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疆的一段难忘经历——摘自李云扬手稿《一个华侨子弟奇遇记》

1942年夏，我在巴楚县长任内突然被盛世才调回，说是另行分配工作。那时我妻子伍乃茵已先期到迪化（今乌鲁木齐）参加全疆妇女大会了。我到了迪化，就和乃茵一起被分配住到南梁新房子。此时已有张子意、马明方、李宗林、方志纯及其爱人方宜、陈谷音及其爱人熊石琦、于村、李景春住在那里。亦即除新疆航空队外我们中共在新疆工作的同志都集中住到南梁的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羊毛湖、新房子、八户梁大院，彼此相距不远，允许往来，但不准上街，门口有盛世才的卫兵看守。

这一时期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内部整风。大家学习整风文件（毛主席的三篇文章），写心得，开讨论会，出墙报，开晚会演节目等。虽然没有听到正式报告，但从同志们交谈中得知盛世才已经投靠国民党，逮捕了许多进步人士，国民党党部已在迪化公开成立。他把我们软禁起来却说是保卫我们的安全。

又过了一段时间，负责新房子领导工作的方志纯通知我们填写履历表，要交到苏联驻迪化总领事馆去，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共产国际准备把我们全体撤到苏联，在那里按情况分配工作或学习。甚至据说接我们的汽车都已经到了中苏边境线上。但这时发生了一件事：苏联外长维辛斯基、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同时分别从两个方向乘飞机来到了新疆。维辛斯基通过总领事馆转告我们时局有可能好转，要全体同志驻新待命。但事实上，局势却在恶化，我们被全部集中在八户梁大院。9月17日早上，盛世才的军队包围了我们的住宅，来了一辆小车，带走了我们的5个领导人：陈潭秋、毛泽民、孟一鸣、刘西平、潘同。又过了一会，来了一辆卡车，带走了13个人，我也在其中。

我们到了督办公署副官处，一直等到晚上，才由副官出来说，督办没有空，不能见了，请你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我们随即被转移到三角地。当晚乃茵等妇女小孩也搬来了。这个地方实质上就是监狱，警备森严，门口和房顶都有哨兵，但房间之间可以来往。

在新房子这一段，总负责人是陈潭秋同志，毛、孟、刘、潘、张也是核心领导成员。方志纯负责我们支部的工作。当时，由李宗林同志建议，组织了一个三人小组，由李、林基路和我组成，我负责学习工作，李负责总的工作，林基路负责对外工作。

当时的学习，仍是学整风文件、联共党史、时事形势（可以看到《新疆日报》）和进行有关中共党人在敌人狱中、法庭上的气节教育。这时，李宗林同志比较多地跟我谈到新疆局势。他说：“苏联红军第八旅还在哈密未撤走，因此，盛虽然反动了，还不敢做尽绝事。”他还说起毛泽民同志被迫参加盛世才的审判委员会时英勇斗争的情况。敌人每天晚上整夜审讯，逼他签名承认对进步青年的逼供是对的，但毛泽民坚决拒绝了签字。而且就在现场，一个进步青年站出来揭穿了盛世才爪牙使用残酷手段逼供的事实，使敌人阴谋暴露。

李宗林同志是曾经坐过国民党牢房的老红军，他还领导我们学习气节问题，采用在晚会上猜谜的方法教我们如何识破敌人审判时的阴谋。这些都给我很深的印象。

关于入狱以后如何对敌斗争，大家统一了如下认识：1、坚决反对敌人所谓“阴谋暴动案”，要求宣告无罪释放回延安；2、反对非法审讯，要求公审，以便揭发敌人；3、鉴于我们刚到新疆时，向盛世才方面填写了履历表，因此，如问到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按照原来表格的内容回答。4、入狱后尽可能以各种手段抗议斗争，坚持党的立场。

1943年2月间（好像是农历初七）一天深夜，敌人来了个突然袭击，把我们男的都押到第四监狱监禁起来。我们进狱门时，头上蒙上黑布，身上所有袋子都解下来，衣裤口袋里所有金属物件都被收走。进大门时，在一间像收发室的小房间内，我听到敌人问：“这是谁？”押送的说：“李志梁”。不久，就把我送到一个院子里的牢房去了，这个牢房里有于村、马锐、王谟。这是一个四合院，我们的牢房是进院门的第一间，院门外是看守住的小屋。

住进去后，我从隔壁谈话和歌声中听出，和我们同一排房的还有李宗林、林基路、马殊、陈谷音、曹建培、胡东、陈清源、白大方等中共党人。厕所在坐东朝西一边，但是，我们对面那一排屋住什么人，我就不知道了。过了几天，才听到了谭桂标的声音，知道那边也是我们的人。

