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蒋光慈（武映东）

我所知道的蒋光慈（武映东）

蒋光慈的父亲蒋浥甫小时候在当地一个地主的家里当佣工，他夜里陪伴地主的小孩读私塾。借此机会自己也进行刻苦学习。私塾老先生见蒋浥甫聪明，便教他一些，也就学到一些文化知识。蒋浥甫原住现金寨县的白大畈镇，后来就是在白大畈镇经商开米坊，店的字号名“蒋恒心号”，有田，迁六安的莲花菴居住后情形不详。蒋光慈的四个哥哥也帮助父亲做生意。

蒋光慈幼时在家跟朱丹老先生读私塾，此人性情豪放，爱议论，抨击时事，蒋光慈也好谈论政治时事，故蒋光慈从小受到影响。在朱丹和蒋光慈的教诲下，蒋光慈从小打下了坚实的古文基础，和朱丹的另外两个学生慕鲁生（革命烈士）李宗邺（反动分子）被誉为霍邱的三大才子。以后蒋从甫得知河南省的志城小学教师很出名，故放弃家乡一些学校不读，慕名送蒋光慈前往读书。毕业后，蒋光慈又到芜湖赭山中学读书，在学校里以其思想，口才、文才、品德过人，而深得全校进步师生的称赞。

一九二一年蒋光慈随着刘少奇、李立三、曹靖华、韦漱园等人坐火车东去西伯利亚苏联学习（当时燃料供应缺乏，以木柴为燃料，路途需要七天）沙俄当时在西伯利亚搞了个远东共和国。途中检查，当搜查到蒋光慈他们藏在鞋底的介绍信时，他们心想遭了，谁知检查的军人称他们为“瓦西里（同志）”并把他们，才知是自己人。

一九二五年，蒋光慈回国后，曾在上海大学教俄语（上海大学当时主教社会科学，瞿秋白、蔡和森都在那里讲过课），后来又到政法大学教书（政法大学校长当时是徐骞 ，即徐金龙），在许多同事中，蒋光慈和钱杏邨、沈雁冰来往密切。蒋光慈当时与在上海大学一样就住在学校弄堂口的楼上。蒋光慈的生活是简朴的，头上一顶鸭舌帽，身上意见蓝布列宁装。房间摆设简陋，只有一张桌子，一个转椅、一架床，床上一条席子和一条从俄国带回来的毛毯，没有柜子，也看不见箱子，连衣服放在那里也不知道。客人当时都是坐在床上或就靠着桌子。我星期六或星期天都过去。蒋光慈好喝绍兴酒，我们一般都是到外面去走走，或是到小酒店喝点酒。蒋光慈对中国民间文艺是非常热爱的，在大世界韵大鼓，他往往大声叫好。

蒋光慈原来的未婚妻子是老家白塔畈的一个大户王俊斋的女儿，因她没有文化，志不同，道不合，蒋光慈就和她离婚了。他曾对我说，“至少她能帮我抄抄稿子，连字都不识，稿子都不能抄，那还有什么用。”以后蒋光慈和宋若瑜结婚了，搬在卡德路陕西北路口附近的弄堂里去住了，生活依然很简朴，上下两间房间，楼下只有一张沙发，楼上一间用布幔一个为二，里面一架床，床上依旧是那条席子和俄国毛毯，一把转椅，一张写字条，不过又新添两把椅子。幔外增加了一张堆放日用杂品和汽油炉子的桌子，吃饭总是王若瑜自己动手用汽油炉子烧，菜总是一个，他们穿的鞋都是王若瑜自己动手做好鞋帮，然后拿到摊贩处上底，他对我说：“我哪能穿这个”。托我带回老家给他父亲穿了。

二七年，王若瑜死于肺病，蒋光慈写了《亡妻若瑜》一文（蒋光慈后同一个小学教师吴史红结婚，浙江人，还活着，蒋无子女）蒋光慈在和吴结婚前写了一本《少年漂流者》小说，其中一篇《夜话》是我带蒋光慈的哥哥蒋益三到上海，找到蒋光慈，他然后有写成的，两三个月后就出版了，他当时就送我一本，书是红面黑字。

一九二六年北伐军到武汉，沈雁冰在上海为武汉军事政治学校招生，我向蒋光慈提出前往考试，他非常高兴，当场帮我写了一封信，“雁冰兄，今有同乡武同志，前往应试，特介绍……”当我离沪赴武汉时，又向他告别，他一反从不送客到胡同口的常规，亲自送到马路边上，并高呼“祝你成功万岁。”二五年到二六年底我和他交往最密切，因此对他这一和我所接触的历史最为清楚。

