正在赌博的团丁们仍未发现，团长郑维席还在聚精会神地写清明节上祖坟的灵牌。戴克敏大喝一声：“不许动！”郑维席和团丁们吓呆了，当他们清醒过来时，拚命地夺门而逃。团长郑维席逃出门后，跳进了门前的池塘。戴克敏紧追不放，将其击毙。驻扎在上戴家的民团很快被歼，革命军缴枪10余支。檀树岗民团闻风逃窜。戴克敏乃派程启光去木兰山，通知第七军全部返回紫云。第七军返回后，原来留下坚持斗争的吴焕先、石生财、甘济时、程明续等人，领导群众配合第七军一起向土豪劣绅、反动民团展开进攻。先后打垮和赶跑了长冲、谭畈河、长塘边、料棚等地民团。于是，七（里）、紫（去）、乘（马）、顺（河）的革命斗争重又活跃起来。

戴克敏率领革命军打回黄麻起义区，消灭了上戴家反动民团，重新打开了黄麻起义区的革命局面，为第七军全部重返黄麻并将大本营放在鄂豫边界的大别山区创造了条件。从此，第七军便开始了开辟柴山堡革命根据地斗争的新时期。

使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正当黄麻地区革命斗争再次兴起的时候，桂系军阀又很快加紧了对革命力量的疯狂进攻。敌十八军一个团相继控制了七里坪、箭厂河一带的大小集镇，并帮助豪绅地主大量组织“清乡团”等反动武装，处处安设据点，实行严密的控制和不断的“清剿”。在这种情况下，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又被迫同优势的敌人周旋。在流动游击的斗争中，吴光浩、曹学楷、戴克敏等七军领导人逐步感到：要对付强大的敌人，使革命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就必须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找一个稳固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否则，弱小的革命武装就难以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

1928年5月，第七军和地方党组织领导人在黄安檀树岗西北二里许清水塘召开会议，决定开辟柴山堡地区。即在黄安、麻城、光山三县边界的天台山、摩云山、羚羊山、木城寨、光裕山之间，创造一个稳固的立足点，作为对敌斗争的依托。这个决定，是“工农武装割据”思想在鄂豫皖边界的最初反映，是第七军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部队进入柴山堡后，戴克敏与吴光浩负责指挥工农革命军反击敌人的“围剿”。清水塘会议后第三天，敌十八军驻黄安长冲一个营，由土豪方小亭带路，向第七军驻地河南湾进袭。戴克敏和吴光浩当即指挥部队迅速抢占有利地形，向敌突然反击，以少胜多，将敌击败，缴获驳壳枪3支。这次战斗，打响了开辟柴山堡根据地的第一枪，给了当地群众很大鼓舞。此后，在天台山、韩家老屋等地，又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戴克敏在指挥工农革命军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又积极会同曹学楷、徐朋人等人做地方民团和红枪会组织的工作，对这些本地的头面人物晓以大义，宣传党的政策，要求他们今后对老百姓实行公买公卖，不动人民的财产。并明确指出：只有弃暗投明，与工农革命军合作，才是他们的唯一出路。不久，又提出“有绅不劣和有土不豪者不杀”的口号，稳定了一部分中小地主，争取了其中较开明的分子，不与革命为敌或至少保持中立。由于戴克敏、曹学楷等领导人在工作中采取了符合当地政治情况的政策，当地的上层分子，如中小地主的代表朱香州、“红枪会”头子杜子朋、民团头子郭小五爷、吴文路等便开始和工农革命军联合起来。工农革命军利用这些人掌握的“民团”和“红枪会”，曾一起打过国民党的“清乡团”。大部分“红枪会”组织也逐步被改造过来，变成了革命群众武装组织。

为了广泛发动群众，扩大革命的影响，配合军事上的斗争，戴克敏等领导人还利用朋友、亲戚等社会关系，深入各村，积极串连，建立农民协会，发展党的组织。同时教育部队严守纪律，爱护百姓。戴克敏还亲自带头写标语、贴标语，经常派红军宣传员，三五人一组，到鄂豫边要道上的凉亭、茶棚等歇脚处，向赶集的农民、行商和担贩，宣传革命道理和党的政策主张。过路的人们非常感动地说：“革命军队不但保护穷人免税过关，还倒茶水招待，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好队伍”。经过几个月艰苦细致的工作，广大群众迅速的组织起来，积极拥军参战。在黄麻老区，数千名逃亡在外的党员和群众，纷纷返回家乡，恢复革命斗争。每当红军与白军作战时，群众或直接参战，或在后面助威，激励红军的斗志。群众还经常掩护我军便衣队员侦察敌情，使得国民党的“清乡团”、保甲连坐法在鄂豫边地区毫无用处。党和工农革命军得到了边区十万余群众的支持，开始在这里站住了脚跟。