我们房子里的几位同志开了几次会，研究了当前的形势，确定了对敌斗争对策。实际上，在三角地的时候，我们已从《新疆日报》上得知苏德战争前线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打了个大胜仗，消灭了德军几十万。大家都认为，整个世界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战争已从危急关头转向了有利于我们的一面了。而且，苏联红军就在新疆哈密驻有一个团兵力。在这时候，盛世才竟然逮捕我们，说明盛世才已经整个投到了国民党一边。扣押了我们以后，必然有一个生死的斗争，我们必须坚守立场，坚决同盛世才斗争。

我们的对策是，尽快打通整个院子的联络关系，把其他同志组织起来，研究对敌斗争的策略，以便采取统一行动。以后，通过一段的艰苦工作，除了对面许亮的那间房子以外，都被我们打通了关系。

对许亮的那所房子，我们使用了许多方法，他们都不理睬，最后，我们用了一个冒险的办法，由于村装作肚子疼把敌人的两个看守引开，我所在牢房的李何直接跑到对面牢房去，把信从小门上丢进去，信里说明了我们的联络建议，指定了地点和方法，请他们立即答复。最后，他们的答复来了，只有三个字“团鱼足”。下面也未签名，从字体上可以看出，是许亮写的，我们猜了半天，才猜出来，他们要像团鱼一样藏起来，十分谨慎，不愿意联系，也许是一种策略吧。过了一段时间才算是联系上了。打通了周围关系以后，我们还曾设法进入了看守的小房子，拿走了他们的《新疆日报》（一共干过好几次）进行形势分析，并将这些报纸转给其他房间传阅，也请他们组织讨论，把意见送到我们这里来。这样，牢中又恢复了组织活动和各种学习（还有俄文学习）。

为抗议敌人的无理扣押，经过相当长时间的讨论后，大家开始了第一次绝食斗争。

我们共同提出了抗议书，抗议盛世才无故扣押我们这些抗日有功的中共人员，要求：１、宣告无罪，释放回延安；２、反对非法审讯，要求公审；３、要求发放被没收的政治理论书籍；４、改善伙食。

绝食了三天，敌人答应了后两条，我们按照原计划恢复进食了。

这一次斗争胜利的最大收获是取回了理论书籍，同时我们还顺便带回一些铅笔、纸张等文具，可以进一步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了。此后，我们的学习更为正常了，不但每天有6个小时学习和讨论，还有文娱体育活动。

但此后狱方又把我们4个人调到同是第四监狱的另一个更小的院子里。不久于村、王谟因病到养病室去了几天，不知他们中的哪一位回来后告诉我说：“李胡子要你去一趟。”恰好我也得了病，得以到养病室住了20多天。

狱中的养病室是个长方形的院子，朝东的一面修了一排房子，住着病人。病房门不准关，允许能下床走动的病人串门，这就给我们互相联系带来了机会。

我进去时，这里住着李宗林（李胡子）、刘护平、李何，好像还有杨一德等。李何和我住一间。从这里我了解到我们的人分住在女牢（张子意、杨锡光医生也在那里）、第二监狱、第四监狱等几处。我还了解到我们中已有林基路、李宗林等过了堂（李宗林过堂时当场发病，而被送到养病室），另有一些人叛变。陈潭秋、毛泽民两人下落不明（当时不知他俩和林基路已被杀害）。我也知道这里竟然打通了与女牢的联系。李宗林同志告诉我：一位女同志与平时感情很好，但已有动摇行为的丈夫决裂，以致使她丈夫被迫停止了动摇行为。李宗林很感慨地表示，那女同志平时很胆小，安安静静，却在紧要关头立场坚定，大义灭亲，真是个好同志。李还介绍了乔国桢之死，说他病得厉害时肺全坏了，甚至咳出石灰质小石子，使整屋都臭。李宗林不怕，和他住在一起几个月，服侍他的起居，以后是刘护平同志陪伴他临终。死前乔曾把珍藏的自己孩子的两幅图画，拿给刘看，告诉他自己是有老婆孩子的。那两张孩子画的画是乔留下的唯一东西。

大概是1944年春，敌人又把我们从第四监狱搬到第二监狱，和许亮、谷先南、郑亦胜、谭桂标等同志住在一起。这院子比第四监狱大，是个四合院。我们牢房斜对着厕所，是个半阴暗的牢房。不久马殊就和我们联系上了。他与我们联系是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是“打电话”，即两边同时敲墙，听到敲到一处了，再改用茶缸为通话工具。这方法通话既清晰又方便。另一种是传递信方式，信写好后，做个记号，藏在放风处或厕所商定好的地方。最先成功的联系是马殊从我们牢房窗口丢进来的。

