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歌——红28军在三年游击战中不断发展壮大战胜敌人的几点浅见

     在三年游击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的红28军，是大别山苏区三年游击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也是大别山苏区人民的精神支柱。她有力地支持和鼓舞中国各战场人民军队反国民党反动派、反日本法西斯的战争，她牵制了10多万国民党军在大别山旋转，减轻了中国主力红军长征的压力，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她的发展壮大，为新四军增添骨干力量。因而他对中国革命最后取得胜利的贡献是巨大的，她是中国革命历史的永恒的丰碑。
                      
    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诞辰90周年之际，中央和安徽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安徽市委举行“鄂豫皖三的游击战争，红色岳西研讨会”，弘扬红28军的战斗精神和奉献精神，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为星星之火的红28军是如何战胜敌人、发展自己的呢？本人根据曾经访问过红28军10多位老战士（其中有4位是共和国将军）的记录和有关历史文献资料，谈几点浅见。
     

      一、坚定的革命必胜信念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是红28军不断战胜敌人、发展壮大自己的根本。
                      
     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主力相继撤离大别山后，大别山仍有10多万国民党军队，对大别山仅存而且分散的1000多人的红军（其中有一部分是机关、后勤工作人员和伤离员，以及80多名肃反后待处置的从事抬担架、当挑夫的苦工队）进行疯狂围剿。当时的苏区，由于红军主力相继撤离，大部分被敌人占领，仅存的被敌人分割得十分零散的小块苏区，经济十分困难，加之敌人对苏区实行粮食、食盐、医药用品的严厉封锁，因而，整个苏区军民处境十分困难。
                      
     蒋介石为了彻底毁灭大别山苏区，先是1935年1月8日电令各剿匪军头目“务于三个月内肃清大别山红军”，接着又于2月15日电责大别山各剿共军头“查边区残匪，迭经痛剿，捣破巢穴，早已势穷力趸，无能为役。乃边区各剿匪部队，虽久成合围之势，迄未凑聚歼之功……股匪仍得苟延残喘，仍意骚扰，此非歼匪别有狡诡，实由我剿区部队动作退缓，追剿不力所致……。兴言及此，殊涂痛叹……限于本年4月底以前，将边区内所有重要匪首捕获……，否则届时各该区指挥、军长及各部门长官……一律以抗令论罪……。”（摘自红28军战史资料国民党《中央时报》刊载内容）。
                      
    大别山各剿共军头，接到蒋介石连续两次电令后，不断对苏区发动围剿计划。将其10多万军队密如蛛网式的铺列开来。除了划区清剿、分区驻剿外，并组织了相当数量的追剿部队，这些追剿部队，不受区域限制，根据情报，跟踪红军追剿。
                      
     时势造英雄，英雄也能造时势。红28军每位指战员，都是适时势的英雄，全军是一个造时势的英雄群体。他们在战争中学习战争，在学习中赢得战争，以英勇顽强战斗精神，创造一个又一个奇迹。
                      
