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居在山西的归国华侨，在海外生活期间多数在华校读书，回国后继续深造，毕业后参加工作，多数在文教科技部门服务。他们的风雨人生，几乎都是沿着“向往祖国———回归祖国———报效祖国”这样的历程轨迹。鲜为人知的是，他们当中也有一些觉悟较早的人，在海外就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冒着生命危险，投身秘密地下工作；回国后继续在我党我军情报部门供职，执行各项使命。他们的人生经历比常人复杂，要冒更多的险，吃更多的苦，甚至受更多冤屈，但是他们总是默默地做人，默默地苦干，默默地接受命运顺逆荣损的考验。他们的誓言无声，他们血汗无痕。然而他们的风雨人生，照样遵循“向往祖国———回归祖国———报效祖国”这样的历程轨迹。赤子之心，苍天可鉴。本文为读者介绍山西归侨中四名“红色特工”的事迹。可惜只是个梗概，至于具体细节故事可能永远都是个谜。
马来西亚归侨潘金成
马来西亚归侨潘金成，祖籍福建永春，1925 年7 月出生于马来亚霹雳州太平市。潘金成从小就受爱国主义的教育和熏陶，明确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事理。20 世纪30 年代，潘家开了个橡胶店。父亲去世后，母亲将它租给一个叫陈嵩高的永春同乡。爱国情深的他买了一个留声机，天天在店里放《渔光曲》《松花江上》《天涯歌女》《保卫家乡》《黄河之恋》等进步歌曲。那时潘金成只有十一二岁，天天都在听这些歌曲，深受熏陶。陈嵩高还代理当地的二三十份报纸，有《南洋商报》《星洲日报》《光华日报》等。潘金成一放学就迫不及待地跑去帮忙分发报纸，这样有机会阅读这些报纸，获得许多国内信息。“七七事变”爆发，正在念小学的潘金成很快就知道了，对日军的强盗行径充满刻骨仇恨。
潘金成还积极投身抵制日货的活动。当地华侨把日货说成是“仇货”。穿衣服都不用日本布，而穿国产“爱国布”的方格格布。大家还联合起来对付和惩罚那些卖日本货的奸商。日产蝴蝶牌口琴特别好，开始时每个华侨商店都有卖，后来一下子都拿出去烧了。潘金成爱好音乐，也有一支日造蝴蝶牌口琴，他毫不犹豫地将它付诸一炬。其母手艺较好，经常做一些南洋糕点，交给专门负责义卖的华侨女青年上街去义卖，所得款项捐给南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支援祖国抗日救亡。她们的爱国义举，都深深地打动了潘金成。
1939 年9 月，第一批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团集中于马来西亚槟城即将启程。其时，14 岁的潘金成正就读于马来西亚钟灵中学，而且是该校“百人口琴队”的成员。槟城侨界召开盛大的欢送南侨机工回国服务大会。钟灵中学的铜乐队和百人口琴队在会上和会后作了精彩的演奏，他们用嘹亮的歌声和明快的节奏为南侨机工回国抗战壮行。潘金成怀着激动的心情，同伙伴们吹奏了《光明赞》《马赛曲》《凯旋曲》《牺牲已到了最后关头》《保家乡》《长城谣》《再会吧！南洋》《送别》等催人奋进的革命进步歌曲。雄壮激越而悠扬动听的乐声，不仅感染了每个机工团员，而且感染了每个与会群众。
爱好文艺的潘金成，还不忘发挥革命文艺的战斗作用。他积极参加“自由呼声”宣传队，演唱一些抗日救亡节目。他和各族战友特别喜欢一首歌曲《我们在霹雳山上》，这是由马来亚人民抗日军根据国内革命歌曲《我们在太行山上》改编而成的。
1941 年12 月8 日日本侵占马来亚以后，经过一年的逃难，潘金成和很多同学参加了“马来亚抗日同盟会”，从事地下抗日活动。革命组织要求很严格，对每个参加的人都要进行严格的考验。潘金成按照组织的要求，凭借自己的智勇，收集了许多敌军情报，还为抗日队伍弄到许多药品，深得领导的信任和赞赏。到1945 年初，“抗日同盟会”就把宜力市区一个小组的抗日救亡工作交给潘金成负责了。潘金成发挥自己精通华语、闽南语、英语、马来语的优势，深入各民族群众中宣传革命道理，提高人民觉悟，发展情报员，建立交通线，壮大了自己，孤立和打击了敌人，还帮助转移了几个大干部。当时，国民党也打着“三民主义”的旗号，在那里成立所谓“华侨抗日军”。他们不打日本，专门制造摩擦，竭力对付共产党领导的真正抗日的“抗日同盟会”，潘金成有不少战友都死在他们手里。他和战友们既要面对日本特务，又要面对国民党的所谓“华侨抗日军”。危险无处不在，但他毫不胆怯畏缩。