通过这种通信和通话，我们才得知，原来马殊自己是在过堂受刑后被押到这里来的。过堂时他刚一否定敌人的污蔑，叛徒潘同就走出来劝降。他大骂叛徒后就受了刑。在刑讯室他还见到老虎凳侧面有林基路用指甲刻出的“小林”二字。在那里还与小林暗中通过信，林告诉他：有叛徒，要警惕、要坚定。马殊还告诉我们另一间牢房也住着我们的人。于是我们又和其他牢房的同志联系上，并把我们在第四监狱斗争、生活、学习的情况向大家做了汇报。

在这里我们得知许亮等人在我们绝食以后曾单独绝食过一次。他们几个人性格各异，郑亦胜同志是老红军，性格开朗喜欢说话；谷先南和谭桂标都在旧军队呆过，他俩性格类似，喜欢开玩笑，谭桂标更活跃些；许亮较为沉默，但古今中外什么知识都知道一些，尤其是现代中国的军阀、学界名人的姓字别号等他都能说出一套，像是我们中的活字典，只是胆子小一些。

在那里我们还保持着第四监狱时期的学习习惯，每天学习6小时，文娱体育活动2小时。自从跟大家联系上以后，其他牢房知道我们绝食斗争的情况后，也都提出要绝食斗争。经各个牢房讨论，一致同意采取行动，我们便进行了第二次绝食斗争，所提条件与第一次差不多，也是四条，可能在改善生活这一条里更具体一些，如要求延长放风时间、有病及时治疗、不准克扣狱中伙食费，改善伙食等，也是以最后两条为最低条件。这次斗争也取得了胜利。

绝食斗争后不久，有一天晚上突然听到不少人哭哭啼啼的声音，折腾了一夜。过后才知道那些人都是国民党新疆党部的官员，被盛世才逮捕进来了，就住我们隔壁。自从他们进来后我们的伙食突然改善了，比绝食后改善得还要好。如此持续两周之后伙食又突然恢复原样了。

当时狱中无法获知原委，直至出狱后才了解到真相。原来在这期间盛世才又搞投机，致电斯大林表示反悔，要求恢复与苏联的关系云云。就在那段时间盛世才改善了我们的伙食。

两周后的一天，我们听到隔壁那些人又唱又叫，很高兴，他们的牢门打开了，当天全都被释放出去了。他们还在厕所墙上留下“鱼龙之变”的字迹。实际上那是国民党完全接管了新疆，逼盛世才离开了新疆所致。

国民党人士出狱后敌人对我们更加严厉，手法也更是多种多样。

首先是生活上，每日只发给我们几两带沙子的臭窝窝头，几片黄菜叶。沙子太多，营养不足，许多同志得了肠胃病和牙病。

其次是搞各种突然袭击，采用偷听、偷看，急于发现我们党组织的联系方法，破坏有组织的联合斗争。这一时期不慎被敌人发现蛛丝马迹而被抓去严刑拷打的有曾传芳等同志。当时敌人搜查他的席子底下，发现带有数字的纸条，立刻把他抓去拷问，但老曾尽管被打得遍体鳞伤，也没有暴露联系方式的秘密。

再有就是采用卑劣手段进行策反，如用女的拉男的，或反过来策反；以所谓个别释放，答应可以男女合住为名，进行诱降。同时一些看守也更加凶恶疯狂，动不动就打骂我们。

后来抗战胜利、国共两党在重庆谈判的消息传到狱中，我们中的一些同志一方面对敌人的迫害感到极其愤怒，一方面认为时局好转，我们有了通过斗争争取出狱的可能，因而提出来举行第三次绝食斗争。

此时我已搬离原来的牢房，与方志纯、谢良洪、程九柯、于村同一牢房，还在那个院内，但已转到坐北朝南那一排房子去了。

对于是否进行这次绝食发生了很大的争论。不少同志认为时机并未成熟，不同意在那时举行绝食斗争，尤其不同意绝食后即可出狱的估计，而是认为新来的敌人比盛世才更狡猾毒辣，与我们生死斗争多年更有经验，我方应当准备更艰苦的斗争。我们把这些分歧上报给张子意同志，征求他的意见。他来信说：具体情况不了解，不能作答，但希望我们“百子一条心”，一致对敌。记得他在信中还引用了杜甫的一句诗“家书抵万金”。我当时还有《杜诗镜诠》在手头，即找出这首《春望》，并且常在狱中吟唱。

狱中坚持要求绝食斗争的同志们等不及了，宣布若大家不同意，他们将单独绝食斗争。在此情况下我们决定全体支援投入绝食斗争。

这次绝食条件跟前两次差不多，也是以一二条为抗议性条件，三四条为实质性条件，不过内容更详尽些。声明反对虐待抗日有功人员，反对无罪拘押，要求宣告无罪释放回延安；反对非法审讯，要求公审；反对生活上的慢性屠杀，要求改善生活，改善伙食；反对打骂，要求集中在一起等等。