    1934年12月20日，尚不知大别山主力红军——红25军长征的、久经疆场的中共皖西道委书记高敬亭，曾任鄂豫皖省苏主席、红75师政委，在金寨的沙河店将在皖西从敌人缝隙中挤出来的零散红军，及伤势较轻的伤病员700多人，组成了一个团级建制——红218团下辖两个营和一个80多人的苦工队，为以后大发展作准备。高敬亭在向全团讲话时，虽然讲了很多困难，但他革命必胜意志是很坚强的。他说：“我们现在处境虽然很困难，但这是暂时的，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战士，有党的领导，有人民群众的支援，有辽阔的大别山的回旋余地，我们一定能战胜困难，战胜敌人……”他的讲话，给全体红军战士很大鼓舞。（作者1983年5月10日至14日访问时任福州军区副政委、曾任红28军手枪团团长的詹化雨谈话摘录）。时任武汉军区副司令、曾任红28军特务营营长的林维先说：“红军打胜仗全凭坚定革命必胜信念和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我原来当过师长，肃反被打入苦工队，当排长、抬担架。我们军队很多次经过我的家门口（林是金寨县南溪人，作者注），亲人们知道我没当师长当挑夫，为我不平。”我说：“当挑夫也是革命，我从没想过离开革命队伍，只要抱定革命必胜宗旨，什么活都能干，什么困难都能熬过来……。”（林维先：1985年3月16、18日与作者谈话摘录）。红218团成立后，一个最紧迫的问题，是军民吃饭问题。高敬亭命令218团团长罗成云率218团苦工队和部分地方群众到金寨和霍邱交界的产粮区白塔畈、下骆山打粮。敌安徽保安团闻讯前来进攻，被苦工队和交通队（仅10来人枪）发现，大家都请林维先指挥和敌人干一场，林维先毫不犹豫，一面命人向218团主力报告，一面布置交通队和苦工队（每人只有一条扁担，没有枪支）隐蔽作伏击准备。当敌人进入伏击圈时，交通队10多支步枪猛烈射击，林维先率领交通队80多人，手持扁担冲入敌群，左劈右砍，敌人遭到突袭，还没展开，就被打倒一大片，这时218团主力已从两面攻来，敌前锋营大部被歼，敌后续两个营闻讯掉头逃回大顾店。当晚红218团缴获100多支长短枪和从地主家里打来的100担粮食，胜利归来。高敬亭十分高兴，为苦工队全体同志平了反，并将缴获的枪支武装分给苦工队，将其编为218团第3营。壮大了218团武装力量。
                      
    红218团打粮胜利后，引起敌人对皖西的注意。纷纷向皖西调兵遣将。高敬亭鉴于皖西敌情严重，率218团的外线游击，在金寨的抱儿山与鄂东少共书记方永平率领的界东独立团汇合，得知红25军已由省委率领离开鄂豫皖苏区北上抗日，高敬亭根据省委留下的指示信精神，决定将218团和鄂东独立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高敬亭任政委（无军长、副军长、副政委，亦无司政后机关），下辖82师224团3个营和特务营，全军1300多人（亦有说1500多人）。在一个多月内，红28军利用山熟、路熟、人熟的有利条件，连续取得了桥树坪、鸡冠石、界岭、桃树岭等战斗的大胜利，歼敌5个营，相当红28军全军的人数。敌人虽多，但是由几路军阀率领，各部之间不协调，步调也难以统一。全军指战员，士气大振，每次战斗胜利和取得，无一不是红军坚定革命必胜信念和英雄顽强战斗精神的生动体现。最典型的是金寨桥树坪战斗后，多股敌人对红28军紧追不舍，敌独立第5旅旅长郑廷珍亲自督战，并组织了100多人的“奋勇队”，从双河一连三天，追击28军第二营和二路游击师一部，约50人，追至悬剑山，是时虽已三月中旬，但仍是天寒地冻，还下着小寻，连续作战，疲惫不堪的第二营和游击师战士一致要求与敌人决战，便抢占了鸡冠石制高点，与敌激战5个小时，几次肉搏，歼敌300多人，“奋勇队”全军覆没。这是一次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斗。战后指战员们转移至全军庙时，群众得知红军胜利归来，送来了热饭热菜，有很多战士手里端着饭碗便倒地睡着了。可见红军战士们是多么疲劳啊！
    随着红28军连续歼敌，时间已近四月。蒋介石三个月内全部隶清红军的计划，随之破灭。
     

