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的叛党末路

陈洪时，江西萍乡人，家境颇为富裕。20岁时考入武昌美术专科学校，在美专积极从事学运，成为骨干，遭到警方逮捕。武汉党组织费了很大气力将这位颇具才干的青年营救出狱，由中央派送到莫斯科学习。期间，陈洪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结识了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人，成为“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30年陈洪时回国，由中央派到湘赣苏区，先后任中共乐（安）宜（黄）崇（仁）中心县委书记，万（安）泰（和）县委书记。1933年5月任中共湘赣省委代理书记、书记。令人遗憾的是，就是这样一位颇具才干的青年，却最终在湘赣省委书记的任上叛变投敌，留下了千古骂名。

主政湘赣省委

湘赣苏区，是在井冈山、赣西与湘东南革命根据地基础上发展形成的红色区域。在这块横1070里、纵910里，人口逾百万的根据地中，党、政、军、财、文各方面的建设颇具特色，党在这里缔造了中国革命的生力军之一——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湘赣苏区不仅是中央苏区重要的战略侧翼，在战略上和军事上直接配合中央苏区的斗争，而且起到了连接中央苏区与湘鄂赣苏区的枢纽作用。

红六军团原本是一支善于运用游击战术在运动中歼敌的红军部队，然而从第五次反“围剿”一开始，博古就将红军的作战指挥权交给毫无红军战争经验、只是在德国打过攻城巷战的洋顾问李德。李德的与强攻之敌打阵地战、以堡垒对堡垒的瞎指挥，在湘赣苏区也得到推行。红六军团被迫执行了“短促突击”“阵地防御战”等自毁优势的战术，导致了金华山、松山等战斗的失利，红军的实力遭到令人痛心的损失。到了1934年5月底，红军只能在方圆八九十里的狭小范围内腾闪挪动，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机关被迫转移到永新牛田与泰和津洞一带。眼看红军处在四面被围、处处挨打的危局当中，却又不能改变消极防御的战略战术，这使得省委书记任弼时、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等人苦恼不堪。

7月23日晚，中共湘赣省委与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终于得到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关于红六军团撤离湘赣省苏区，突向湖南中部开创新苏区的训令。任弼时、萧克与王震等人，读了电令后非但没有心情上的振奋，反而被一系列新的忧虑所困扰。对于一个经营了5年整的省级苏维埃政权，能够说走就走吗？有多少的问题需要考虑啊！

第二天上午，在牛田圩后街戒备森严的关帝庙内，由任弼时主持召开了十余人的会议。与会者除了湘赣省委常委外，还有红六军团和省军区的主要军政首长。会议传达了中央的“七二三训令”，对若干重大事项作出决策。其中一项是重组湘赣省委班子，任命陈洪时为省委书记，谭余保任省苏主席，彭辉明任省军区总指挥，留下来领导湘赣苏区的革命斗争。年仅24岁的陈洪时，由此开始担负起主政湘赣省苏区的重任。

一切事情是那样的突然和行动神速。红六军团3个师从8月3日起，陆续进入军团指挥部指定的位置。三天之后，军团将士9758人从遂川的横石踏上了西征湘南的征途。

湘赣红军遭受重创

新任湘赣省委书记陈洪时，搬进了任弼时“任胡子”原来办公的老祠堂。在忙完了对党政领导机构的调整充实后，陈洪时把注意力放到了军事上面。此时，留在湘赣苏区的红军也有一定的实力。省军区下辖5个独立团和军区直属队，加上5个军分区的机关武装，总兵力超过了6000人。陈洪时的意见是将战斗力最强的独立第五团和军区教导营放在牛田以北的郑家坊，在那儿修筑工事和碉堡。省军区总指挥彭辉明看了陈洪时在简易地图上画出的位置，皱着眉头以广东口音说道：“到寄（这）个时候，还能打什么阵地战？我们修建的碉堡又有什么用处？”

