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六届六中全会评王明：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

       本报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推出了党史人物研究系列文章，之前的几期介绍得更多的是建国之后党的历史，为了完整全面地呈现党的历史，本期我们将着重向您介绍向忠发、张闻天、王明等几位建党初期重要人物的最新研究。
                       张闻天：遵义会议确立的总书记
                       
          杨尚昆晚年曾满怀感慨地说：“对于张闻天至今也还有个‘拨乱反正’的问题。”关于张闻天的领导地位，近年来学术界提出了一些新看法。
                       
          众所周知，1935年遵义会议重要的内容之一是在组织上结束了博古在中央的统治，开始了新的中央的领导。但新中央是以谁为首的？党史上是否存在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一些学者认为，张闻天是党的一任领袖，其中“1935年1月到1937年12月，张闻天既是组织上的最高领导人，也在实际工作中起到‘负总责’的作用”。一些专家认为遵义会议“确立的是以张闻天为首的党中央的集体领导”，并认为，张不仅是名义上的总书记，而且在实际上也起到了总书记的作用。2005年底，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张闻天画册》，第一次以“在总书记岗位上（1935-1938）”为章节，以大量珍贵的图文资料，系统全面地展示了张闻天作为总书记期间的工作情况。
                       
          张闻天对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也有不可磨灭的贡献，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13日上午，张闻天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从对西安事变矛盾性质与发展趋向的正确分析出发，提出我党处理事变的根本战略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对蒋的处置，张闻天明确主张“对妥协派（指蒋介石）应尽量争取”，“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在19日的会议上，张闻天赞成处理西安事变“分两手”的策略，并把这两手概括为“和平调解”和“防御战”，确定为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途径。会后形成的两个重要文件（分别由张闻天和毛泽东起草），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纲领和具体方案。
                        
          对张闻天晚年的理论，学者们作了较多研究，认为，张闻天理论上最大的最有现实意义的贡献，是在对社会主义的研究上。他于1963年所作的《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尤为学者们所关注。
          不少学者认为张闻天的这篇论著不仅是过去批判“左”的错误理论的武器，也是当今我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一把钥匙。另外，张闻天的民主观也受到关注，学者们指出，探索中国的民主之路是张闻天思想遗产中的一大亮点，从实践中看，张闻天是中共党史上坚持集体领导、反对突出个人的一代“明君”。
                       向忠发：提出让毛泽东当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对向忠发、林彪等曾在中共党史上担任过重要领导职务，最终叛党、叛变了革命的人物，研究者们也改变了过去那种说“好”就全都好，说“坏”就全都坏的形而上学倾向，贯彻了实事求是的唯物主义精神。
                        
          比如对向忠发，研究者不因他的叛变完全否定他的历史，肯定他曾是大革命时期武汉工人运动的领袖，为北伐的胜利做过有益工作。他当上总书记后，也并不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人云亦云的傀儡，挂名的总书记。他在一些问题上是有自己的看法的，比如1930年在中共中央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争论中敢于坚持己见，远东局认为党的路线不够左，向忠发反对。
                        
          再如，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在是否派张国焘到江西苏区担任苏区中央局书记问题上他是持反对意见的；在是否让毛泽东作即将成立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的问题上，他做出了正确决策，提出让毛泽东当主席。
                        王明：不光有大错，也有大功
                        
          对于中共党史上的重要人物王明，过去人们只知道他犯过严重错误，对其历史功绩则知之甚少，似乎终其一生也没给党和人民做过一件好事。而对其犯错误的根源也缺少中肯的分析。
                        
          过去在涉及王明错误时，把他在土地革命后期的错误称为“左倾冒险主义”，在抗战初期的错误称为右倾投降主义。近年来学界对这些定性有了新提法，把两次错误分别表述为“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错误。（《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同时，把王明的教条主义错误与临时中央的错误作了区分。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原因时明确指出了临时中央的责任，而没有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与王明直接联系起来。学者指出，过去评价王明，有两点常常为人们所忽略：一是王明的错误有深刻的国际原因；二是王明的错误是在探索中国革命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是在“如何进行中国革命”问题上的错误。
                        
          另外，学者们根据充分的史料认为，王明在由内战到抗战的转折时期起草了一系列重要宣言和指示信，特别是主持起草了著名的《八一宣言》，对中共从“反蒋抗日”到“联蒋抗日”政策的转变以及国内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学界通过分析认为，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对王明的评价——“在党的历史上有大功，对统一战线的提出有大的努力，工作甚积极”，是客观公允的。
                        
          抗战初期王明犯了右倾错误，这是党史界的共识。有学者撰文对这个问题发表了新的看法，认为王明与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政方针和基本原则上没有分歧，只是在某些具体问题上与毛泽东有不同看法。基于对王明政治主张的分析，认为不能笼统说王明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放弃了独立自主原则。（摘编自《北京日报理论周刊》《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