一九三0年，我在狱中即将出狱的郭士述（即郭慕，原芜湖市我党市委书记，他被捕后，我接替他的工作）出狱后到上海去找蒋找组织关系，并把我的假姓名告诉他，他按照我的假姓名给我寄钱和食物，但不见回音，三三年出狱后，才知道当时蒋光慈正很不得志，他因反对党的一些过左做法，而被开除出党。当时党组织蒋光慈去搞散发传单贴标语，蒋光慈说自己是搞文艺的，不去搞那些，于是党当时扬言要开除他的党籍，蒋光慈听说后，心想与其被开除，不如主动退党。还是好听一些。于是，“他写了退党申请，不肯定送上去的。”放在抽屉里，有此，钱杏邨来找蒋光慈见他不在，拉开他的抽屉，发现他写的退党申请，就拿去交给了党组织。蒋得知后很愤怒，说钱不够朋友，他以后就到日本去了。他到日本以前，写的《丽沙的哀怨》大概就和他当时的低落情绪有关。他原名蒋先赤后改为蒋光慈，也可能是这个原因。一九三五年我回安徽老家，他的父亲蒋从甫曾派长孙向我问好，并赋诗一首，最后两句是：“怕临残讲发白，想到伤心泪滴红”这时蒋光慈三次，故有志而写此诗赠我也和诗四首，记得头三首是：

一、罢钓归来入帐帷，朦胧惊觉有人催。知音在，最是伤心悲。

二、昔年归访话桑麻，斗酒佳肴处士家（仿苏曼殊语）。 论文谈忧国政，而今纷乱不堪嗟。

三、……登王楼，愁肠寸断哽心头，苍芒明月依稀见，怎奈人间名利流。

至于皖西的党组织是否蒋光慈创始，我认为简单的说是与否都是不妥。据我所知，蒋光慈自一九一九年或一九二一离皖后，就没有回过安徽，一九二八年葛鲁生，詹谷堂曾到霍邱观山党县委找我，说是蒋光慈介绍来的，因为他们没有组织介绍信，所以就没有和他们发生关系，他们派了一个姓汪的代笔（团员）住在县委，以后他们在大别山现金寨县部进行革命活动或组织部分红军，二八年我被捕在狱中遇到葛鲁生，他告诉我，二六年在芜湖，葛、詹和王安文（当时的省委书记）柯庆施（当时省委委员）一起开过会，而葛鲁生和占古堂是由蒋光慈介绍入党的是事实，因此，皖西党组织的创建，在思想上，蒋光慈是有巨大影响的，称为创建人之一大概妥当的。

武映东

一九八0年十一月二十四日于上海

（三）“月下老人”

一天，我穿一件薄薄的毛线衫，下面一条短裙子，跑到南国吃饭。一位开服装公司的南国社员问田汉：“吴似鸿有对象没有？”田汉含着一口饭回答：“她还没有人给他盛饭呢！”意思是说我还没有对象。那位开服装公司的社员又问：“她怎么穿这样单薄的衣服，不冷吗？”田汉又说：“那你给她做件大衣呢！”那位社员真的给我做了一件咖啡色的呢大衣。据说要十五元钱，我拿不出十五元，他说是给我的。有的社员开玩笑说那位开服装公司的社员爱上我了，其实我们都没有这样的意思。不过我穿上这件呢大衣确实不冷了。而且他做的样子新式，农村姑娘一下变成城市姑娘了。西式大衣，得有西装陪衬，我刚刚拿了五元稿费，从其中省下来，做了一件红色的呢料的西装，这才有点洋气。我跑到南国，田汉一见我的这身打扮，真正做了“月下老人了”。他就把我介绍给蒋光慈了。

蒋光慈这时刚从日本带病回国。他去南国有二个目的。一是动员田汉入党，二是让田汉介绍爱人。田汉叫社员带信给我，说有事情叫我去。我就从新华艺大路跑到南国，蒋光慈已经坐在田汉的写作室等我。开始我没谈到婚姻问题，一因学业尚未结束，还差半年毕业；二因根本不想结婚；三因蒋光慈年龄比我大七岁，而且显得老相，不是我理想的爱人。但田汉有，从政治上讲，田汉认为蒋光慈最适合了。在我面前，他说蒋光慈好；在蒋光慈面前，又说我老实。蒋光慈就速战速决，追求我一个多月，竟要求同居。我家境贫困，流浪都市，无依无靠，也就听田汉的劝告（我是很听田汉的话）于一九二九年的末月，与蒋光慈同居了。

田汉月下老人做成，老太太也说放了心。我与蒋光慈同居后二天，他说：“今天我们去看田老大和田老太太！”他从先？？公司买了两只火腿，那火腿的外面有红色的绒布套子，作为礼物很美观。我们二人搭车到南国社。老太太很高兴，接住火腿说：“蒋先生，在我们这儿吃饭。”她提起菜篮，到小菜场买小菜去了。我们走进家里坐，社员有几个在那儿。郑君里就说：“新姑爷、新姑奶奶，到娘家回门来了！”光慈上楼和田汉谈说，我留在客堂，社员的态度和我冷漠了，保持相当距离，不像过去同姊妹一样的亲热。我想：“啊呀！有了光慈，失了群，真糟啦！”心里落实难过。

