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被张国焘杀害的许继慎同志

口述人：漆远渥

军委空军后勤部1983年供稿

    许继慎，又名谨生，1901年出生于六安县土门店一个中农家庭。早年在安庆第一师范读书时就参加了五四运动，并被选为安徽省学生总会常务委员，任联络部部长。1923年冬他在安庆加入中国共产党，因他领导学生痛打贿选的省议员，遭反动当局的通缉而逃亡上海，不久入上海大学旁听。1924年春，至广州，考入黄埔军官学校第一期，成为当时黄埔军校党所领导的“青年军人联合会”中的骨干，坚持与国民党右派分子作斗争。

    1924年11月，许继慎毕业于黄埔军校，被分配在军官教导团担任排长。次年参加了两次东征，第一次东征以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一连连长，第二次东征任营长。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反革命的“中山舰事件”，迫使许多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许继慎又被党派往叶挺独立团任第二营营长。同年7月举行北伐，他参加了著名的汀泗桥、贺胜桥和攻克武昌等战斗，立下了战功，旋任叶挺独立团参谋长。不久，该团扩编为第24师，他任24师72团团长。1927年5月，湖北军阀夏斗寅联合四川军阀杨森，企图乘虚夺取武汉，武汉革命政府处于危急关头，许继慎奉命率领72团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的学生，奋勇抵抗，在武昌的纸坊车站将夏斗寅部击溃。他在这次作战中身负重伤，留在汉口治疗。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许继慎到上海党中央机关工作。1930年3月党派他到鄂豫皖根据地工作。为了统一指挥鄂豫皖根据地的红军，党中央指示，鄂豫皖红军编组为中国工农红军第1军，许继慎同志任军长。他在部队编组的过程中，与曹大骏、徐向前等同志积极整顿部队，建立各种制度，使鄂东北、豫东南，皖西地区的三大革命武装迅速组成为红1军，战斗力也有了很大提高。6月中旬他与曹大骏率领红1军2、3师在皖西地区，连克独山、麻埠、流波石童、霍山、英山等城镇，歼敌两千余人。以后进抵京汉线，与一师会合。

    1930年12月，敌人对鄂豫皖发动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许继慎等同志率领红1军东出皖西，先后在六安金家寨、苏家埠等地歼敌3个营和大量地方反动武装，接着又在东、西鲜花岭歼敌3个团、溃敌3个团，在商城叶家墩歼敌1个团，粉碎了敌人的“围剿”，巩固和扩大了皖西根据地。

    1931年1月，红1军与红15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许继慎改任红四军11师师长，参加了攻打麻城磨角楼战斗，歼敌千余人，缴枪千余支，首创围点打援的范例，旋即攻打光山新集，首次以坑道作业进行爆破，全歼新集敌千余人，从此使新集成为鄂豫皖根据地的政治中心。同年3月出击京汉线双桥镇，全歼敌34师，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5000余人，缴枪6000余支，创造了红军运动战中大量歼灭敌人的经验。同年5月，许继慎任鄂豫皖革命军事委员会皖西军委分会主席兼第12师师长。许继慎同志和徐向前、曹大骏等领导同志组织指挥部队打了许多胜仗，为鄂豫皖苏区和以后的川陕根据地奠定了打大仗、打恶仗的坚实基础，巩固和扩大了革命根据地，振奋了苏区人民群众的胜利信心。

    我在许继慎同志领导下工作时间虽然不到半年，但他给我的深刻印象却记忆犹新。1930年秋我同李声远、齐梦岭、徐云甫等同志调到皖西五县（即六安、霍山、英山、商城、罗田）边区委工作。1931年春的一天，我随五县道委书记到皖西特委开会，在金家寨第一次见到许继慎同志，那时他是皖西特委书记兼军委分会主席，他在特委办公室亲切地接见了我们。这位在部队和人民群众中有很高威信的领导人竟是一个年青英俊的知识分子，白净的面容，中等的身材，看上去不到30岁，他操着一口安徽口音，一一问了我们的姓名，籍贯，出身成分，而后详细地询问了那里的工作开展，敌人活动以及人民群众的生活等情况，还问到12师派来的那个营，掩护我们开展群众工作的情况。最后他强调了开辟这一地区对巩固和发展皖西革命根据地，打通向湖北英山发展的重要性，并对这项工作做了具体指示。他虽然是一位高级指挥员，但待人和蔼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好像在同我们谈家常。我感到他很能体谅我们的困难。我第二次见到许继慎同志是同年8月1日打英山县城之前。这时我已经调到许继慎同志所在的12师36团政治处工作。这天凌晨在三十里铺他骑着高大的骏马，威武地勒马环视部队一周，然后，向全师做了简短有力的战斗动员。他那洪亮的声音和打动人心的话语，激发了全师指战员的战斗土气。从他指挥英山战斗的过程中感到他不仅在政治上很有才能，在军事上也是很有才能的优秀指挥员。