陈洪时听后带着怒气又有些武断地说道：“我说辉明同志，到这种时候还要实行‘零散的游击主义’？这本身就是一种惊慌失措的表现！设立阵地与敌人鏖兵对垒，有什么不对？仗就得这样打下去！”

彭辉明的嘴边浮现出一丝苦笑，声音不高地回道：“执行省委的指示吧。”

陈洪时满意地点点头，又对霞溪、白泉山等地的阵地防御，谈了指示性的意见。

显然，陈洪时仍然采取了过去“纯粹防御主义”的一套，主张红军与进攻之敌大打阵地防御仗，等待主力红军的回师。

这时候的湘赣省委，仍有电台与红六军团保持联系。8月22日，红六军团在郴州击败湘敌1个师的捷报，通过电讯传到了陈洪时那里，他向省委秘书长龙承绪挥手布置：“送到报社去！”第二天一早，套红的油印号外《郴州大捷》出版了。8月26日，红六军团一举攻占新田县城，击溃四五倍于己的湘桂之敌。陈洪时见到省委电台抄收的电报后，神采飞扬地传令：“召开祝捷联欢晚会，叫军区剧团的人全部来跳苏联红军舞！”

彭辉明等人担忧的情形终于发生了。9月下旬，国民党军通过各种途径弄清了湘赣苏区现有的红军情况，知道湘赣省“赤区”的军政首脑机关设在永新牛田，遂派第六十二、六十三两师向牛田至津洞一带扑来。10月12日起，天上有飞机投弹、地面有炮火轰击的敌人，在郑家坊、霞溪几处阵地发起猛攻。10月13日这天，独立第五团就打退了敌人的3次冲锋。由省苏维埃政府组织的“难民抢修队”，点着松明火把连夜抢修壕沟工事，设置檑木滚石。独立第五团坚持到14日中午，绝大部分壕沟工事已被炸塌，耗费了大量人力修起来的十几座碉堡，也被敌人炮弹炸掉，各处阵地的红军都是死伤惨重，所剩的弹药也不多了。彭辉明对这种完全与优势敌人拼消耗的战斗大为恼火，一个劲地骂“打什么蠢仗、瞎仗”！在没有经过陈洪时同意的情况下，传令各防守部队撤出战斗。陈洪时对军区总指挥的“违令”感到无可奈何。他曾两次到火线亲眼所见红军在防御阵地上的劣势，目睹了部队付出的惨重代价，明白为避免红军在阵地上覆灭，撤出战斗是必然的。

10月15日，湘赣省委决定放弃牛田、津洞被敌人围困的区域，将剩余主力和全部机关转入山区，于10月31日进入武功山的长源头、芦台村。不到半个月，国民党军就侦知了湘赣省委、省苏机关的所在位置，遂派第五十三师两个旅在莲花、安福保安团配合下，从几个方向实行围攻。经过半天极为激烈的战斗，红军的工事全部被摧毁，前沿阵地的部队伤亡过半，又是彭辉明对陈洪时板着脸说道：“再不撤就全部完了！”陈洪时这才点头“嗯”了一声。

1935年春节后几天，陈洪时、彭辉明带着只剩下2000多人的部队，从武功山的双园坪来到莲花北陲的五里山，在虎头岭一带停驻下来。

湘赣苏区的红军驻于五里山，不久被莲花保安团侦知，他们联合萍乡保安第四团共1800余人，于2月17日向五里山袭来。由于红军早就占据了虎头岭的制高点，这场反击战，红军以大大少于敌人的伤亡代价，歼灭犯敌400多人，缴获了一批弹药钱粮。然而令所有的红军官兵感到万分悲痛的是，彭辉明在这场战斗中英勇地牺牲了。

虎头岭一战也暴露了红军的驻地。担负武功山“清剿”的国民党军罗霖第七十七师，急调其胡良玉旅，于3月6日在塘坑围住了湘赣苏区的红军。独立第五团、第三团奋勇阻击，掩护省委、省苏机关的撤退。这次战斗又使红军减员数百，特别是仅有的一部电台也在战斗中损毁了，从此中断了湘赣苏区与中央和红六军团的联系。

