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李先念

陈云与李先念在长期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二人，对国家大事，总是能想到一起，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有共同观点。他们二人之间的友情是很深的。

在星星峡奠定友谊基础

陈云与李先念最早相识，是在红军长征结束以后，他们二人共同认为，他们友谊的起点，是在新疆和甘肃交界的星星峡。

陈云与李先念是怎样在星星峡奠定友谊基础的呢？

1936年11月，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组成西路军，向河西进击，准备在那里建立根据地。李先念率领红三十军参加了西征，称为左支队，西路军在西征途中被马步芳、马步青军队围攻，遭到惨败。李先念率领西路军左支队在祁连山中孤军奋战，后奉中央命令，于1937年4月走出祁连山，向新疆进军，途中又遭受重大损失，仅剩下400多人。这时，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命令在莫斯科工作的陈云、滕代远到新疆，接应西路军左支队余部。李先念和他率领的西路军左支队经过长时期艰难作战，九死一生，终于来到星星峡，当见到陈云率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来迎接他们时，都禁不住流下了热泪。李先念握着陈云的手，二人都激动不已。这一次陈李二人握手，也成了他们友谊的起点。陈云在星星峡对李先念及其率领的400余人的生活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安排。陈云见到伤痕累累、疲惫不堪的西路军指战员后，非常心痛，他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们有什么话以后慢慢说，你们现在只有两个任务，一是吃好饭，二是睡好觉。陈云让代表团的同志把准备好的衣物分给大家，每人一套棉衣，一套单衣，一套衬衣，一双皮靴，一双皮鞋，一双袜子，一个瓷杯，一双筷子，还有大批羊肉，让战士们煮了吃，同时，把一批从苏联带到新疆的白糖和烟发给战士们。陈云见这400多人的枪支不全，子弹不多，几乎没有了给养，便给盛世才打电话，要求他再用飞机空投一批枪支弹药和生活物资来。盛世才派飞机分两次给西路军左支队这400多人空投了枪支、弹药、粮食、衣服。在陈云的细心安排和关怀下，李先念等400多人很快就恢复了体力。为了鼓舞士气，李先念请陈云给全体同志讲话。陈云在讲话中说：你们经过这么多困难，都过来了，人都累得不成样子了，不投降敌人，还团结在一起，能够跑到这里来，是好样的，是好共产党员。革命斗争有胜利也有失败，只要我们保存下革命力量，我们就会发展壮大起来，你们虽然只剩下几百人，但都是革命的种子，将来可以发展成几千人、几万人、几十万人，去夺取革命的胜利。陈云的讲话，使大家深受鼓舞。李先念代表全体同志表示：一定要听党的话，革命到底。陈云安排李先念所率这400多人到新疆省会迪化休整，还派教员，教这些人学习文化，开装甲车，学开飞机，为他们在日后成为军事技术人才打基础。后来，李先念对陈云在新疆接待、安排他们这件事情，没齿不忘，多次提到：在新疆，是陈云接待和安置的我们，是陈云指出了军队学习先进技术的路子。

在新疆迪化，陈云与李先念相处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这段时间里，二人相交相知，都从对方身上学到了很多优点，从此奠定了二人友谊的基础。

陈云与李先念经济仗的打法惊人地相似

建国初期，陈云在上海领导新生的人民政府同捣乱破坏的资本家打经济仗。稳住了上海的市场，稳定了人心。在同一时间里，担任中南局副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北省委书记的李先念也在中南地区同资本家打了一场经济仗。令人惊奇的是，李先念与陈云相处两地，并未交流，可是，二人经济仗的打法却惊人地相似。他们都先后同资本家打了银元之战、粮食之战、运输之战、抑制通货膨胀之战、稳定物价之战等战役，稳定了市场和人心，使当地经济很快恢复和发展起来。唯一不同的是，李先念当时比陈云多抓了两件事情：一是土地改革，二是剿匪。

陈云听到这一情况后十分惊奇，他在1949年8月25日从上海启程回北京的途中，路过南京，专门下车了解了李先念的做法。他对李先念的做法十分赞赏，同时也对李先念下一步工作方针提出了意见。陈云走后，李先念按照陈云的意见，继续抓经济建设，抓社会稳定，使中南地区很快就成为南方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通过这件事，陈云与李先念之间的相知，又加深了一步。

