胸怀坦荡    情意笃深

    上世纪六十年代以前，林维先中将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的时候，我们俩都在部队里工作，同他就接触过；七十年代末，我们俩进入地方党史部门同他打的交道就更多了，并且对他有相当的了解。他是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人。1985年7月的一天，我们突然接到“林维先同志治丧小组”发来的讣电，我们惊呆了，流泪了，痛惜不已。今天，在林维先将军仙世32周年之际，我们特撰此文，以表深切缅怀之情。

（一）

    林维先，安徽金寨县人，1929年17岁便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由团转党，1934年4月担任红军82师师长。可是这年初冬，在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的内部“肃反”中，他被诬指为“第三党”分子，撤了师长职务；开除党籍，处以死刑。由于他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所以全师官兵冒死作保，他才幸而获释，被分到红25军经理部苦工队当挑夫。他虽然遭此不白之冤，但丝毫没有动摇他对革命的信念。一次，他所在的苦工队在霍邱县下洛山一带筹粮，突遭国民党安徽省保安团的进袭。危急之时，他带领苦工队奋不顾身，在主力部队的配合下，抡起扁担、大刀，在山林里与敌兵开展白刃格斗，歼敌一个营。林维先在这次战斗中表现了他指挥员的出众才华和英勇杀敌气概，受到领导表扬，很快就又被提升为营长。

    林维先担任营长，足智多谋，通常在敌人超过自已几十倍兵力、在到处是敌人全面“围剿”的险恶环境中，总是能化险为夷，转危为安。1936年2月间，他率领的部队活动在湖北省孝感地区。一天挨晚，敌人的大部队包围上来，眼看要遭灭顶之灾。可他当即率部队躲进聚雾山中，天刚亮，部队一律换上缴获的敌军服装，冒充贵州军102师的官兵，他本人化装敌团长。下了山，在一百多里的路途中，经过敌人设在溜石畈、徒门港、东阳岗三处关口，巧妙地骗过了敌人，还把敌的一个连又一个排全部缴械，从而一枪未发，安全地转移到麻城地区。

    林维先对敌人不仅能以智取胜，打起仗来还勇猛异常。在大别山里，敌人一听说是麻营长（因为他脸上有麻子），都谈“麻”变色，畏惧三分。因此，国民党地方政府对他悬赏通缉。

    对这样一位智勇双全、叱咤风云的指挥员，1936年秋，红28军政治委员高敬亭听信谗言，定他是“改组派”分子，缴了他的手枪，并且抓了起来。当高敬亭的秘书漆某得知林维先已经被判处死刑，马上就要执行的时候，便私下里对林说：马上就要枪毙你了，你快跑吧。林平静地说：我没有罪，跑什么！就是把我杀了，我相信组织上以后会弄清楚的。不一会，部队集合，将林维先拉到队前，正要宣判处决之际，敌军上来了。高敬亭不得不释放林维先，叫他带兵打仗。这时，林维先不计个人恩怨，当即指挥部队阻击敌人，等到高政委与主力安全转移，负了伤的林维先才边打边撤，脱离险境。事后有人对高敬亭说：哪有这样的“改组派”分子！高敬亭不得不亲自还了手枪，又让林维先去当营长。

（二）

    林维先将军对事对人高度负责的精神，给我们留下了强烈而深刻的印象。他任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的时候，1980年，中央军委部署了搜集与编写《中国工农红军第28军战史》的任务，由武汉军区具体组织，有关军区和军兵种协助进行。当时，健在的原28军的老同志无不公推他负责领导这一工作。后来在军委明确以后，他更觉得责无旁贷。

    编写红28军战史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的。因为红28军战斗在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部队高度分散，红常流动，战斗频繁，形势严峻，基本没有留下文字资料；而且长期以来，对不少史实，诸如红25军1934年11月作战略转移后，鄂豫皖有没有重建省委的问题；高敬亭任没任过红28军军长的问题等等，在老同志中和史学界一直存有异议。但是，林老将军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身先士卒，率领工作组，不顾年高体弱，不怕酷暑严寒，跑遍大别山区，深入实际调访，搜集并核实了大量革命历史资料；对大到编史的指导思想，小到书稿纲目以至具体内容，都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经过长达两年的艰苦奋斗，就在大功告成、史稿付梓的时候，他却不让书里印上他的名字；1981年春，鲍劲夫把根据1978年采访林副司令员的资料写成的《江求顺传》送给林副司令员审定，并请他署名。他认真审定了传稿，当面提了不少修改意见。但对署名问题，他说；由我署名不合适。我和江求顺1933年才认识，他参加革命很早，可我对他以前的历史不了解。根据他的指示，我们请原鄂豫皖特委书记郭述申署名发表。他如此只愿做贡献，不愿要名利，功成而不居的高尚情操，受到了人们普遍的称赞。

    1981年5月，一次在武汉，林副司令员听鲍劲夫说：六安县新安集有一位老裁缝名叫陈志和，曾在红25军任过营长，1934年11月初，红25军从皖西向鄂东转移时，他负伤下来，后被领导上派回新安集找党组织。到家的第二天即被逮捕，坐了一年多的监牢，也没有审出任何问题，被释放回家。“文化大革命”中有人根据陈志和没有享受红军待遇就怀疑他是“叛徒”、“自首分子”，陈志和很生气，但因无人证明，也没办法。林副司令员在问清此人的年龄、身材、特征等相符后，认为他极可能是224团3营营长。于是指示鲍劲夫把此事汇报给正在武汉的北京军区副政委陈祥将军，并说，陈祥那时在这个营当通讯员，他记性好，该记得此人。