但是绝食斗争后不久，敌人即将我们分开了，我被押到第二监狱旁一间新修的房子里。那时正值严冬，新房子墙上水迹未干，都冻成了冰。我穿上所有的衣服，盖上被子还是冷。到了绝食的第五六天，凶狠的敌人把饮水也断了。到了第七天下午我忽然听到隔壁一个同志叫我，是薛汉鼎的声音，他说我们是否可以向对方提出先实现大房子集中的要求再商量对策，我同意了。到了第八天上午敌人就把我们十来个人集中到一间大房子里。我到的时候已经有四五个人在那里了，其中也有马明方、薛汉鼎等人。人到齐后我们几个开了个会，研判了敌我形势，一致决定立即恢复进食。第三次绝食斗争就这样结束了。

大集中不久又被分散了。这次我被单人关到一间房子里，只是不久就得了痢疾，一连闹了几天，十分难受。忽然听到对面房子马明方的声音。他说得了这病不要紧，可以养好的。他建议我向狱中医生要一种什么药，吃后多喝水静养就会好。我按照他的话去做，果然渐渐病就好了。

隔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次被集中关押。同牢房的有曾传芳、赖世禄、于村、马锐等人，一直被关到回延安为止。

此后敌人加强了审讯。一天叫我去过堂。我到那里一看桌边坐着一个问话的，旁边站着两个大汉。坐着的人说：“你就是李志梁？你是留过学，学过哲学的吧，我们来谈谈哲学，好不好？”我拒绝，不理他。

他又说：“你是有学问的知识分子，是新疆的青年领袖，我们委员长就是喜欢你们这样的人。你只要同意，明天就可能到重庆，然后再回你的老家。要官有官，要钱有钱。”我严辞驳斥了他，坚定地提出我就是要回党中央那里去。他不等我说完就说：“中央在哪里？”我说：“就是毛主席领导的延安”。他大骂我一通，说只有一个中央，就是重庆的国民党政府。他带有挑衅口吻说道：“共产党是不要知识分子的。你们这样的知识分子将来会想起我的话来的。我原来也是中共党员，资格比你老，我是看透了，只有委员长才是看重知识分子的。”我不等他说完，痛斥他说：“我们的队伍里是不会容得你的！”他气得拿起桌上的报纸说：“我告诉你，延安边区没有了，都统一到中央国民政府，朱毛已经到重庆做大官去了。不信你看这报纸。”我顺势拿过来，飞快地浏览，有重庆谈判的消息，又翻开一版，发现登有高树勋集团军在白沟失利的消息。那人看我不断翻看，就迅速把报纸抢走。他说：“你看完怎么想？”我斩钉截铁地告诉他：“我们无罪，你们应宣告我们全体八路军无罪，释放我们回延安。”他大怒，一拍桌子说：“你是共产党里的顽固分子，对你们这种人，我们有办法，最近美国人发明了一种新药，注射到你身上，全身都会化成水。怎么样？考虑好了没有？”我大声对他说：“还是那句话，回延安，回到毛主席身旁。”他更加用力拍桌子，说：“给我拉出去！”我听了这话，头也不回就走，身后两个大汉立刻架住我的胳膊，还有一只手枪顶住后背，拉出审讯室，丢回原来的牢房。

没等我站起来，同志们就围过来问过堂的情况。我一一告诉他们，尤其是把我军在豫北打了大胜仗的消息写到纸上，秘密传递给其他牢房的同志们。

又过了一段时间，敌人把我们集中到第二监狱大院里住，各个牢门打开，可以串门了。后来才知道是张治中先生来迪化任国民党新疆省主席的缘故，使我们的待遇有所改观。

一天来了个矮麻子，把大家集中起来，在我们面前走来走去，认出吉合和杨之华，与他们讲了几句话就出去了，据说那就是蒋经国。

此后不久，1946年6月初，方志纯通知我与另外五位代表（杨之华、吉合、高登榜、薛汉鼎）出去和张治中谈送中共党人回延安之事，要我们提出以下要求：1、宣告全体无罪释放回延安；2、保证我们全体人身绝对安全，直至到达延安；3、要求出狱后出发前有一段休息时间，以便休整；4、了解他对国共谈判前途的看法，以便向中央汇报。

那天主要由杨之华代表我们与张治中谈判。谈完以后张治中以瞿秋白的私授弟子名义请大家吃饭，他夫人也作陪。

我们提出的要求，除第三条以外其他都同意了。至于其中原因大概张治中也是担心国共内战即将爆发，这些人走不了就麻烦了。

同年6月10日，我们这些在新疆工作的中共党人及其家属子女130余人集体获释，乘车离开迪化，途中历经艰难，于7月中旬抵达延安，回到党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