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承志与《华商报》的创办

廖承志是我国现代史上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社会活动家和中共统战工作的元老，其一生与香港有着不可割舍的情缘。早在抗战刚开始不久的1938年初，中共南方局便对刚满30岁的廖承志委以重任，令其出任八路军驻港办事处负责人。在担任“八办”主任期间，廖承志致力于团结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积极支援祖国的抗战事业。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冒着生命危险组织营救驻港民主人士与文化人士的壮举尤为人们津津乐道。在此期间他还与香港抗战报人相濡以沫、共同奋斗，开辟各种文化宣传阵地。其中，创办《华商报》是抗战时期廖承志在香港文化统战工作的杰出成就之一。《华商报》是中共在香港的喉舌，是中共在抗战的历史关键时期于香港创办的第一张中文报纸，是揭露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宣传中国人民浴血抗战的号角。

危难之处显身手：积极关心和解决来港报人的生活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等相继失陷，抗日烽火燃向大江南北。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十分严峻，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虽然已经进行了3年多，但英国和美国加紧玩弄“东方慕尼黑”阴谋，对日本法西斯的侵略继续采取纵容让步的绥靖政策，力图以牺牲中国来换取与日本的妥协，让日本在解决中国问题后把侵略矛头指向苏联，在这样的国际局势影响下，国民党政府更加紧了进行防共、限共、反共的活动。1941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皖南事变，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民主党派，迫害民主进步人士，肆意取缔民主进步报刊。重庆《新华日报》、桂林《救亡日报》的出版发行遭到诸多阻挠和破坏，后被禁止出版、停刊。至4月底，内地数十种宣传抗战的进步报刊被迫停刊，昆明、成都、桂林等地的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均被查封。在这种情况下，时任中共南方局书记的周恩来决定将重庆、桂林等地可能遭到迫害的文化界、新闻界著名人士，安全转移到香港。1941年二三月间，有计划地到达香港的文化界、新闻界进步人士达100多人。夏衍、邹韬奋、范长江和梁漱溟等若干不满国民党反共分裂政策、不愿做亡国奴的文化人士纷纷从内地赴港办报办刊。

这些报人、文化人的加盟，使香港报业人才济济，香港抗战报业由此达到了鼎盛时期。但是，由于众多报人聚居香港，住房、工作、安全等问题一度非常突出；国民党中央委员吴铁城又指使特务收买投机报人打入香港新闻界，使香港各界报人们的观点不尽一致，有时甚至互相攻击。在如此复杂的环境下，为团结更多的报人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廖承志作了大量的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带领“八办”工作人员，积极地利用在港的熟人、朋友和其他社会关系，竭力解决好报人们的生活、工作和安全问题。

廖承志的表妹夫邓文钊是香港英国华比银行的副经理，潘汉年的岳父董仲维是香港商会会长和道亨银行的董事长，他们在上层社会和港府中有许多熟人和朋友。而老地下党员连贯等人则在华侨及下层民众中有许多关系网。通过这些上、下层的关系，廖承志领导下的“八办” 较好地解决了报人们的生活、工作等困难。胡风来港后，廖承志曾上门探访。廖承志详细地向胡风介绍了香港方面的情况，以及内地文化界人士撤抵香港后的近况。他说: “蒋介石一手制造的‘皖南事变’，使中共蒙受了重大损失，许多进步的文化界人士亦无辜地遭受迫害。我们现在要充分地利用香港这块特殊的阵地，团结并争取更多的在港文化界人士，以形成强大的舆论宣传阵地。……胡先生的抵港，无疑又强化了我们抗日宣传的力量，希望胡先生继续拿起您那如椽巨笔，为中国的抗战文化再写华章。”廖承志还抱歉地对胡风说：“其实，在胡先生来港之前，周副主席已经亲自打电话给我了，实在因事务缠身，未能亲自迎接，请先生见谅。来港后，有关你们全家的生活，我已经安排有关同志负责照料，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尽管提。胡先生，你看这样安排好不好？”“真是太感谢了! 我们十分满意。” 胡风夫人赶忙接过话头，“昨天，我们已经收到你们给的150元港币，这不，先生这一身西装就是用你们送来的港币在旧衣店选购的。穿上它，还蛮精神的，真像个教授了！”廖承志的此次造访体现出来的踏实稳健、平易近人的中共领导人的风格,给胡风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第一次见到这位稳重诚恳的领导人，感到他的作风是那么亲切平易，他的政治品质是让人信任、敬重的。”若干年后，胡风仍旧记忆犹新地说。

