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首次以法律形式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并规定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
在中国革命史的版图上,大别山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烽火连天的革命岁月,六安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主战场,是30年红旗不倒的中心区,是30万为国捐躯的红土地。皖西革命史是革命先辈用生命谱写的波澜壮阔史、惊天动地史、流血牺牲史、苦难辉煌史。早在土地革命时期,特别是1932年10月红四方面军西征和1934年11月红25军长征后,进剿皖西北之敌军实行了惨绝人寰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他们“驻尽山头,拉走耕牛,见黑就打,鸡犬不留”,“土挖三尺,石头过刀”。无数次的围剿、清剿、驻剿,六安许多地方几度成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的“无人区”、“万人塘”和“万人墓”,现存革命遗址563处(全省第二)。在血雨腥风的战争年代,红色六安可谓是“户户有红军、村村有烈士,山山埋忠骨、岭岭铸丰碑”。据统计,建国后追认为革命烈士的有25900人(占全省44%),入革命烈士陵园的仅有15000人,占58 %,说明至少还有40 %革命烈士至今没有回家。为弘扬烈士精神,缅怀烈士功绩,在首个法定烈士纪念日(9月30日)即将来临之际,下面撷取几位六安籍宁死不屈革命烈士的点点滴滴,以示对他们的真诚纪念。
蒙冤不屈许继慎
许继慎(1901—1931),裕安区青山乡土门店人,学运先锋(学生时代曾任安徽学生联合会常委兼联络部长),东征英雄(曾任连长、团代理党代表),北伐干将(曾任叶挺独立团2营营长、叶挺24师72团团长),红一军军长(后改任红四军11师师长、12师师长)。他192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在上海大学学习后考入黄埔一期,1925年参加了讨伐叛军陈炯明的两次东征,1926年在攻打平江、汀泗桥、贺胜桥等著名战役中屡立战功,1927年参加击败叛军夏斗寅部战斗中再负重伤,无缘参加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27年8月—1930年3月许继慎到国民党统治区上海继续养伤,在中央军委直接领导下做统战工作。1930年4月,许继慎奉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之命,奔赴鄂豫皖根据地组建了红一军。一向不爱烟酒的许继慎,此时举起酒杯,开怀痛饮,向前来饯行的战友们发誓:“此去大别山,我必为党、为革命、为死难受害的人民,同蒋介石、国民党决一死战,但求马革裹尸还!”举坐见之,无不动容。1931年,正当红一军(后改编红四军)势如破竹、节节胜利、横扫千军之势,野心家张国焘把持鄂豫皖中央分局以后,强力推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方针,借大“肃反”之机,树家长制威风,炮制了以许继慎为首的投降蒋介石、第三党分子案件,从此扼杀了许继慎驰骋疆场建功立业的权利与机会。1931年10月,躺在担架上已奄奄一息的许继慎,毫不畏惧张国焘严刑拷问,居然从担架上站起来,双目喷火,怒视张国焘,用尽力气一字一顿地怒吼道:“张国焘,你到鄂豫皖来都干了些什么?大家都是看得见的。你撤了旷军长,逼走了曾中生,团以上干部被你抓的抓、杀的杀,什么改组派、AB团、第三党,你这是借肃反之名,行剪除异己之实,以达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想我许继慎,一生身经百战,对党、对革命、对红军的忠心,苍天可鉴,我不怕你嫁祸于我,但你祸害革命、祸害红军,是决不会有好下场的!”张国焘恼羞成怒,他命人将许继慎绑在一匹马的尾巴上,挽起袖子,一鞭子下去,马拖着许继慎虚弱的身体,在河南光山县白雀园乱石滚滚的河滩上狂奔起来……