经过严酷斗争的锻炼和考验，潘金成在1946 年3 月加入了马来亚共产党。1948 年6 月20 日，英国殖民当局颁布“紧急条例”，用白色恐怖的手段镇压马来亚各族人民追求民主自由和民族独立的正义斗争。潘金成和好多战友都被捕了，在监狱里关押了八九个月之后被当局驱除出境。1949 年6 月，潘金成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富有对敌斗争和地下工作经验的他，穿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进入中央军委情报部，从事东南亚情报的搜集、整理、翻译、分析等工作。1954 年转业到山西阳泉工作，历任阳泉市人民银行股长、办事处副主任。1983 年当选为阳泉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第一届常务副主席，接着担任第二届主席。1985 年起当选为阳泉市政协第六、七届常务副主席，山西省政协第五届委员、第六届常委。
越南归侨张子思
张子思，女，原名岑秀霞，祖籍广东省南海县，1930 年9 月生于越南南部一个叫芹苴的地方。父亲是店员，母亲柳氏是越南女子，所以她有二分之一的越南血统。
父亲后来独立经营生意，事业有了发展。他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熏陶，身上还不乏民主思想，在家关爱孩子，从不打骂，在外乐善好施，热心华侨公益事业。担任当地华侨学校校董的他慷慨解囊，捐资助学。他的名字至今镌刻在华侨学校的纪念碑上。张子思出生不久父母又生一女。一到学龄慈爱的父亲就送她们到华侨学校上学。尽管当时还有大量的越南文学校和法文学校，但他还是坚持把孩子送进华侨学校接受中华文化教育。他时刻也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也希望孩子永远记住自己是中国人。1937 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国内一些进步知识分子因战乱流亡到越南，多数从事教育工作。他们带来大量祖国抗战的信息及抗日救亡争取民族解放的革命思想，对年轻学子影响很大。张子思在上小学三年级时接触到国内流行的“战时读本”，幼小的心灵渐渐地和祖国的命运连在了一起；在开展文娱活动时，大家学唱《铁血歌》等抗战歌曲，个个充满了不怕牺牲御敌守土的壮志豪情；在参加童子军露营或军事演习中，学生的意志、体能都得到实践和锻炼。特别是校长陈谷吾经常给学生介绍国内的情况，对大家的影响很大。日本军国主义的凶残，中国平民百姓的苦难，抗日军队的英勇……方方面面都让大家感到震撼和感染。
小学毕业后，张子思转到堤岸上初中。堤岸是西贡市（今胡志明市）最大的华人聚居区，素有越南的“小上海”“小香港”之称。几年前，张子思的哥哥就移居到此。她就住在哥哥家里。这里的生活环境和文化氛围，使她感到温馨惬意。可是没想到只上了一年，日军的铁蹄就践踏到越南土地，她只好返回芹苴，拜一位华侨老知识分子为师学习古文和代数。其间还在一所由广肇帮创办的华侨小学教了半年书。
1947 年，张子思进堤岸南侨中学念高一，班级人数不多，只有十几个学生，以潮州人为主。校长王贯一是清华大学的研究生，思想进步开明，顺应时代潮流；而且，在校老师有的是“七七事变”前参加革命的党员干部。因而整个学校的校风也积极向上，民主自由。在地下党员的领导下，进步师生组织读书会，半秘密半公开地研读毛主席的著作《新民主主义论》；业余剧社公开上演《白毛女》《升官图》；师生积极进行募捐活动，自制糕点饼子义卖，筹措款项支持祖国解放战争；甚至走上街头参加轰轰烈烈的反内战反饥饿游行。她每参加一次活动，思想就受到一次教育，灵魂就受到一次洗礼。她的革命理想和目标也就日渐明晰。