运筹帷幄：筹划创办《华商报》，为其注册和确定报头倾注心血

面对大批的内地知名文化人陆续抵港这一盛况，同时为了宣传中共的抗日方针和揭露西方列强的“东方慕尼黑”阴谋，廖承志领导下的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决定在香港创办一份党领导下的有影响的报纸，以建立一个对外宣传的据点，让香港居民和散居世界各地的千百万华侨、外国友好人士能有机会了解中共抗日政策。1941年2月10日，廖承志给中共中央和周恩来打电报请示说:“现到港文化人相当多。我们决定在港办一报纸，……以救国会之姿态出现，但不太露锋芒, 不过我党重要文件应发表。我想在《新华日报》受压迫，而港其他报受国民党收卖的情况下，为冲破他们的封锁办这个报，就是其生命只有几个月也是有意义的。如何盼示。”

2月中旬，廖承志在得到周恩来的电报复示后，即开始付诸实施。根据周恩来的复示，廖承志邀约了邹韬奋、范长江、夏衍、乔冠华、金仲华、胡仲持、羊枣、张明养、恽逸群等人，开会研究办报的具体事宜。按照香港政府当时的规定，要在香港办报或者出周刊，都得先向港英政府注册，一定要有一个有威望的香港人做“法人”，同时还要先付2000元港币的“按金”，这在当时实在是不容易！廖承志很快就找到自己的表妹夫邓文钊帮忙。邓文钊是何香凝的侄女婿，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经济硕士。在廖承志的启发下，邓文钊的思想不断得到升华，逐步认识到, 要救国救民于水火只有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于是，他不顾风险，毅然接受中共委托，把任职的华比银行和经营的崇德堂, 供作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通讯处和接受华侨抗日捐献的联络站。为了办好中共在香港的这份报纸，邓文钊很快请求哥哥邓文田作为办报的“法人”。邓文田是香港华比银行的买办，属于很有声望的人，“按金”也由他垫付。办报的具体事务则由邓文钊负责。1946年《华商报》复刊后邓文钊再次出任董事长，为祖国的抗战事业作出了贡献。

至于报名，则定为“华商报”。为什么不起个“先锋”、“前进”或“救国”之类的名字，而称“ 华商”呢？当时确定这个报头确实让廖承志颇费了一番心思：香港主要是靠转口贸易来维持其繁荣的经济，因而商人是港英当局赖以支持其殖民主义统治的社会基础；换句话说，在香港这样的商埠，如果撇开商贾，实质上也就失去了繁华的基础，如果报名直接可以看出是张党报不但会招致各种反对势力的围剿，而且发行一定会受到限制，不容易在香港立足。同时，邓文田是商人，报刊名称最好不要有政治色彩。基于这样的考虑，这张报纸以《华商报》冠名是最合适不过的了。确定报名之后，廖承志还特意吩咐负责同志收集了海外华侨极为崇敬的孙中山先生写的“华”、“商”、“报” 三个字的墨迹，拼起来做了报头。用孙中山的墨宝拼成的报头，较易得到广大香港市民和海外华侨的支持，国民党右派也无借口反对。

力挽狂澜：处变不惊地应对国民党特务机关对《华商报》的破坏

经过两个多月紧张忙碌的筹办工作，中共在香港的喉舌《华商报》终于在1941年4月8日创刊了。它是对开四版一大张的晚报。其创刊号头版正中位置还刊载了香港大资本家何东爵士的题词：“唤醒侨胞”，以增加华侨商人的味道。报纸由邓文田任督印兼总经理，其弟邓文钊(解放后曾任广东省副省长) 任副总经理。廖承志邀请范长江任社长，张友渔为总主笔，廖沫沙为编辑部主任，陆浮、张惠通分别担任采访部、营业部主任。并确定夏衍负责文艺版，邹韬奋执笔撰写民主运动方面的社论，在此基础上成立社务委员会，政治上由廖承志统一领导。廖承志在灯下拟出这样的发刊词：

