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副军长项英

    项英(1898.5─1941)，原名德隆。化名江俊、江钧、张成。湖北黄陂人。1913年进布厂当工人。1922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三大、六大上分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年至1930年期间，曾任湖北省总工会党团书记、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1928年2月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同年7月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后又参加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中共党团书记。1930年8月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1931年1月起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朱德、毛泽东一起，决定建立红军总政治部，明确其职责以及政治委员与政治机关之间的关系。对江西红军和苏区的“肃反”扩大化进行严肃批评，提出以教育为主来解决党内矛盾的正确主张，但受到错误的批评。4月被撤销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改任军委副主席。1933年5～12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代理主席。发布命令，确定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之日为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积极领导扩建红军，编组新的师和军团。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曾主持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并两次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副主席。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根据中共中央决定，任中共苏区中央分局书记、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军委分会主席，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陈毅等一起，率留在苏区的红24师和地方武装1.6万余人，掩护红军主力进行战略转移。11月底鉴于形势恶化，逐步作出独立自主坚持斗争的部署。1935年2月后，根据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红军和游击队分路突围，转入分散的游击战。在与中央失掉联系、国民党军持续“清剿”的极端困难条件下，紧紧依靠群众，恢复党的基层组织，及时调整策略，变换斗争方式，领导赣粤边游击区军民作殊死斗争（见赣粤边红军三年游击战）。曾将游击战术编成歌诀，教育红军游击队提高斗争艺术，巧妙地与敌周旋，灵活地打击敌人。和各游击区指战员共同努力，保持了南方游击区革命支点，保存了革命骨干。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对项英和南方各游击区军民的斗争给予高度评价。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和陈毅一起，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精神，先后在赣州、南昌与国民党地方当局进行停止冲突、合作抗日的谈判。同年12月起，任新四军副军长、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依据中共中央指示，代表中国共产党到武汉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就新四军的具体编组达成协议。1938年春，向各游击区传达中共中央指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用很短时间将分散在南方8省14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编组为新四军。接着，派出先遣队赴敌后作战略侦察，陆续组织部队向苏南、皖南、皖中敌后挺进，开展游击战争。抓紧东南各省中共地方组织的恢复、建立和发展，在长江南北地区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重视部队建设，强调要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大力培养干部，努力提高军政素质。1940年4月在皖南指挥春季反“扫荡”，10月参与指挥秋季反“扫荡”，共歼日伪军3000余人。但他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认识不足，对向敌后发展的措施不力，对付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准备不充分，对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的转移未能抓住有利时机，在1941年1月转移途中犹豫动摇，处置失当，对新四军在皖南事变中遭受严重损失负有责任。事变后，率军部10余人隐蔽于附近山区，3月14日凌晨在泾县蜜蜂洞被叛徒杀害。遗骸于1955年6月19日移葬于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1990年，在武昌为项英立了铜像，镌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杨尚昆题词：“项英同志浩气长存”。
    1998年5月13日，经党中央批准，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纪念项英诞辰100 周年座谈会，吴邦国、曾庆红、张震等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迟浩田同志代表中央和军委发表讲话，对项英的一生作了全面的评价。指出：“项英同志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党和红军早期的领导人之一，新四军的创建人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抗日战争的名将之一”。
    主要著述有《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经验对于当前抗战的教训》（1937）、《项英将军言论集》（1939）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