许继慎曾说过:战争的勇和怯是对革命忠实和不忠实的标志。他身经百战而多次负伤,弹穿肋骨而血染征衣,倒在血泊而大难不死。遭受酷刑的许继慎没有牺牲在浴血奋战的沙场,而是惨死在张国焘挥舞的屠刀之下,成为“鄂豫皖根据地最为痛心的一页”。1945年,党的“七大”为许继慎平反昭雪、追认烈士,1955年党中央为许继慎恢复党籍和名誉,1988年中央军委授予许继慎为中国33位无产阶级军事家之一(后增加3位),2009年许继慎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周恩来总理晚年曾深情评价:“许继慎这个同志我了解,政治上很强,很能打仗,红四方面军的战斗作风与他有很大关系。他把叶挺独立团的战斗作风带到了红四方面军……”
许继慎胞弟许希孟(1903—1929),曾任六安县委候补委员、六安三区区委书记,独山暴动领导人之一。
视死如归周狷之
周狷之(1903-1930年),裕安区苏家埠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六安特区委委员、六安县委委员、六安中心县委常委兼宣传部长、六霍行动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等职。曾领导六安黄烟工人大罢工、徐家集和江家店民团起义等。他出生于远近有名的封建大地主家庭,学生时曾奉父之命到佃户家定租收保时,有意减收或免收租课。此举,曾被当地土豪劣绅诬为周家的“败家子”。周狷之反击批驳说:“为富不仁的封建家庭必败之!” 周狷之参加革命时曾立下豪言壮语:“莫言惨淡山河,转眼春光即明媚;不要矜夸门第,到头胜利属农工。”
周狷之胞弟周叔平(1907-1931年),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跟随周狷之组建农民协会,参加了六霍起义,受党的委派在六安县城以开办文化书店为掩护,建立皖西党的地下交通站,为皖西革命收集和转送情报。后因身份暴露,转入六安县军区指挥部,任六安县红军游击师师长兼独立团团长毛正初的秘书。1931年秋,在麻埠作战中英勇牺牲,年仅24岁。
周狷之、周叔平,兄弟俩出自封建地主家庭,他们放弃养尊处优的生活,毁家纾难、大义灭亲,公然与劳苦大众站在一起,为革命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用血肉之躯诠释了生前的豪言壮语。
甘洒热血车厚桥
车厚桥(1906—1930),裕安区西河口乡红岩村人,中共党员,历任六安县农民协会“摸瓜队”队长、六(安)霍(山)赤卫队副队长兼党支部副书记、六霍赤卫队队长、六霍赤卫师师长等职务。1930年秋,主力红军西进,致使皖西革命根据地空虚,驻六安之敌潘善斋新编第五旅纠集各路人马5000多人,向皖西苏区长驱直入大举进攻。六霍赤卫师奋起迎敌,终因敌众我寡,弹尽粮绝,孤立无援,被敌人围困在红岩村九尖头大山里达40余天,车厚桥师长在下山突围时不幸被捕,当车师长解押经过家门时,对其叔父车明相说:“侄儿不投降、不自首、不叛党,在共产党领导下,20年后革命一定成功!”凶狠的敌人把车厚桥解押到六安后,活活地用大铁钉把他钉死在城门上。车师长临死前圆睁着双眼大声高呼:“共产党万岁!”时年24岁。“要为实现苏维埃中国而奋斗终生”,这是
车厚桥的堂哥车厚福(1883—1932),中共党员,裕安区西河口乡红岩村人。1929年,车厚福和三个儿子(车敦华、车敦和、车敦荣) 先后参加了红军,一家四口为掩护主力红军于1932年壮烈牺牲,时年49岁。车厚福在白色恐怖下,为躲避敌人的搜捕,他背着负了重伤的红军干部,在落地岗白石庙山上和敌人周旋,不幸被“铲共队”发现并包围逮捕,敌人把他吊在庙前的大树上,扒掉他的衣服,用刺刀对着他的胸膛,逼他交出红军伤员。遭拒绝后,敌人刺穿他的腹部,抽出肠子,扒出心肝……
刘淠西(1904—1932),霍山县桃源河人,霍山县第一届县委委员、霍山党组织及皖西革命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他参加过黄埔军校、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及中央干部训练班的学习,成功地发动了诸佛菴兵变,打响了皖西土地革命的第一枪,拉开了六霍起义的序幕。后受党的安排,1929年10月任中共安庆中心县委书记,
满门忠烈刘仁辅
刘仁辅(1885-1930),金寨县燕子河人。安庆政法学堂毕业后当选为霍山县议会会员。1920年参加燕溪马克思主义学习小组。1923年领导西镇人民夺取了维护土地永佃权斗争的胜利。1927年加人中国共产党,曾任燕子河农民协会主席、霍山县西镇区委书记、西镇革命委员会主席,安徽第二游击纵队党代表。
