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中的傅春早

    傅春早(1911—1996)，六安市裕安区固镇镇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共共产主义青年团，193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了鄂豫皖苏区的第一至五次反“围剿”、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和红二十五军长征。他凭自己的智慧和胆略出色完成了许多急难危险的任务，曾在红军队伍中传为佳话。

    1929年11月皖西爆发了以裕安区独山和霍山县西镇为代表的六霍起义，傅春早不久就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傅春早从小爱打弹弓，是个弹无虚发的“神弹手”，部队首长把他编入了六安县独立团手枪队。在参加保卫苏区的大小战斗中，眼睛在夜间能很快辨别方向，枪法奇准，百发百中，成为一名令敌人闻风丧胆的“神枪手”。1932年10月12日夜，红四方面军主力越过平汉铁路西去，傅春早随大部队转战鄂豫陕，于同年11月21日到达关中。

    一天晚上，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突然召见傅春早，交给他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原来，列宁号飞机驾驶员逃跑了。为严防其逃回鄂豫皖根据地架机逃跑，必须赶在驾驶员逃回之前向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汇报。傅春早接受任务后，只身单枪，风雨兼程，直奔鄂豫皖苏区。1400里的路程，他仅用七八天时间就赶到，向沈泽民书记作了汇报，及时化解了风险，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艰巨任务。此时，沈泽民书记就叫他留下来，到重新组建的红二十五军任手枪队队长。后来战友们听他叙说这次千里送信的经历，都翘起大拇指，送他一个 “飞毛腿”的美誉。傅春早回到鄂豫皖苏区后，马上又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同年12月，傅春早奉命徒步六七十里路，将大名鼎鼎的国民党二十二路军总指挥吉鸿昌护送出鄂东北苏区。1933年9月的一天夜里，傅春早在潢麻公路突围时，在附近水沟里发现受伤的鄂豫皖省委书记沈泽民和散在一边的担架，于是背起沈泽民逃出险境、赶上队伍，受到军长吴焕先的表彰。后来因沈泽民的一句话，傅春早在“肃反”中免于一死。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在军长程子华、政委吴焕先、副军长徐海东的率领下，从河南罗山县何家冲出发，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名义奉命长征。17日在信阳以南越过平汉路。26日，红二十五军靠近方城独树镇。此时，突遇寒流来袭，气温骤降，雨雪交加，道路泥泞，傅春早与战友们穿着被雨淋湿的单薄衣服，在饥寒交迫中顽强坚守着。这天下午，正当部队准备穿越许（昌）南（阳）公路时，遭敌人四十一军一一五旅和骑兵团的伏击。眼看部队面临全军覆没、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政委吴焕先举起大刀，振臂高呼：“共产党员跟我来！”战士们一听号令，不怕牺牲，硬是把眼前凶恶的敌人压了回去。恶战持续到傍晚，政治部主任戴季英当机立断，命令傅春早带领手枪团两个班，插到敌人后方去。在夜幕的掩护下，傅春早带领战士们冒着枪林弹雨，从敌人的缝隙中钻了过去，在敌军的背后突然发起猛烈攻击。敌人被打得措手不及，腹背受敌，军心动摇，纷纷溃败。红二十五军以不足3000人兵力挫败了敌人数万步骑兵的合击，终于杀开一条血路，继续向伏牛山前进。

    1934年12月10日，红二十五军行进到洛南庾家河又与敌人六十师遭遇激战。筋疲力尽的红军部队，被迫陷入又一场对比悬殊的恶战中，军长程子华双手受伤，副军长徐海东头部中弹，多名团、营干部牺牲或负伤。患难识豪杰，烈火练真金。在长征这场绝境求生的严酷考验中，傅春早和战友们以视死如归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敢于以一当十，誓死向前，让凶顽的敌人也变得胆怯畏缩。最终，他们把绝望扔给了敌人，把胜利的喜悦刻在红军的心中。

    红二十五军临危受命，在没有任何通讯工具的条件下，转战鄂、豫、陕、甘、宁5个省，拼杀18000里，历时10个月，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于1935年9月到达陕西延川县永平镇，与陕北红军会师，担任红十五军团手枪队队长。红二十五军保存了有生力量，牵制了国民党军，为中国革命大本营最终落在陕北，作出了奠基性贡献，在长征史上创造了三个第一：第一支到达陕北的红军（1935年9月），唯一一支长征中有增无减的红军（2984名），长征中年龄最小的一支红军（平均年龄16岁，又称娃娃军）。

    傅春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八路军驻陕办事处副官、旅副官、营长、团长，参加了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副旅长、鄂豫军区第三分区副司令员、师长兼军分区司令员，参加了挺进大别山战略行动、淮海战役等。

    新中国成立后，傅春早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曾任第四野战军五十一军二一一师师长，湖北军区大冶军分区司令员、中共大治地委常委，广西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委员。河南省第四、五届人大常委，河南省第四届政协委员。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原六安地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周进在《安徽开国将军颂》一书对傅春早将军曾这样评价：“牛鞭一扔找红军，枪炮声中常建勋。密送指挥离险境，亲背书记报佳音。威名传遍太行地，功绩长留大别村。离后依然闲不住，光荣传统号长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