“我们在这重要的时候，处身在远东大局的神经中枢香港，深深关切着祖国的使命。祖国正在艰危的奋斗中，向着民族解放的目标前进。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标？这是有赖于中华民国每一儿女，不论在国内还是在海外，一致继续不懈的努力的。……因此，我们原本上述的信念，在抗战的过程中，就海外舆论界的岗位，担当起号召，推动的任务……”

事实上，在抗战时期，除了重庆的《新华日报》以外，此时的《华商报》是中国共产党创办领导并公开发行的又一日报。《华商报》实质上担负着中共在香港进行对外宣传抗日的重要使命。因此，从创刊起，该报就以喜闻乐见的形式，向广大华侨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日主张，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反共、残害人民的行径，并以其翔实的内容，鲜明的立场，透彻的分析，生动的文笔，独到的见解，以及精辟的国际评论，名人荟萃的文艺副刊，吸引着海内外众多读者，在海外侨胞中享有很高声望。

要闻版刊登的国内政治形势的真实情况每天一篇社论传达共产党的声音，及时反映海外侨胞的意愿，经常刊登反映国内外真实情况的通讯，以及有关华北、华南地区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日的报道。此外设有大大小小的言论、杂文，与社论形成相呼应之宣传效果。还有每周一篇乔冠华的《国际一周》和张铁生的《酬州闲话》，对国际形势的动荡变化，分析得有理有据，让人心服口服。还有接连不断刊登反映现实斗争的作品，如邹韬奋的《抗战以来》、茅盾的长篇连载《如是我见我闻》、范长江的长篇通讯《祖国十年》，千家驹的《抗战以来的经济》等，在读者中影响都很大。该报除了在香港和内地发行外，还销往新加坡、槟城、越南等地，销售量达一两万份。

《华商报》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无情揭露，很快就激怒了国民党顽固派及其特务机关。他们经常捣乱、破坏。为此，廖承志曾在5月18日致电周恩来并书记处, 作出这样报告: “自该报(即《华商报》)出版后，国民党特务机关多方捣乱，如破坏承印及收买报纸，不许买《华商报》，曾因此，发行数量由一万份降到二千余份……”面对这种形势，廖承志处变不惊，体现出了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和丰富的斗争艺术。他经常深入报社传达党的指示，继续亲自约请知名文化人及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等著名爱国人士为《华商报》撰稿，呼吁团结抗日。同时请文化名人在香港《光明报》、《笔谈》、《抗战文学》等左翼报纸上发表署名文章揭露国民党的丑恶行径，以努力扩大影响，广泛争取海外华侨及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将国民党的破坏造成的影响降低到最小。廖承志还积极奔走，争取华侨对《华商报》提供工作上的支持。著名华侨陈嘉庚在廖承志的感召下，得知《华商报》的困境后，毅然派员从南洋赶赴香港开办印刷公司，专门承印《华商报》。慑于陈嘉庚的威望，国民党特务再也不敢随意对《华商报》进行破坏。《华商报》由此又得以起死回生。

廖承志之所以能在抗战时期成功创办《华商报》等抗日报刊，与香港报人建立团结合作、共赴国难的合作关系，一是与其丰富的报人经历有关，1936年底廖承志曾主编《斗争》杂志，1937年4月又担任中共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的总编辑，因此他对办报事务很熟悉，与报人有共同语言；二是因为香港的出版环境、言论相对自由以及华侨、港澳同胞的大力支持；三是廖承志平易近人和“乐天派”的性格也使得许多港九报人能与他和睦相处。在抗战时期，如火如荼的香港报业之所以能在中国抗战新闻出版史上留下光辉的一页，是与廖承志和香港报人之间的荣辱与共的共同奋斗分不开的。《华商报》等抗日报纸成为抗日时期中共驻港机构与港九进步报人联系的阵地。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2月12日日军占领了九龙，香港沦陷，香港众多文化民主人士以及报人在廖承志的策划下，开始一场敦刻尔克式的大撤退，这就是著名的“香港文化名人大营救”。《华商报》也于12日发表了最后一篇社论《团结动员抗拒日寇》之后主动停刊。1946年1月4日，在饶彰风的领导下，《华商报》在香港复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