在反冒进问题上，陈云和李先念都挨了批

1954年，中央决定从地方做出成绩的优秀领导干部中抽调一些年轻者，进中央当部长一级的领导干部，以后逐步培养为中央党政领导人。中央在考虑财政部长人选时，感到比较难选。因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绝大多数是军人出身，能打仗，在白区工作的领导干部也主要是搞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的，真正懂得经济的人极少。此时，陈云想到了在湖北打经济仗打得好的李先念，认为李先念是当财政部长的合适人选，向毛泽东推荐李先念。李先念作为中央人民政府财政部长的人选便确定了下来，李先念于1954年5月去北京赴任，从此，二人同在中央人民政府中工作，而且都在财政经济领域里从事领导工作。1954年9月，李先念任国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财贸办公室主任，而陈云则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央财经委员会主任。因工作关系，两个人的交流就更多了，在工作中相互配合得也很好。在有关经济建设方面的看法也一致，而且，二人都成了经济专家，名列“经济四大名旦”之中。

1956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了冒进的问题。陈云和李先念都发现了这一问题，二人都主张反冒进。陈云针对冒进提出：经济建设中要反对急躁冒进，要坚持实行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多次提出要防止冒进的意见。他的意见得到了中央政治局同志的赞成。李先念则针对冒进问题十分明确地提出：“大进军之后，应该勒马缓行。”现在出现基建投资猛增的情况，国家财政资金和市场供应难以承受，应该把财政计划指标压下来。1956年下半年，围绕着对1956年经济工作的估价和1957年经济计划的制定，中央高层发生了一场争论。在争论中，李先念坚决支持陈云关于保证重点、适当收缩的方针，他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指出：1956年我们在国家预算和信贷计划方面有若干冒进，这是不行的。我们在经济建设中，要坚持财政、信贷、物资的平衡，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客观规律。

但是，毛泽东却对反冒进有不同的看法。1957年底，毛泽东在决定发动大跃进的同时，开始批判反冒进，陈云、李先念都是毛泽东批评的对象。毛泽东批评陈云的话是很厉害的，他针对陈云说：“管‘实业’的人当了大官、中官、小官，自以为早已红了，钻到里面出不来。一九五六年冒进，一九五七年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又冒进。看是冒进好，还是反冒进好？”毛泽东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反冒进的同志跟右派相距不远了”，“大概五十米远”。

毛泽东在批判反冒进时，几次表示了对李先念的不满。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甚至直接点了李先念的名。他说：《人民日报》那篇反冒进的社论（指1956年6月20日的《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时，离李先念同志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报告只有5天。李先念的那个报告，是反冒进的。在南宁会议期间，毛泽东听取李先念关于财政工作的汇报。李先念如实汇报了财政、商业方面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对李先念的汇报很不满意，几次插话，打断李先念的汇报。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国务院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多搞，一种是少搞，财贸系统就主张少搞，在反冒进中起的作用最大。他还批评李先念提出的稳妥可靠的观点，说：所谓稳妥可靠，是既不稳妥，又不可靠。

在反冒进问题上，陈云和李先念都挨了批，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他们在经济建设上的看法是一致的。

60年代初期的相互配合

60年代初期，中国的经济进入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阶段。这时，同为中国经济工作领导人的陈云和李先念领导经济建设的任务十分繁重，他们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道，让中国经济渡过了难关。在领导经济工作的过程中，陈云和李先念配合得非常好。从目前查阅到的史料来看，那一时期，陈、李二人几乎每周都要长谈几次，或者二人单独谈，或者二人一同到周恩来处谈，主要是谈如何调整经济，如何整顿，如何提高生产率，如何做好粮食、外贸、财政等工作的问题。特别是1962年2月，陈云在西楼会议上提出解决当前经济困难的六项措施之后，李先念对之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1962年3月，中央决定恢复成立中央财经领导小组，陈云、李先念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后来陈云担任组长，李先念为成员，二人在经济工作中相互交往就更多了，配合得更加默契了。通过上世纪60年代初期二人的相互配合，陈云对李先念的理财能力更加欣赏。

在解决“四人帮”问题上不谋而合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陈云和李先念都受到了冲击。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环境下，陈云和李先念见面的机会少了，但二人的心是相通的。