    二、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红28军不断取胜和发展壮大的法宝。
                      
     蒋介石1月8日命令大别山剿共部队三个月剿清红军的计划破灭后，4月20日又向鄂豫皖剿共部队部署两个月清剿计划，并将大别山苏区划为三个防区，重兵驻剿，大小集镇、交通要道均设立有营、团兵力的封锁线和密集的碉堡，限令6月末，完全肃清红军，否则以“纵匪论罪，以重军令！”
     敌人有敌人的围剿部署，红军有红军反围剿的战略战术。幅员辽阔的大别山是红军的故乡，这里的山山水水，沟沟洼洼，红军指战员十分熟悉，又有和红军亲如家人的广大人民群众传递情报，红军经常在敌人缝隙中来回穿插活动。敌人虽然人多势众，但他们却是瞎子、聋子，经常被红军来回调度，当其被拖得疲劳不堪时，就会遭到红军出其不意的打击。在三年游击战争前5个月的时间里，大小战斗数十次，歼敌1000多人，都是红军根据情报，将敌人拖疲再打取得胜利的。如界岭战斗，敌11路军2个营由团长朱瓒亲自督战，对我82师政委方永乐领导的一营和手枪团2个分队400多人紧追不舍，方永乐将敌人拖了两天之后，到达青王畈时，见此地山高林密，地形有利，立即将部队布置青王畈之界岭和长岭要隘，疲于奔命之敌进入我军伏击圈时，遭我军痛击，经两小时的枪战和肉搏，歼敌一个营，余敌溃逃；6月12日，在光山歼敌2个营，也是久拖不打，适时狠打取胜的。是役缴获步枪500多支，机枪18挺，迫击炮两门，子弹万余发，是红28军成立以来，歼敌最多、缴获最大的一次战斗。敌独立第5旅是25路军的宠儿，装备好，战斗强，主要担任追剿红军的任务，我军均采取拖疲再打的原则，通过鸡冠血石、桃花山、王园、段水山、中畈湾5次战斗，其三个团兵力及其配属的178团主力基本被歼灭。25路军总指挥梁冠英一气之下，将其番号撤销，编为一个支队，划归96旅指挥。
                       
     为了总结红28军建立5个月来的战斗经验，1935年7月2日，高敬亭在太湖店前河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根据前5个月的战斗历程，对战略战术进行了进一步讨论、研究。这是红28军走向成熟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主要收获是：战略更加明确，战术更加具体。如在战略上，根据敌人驻剿、追剿之间的不协调，作战指挥不统一和武器装备、战半力强弱等差异，提出：拖垮25路军，相继打击11路军和东北军，对势力较弱的地方保安团坚决打，并找其要补给的作战方针。在战术上，提出了“四打四不打”的原则。即：敌情不明不打，地形不利不打，伤亡过大不打，缴获不多不打。在作战形式上，以游击为主，辅以必要的伏击战；在作战范围上，不仅在苏区打，而且可到苏区外围的游击区或敌占区或更远的地区去打。并要求全体指战员继续采取行之有效的拖敌、疲敌、伪装歼敌的战术，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连续作战精神。此次会议，由于进一步明确了红28军战略策略和战术原则，因而，大大增强了红28军指战员坚持游击战争的胜利信心。
                       
    店前河会议后，军政委高敬亭率主力回皖西检查、部署工作，到达太糊冶溪河，准备过敌96旅封锁线，突然树林里传来敌哨兵高声喊话。高敬亭政委顿感事态严重，如果惊动了敌96旅，将有被包围的危险，一面命令手枪团二分队抢占有利地形，监视敌人，掩护主力向南转移，一面命令手枪团长余雄指挥一分队伪装成敌人（当时红军战士每人都备有敌人服装）追剿队，主动接触敌哨兵，得知其是25路军别动队（敌专门组织的探悉红军情报组织，每队一个加强连），要其带路，配合追剿红军。当一分队到达敌驻地时，配戴上校军衔的余雄团长先发制人，大声责骂别动队失职，放过了逃窜红军，要其集合队伍训话。别动队小头目命100多名别动员集合时，一分队100多支枪口已对准了他们，敌人乖乖当了俘虏，部队转危为安，顺利过了封锁线。（此情节内容摘自安徽人民出版社《立夏节烽火》詹化雨《红28军手枪团战斗生活片断》）。接着又在安庆、青草塥，手枪团用伪装战术，歼敌保安团一个连。8月，部队返回皖西，夜袭花凉亭195旅390团一个营。创造了红军夜战取胜典型范例。9月13日，红28军又在潜山茅山召开会议，决定部队以营或连为单位，分散活动，一会山上，一会平原，打得敌人晕头转向。1936年一营营长林维先率一个加强连，活动于长江边的浠水、黄冈等地，一会儿红军，一会儿“国军”，连打好几个胜仗，特别是伪装智取从武汉压运军需物资回大别山的敌25路秘书长，缴获了大量物资和银元及敌“剿共”文件。这些胜利，都是店前河会议和茅山会议制定的战略战术原则的成果。
                      