    谁能料到，就在这年秋天，这样一位有才华的领导干部，竟冤死在张国焘的“肃反”运动中。

    1931年4月，张国焘由中央派到鄂豫皖根据地，就为了贯彻六界四中全会精神，积极推行王明“左”倾路线并进行夺权的。他下车伊始，便对鄂豫皖根据地的党和红军大加非难。就在同年6月28日中共鄂豫皖分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他公然完全否定了鄂豫皖苏区过去的工作成绩，提出要改造这个苏区的党，改造这个苏区的红军，特别是在红军问题上提出“首先改造红军成分，加紧红军中的肃反工作。”他的这些错误言行一开始就遭到党和红军的高级领导同志的不满和抵制。而张国焘却从宗派主义出发，自恃是中央派来的，以家长制的作风，无情地打击迫害这些持不同意见的领导同志。

    1931年6—7月间，红军领导徐向前、曾中生等同志与张国焘关于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上展开了一场争论。许继慎同志的被害是和这场重大争论有着密切关系的。

    1931年上半年正当蒋介石调兵遣将向江西苏区进行大规模“围剿”时，党中央指示：鄂豫皖苏区的红军要以自己的积极行动配合江西苏区的反“围剿”。为达此目的，鄂豫皖苏区的红军只有选择好适应的作战方向，才能大量消灭敌人，发展壮大苏区。于是1931年6月28日的鄂豫皖分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会上红四军领导徐向前、曾中生等同志与张国焘在这个问题上发生分歧，展开了一场争论。张国焘出于右倾思想，主张把红军主力放在平汉线以东的光山、黄安、新集周围的狭长地带，对付夏斗寅的少数部队，并清剿根据地内的民团，他以为这样就可以确保自己周围的安全。如果按照张国焘的错误主张办，则正好是蒋介石所希望的。而徐向前，曾中生等四军的领导人则主张只有抓住敌人对鄂豫皖苏区暂时采取守势的时机，留少数部队在根据地内剿匪，将主力东出皖西，南下英山，并向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发展，这样既能有力配合江西中央红军的反围剿，又能发展鄂豫皖苏区，扩大红军，补充给养。斗争的结果，张国焘表面上放弃了他的主张，同意了南下作战方针，但内心却更加怀恨反对他意见的同志。在斗争中许继慎就是尖锐地批评张国焘错误主张的一个。

    实践证明，南下作战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7月下旬红四军在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率领下开始南下，首先进攻英山，8月1日经过英勇顽强的战斗，攻占英山县城，全歼守敌，俘敌团长以下1800余人。打下英山后，对下一步的进攻方向，南下前张国焘坚持打太湖、安庆等大城市，他认为这样才能威胁南京，支援江西苏区。而徐向前、曾中生等领导研究认为打安庆是不可能的。因为安庆远离根据地，要翻几座大山，要通过近四百里的白区，沿途又有陈调元部队驻守，打安庆显然是错误的。四军领导认为应乘胜出击蕲春、黄梅、广济地区，向长江北岸推近，那里是大别山的南麓，曾是红十五军的根据地，群众基础好，物资比较丰富，进可攻，退可守。根据这些有利条件，四军领导决心立即将主力向蕲、黄、广地区进军。于是一面行动，一面向分局报告，部队进展顺利，8月18日奔袭蕲春之北的漕河镇，全歼敌第八旅，活捉旅长王光宗以下1600余名，缴枪1200多支，炮14门。9月1日在洗马畈地区又歼灭前来堵击的敌三个团。南下一个月内连克英山、浠水、罗田、广济四城，共歼敌七个团，生俘5000余人，缴枪4000多支。这次南下作战的胜利，震动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江西苏区的反“围剿”斗争。

    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既要进剿江西苏区，又怕长江北岸红军的继续进攻，顾此失彼，难以应付。迫使原拟去江西的胡宗南师也暂时停止行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妄图采取反奸计的手段，破坏红军。他指使其特务头子曾扩情制造一个离间红军干部的阴谋。曾扩情借与许继慎在黄埔军校同学的关系，给许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对许继慎投奔国民党一事表示欢迎（这是敌人制造的），假意叫许继慎于8月X日把部队带到武汉投奔蒋介石，在那里扯起青天白日旗为标志，还说蒋校长任命许为XX军的军长，赏洋十万元，等等。