堤岸南侨中学的“赤化”倾向为当局所不容，终于在1948 年8 月被法国殖民主义者封闭。当时张子思和同学正准备上高三且交了学费，只好自己承担损失，转学到另一所华侨学校———义安中学，继续高三学业。该校情况要复杂一些，但进步学生仍悄悄组织读书小组阅读进步书籍。师生的活动经常会受到干扰和限制，有时还会被“请”到警察局去询问：“你是不是共产党分子？你知不知道谁是共产党分子？”有时还威胁要将被传讯的学生驱逐出境，阴阳怪气地说：“你想坐飞机（回去）还是想坐轮船（回去）？”张子思遇到警察询问时总是装聋作哑，一问三不知。警察无可奈何，只好不了了之。
张子思和一些学生的思想倾向和进步行为，引起我地下党的关注。有一天，一个语文老师对她说：“我看你是个有理想有追求的青年，我介绍你认识一个人，他会给你更多的指导和帮助。”通过这位老师的介绍，她和一帮志同道合的同学认识了在一所福建人创办的学校里任教的男教师王琴。
后来张子思才知道，王琴老师是中共地下党的小组长，负责考察、物色和培养进步青年，为将来新中国建设输送人才。从此，她和进步同学就和王琴老师频繁交往，在他指导下阅读革命书籍资料，提高思想认识，明确国际国内形势，并协助他从事联络工作。1949年，王琴老师奉命离开越南到国内解放区工作。分别时，王琴老师指示张子思：“你找个教书的工作，先安顿下来，日后再回国服务。”根据王琴老师的指示，她在堤岸附近的一所小学谋了个教职，教小学一二年级。同时寻找机会准备回国。
因任务紧急走得匆忙，王琴未将张子思等发展为正式的共产党员。但这段历史后来因王琴健在给予证明，并得到党组织的认可，成为张子思在建国前参加革命工作的依据。新中国成立的喜讯使海外侨胞欢欣鼓舞，华侨青年迅速掀起回国读书和回国服务的热潮。张子思熟悉的许多同学都纷纷离开越南返回中国。张子思内心焦急，和初恋的男友商量后，决定放弃教书职位立即回国。
1950 年3 月，张子思离开南越，只身从西贡乘飞机经香港回国。抵达广州后受到有关部门的热情接待，下榻广州华侨招待所。她按上级要求写了自传上交。4 月3 日即参加培训班受训。通过深入学习《为人民服务》等毛主席著作，端正思想认识，明确从事革命工作的目的和宗旨。她思想进一步得到升华，并光荣加入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张子思的男友于1950 年5 月回国后，通过她的叔叔找到了她。他也参加了培训。6 月受组织派遣重新回越南工作，而张子思原来根据组织安排也要派往国外，后因形势变化就留在国内工作。男友是乘火车经香港去越南的。分手时她到广州火车站送行。彼此恋恋不舍，但为了革命理想，只好将个人感情放在一边。
从此天各一方，无缘会面。训练班结业后她被分配到中央军委联络部广州联络处工作。1952年底，调回北京，进入中央军委联络部工作。1955 年，张子思转业到阳泉矿务局。在阳泉，她和同事黄燕民结为伉俪。黄是河北人，与她一起从军委联络部转业。两人从相知到相爱，共同度过44 年风雨人生（黄1999 年在太原病逝）。
在工作岗位上，张子思不计得失，努力工作，多次被评为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对于中国共产党，张子思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回国后，她多次向单位党组织提出入党申请。尽管她的工作表现无可挑剔，但总是无果而终。这种遭遇，同许多归侨是大同小异的。1965 年，在阳泉工作10 年后，调到山西省煤炭生产安全监察局，从事生产安全管理工作。改革开放的春风温暖和滋润了广大归侨的心田。1983 年，党组织的大门终于对她打开，经过多年奋斗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她追求革命理想的进程又前进了一步。
1987 年，张子思解决离休问题，其工龄从1948 年算起。回忆起自己前半生的奋斗历程，她说可以用两句话来概括：“千里迢迢图报国，万丝情愫赤子心。”她说：“我想许多归侨都跟我有同样情怀。”
越南归侨谭业
谭业，原名徐俊仪，祖籍广东花县，1923 年4 月6 日出生于越南西贡一户城市贫民家庭。3岁的时候，谭业丧父。妈妈自己开了个小杂货铺支撑全家；大哥卖馄饨、面，挣钱补贴家用；谭业还经常跑到网球场去帮人家捡球，以收取一点小费。因为家里很困难，妈妈和大嫂还出去给别人打扫卫生，搞家政服务。