湘赣红军在进入莲花北部山区隐藏下来的日子里，陈洪时才对以前一套与敌人硬拼的战略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有所反省，意识到必须实行缩小目标、分散行动的游击战。4月初，省委决定由仍有千人的独立第五团挺进湘南，寻找中央红军蔡会文的部队。同时组织挺进队到攸县、茶陵一带筹集钱粮。独立第五团与挺进队出发后，陈洪时带着精简后的省委、省苏机关300多人转入萍乡境内的太平山。

复杂的心灵嬗变

此时清明已过，临近谷雨，正是春暖花开的时令。湘赣红军进入了太平山，这支被国民党湘赣两省政府的报纸宣传为“赤匪残余、丧家之犬”的部队，总算在这儿找到了得以落脚喘息的地方。他们在林木茂密的山窝里扎起3个较大的茅棚，还隔成小间。省委特务队则在山口另扎寮棚担任警戒。特务队是在莲花鹅公鼻组建的，有60多人，配以短枪和“花机关”等最好的武器，其任务是保卫省委领导，只有陈洪时才能调动。

好景不长。湘赣红军在太平山过了十余天“太平日子”，又被国民党军飞机撒下的一张张传单搅得人们心神不安。省委书记陈洪时的内心更是受到重重敲击，精神支柱由此坍塌。敌人的传单上写着湘赣红军独立第五团、第四团分别在茶陵小田和永兴、资兴一带被“全歼”。

尽管敌人的传单夸大了事实，但情况却有很大的真实性。由团长曾开福带领的独立第五团，接连行军3天，安然地穿越了敌军第六十二师、第六十三师沿柑子山、棋盘山布设的封锁线。当部队来到茶陵小田时，根本不知道已是踏入了敌军两个团的严密设防的伏击圈。敌人的这次伏击给了红五团致命性的重创，红军只剩下400余人突出了敌人的围击。在进入湘南准备越过粤汉铁路时，分开行动的部队在路上又遇到敌人拦截，损失近半，在湘南游击了月余，最后只有40余人转回到湘赣边界。

比独立第五团早几天出发，同样进入湘南执行“扰敌”任务的独立第四团，也在湘南的永兴、资兴遭到几近覆灭的厄运，团长李宗保、团政委旷珠权都沦为叛徒。最终只有游世雄、顾星奎带了20多人，历尽千辛万苦才回到湘赣边游击区。

占领了湘赣边界城镇的敌军，用上了“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攻心战术。将红五团在茶陵小田被“痛歼”，以及红四团在资兴、永兴“覆灭”的战讯，编成材料，加上红红绿绿的宣传单，用飞机在各地散发。敌机光临了太平山上空，随人们在野外挖野菜的张运秀——陈洪时之妻，也捡到几张，趁别人不注意，带回交给丈夫。

陈洪时初时不相信传单上的内容，因为国民党的报纸造谣惯了。但这时候的他，凭着一种心灵感应，认定国民党这一次没有说谎，独立第五团、第四团极有可能真的完了。想到这两支省委赖以倚重的主力部队已不存在，陈洪时感到身上生出透彻肺腑的凉气，脑子里同时闪出几近绝望的感觉：“这下真的完了！”

下午，特务队在山里打到一条大蛇，来叫陈洪时夫妇去吃蛇肉，陈洪时冷淡地对特务队长傅云飞说：“我不去，送点汤来。”