进入1976年，十年动乱已经进入末尾，广大干部和群众已经对极左那一套看得很清楚，更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十分憎恨。在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篡党夺权阴谋活动之时，陈云和李先念在对待“四人帮”这一重大问题上，不谋而合，形成了共识。

当时，陈云的职务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实际上没有什么工作，处在闲置状态，处境也并不好，但由于他在党内有很高的威望，当时的党中央领导人要解决“四人帮”问题，就不能不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从1976年9月下旬到10月初这段时间里，王震受叶剑英的委托，多次到北长街陈云的家里，与陈云研究如何粉碎“四人帮”的问题。陈云一开始提出的设想是：可以考虑通过党中央开全会的办法解决“四人帮”的问题，但陈云在仔细研究了中共十大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名单后，认定通过开中央全会的办法，没有把握顺利解决“四人帮”问题。陈云又设想了由华国锋亲自出面，通过召开中央高层会议的办法，把“四人帮”调开，一个一个分别解决的方案，认为这个方案既能够顺利抓捕“四人帮”，又合乎党规党法，是一个比较稳妥的方案，但应该下不为例。陈云的这个设想，与华国锋、叶剑英等人想到了一起。10月初的一天，叶剑英派人请陈云到西山他的住所面谈。考虑到当时局势复杂，自己也面临着极大危险，陈云在临行前，把自己保险柜的钥匙交给了他的儿子陈元。他到西山，和叶剑英一起共同商谈了抓捕“四人帮”的方案，他还向叶帅表示：这场斗争不可避免，支持华国锋、叶剑英等尽快下决心。

李先念在周恩来逝世、全国掀起批邓风潮时，就请了病假，在家休息。毛泽东逝世后不久，李先念原定要到外地去治病，但华国锋对他说，希望你不要走，希望老同志能留下来支持我。李先念听华这样说，就决定留在北京和“四人帮”斗争，他不顾自己身体有病，开始重新参加党和国家的重要活动。9月中旬，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四人帮”向华逼宫，要毛远新留在中央准备三中全会报告，逼迫华交权。李先念坚决支持华国锋，使华顶住了“四人帮”的压力。更为重要的是，李先念在粉碎“四人帮”的方式上，又一次与陈云不谋而合，他也持这样的观点：在粉碎“四人帮”问题上，要由华国锋出面做决策，这样合理合法。当时，陈锡联主持军委日常工作，陈锡联对“四人帮”的态度如何，事关重大，而了解陈锡联的态度，和陈锡联谈心里话，李先念是最合适的人。这里面有一个历史原因。陈锡联参加革命后，其母亲遭到反动派的迫害，房子被烧掉，粮食被抢去，陈锡联的母亲只好流落街头，靠讨饭度日，反动派还不准其离开当地。李先念到河南开辟革命根据地时，听说陈锡联的母亲在国民党统治区受苦受难，便专门派人去陈锡联的老家，把陈锡联的母亲接到新开辟的革命根据地里来供养着。直到全国解放后，陈锡联才知道这件事。这件事，使陈锡联一直对李先念十分感激，因此，二人关系一直很好，陈锡联是听李先念的话的。有这层关系，李先念就多次接触陈锡联，有意试探陈锡联的口气，并做陈锡联的工作。当他确信陈锡联对“四人帮”不满时，心中有了数。有一天，他调车，说是到香山植物园去看看。当车子开到植物园附近时，李先念突然命令司机调头，直奔西山叶剑英的住处。李先念见了叶帅后，向叶转达了华国锋关于设法解决“四人帮”的意见，并告诉叶帅，陈锡联完全可靠。叶帅了解了这些情况后，专门驱车进城，先后找华国锋、汪东兴，定下了粉碎“四人帮”的大计。李先念得知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已经定下了粉碎“四人帮”的大计之后，请华国锋搬进中南海里去住，此后的数日里，李先念与华国锋、陈锡联、吴德，借在国务院小礼堂看电影为名，每日在一起反复商量粉碎“四人帮”的细节。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在此过程中，陈云和李先念不仅不谋而合，而且都立了大功。