高中毕业以后，谭业自己创办守承华侨公学，亲任校长。他还创作了一首《守承华侨公学校歌》，歌词大意是：立志要高，品学要好；莘莘学子，更生自求；锻炼科学身手，为国立功劳。七七事变爆发以后，谭业积极投身抗日救亡洪流。他曾和同学上街卖花赚钱支援祖国抗战，卖完以后就把钱交给中华总商会，作为抗战经费寄回中国。他和同伴们还出去表演文艺节目，演唱《在松花江上》等进步歌曲，赚一点钱给国内寄去。1945 年日本投降时，谭业和西贡的华侨欢天喜地，大张旗鼓庆祝一番。1949 年10 月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谭业和同学们也热烈庆祝，在大街上游行，在学校里贴了大字报，聚在一起唱歌跳舞。那时中越关系密切，毛泽东和胡志明都是两国人民共同热爱的领袖。谭业曾翻译了胡志明的一些著作和讲话及《越南史论》。还翻译过一首歌颂两国领袖的歌曲，大意是：毛泽东主席和胡志明主席拔出锐利的宝剑，领导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站起来。
这一切使他在越南有了一些名气。后来胡志明主席来北京访问的时候，还给他写过亲笔信，寄到他转业地方的工作单位阳泉市工业局，信里说：谭业同志，谢谢你对我的热爱。1950 年夏天，谭业瞒着家人离开越南西贡，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回国。在北京东堂子胡同中华全国归国华侨联合会筹备处，谭业一行受到热情的接待。他做的第一件事，即把从越南带回来的华文印刷的资料全都交给领导。他相信这些资料对了解越南的情况很有帮助。而后，他留在筹备处帮忙。主要的工作就是做翻译，帮助那些不懂普通话的归侨当翻译；帮助他们解决一些困难、问题；同时给一些不习惯国内生活的归侨青年做思想工作。
在侨联筹备处工作一段时间以后，谭业接到上级通知，要他到位于北京弓玄胡同的单位报到。去后才知道那是中央人民政府情报总署，是他的工作岗位。他见了联络处的处长李清昌，在太行山抗日的老八路；还见了科长毛冰山，是新四军过来的老同志。他们都是富有情报工作经验的行家，对于新来的同志很热情，使谭业有家的感觉。其职务是联络员，为正排级军职。他通晓法语、英语和越南语，会说普通话、粤语，所以负责查阅来自世界各地的报纸杂志和有关资料，根据需要进行筛选、翻译、摘录、整理、转发。
东南亚一些国家排华时，许多华侨被遣送回国。中侨委、情报总署和中国红十字会组织人到广东汕头参与接待、安置。谭业曾作为情报总署的代表参加此项工作。从东南亚回来的华侨中广东、福建人居多，好多人讲广州话，所以谭业的语言特长派上了用场。归国华侨有的安置在原籍，有的安置在外省市，有的安置到海南岛华侨农场。谭业跟他们谈心沟通，使他们愉快地走上工作岗位。他还将一批华侨青年领回北京，培训他们，之后在广州建立情报站。1954 年，谭业转业到山西省阳泉市，在工业局从事水泥的研制工作，成了阳泉市第一个水泥工程师。他和同事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发愤图强，白手起家，在阳泉第一次建起了水泥厂，第一次生产出高质量水泥。为此，他曾出席在阳泉召开的全国水泥生产现场会议，介绍了阳泉的经验。还曾代表山西省去长沙参加煤矸石综合利用的全国性会议。
1958 年，谭业受到中侨委和全国侨联表彰，荣获一个奖状，上写：谭业同志，在大跃进中从事水泥工作做出显著的贡献。在这次会议上，何香凝还送给他一幅署名的《醒狮图》。1983 年，谭业参与筹备成立阳泉市归国华侨联合会的工作，并当选为第一届侨联副主席，其后还担任第二、三届侨联的顾问。谭业在情报总署工作时就积极要求入党。
转业时组织上把他的档案和入党申请材料转到阳泉。1985 年，他终于了却了多年的心愿，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喜欢写诗，曾写了一首《湄公河的水》和一首《珠江和黄河》，是抒发思念祖国、报效祖国情怀的。他还珍藏了一枚特殊的毛主席像章，出席重要场合时就戴上。这枚像章是他夫人的哥哥去越南支援建设时中国驻越南大使馆送的。这枚像章后来给了谭业的女儿，女儿又给父亲戴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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