    许继慎同志接到这封信后，立即连信和送信人一起押送到军部。军长徐向前、政委曾中生分析了敌人的来信之后，即连人带信送分局处理，并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认为：根据许继慎同志的一贯表现，不会有什么问题，这完全是敌人用各种阴谋来破坏我们。这时张国焘已经在新集留守的红军中开始了所谓的肃反运动，他见到这封信以后，以为有了根据，便进一步在红军中加紧“肃反”，逮捕了军委参谋主任李荣桂等多人，在严刑逼供下，制造出许继慎、熊受暄等人确要把部队拉到长江边投降蒋介石的所谓“全盘反革命计划”，并诬蔑四军南下行动是受了“反革命分子的纵恿和蒙蔽”。这时张国焘又接到了徐向前、曾中生两同志从前方送来的改变行动计划的报告，立即回信批评四军改变东进计划是“违反分局命令”，是放弃了援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等等。并严令四军立即回师北上。紧接着张国焘又派陈昌浩于9月13日乘红军的唯一的一架飞机赶到麻埠，向部队宣布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委的职务，并由他接任政委的命令，同时就在麻埠的四军中开始了“肃反”。先抓了一批团以上的领导人，许继慎同志就是在这时被捕的。当晚就对他们严刑拷打，进行逼供，打得他们走不了路，行军时用担架抬着走。

    一天中午，部队由麻埠西进快到商城的行军途中，忽然，后面传令：“部队向右靠！”“谁来了？”我回头一看，几付担架擦着我们身边走了过去。我眼盯盯地望着躺在担架上的每一个人，我立即认出了是师长许继慎和周维炯、肖方同志，还有我的两个堂兄、师政治部主任漆远航、军供给部长漆叔甫。他们都绑在担架上，脸上伤痕累累，身上露出血迹。许继慎同志脸色阴沉，毫无表情。漆远航还向我闭了闭眼，扭了扭头。当时我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许继慎等同志多年浴血奋战，有功于革命，我那两位堂兄都是武汉大学毕业的学生，向往革命，才来到鄂豫皖苏区。他们犯了什么错？我惊奇地望着他们从身边走过，搞不清出了什么事。

    部队到达新集之后，紧接着从机关到连队接二连三地一批又一批地抓人，使人们惶惶不安。9月底部队移驻白雀园地区，这时张国焘亲自坐阵，指挥四军的“肃反”。他把党内斗争、思想问题同肃反问题混淆在一起，对广大干部进行无情地打击，残酷地斗争。他荒谬地提出了“改造党，改造红军，改造苏维埃”的口号。还说“要在两条路线（反左与反右）的斗争中贯彻‘肃反’”，“从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中发现反革命的线索”。

    1931年10月的一天下午，张国焘在白雀园召开了一个所谓公审大会，“审判”许继慎等同志。被“审判”的人也是用担架抬着去的。所谓公审大会，实际上审判大会，会上张国焘蛊惑人心地讲了一通许继慎等同志的所谓反革命罪行，借此煽动部队进一步扩大“肃反”。在“审判”会上许继慎同志一言不发，以示反抗。就在这天的黄昏时刻，在河南光山县的白雀园，许继慎同志被杀害了，时年30岁。和他一道遇害的还有周维炯、肖方、漆远航、漆叔甫等（编者注：许继慎、周维炯、肖方等人是在光山县新集镇即现在的新县遇害的）。

    许继慎等同志被害这件事，一直深深地留在我的记忆中。张国焘的“肃反”到底是怎么回事？过去只知道张国焘搞肃反杀人，但不知道他搞肃反的前因后果，也搞不清许继慎同志被杀害的真实原因，直到1960年我参加了编写红四方面军战史的工作，听了一些领导的讲话，看了许多材料，才弄清了问题的来龙去脉。

    张国焘在他的回忆录中，为了掩饰他假借肃反杀害异已的罪行，在“整肃”一章中，标榜自己，回避罪责，污陷革命同志。他不惜几十页的篇幅，多处提到许继慎，并进行了种种污蔑，这正说明许继慎同志当时对张国焘斗争是积极的。张国焘说，红四军南下后改变行动计划是“曾中生和许继慎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使张国焘“颇为生气”，扬言“非予以纠正不可”。这都是张国焘打击迫害许继慎同志的自白。但是，许多不了解当时背景的同志是很容易受到他文过饰非的欺骗。

    许继慎同志的死，是张国焘制造的一大冤案。然而被张国焘杀害的何止许继慎他们几个人。从1931年9月13日开始“肃反”到11月中旬，仅分局所在地光山县白雀园一地，先后以莫须有的罪名而逮捕杀害的干部、战士（尤其是知识分子）近3000人之多，仅中高级干部就有30人之多。这是张国焘对党、对革命、对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