7月，工农革命军在柴山堡的尹家嘴召开会议。会上根据上级指示，宣布改编工农革命军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三十一师，吴光浩为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为师党代表。部队改编后，黄安、麻城等县委和部分区委以及边界各地党团组织迅速恢复，一些区乡苏维埃政权也相继建立。新组成的县、区赤卫队等群众武装，积极配合红三十一师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敌人对柴山堡地区的多次“围剿”。十月，重建了当地最高统一领导机关 ― 鄂东特委，戴克敏为特委委员。从此，在鄂豫皖道出现了第一块红色区域。这块红色区域北至柴山堡，南至八里湾、尹家河，东至麻城的黄土岗，西至孝感的汪洋店，纵80里，横430里。它的创建，标志着鄂豫皖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与徐向前同志并肩战斗

1929年三四月间，蒋、桂战争爆发。红三十一师乘机向外扩大游击，先后消灭了黄安县的禹王城、高桥河、麻城县的西张店等多股反动民团，缴枪140余支。部队每到一地，便发动当地群众，恢复各级党团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

黄安县紫云区苏维埃政府就是在戴克敏和曹学楷的主持下成立的。为了扩编红军，戴克敏亲自过问红军的招兵工作。他会同曹学楷在紫云区檀树岗设招兵站。1929年春至秋，檀树岗招兵站共招收红军战士达1000人以上。为了培养党的红军干部，鄂东特委办起了党务干部学校，轮训党和红军的干部。戴克敏经常利用战斗的间隙给党员干部讲课。在他和曹学楷的直接支持下，红三十一师还办起了小型医院、被服厂和修械所。这时，红三十一师党委会进行了改组，戴克敏任师党委书记。4月至6月间，黄安、麻城、黄破、孝感县委和红三十一师党委连续召开两次联席会议，产生了中共鄂东北特委，统一领导鄂豫边区的武装斗争。

6月，徐向前受党中央派遣，前来鄂豫边接替在战斗中牺牲的吴光浩的工作。戴克敏、曹学楷和徐向前共同担起全师军事指挥工作的重任，他们之间“合作得很好，真诚、坦率，遇事相互商量，没有隔阂”。因此，部队在他们的指挥下，粉碎了敌人对鄂豫边根据地连续发动的三次“会剿”。

1929年6月，中共鄂东北特委召开了黄安、麻城、黄破、孝感4县县委及红三十一师党委第二次联席会议。戴克敏出席了这次会议，并参与起草了关于扩大游击战争问题决议案。在这个决议案中，要求加强党的核心作用，加强红军与赤卫队的政治工作，使红军战士和赤卫队员知道，他们“不仅是一个武装士兵，而且是一个群众的宣传者和组织者”，纠正了部队中的散漫倾向和盲动情绪。

11月20日，中共鄂豫边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河南省光山县南部胡子石召开。在会上，戴克敏和徐向前共同起草了《军事问题决议案》，更明确规定了红军的任务：一是发动和帮助白色区域内的民众的各种斗争；二是坚决实行土地革命；三是夺取反动武装；四是保障和扩大根据地。再次强调了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还具体规定了红军与地方党政群众团体的关系以及扩大红军、瓦解敌军等政策。这些规定和政策，对鄂豫边红军和地方武装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戴克敏还将部队和群众实际斗争经验加以提炼、概括、总结，创造了“八会”的游击战术原则，即“会跑、会打、会散、会集、会进、会退、会知、会疑”。这些游击战术原则，奠定了鄂豫皖红军战略战术原则的基础。

在张国焘所谓的“火线肃反”中被错误杀害

1930年二三月间，中共中央为统一鄂豫边、豫东南、皖西三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鄂豫皖特区，在中共湖北省委领导下建立鄂豫皖边特委。戴克敏为特委委员。3月18日，中央给鄂豫皖边特委和红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师师党委及全体同志指示信，决定将上述三个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3月下旬，郭述申从上海回来，在箭厂河向特委及红三十一师、三十二师领导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成立红一军及军事工作的指示》。会后，部队即进行改编，戴克敏任改编后的红一军一师政治委员，师长由徐向前兼。