    不久，林副司令员和陈副政委到达六安，由鲍劲夫带路，专程去新安集看望陈志和。经过介绍，陈志和得知是这样的两位高级干部，十分激动，称他们为老首长。林副司令员风趣地说；“不要称我们是首长，要称首长，当年你是营长，我是战士”（即前面说的那个原因，由师长撤下来当苦工队）。陈副政委接上问陈志和：“三营营部有两个通讯员你记不记得？”陈志和想了一下：“时间长了，记不得名字了，只记得有个外号叫’小胖子’”。陈副政委笑着说“我就是那个小胖子，所以你才是首长。”满屋发出一阵惊叹的笑声。

    当时，地、县、区、公社都有负责同志在场。林、陈二位首长一致证明陈志和就是当年红军82师的三营营长，但对他从被捕到全国解放这一段不能证明。区委书记徐长喜说；“陈志和的这段历史过去查过，没有叛变、自首问题，组织上也清楚的。”这样，在林、陈二位老将军的关怀下，陈志和被追认为“退伍红军”，从而洗清了“文化大革命”中有人强加给他的“叛徒”、“自首分子”而无法查清的历史沉冤，并对他落实了有关待遇。镇上的人们纷纷反映：那两位首长跟陈裁缝无亲无故，老远里来帮他办件好事，人家首长真负责任。

（三）

    我们多次与林副司令员接触，工作上，生活上受过他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至今铭记在心。

    1978年12月的一天，鲍劲夫出差武汉访问林副司令员，当时他正在处理“5.20”事件中受害干群的平反复职事，工作相当繁忙。但还是抽空接见并安排：白天办理平反工作，夜晚7至11点在家谈史事。此后，半个月内，每晚都在他家的客厅里，听他对大别山区革命斗争历史的回忆，使我们获得了大量的、系统的、出自第一手的口碑资料，实在难得。那时我们的住处离林老家有相当一段路，每次谈完他都派他的红旗轿车，冒着严寒，亲自送我们到车前握别。使我们在严寒里感到温暖。

    1981年夏，鲍劲夫又到武汉访问林副司令员。他安排我们住进军区第三招待所的当天下午，就去住所看望，还检查了蚊帐破不破，钻不钻进蚊子。他对服务人员说；“人家大热天到我们这里工作，要保证他们休息好。”老将军的关心如此过细，使我们深受感动。

    1983年4月，我俩由重庆到武汉，负责中央党史工作委员会下达的《皖西事件》专题征集任务。因为负重太大，在轮船上就给林副司令员发了电报，告诉他我们所乘航班、到点，请他派车到码头接一下。老实说，我们对会不会有车来接心中无底。船到沙市，正是深夜，谁知狂风大作，江上灯塔被刮坏，不能夜航，被迫抛锚，本来是下午5时许船抵达汉口码头，一下子晚点到11时半才到达。我们走出码头，恰遇林副司令员派来接我们的小车子。车上，司机告诉我们：下午5点钟来过一趟，听说这班船晚点6个多小时，所以首长叫再来一趟。我们深感林老将军办事心细，关心入微，受到了莫大的厚爱。

    林老将军对我们搞好党史工作曾多次谆谆教诲。他说：六安地委对党史工作抓得早，抓得对。搞党史是件大事，好事。但是，搞党史贵在真实，贵在实事求是，千万不能带着个人的感情去干。我们听了受到了莫大的启迪。鲍劲夫撰写的《许继慎将军传》，正是在他的亲切关心下后来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的。1983年春，鲍劲夫为撰写《许继慎将军传》到武汉军区采访，得到林副司令员无比关怀与大力支持。他亲自过问，安排鲍劲夫一行在武汉采访期间配备电话与写字台的师级干部住房给鲍劲夫用；专为鲍劲夫安排一辆小车跑市区；又安排一辆北京吉普车到武汉军区所辖各县采访；每次采访前，他都叫秘书打电话给各地军分区、武装部要搞好接待，提供工作便利；鲍劲夫要去广州军区、黄埔军校旧址采访，林副司令又指示其秘书给广州军区副司令员詹才芳打电话，请詹司令对鲍劲夫采访工作给予关心、支持。特别令鲍劲夫感动的是，临去广州军区前他到招待所结算住宿费时才知道：林副司令员已报经军区党委批准《许继慎将军传》作者采访住宿费全免。正是在林维先老将军无微不致的关怀下，使鲍劲夫顺利完成了在武汉军区、广州军区、黄埔军校旧址（时属海军南海舰队）的采访任务。这次，林老将军还说；“以后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来找我，搞好地方党史工作，我们这些老头子都有一份责任。”我们何尝不想随时去请教这位功勋卓著、满腹经纶的革命老前辈。可谁知，这次他留给我们的访问录竟成了最后的一页。

    1989年盛夏的一天，周进来到已故林维先将军的家。林老将军的夫人陈岩用鲜甜的西瓜为我们解渴降温。我们看着挂在墙上那林老将军的遗像，心中很不平静。这位曾被伟大领袖毛泽东当面誉为“游击专家”的人物，您是在一次意外不幸致伤而于1985年7月28号殒命的，您走得太突然了，走得太早了!我们无限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