     蒋介石认为梁冠英等头目对大别山清剿无能，调四次围剿大别山的第6纵队司令卫立煌任鄂豫皖边区清剿总指挥。国民党《中央时报》1936年3月3日报导卫立煌上任时云：“本人奉命清剿鄂豫皖边区共匪，回忆前后共有三次，第一次驱除徐向前、邝继勋两大股（指红四方面军，作者注）；第二次因正拟追剿，以绝根除，时任江西剿匪事紧张，奉命前往，致未成功。此次又奉命担任清剿任务，已为第三次，三省边区残匪，为数不多，现决定分四个绥靖区……，限于最短时间彻底肃清……”（摘自红28军战史资料选编294页）。卫立煌上任，虽然底气很足，但其部署也不外乎是围、追、堵、截。他划的四个绥靖区，也和原来梁冠英的驻剿区没多大变化，所不同之处，在于他搞“剿抚兼施”、“军政并进”、碉堡政策和扩建地方民团。特别是其“军政并进”和“碉保政策”，是其新花样。“军政并进”，就是建立健全地方区、乡、保、甲制度，扶持地方武装，逼迫群众定立“十户连坐法”——一家通共，十户杀绝，妄图以此割断红军与群众的联系。碉堡政策，犹为苛刻，其命令规定，凡重要村镇、山岭、隘口、交通要道，筑能容营连碉堡，其余次要地点，则筑排碉。至于一地区，碉堡数量与密度，以能互相通视火力为要。据国民党安徽省政府1936年6月12日修筑碉堡统计表所列数字，仅皖西地区即新建碉堡即有24700余座，可见整个鄂豫皖苏区，碉堡是密如蛛网了，很多碉堡为了能“通视火力”，相距仅一里之遥，并从11路军、25路军及102师“抽调精锐，各编五个追剿纵队”不分区域追剿。
    卫立煌“于最短时间长久肃清边区残匪”，可以说费尽了心机，可是等待他的仍然是失败，失败，再失败。
                     
    1936年3月上午，红28军在太糊柴家山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总结前段时间部队分散活动的经验，作出了三项决定：①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②以营为单位分散游击；③加强便衣队建设，支援、配合主力红军活动。这三条都很有针对性的：第一条，避开敌主力，到敌人后方去游击，调动敌人，疲劳敌人；第二条是为了缩小目标，四处开花，捉捕战机，让敌人找不到红军主力，经常遭小股红军游击；第三条尤为重要，在广大苏区建立便衣队，亦民亦兵，使红军主力情报更加畅通，并能为主力红军安置伤病员，提供给养，补充兵员。如果说1935年7月店前河会议明确了红军战略战术要求，那么半年后的柴家山会议，则是红28军在行动方向和策略上的重大决策，是对店前河会议精神的升华。也说明经过一年又一个月战斗的红28军更加成熟了。会后，特务营和手枪团一分队等部分散到敌后，在黄梅县苦竹口歼湖北敌保安13团一部。在广济歼敌湖北保安第7团一个营，在礼山县老口寨歼敌400余；一营三过平汉路。在浠水县歼敌保安团一个营等，并以伪装战术打碉堡，破围寨，打瓦团，连战皆捷。这些，都是柴家山会议的成果。
                       
    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不断打击敌人，广大指战员在游击战争中，战略思想和战术水平日益提高，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影响日益扩大，更加坚定了苏区军民的必胜信念。
                      