在 “听反面意见”上的共识

1978年7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研究经济建设问题。这次务虚会，是在中国出现经济“洋冒进”的情况下召开的。陈云和李先念都对“洋冒进”十分担忧。那时，陈云并未担任经济方面的领导职务，但由于他过去是长期领导全国经济工作的领导人，他的意见仍是十分重要的。而李先念那时正是中共中央副主席、全国经济的领导人。李先念感到，开这样的务虚会，光是听赞同的意见还不行，还要听听反面的意见。但对这一认识，李先念感觉没有把握，就去请教陈云。陈云明确向李先念提出：国务院务虚会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的意见，务虚会也不必匆忙结束，可以多开几天，听听反对的意见。可能有些人有不同意见。出国考察的人回来吹风，上面也往下吹风，要引进多少亿，要加快速度，无非一个是借款要多，一个是提出别的国家八年、十年能上去，我们可不可以再快一点。有些同志不大好讲话，务虚会上很少有人提出反对意见。陈云的这番话，实际上正是李先念所要说的，二人又一次想到了一起。李先念按照陈云的这一意见，决定国务院务虚会多开几天，专门听反对的意见。

由于国务院务虚会上提出了反对“洋冒进”的意见，当时的中央领导人发热的头脑清醒了一些，避免了全国经济大的比例失调情况的发生。

计划、市场问题上的共同观点

陈云和李先念在新时期经济工作中的观点也一致。上世纪70年代末，鉴于当时中国经济的状况，陈云和李先念都考虑到，应当在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把经济搞活。1979年2月22日，李先念在一次谈话中专门谈到这件事情。他说，我同陈云同志谈，他同意，在计划经济前提下，搞点市场经济作为补充。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是个补充，不是小补充，是大补充。国内要竞争一下，不管东西好坏，都由商业部门收购不行。要允许工厂自销，也可代销，实在不像话的要关一批。

李先念谈的，实际上就是他与陈云的共同观点。陈云在1979年3月8日撰写的关于计划与市场问题的提纲，实际上把他和李先念的共同观点都概括了。陈云在这个提纲中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一是计划经济部分，二是市场调节部分。前者是基本的主要的，后者是从属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须的。

一封联名信

由于陈云和李先念在经济建设上观点相同，而当时中央也赞同他们二人的观点，因此，中央于1979年3月14日决定，由陈云和李先念二人负责领导全国的经济工作，同时决定，在国务院设财经委员会，作为研究制定重大决定的机关，由陈云任主任，李先念任副主任。就在中央决定设立财经委员会的当天，陈云与李先念联名向中央写了一封信，信中主要针对经济过热问题提出不同意见。陈云和李先念的共同意见有六点：（一）前进步子要稳，不要再折腾，避免出现大的“马鞍形”。（二）国民经济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三）现在国民经济没有综合平衡，比例失调的情况严重。（四）要有两三年的调整时期。（五）钢的指标必须可靠。钢的发展方向不仅要重数量，更要重质量。钢的发展速度要照顾到各行各业发展的比例关系。钢的发展不仅要制订五至七年的计划，而且要制订直到2000年的计划。（六）借外债必须充分考虑还本付息的支付能力，考虑国内的投资能力，做到基本上循序进行。

在陈云和李先念的生涯中，很少联名写信，为什么这封信要联名写呢？这一是因为二人同在国务院财经委员会担任领导职务，都感到责任重大，而二人的认识又相同，出于责任感，二人便联名向中央写了这封信。二是因为当时中央高层在经济建设问题上存在不同意见，有的同志主张快速前进，另一些同志则主张稳步前进，在保持平衡的前提下发展。陈云和李先念正是后一种观点的代表。由他们二人联名向中央写信，份量重。果然，陈云、李先念的信在中央高层影响很大。中央决定开会讨论陈云、李先念的意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1979年3月召开。会上，陈云再次强调了他和李先念的共同观点。陈云说，讲实事求是，先要把“实事”搞清楚。我国九亿人口，百分之八十是农民，搞建设，必须把农民考虑进去。所谓按比例，最主要的就是按这个比例。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过去说，指标上去是马克思主义，指标下来是修正主义，这个说法不对，踏步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搞钢，谁都想多搞一点，问题是搞得到搞不到。借外国人那么多钱，究竟靠不靠得住？借款都是由人民银行担保，需要多少？国内要多少投资？都没有计算。搞那么大建设规模，那么高速度，别的工业配合不上。不按比例，靠多借外债，靠不住。要有两三年调整时间，最好三年。建设中要防止环境污染。到2000年，人民生活水平多数达到中等水平，少数可以先富起来。差别不大，但是还有。要甘肃赶上江南，不容易。对外资、外国技术一定要，而且要充分利用，只不过把期限延长一点。李先念在会上表示完全同意陈云的看法，并且对陈云的发言做了重要补充。