红一军成立后，立即乘蒋、冯、阎军阀混战之机，向外发展。根据军部决定，6月间，徐向前、戴克敏率领红一军向平汉路出击。红一军首先袭占杨家集车站，消灭川军郭汝栋两个连。战后我军移驻黄柴畈。下旬，郭汝栋从广水派出一个团进至杨平口以南的郑家店；另一个团也从花园进至小河溪，企图寻找红军作战，进行报复。红一师领导人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召开会议，进行部署。决定采取诱敌伏击的战术，在杨平口附近消灭郑家店之敌。29日上午10时左右，敌人进入我军伏击圈内，我军攻击开始。战士们俯冲而下，戴克敏、徐向前、刘英等干部身先士卒，经过4小时的激战，毙俘敌1200余人，缴枪1000余支，取得了鄂豫皖红军成立以来首次歼敌一个整团的重大胜利。

7月下旬，红一师再次出击平汉路，在突袭花园镇的战斗中，又取得了全歼守敌一个团的战果。8月中旬末，红一师在二、三师的迂回配合下，诱敌戴民权师一个旅进至黄安西北四姑墩附近，歼敌一个团，溃敌两个团。戴克敏、徐向前指挥的红一师在三个月的时间内，三次出击平汉路，积极向外发展，取得了巨大胜利。

10月中旬，红一军在光山召开了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会议主要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检查领导工作并改选前委；二是反对山头主义等不良倾向，部队实行混编会光山会议后，各师均着手整编部队。戴克敏调任某支队及团政治委员。这次混编，在统一全军的领导、统一意志、统一作风、统一纪律及打破地方宗派观念方面，起了积极作用。但由于当时的特委和军领导仍在积极的贯彻立三路线，检查工作，以是否坚决执行立三路线为尺度。在部队混编过程中，对戴克敏等许多土生土长的干部采取了不信任和压抑打击的过左行为，或调离降职，或干脆撤换，因而造成了不良的后果。戴克敏怀着对革命的无限忠诚，毫不计较个人得失，仍一如既往的忘我工作。

1931年1月中旬，红四军成立，戴克敏任军直警卫团团长，不久又调任第十师二十八团政治委员。

这时，党中央召开了四中全会，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4月间，张国焘作为中央代表进入鄂豫皖苏区。12月，张国熹在新集召开会议。宣布撤销鄂豫皖特委，成立了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张国焘任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分局的成立，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贯彻和张国焘错误领导的开始。从此，根据地的斗争便出现了曲折的道路。

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县七里坪成立。这时，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虽未开始，但重兵云集，已呈箭在弦上之势。为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动发起了黄安、商潢、苏家埠、潢光4次战役。在方面军总指挥部指挥下，戴克敏率部从鄂东北打到皖西。商潢战役期间，红二十五军七十五师在皖西成立，戴克敏任师政治委员。他和师长廖荣坤指挥部队转战皖西，一度攻占敌人重要据点苏家埠，将敌四十六师牵制于苏家埠附近，有力配合了方面军主力胜利完成商潢战役的计划。

1932年3月22日，苏家埠战役开始，戴克敏率部包围青山店之敌，以配合主力部队实现“先敌进攻，围城打援”的作战方针。青山店被围之敌于3月23日夜间逃遁苏家埠，青山店遂被我军收复。不料，张国焘竟抓住青山店战斗一事，诬陷青山店之敌乘夜出逃是戴克敏私通敌人所致，将其逮捕。在张国焘所谓的“火线肃反”中，戴克敏被错误杀害，时年26岁。

戴克敏的一生是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徐向前在回忆戴克敏时曾高度称赞他“对党忠诚，联系群众，有文化，又有游击战争经验，深得部队的信任。”但是，就是这样一位将自己的一切贡献给革命的忠诚战士，竟然惨死在张国焘的魔掌之下。更难以容忍的是，张国焘等人竟将在火线上杀掉戴克敏和陈奇师长看成是取得苏家埠战役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还将这个所谓“火线肃反”经验介绍给其它苏区，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历史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