    三、与时俱进的政策和便衣队的建设是红28军不断克敌制胜的重要因素。
                       
    毛主席说：“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又说“兵民是胜利之本”。红28军的不断克敌制胜，其根据形势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对敌政策和策略，充分发挥亦民亦兵的便衣队作用，是一个重要因素。
                       
    卫立煌上任后，实行所谓“军政并进”，强化地方区、乡、保、甲政权建设，并强迫民众订立“十家连坐法”，一家通共，十家俱杀。妄图以此使红军无藏身之地，割断与人民群众的联系。红28军为了适应对敌斗争新形势，对根据地内的国民党地方政权和民团政策作了修改。实行“攻心为上，攻击为下”；加强对地方开明人士的联络，建立两面政权；改变过去“对地方民团坚决地打”，并找其要补给的政策，改为“三不打”，即：地方民团不先开枪打红军，红军不打；地方民团愿意和红军联系，红军不打；在红军没有走之前，地方民团不去向国军报告的，红军不打；对地方开明人士的生命财产给予保护，即使是一些思想反动的地方政治人物，只要不与红军为敌，不残害红军家属，红军也不打不杀；对向红军提供钱粮帮助的，或给红军掩护伤病员的，红军给予保护，并为其保密。这些政策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国民党基层政权及乡保绅董和红军的矛盾，方便了红军游击。是红28军在三年游击战争中战略策略的又一次升华。在战争时期，红军能认识到据有统一战线意义的政策的重要性，实不容易。1937年3月，活动在豫皖边区金刚台的红军妇女排遭到敌32师196旅追击，就是被开明保长杜立志隐蔽在碉堡里才得以脱险的。
                       
    罗田肖家畈便衣队长肖承兴，由于做好了联保主任肖万有的工作，争取了他女婿——县大队长刘文清，并被发展为共产党员。鄂东方面敌人情报，很多都是刘文清提供的。一次刘文清为罗田县政府压送100多条棉被和200多套棉衣、500多双鞋袜去黄冈，路上通知红28军手枪团“拦截”。使这批衣被鞋袜成了罗田县政府“赠送”给红28军的礼品。（林维先：1982年4月22日谈话摘录）
     由于统一战线工作的开展，红军信息灵通，敌情了解，在广大农村活动自如。卫立煌的“军政兼施”也罢，“军政并进”也罢，很难实施。1937年4月3日，高敬亭率领手枪团特务营在麻城大畈活动。被驻麻城福田河的敌33师发觉，敌师长冯兴贤率三个团三路合围。福田河区公所开明区长李明学立即将敌情报告了高敬亭。高敬亭率部连夜向王通山转移，敌人紧追不舍，被便衣队安放在王通山下的“神仙炮”炸得死伤无数，其197团团长也被炸死。可敌人却谎报军情，说他们打了大胜仗。国民党中央巡视专员袁德情向蒋介石报告说：“共匪在黄安、麻城一带死伤、被俘无数，特务团团长林维先被击毙，尸体解往黄安示众，所缴枪支已汇报军委会”。（摘自红28军战史资料汇集），1936年6月13日，敌102师在姚家山战斗详报上已有“在姚家山歼红军200余，匪首林维先被击毙”，这次已是林维先第二次之死了，真乃可笑。更有讽刺意味的是，事隔不到10天，敌103师1个营向活动在黄冈白羊山的林维先部追来，林维先率部向西急行10里，在一个小山村隐蔽休息。敌人未寻到林维先，便在白羊山住下来糟蹋老百姓，开明绅士王贵先将情报报告了林维先。林维先当晚率部返回白羊山，敌一个营全部被歼！
                      
    卫立煌得知林维先并未被“击毙”，反而在白羊山歼其一个营，实感羞愧。便以十万银元悬赏各部捉拿高敬亭和林维先。1937年6月1日《中央日报》一则消息云：“京讯：皖鄂豫边区剿匪总指挥卫立煌，对边区残匪，原则剿抚兼施，冀其就范，惟匪首高敬亭、林维先迄今无悔悟表示，卫为防滋蔓，贻害地方起见，已飨各部严厉围剿，如能将该匪生擒或击毙，或歼击其主力者，给予破格嘉奖，以资鼓励……”
                      