刘仁辅牺牲后,敌人对他的亲属也不放过,进行了残酷的迫害与追捕。参加红军的大儿子刘锡谷、二儿子刘锡锦夫妇、三儿子刘锡俊、四儿子刘锡杰惨遭杀害,他家的房屋和财产被洗劫一空,两个孙子被乡亲们秘密转送他乡,免遭一难。刘仁辅全家有6人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前仆后继六兄妹
革命战争年代,喻氏六兄妹(4男2女)出生于霍山县舞旗河一个生活殷实的工商业大家庭,他们放弃了安逸的生活,自觉投身于革命事业,为新中国的诞生而光荣捐躯。老大喻石泉(1902—1932),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霍山县第一届县委委员、第二届县委书记、霍山县赤卫队总指挥,1932年牺牲,时年30岁。老二喻本芳(1903—1940),女,曾在党中央所在地上海担任地下交通员、党中央与合肥中心县委交通员,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霍山县委(地下)书记,1940年牺牲,时年37岁。老三喻本芬(1905—1931),女,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霍山县苏维埃政府妇女委员会巡视员,1931年牺牲,时年26岁。老四喻本信(1909—1930),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赤卫队队长,1930年牺牲,时年21岁。老五喻本固(1911—1930),男,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曾任赤卫队队员,1930年牺牲,时年19岁。老六喻本钧(1916—1947),抗日战争时期曾任新四军四支队宣传科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二纵四旅十团政治委员,1947年牺牲,时年31岁。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的乱世造就了喻氏六兄妹。老大喻石泉早在合肥省立第六中学上学时就是合肥学生运动的领袖,1926年加入共产党,后受党的指派回霍山第三高级小学任教,动员在县立女子高级小学读书的喻本芳、喻本芬俩姐妹和在县“三高”读书的喻本信、喻本固俩兄弟,一齐投身农民运动,先后加入共产党和共青团,年仅12岁的喻本钧也加入少年先锋队,打土豪、分田地,为农民运动呐喊助威,为苏维埃政权站岗放哨。1929年,在大哥喻石泉的带领下,六兄妹放弃了手中的生意,变卖了老家的家产,筹集粮款支援革命,参加了舞旗河暴动、西镇暴动、桃源河暴动和诸佛菴暴动等,形成了六霍起义的滚滚洪流。1930年国民党军队反扑苏区,老四喻本信、老五喻本固不幸被捕,押解到霍山县城,两兄弟最先惨遭杀害。1931年,老三喻本芬第一个孩子刚刚出世,她与丈夫程沃仁被张国焘的“左”倾错误路线杀害。1932年,率领赤卫队转战鄂皖边境的老大喻石泉,在霍山与英山之间的界岭作战中壮烈牺牲。1931年,老二喻本芳奉命由上海调回合肥中心县委工作,在一次执行任务时不幸被叛徒出卖被捕入狱,判刑五年半,后因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呼声,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喻本芳。出狱后,喻本芳身体特别消瘦虚弱,生活十分艰难,但丝毫没有动摇她对革命的信念。好心人提醒喻本芳:“以你的人品和学识,当个教师,嫁个当官的,干什么不好,别再去干那提心吊胆的革命了。”喻本芳笑答:“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固然有人图安逸,我受党教育多年,为了革命事业,我不怕坐牢、杀头,生活虽苦,但有意义。”此时喻本芳才知道投身革命事业的六兄妹中已有4个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1937年,在外读书的老六喻本钧也回到霍山,在“抗日救亡同学会”开展宣传工作,姐姐喻本芳也加入了宣传队伍,姐弟二人积极为恢复和重建被破坏了的党组织而四处奔波。1940年,喻本芳任大化坪(地下)区委书记,她向组织表示:“只要我不停止呼吸,就要为党工作,接受最严峻的考验。”不久,喻本芳和区委另外3位同志被国民党县政府派人逮捕,在秘密法庭上,喻本芳痛斥国民党县长:“你们国民党为什么在国难当头、民族濒于危亡的时候,不派军队去抗日,反来屠杀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员?你们标榜国共合作抗日,你们合什么作、抗什么日?”,敌人无以应答,恼羞成怒,无计可施的敌人就砸烂她的鼻子、打掉她的牙齿,喻本芳强忍疼痛慷慨陈词:“你们以为杀了我喻本芳,霍山就是你们的了,告诉你们,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