大概老太太已经烧好饭，我们走到，不过添买了几个菜，就把饭开出来了。我和光慈同排坐在沙发上。老太太平时不一起吃饭，这次她也没坐，而是站在门旁说：“寿昌！晚上没小菜钱了。”田汉不做声，想必没钱。蒋光慈一边扒饭，一边将他的左臂弯向我腰部捅了一下，暗示我把钱拿出来。我领会他的意思，连忙说：“老太太！我有钱！”随即从衣袋里取出十元钞票，交给老太太。自我进南国以来，这是第一次孝敬老太太。

（四）南国转变

田汉酝酿了好久，终于在一九三0 年初来酝酿成熟，决心南国转变方向，使艺术的为无产阶级服务。他下，田汉转变，其他南国社社员，就会跟着田汉转。在这段时间，钱杏邨（阿英）常跑南国，与田汉联系，社员中在议论，谈钱杏邨常来南国，？？老大参加左翼。

因光慈的住址是保密的，田汉不知道我们住在什么地方。南国有什么行动由钱杏邨通知。他是四通八达的党的地下干部。有一天钱杏邨来通知，南国社开会，我和光慈同到南国。全体社员都已到齐，散散乱乱地，有的立、有的坐，或在客堂中，或在客堂中。过去南国开会，只有田汉一个讲话，大家对田汉都是非常信任、尊敬的。这次开会可不同，田汉激动地说了几句：“南国坚决转变，你们发言吧！”

安户坐在会场中，可是她不发言。钱杏邨从后门走进也没说话。蒋光慈也不发言。只有新来南国的忠辉，年青力壮，慷慨激昂地大发议论。只见的他声浪高扬地说：“中国被帝国主义侵略，被国民党反动的压迫，封建势力根深蒂固，南国应当抛弃已去的悲伤气氛，唯美主义，走上时代的潮流，反帝反封建，反对资本主义……”

我只见忠辉这次演讲。后来听说忠辉被捕牺牲了。

过了几天，田汉召集全体社员，又邀请当年上海某些画家， 朱应鹏，汪狄泳等聚集在环龙路上的法国俱乐部召开茶会。公开宣布南国转变。时间约定在晚上。这次钱杏邨没有出席，我和光慈出席的。蒋光慈在这次茶话会上演讲。他讲到资产阶级艺术家，将来必为群众所抛弃的，朱应鹏听不下去了，脸色惨白，大踏步走出会场。蒋光慈自己继续讲下去，讲完为止。然后田汉发言，他将拟好的演讲稿，摊在桌子上，坐着讲。先对南国过去各阶段的戏剧运动，以及他自己过去的创作思维作了自我批评；然后讲到南国从此为使艺术为无产阶级服务。他讲的很多，足足讲讲了一个多钟头。

吴作人在场听讲。田汉讲完之后，郑君里立起说话，“似鸿呀！作人要到法国去了，你和我握别吧！”前些日子，是听说作人要到法国去留学，我曾同田汉谈起他，田汉说：“唔！好像他是应该去法国的。”这下，他真的要到法国去了。我们在南国经常见面。有时同上舞台，亲如手足，他这一出国，不知何年何月重见？当时我跑前几步，与作人紧紧地握手，但双方无话可讲。茶话会尚未散场，光慈把我拖走了。他在大庭广众演讲后，必须马上离场，防备。

我们回到家里，光慈称赞说：“田汉的理论水平真不错！”

（五）南国末次大公演及被破坏

一九三0年的夏季，南国要演出。当时，我还不知道。因为我好久不去南国。光慈有病，正在环龙路美国人的家里养病，我整天陪蒋光慈。杏邨来通知，我才知道。南国在中央大戏院演出田汉根据法国梅里美小说改编的剧本：《卡门》。剧本的内容是反映工人罢工，和发对封建国王的斗争。主角由余珊扮演，配角舞女是胡荣扮演。由于胡荣患病，不能上舞台；田汉叫我临时替代胡荣。我没有排练过。当天怯场却要演出。光慈陪我到中央大戏院田汉简单和我讲了剧情。幸喜那配角没有台词，只要穿上舞衣，举起铃鼓，一边跑舞就行。我上去跑了一阵，闭幕后，晕倒在后台了。田汉要扶我起来，另一个社员，却抢先把我扶起来了、这时我才知道，由于长期生活贫困劳累，缺衣少食，身体已很差了。

南国！多么值得我们回忆。在田汉的领导下，社员个个能发挥才能，由无知到知，由无能到能，都心甘情愿地过着艰苦的生活，团结在田汉的身旁。可是自这次大公演之后，反动派马上施加压力，南国无形解散，田汉钻入地下，化名为陈瑶。社员有的参加剧联，有的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参加电影界，或做导演，或做电影演员，也有的入学电修，也有的教书去了。但多数人不甘心落后，在政治上、思想上依然跟田汉走。南国虽然不存在了，但南国的精神永存。

一九八一年《西湖》第二期 作者 吴似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