     特别是卫立煌看到《申报》一则报道：“查高敬亭股匪，全部精锐不过千余人，在边区各县时聚时散……国军追剿向前，匪突然在后，大军进剿们，则彼云无匪，大军过去，匪众皆是……“卫立煌便把罪过归罪于国民党地方政府。他认为红军之所以能四处游击，与地方政府避而不战或与敌为友有关。特别是白羊山之战的失败，他认为是国民党地方官员在红军走后才向国军报告的，以至于国军扑空；国军住下又被袭击，也是地方官员向共产党报的信。卫立煌与其参谋长郭寄峤亲率其警卫团到白羊山调查，并对白羊山联保主任张一函严厉审讯。
                      
     张一函原是一私塾先生，从没见过这么大官，这么大阵势，当卫立煌问他是不是共产党、如何向共匪报信时，吓得的三魂走了二魂，张口张舌，语无伦次，只一个劲得承认他“有罪”。
     参谋长郭寄峤真的以为他是共产党，把盒子枪往桌上一掼：“你是什么罪行？何时入共产党？如不从实招来，我立刻枪毙了你!”
                      
     张一函被郭寄峤这么地一声喝问，要他招认是共产党，又听说要枪毙他，神智居然清醒起来，说：“我今天死也要死个明白，你说我是共产党，有什么证据？我也不是表白我的功劳，国军不管哪次经过我们白羊山，我们都杀猪宰羊招待，所要担架、民夫，从没打顿，只要有红军活动消息，我都立刻报告。就说这次红军过白羊山吧，我当时就像县里报告，你们追来已是第二天下午了，红军跑了，我有什么办法呢？红军夜里返回白羊山，你们那么的部队都不知道一点消息，我们怎么知道呢？你们这次损失，恕我直言：贵军到白羊山，没找到红军打仗，便一窝蜂抓鸡捉鸭，搞女人，红军夜袭时，一点戒备都没有，有些兄弟还在女人床上。据说红军不过百人，而国军多红军几倍，结果却兵败如山倒……”郭寄峤气急败坏，将张一函枪毙。张一函被枪毙前高喊：国民政府休矣！真是“煮豆燃豆箕，亲者痛仇者快！”（红28军老战士，首任北京军区副政委陈详将军1983年11月4日介绍在调查、编写红28军战史时向羊山地区几位老人谈话记录）。
                      
     便衣队是红28军的左右臂膀。他们白天为民，晚上为兵，生产时为民，打伏时为兵。上述介绍的对国民党地方政权和民团方面的统战工作，很多是便衣队的功劳，他们生根于本土，活动于民众之中，对地方情况了解，对敌人地方政权头目和地方绅董熟悉。敌正规活动情报，大部分是便衣队从敌地方政权头头那里得来的，所以国民党部队虽多，碉堡如蛛网，但红军仍然来往自如，不断给敌人出其不意的打击。便衣队还有为红军补充兵员，安置伤病员，提供给养等多方面奉献。赤城县委书记张泽礼，活动在立煌（今金寨县）和商城交界的金刚台周围，虽然只领导一个妇女排（排长史玉清后为高敬亭夫人），但周围有4支便衣队，敌人曾多次以数团兵力围剿妇女排，但由于便衣队及时传送了情报，妇女排及时转移，转危为安。这4支便衣队开始每队总共只40来人，后发展到90多人，大部分输送到红28军中去了。高敬亭称赞张泽礼是红28军的兵站，张泽礼说：“高政委只要需要，就把妇女排也给你。”高敬亭说：“我不要你妇女排，只要你把妇女排都发动起来为28军多招些兵就好了。”并要求妇女排派一些骨干到便衣队去，发展壮大便衣队。并表扬了赤南便衣队提供情报，林维先化装成国民党军伤兵队，打掉了熊家河10多个碉堡。（史玉清1981年4月3日谈话摘录），可见高敬亭对便衣队的发展和作用是十分重视的。（作者：台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