许继慎、周狷之、车厚桥、刘淠西、刘仁辅和喻氏六兄妹,他们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的代表和缩影。他们用自己的言行诠释了“为工农翻身、牺牲无愧,干革命到底、流血何妨”的豪迈誓言,他们用宝贵的生命造就了光荣的革命传统、形成了独特的老区文化、谱写了不朽的红色篇章、构成了六安精神和大别山精神的精髓。
有人说,墓地是思考人生的最好地方。站在先烈墓前、纪念碑下,许多人常常想到这样的问题:在风起云涌的革命年代,那么多烈士正值花样年华,他们为什么甘于抛头颅洒热血、做出惊天地泣鬼神的伟业?是什么基因铸就了他们宁死不屈的钢铁般意志?是什么样的力量引领、支撑着他们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是的,他们天不怕、地不怕、苦不怕、死不怕,他们不为官、不为钱、不为名、不为利,他们为主义、为信仰、为大众、为解放,他们多失败、多挫折、多苦难、多牺牲。革命先烈对理想信念崇高追求、对人民群众无限深情、对革命事业执着忠诚,出生入死闹革命、枪林弹雨打江山,就是为了民族独立与人民解放、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
历史的硝烟已经散去,不朽的精神凝聚成永恒。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先烈之血、主义之花、舍生忘死、追求光明的共产主义精神。革命先烈没有活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那一天,没有看过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没有赶上评功授勋机会,没有看见自己的亲生骨肉,没有机会继续光宗耀祖,甚至都没有来得及留下自己名字……
“战神”刘伯承元帅生前曾对身边人说:“我们牺牲一位战士,他的全家都要悲伤,这给那个家庭带来多大的损失啊!我至今仍看到无数同胞为我们铺设的一条血肉模糊的路,我们是踏著他们的尸体走向胜利的。”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元帅生前也曾这样说:“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啊!我们活着的人应该常常想想那些为革命牺牲的同志。那些同志不牺牲,今天的元帅、将军应该是他们。”
守护记忆就是为了走出历史的循环。在世情、国情、党情、社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在全党面临四大危险和四大考验的新形势下,信仰的动摇是最危险的动摇,信念的滑坡是最致命的滑坡。我们怎样才能做到守护记忆、不忘初衷、走得更远,使信念的薪火生生不息、红色的基因代代相传?如何才能激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强大精神力量?中国革命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清醒剂、营养素。
斗转星移磨不灭心底记忆,日月轮回冲不断后人缅怀。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让我们永远牢记并践行周恩来总理生前说过的一句话:想到那些死难的烈士,我们没有权利不努力工作,没有权利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向为缔造今天幸福生活的革命英烈们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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