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同意了陈云和李先念的意见，接下来，陈云、李先念二人就狠抓落实。他们共同商定，于3月25日召开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陈云和李先念在会上都发表了讲话。陈云在讲话中强调，必须进行经济调整，这种调整是步伐调整，该踏步的踏步，该下的下，该快马加鞭的快马加鞭，目的是为了前进，为了搞四个现代化。在经济工作上要发扬民主，让大家讲话。李先念在讲话中强调，现在我们对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严重状况认识得很不够，发展经济的步子迈得不稳，基建规模搞大了，引进工作搞急了。今后几年经济工作，调整是关键。陈云和李先念二人的观点，得到了全国经济战线干部的普遍认同。中央确定了调整的方针后，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经济建设的步子稳当了许多，避免了又一次“洋冒进”的发生。

必须解决西路军问题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共党史研究也出现了活跃的气氛，西路军问题也被重新提起。许多学者提出，应当重新对西路军远征问题做实事求是的评价。但有的学者提出，应当坚持原来基本否定西路军远征的认识。学者们的争论反映到中央，在中央高层也出现了与学者争论相同的两种认识，这引起了历史上与西路军有关的两个中央高级领导人———陈云、李先念的注意。因为当年，李先念是西路军左支队领导人，陈云则是代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到新疆去迎接李先念所部400多人的领导人。他们都是历史见证人。

那时，陈云和李先念多次一起专门谈论西路军问题。

1981年11月22日，陈云请李先念到家里来谈西路军问题。但这次只是一个开头，没有详细谈。陈云在这次谈话中只提出一个基本看法：西路军问题不能回避。西路军过河是党中央为执行宁夏战役计划而决定的，不能说是张国焘分裂主义路线的产物。李先念是参加了西路军西征的，过去就曾被扣上过执行张国焘路线的帽子，他当然希望搞清楚这个问题以还自己一个清白，而陈云则是迎接并安排李先念所部的人，他认为此事是与自己有关的重大事件，自己有生之年，应当负责搞清。在这次谈话中，陈云与李先念的看法完全相同。他们还认为，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英勇战斗，付出了重大牺牲，他们的精神是永存的。

1982年2月2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陈云家里开会。在研究决定了一些重要问题后，其他政治局常委都走了，陈云把李先念留了下来，二人主要是谈西路军问题。李先念先介绍说，去年，邓小平批给他看了一篇有关西路军的文章，这篇文章中提到了一些新的观点。李先念向陈云介绍了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陈云说：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我在苏联时，曾负责同他们联系援助西路军武器弹药的事，而且在靠近新疆的边境上亲眼看到过这些装备。西路军问题是一件和自己有关的事，我今年77岁了，要把这件事搞清楚。谈话中，陈云建议李先念准备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

这次谈话之后，李先念按照陈云的意见，搞了一份有关西路军问题的材料。陈云看后认为，光是这个材料，还不充分，应收集当年中央的有关文电稿作为证据。李先念随即安排手下的人收集当年中央有关西路军的文电稿，到1982年底，已经收集到中央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往还文电稿共29份。这些文电稿充分证明了陈云的观点，即：西路军是当年根据中央打通国际路线的决定而组织的，不是张国焘分裂主义的产物。

1983年初，李先念将收集到的29份历史电报稿送到陈云处，请陈云过目。陈云看到这些文电稿，感慨万千，他钦佩西路军战士们的英勇牺牲精神，也感叹西路军广大指战员蒙受的冤枉，感叹这件事情隔了这么多年才搞清楚，也回忆起当年与李先念一起在新疆的岁月。1月5日，他委托秘书给李先念办公室打电话，告诉李先念，送来的29份电报稿已经看过了，可以送小平同志。他特意让秘书转告李先念：西路军打通国际路线，是党中央、毛主席过草地之前就决定的，当时，共产国际也愿意援助，200门炮都准备好了，我亲眼看见的。西路军的行动不是执行张国焘的路线，张国焘的路线是另立中央。西路军的失败也不是因为张国焘路线，而主要是对当地民族情绪、对马家军估计不足。陈云的这番话，非常清楚明确地为西路军定了性，等于给西路军平了反。

李先念听秘书转达了陈云的话后，十分感动。他赞佩陈云晚年仍然为平反历史冤案而尽自己的责任，同时也感觉到自己有重大责任。他提起笔来，根据自己的回忆和认识，写了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并把新收集到的历史文献附上作为历史证据，经过整理后，送陈云同志。陈云把李先念写的材料看了两遍，认为李先念的材料扎实可靠，证据充分，应当作为党的历史的重要文献保留。

1983年3月8日，陈云给李先念写信。信中说：你写的关于西路军历史上几个问题的说明和所有附件，我看了两遍。这些附件都是党内历史电报，我建议把此件存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党的中央档案馆。可先请小平阅后再交中央常委一阅。李先念认为陈云的意见好，想得周到，他就按照陈云的意见，把他写的材料和附件送给邓小平阅，并提出了存中央档案馆的建议。3月22日，邓小平在李先念写的说明和附件上批示：“赞成这个说明，同意全件存档。”这样，西路军问题，在中央高层算是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一桩历史公案，在中央算是了结了。

每个人对历史的记忆都是挥之不去的。陈云和李先念到了晚年，总忘不了在新疆那一段难忘的岁月。1983年7月21日，陈云同李先念在谈完国际问题、经济问题之后，又谈起了西路军的问题。两个人共同回忆往事，共同为西路军这桩公案终归有了结论而高兴。

老而弥坚的深情

如同朱德和董必武在晚年经常在一起一样，陈云和李先念两位老友，到了晚年时，彼此也愿意到一起谈话。从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陈云和李先念经常在一起谈心。两个人在一起，心灵上有莫名的快慰，有说不完的话题。可以说，他们晚年时，在感情上有了相互依赖的关系。

可惜，1992年上半年，李先念生病了。到了6月份，病情加重，这使陈云心情颇为沉重。陈云当时也已经生病，基本不能走路了，但他十分关心李先念的病情，多次派身边工作人员去看望李先念。6月中旬，李先念病情危重，陈云再次派身边工作人员去看望李先念，问候李先念。但是，身边工作人员慰问李先念的话，并不能完全表达陈云此刻的全部心情，李先念也不能把自己对老战友的深情表达出来了，二人都把丰富的感情世界藏在了心里。

1992年6月21日，李先念逝世。陈云得知李先念逝世的消息，半晌没有说话，他悲痛的心情难以言表。中共中央为李先念写了一篇悼词，陈云看了，完全同意。但他觉得，自己对李先念的情感，是这篇悼词所不能代替的，于是，他提起笔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悼李先念同志》。陈云在这篇文章中写道：

先念同志的逝世，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

我和先念同志相识，是在一九三七年四月。那时，他率领西路军余部四百多人，浴血奋战，历尽艰辛，到达甘肃、新疆交界的星星峡，我以中央代表名义从苏联回到迪化（今乌鲁木齐），然后去星星峡接应他们。这在当时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为党和红军保存了一部分力量，尤其是保存了一批干部。

先念同志从红军时代起就是一位久经沙场、英勇善战的将军，在长期的武装斗争中，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一九五四年先念从湖北调到中央，参与领导全国财经工作。他是将军管理经济，但他能很快精通当时的经济工作，这是十分难得的。

这里要特别提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先念同志在十分艰难的情况下协助周总理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使一大批在建和新建项目得以建成或加快了建设进度，其中包括攀枝花钢铁厂、武钢一米七轧机、十三套大化肥、四套大化纤、焦枝铁路、襄渝铁路和胜利油田等，继续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打基础。

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先念同叶帅一样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叶帅和先念同志在老干部中间很有威望，小平同志暗示他们找老干部谈话。我到叶帅那里，见到邓大姐（指邓颖超）谈完话出来。叶帅首先给我看了毛主席的一次谈话记录，其中有讲到党内帮派的字样，然后问我怎么办？我说这场斗争不可避免。在叶帅和先念同志推动下，当时中央下了决心，一举粉碎了“四人帮”，使我们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要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先念同志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奋斗了一生。他的革命精神是永存的。我们怀念他，学习他。

这是陈云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