第二天清晨，陈洪时又向傅云飞交代任务，要特务队在山窝里给他另搭了一座寮棚。陈洪时夫妻搬进去后，他们的饭菜都是送到里面去的。

知识分子出身的陈洪时，虽然在寮棚里或闷坐吸烟，或蒙头而睡，然而他的大脑却在不停地思考，有时想得很远，有时又回到眼前现实。

这半年多的时间，是陈洪时一生中最为惊心动魄和心力交瘁的时期。自从红六军团西征，他被任命为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后，不知道激动过多少次，兴奋过多少次。然而，美好的遐想很快就被严峻的现实所击碎。留下来的红军经过8个多月与国民党军的浴血苦战，已由初时的6000多人锐减到现在的数百人。而7个甲种编制的正规师敌军，还有各县穷凶极恶的反动武装，只要发现红军的踪迹，就凶猛地扑上前来。陈洪时觉得自己的气力已经使尽，已是回天无力。想到这些，他的心头郁结着无比的悲哀。还有一个紧紧攫住心头的绳结，就是妻子张运秀已经怀上了身孕。

张运秀是陈洪时的第二任妻子。陈洪时是在泰万乐中心县委工作期间，看中了这位姿质不凡的小家碧玉，并把他娶到手。曾经有过家庭包办婚姻的不幸福，陈洪时格外看重这个自己属意的女子。几年以来，张运秀跟着他辗转奔波，已经两次流产，如今好不容易怀上身孕。眼下正是湘赣边的革命走到了“丝线吊葫芦”的危难时刻，敌人随时可能将省委机关围住。在这种危机四伏的情形下，怎样才能保证妻子的身孕安全呢？

陈洪时忘记不了，有一次在寮棚睡到半夜，张运秀突然爬起来扑到丈夫身上，浑身打抖，连声惊叫“我怕！我怕！”在丈夫的抚慰下，张运秀说梦见快要生产的时候突然被敌人围住……

“洪时，已经是这步田地了，你再烦恼也没有用的，还是多想想以后吧。”这是张运秀很多次在丈夫耳边说过的亲柔缠绵的话语。

在太平山的寮棚里，陈洪时的心灵历经了一种复杂的嬗变。这种嬗变使他对过去为之奋斗的共产主义信仰失去了最后的信心。而促使陈洪时的思想产生裂变的助因，就是同样对革命彻底失望的张运秀。

无耻投敌

一场势头猛烈的立夏雨正在下着。陈洪时独居的茅棚由于茅叶盖得厚，一点也不漏水。由陈洪时主持的湘赣省委工作会议，在这雨天的茅棚中举行。与会者有副书记兼省苏主席谭余保，常委谭汤池、旷进媛，王用济，以及政治保卫局长刘发云等人。

陈洪时开宗明义地指出，今天会议所要讨论的是如何转变斗争方式的问题。这一提议得到了众人的赞同，都说是应该随着形势变化调整斗争策略了。

接下来是陈洪时分析湘赣边的敌我形势。他把省委遭袭击损失电台，李宗保、旷珠权在湘南投敌，独立第五团于湘南失败，包括太平山面临着钱粮匮乏等严峻现实，一一摆了出来，语声沉缓，心情沉重。

与会人员不时地交换眼色点头，赞成书记对形势的分析。

然而，在陈洪时提出的下一步斗争策略的转变问题上，还没有等他说完，就遭到了谭余保、王用济等人的反对。

在结束了对形势的分析后，陈洪时话锋一转，说道：“我看，既然目前形势对我们非常不利，与其在山里坐以待毙，不如将省委机关搬到安源去转入地下状态，依靠工人阶级，开展城市斗争……”

“你讲什么？放弃湘赣边苏区？”谭余保瞪大眼睛打断了陈洪时的话，“这不是逃跑吗？中央要我们留下来，是为了湘赣边的红旗不倒下，是为了让苏区人民看到革命的希望。现在把旗子卷起来，还谈什么坚持斗争？”

王用济也态度激烈地反对省委机关搬到安源去。

陈洪时从谭、王的态度上证实了原先的一种估计，于是讲道：“我这是提出问题让大家商量嘛。在目前的险恶形势下，我们应该多想几条路，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应该要有战略眼光才对！”陈洪时在绕了几个圈子后，又提出了兵分两路的战略意图。那就是省特务队开出山去，前往攸县皇图岭、网岭一带筹集粮款；干部方面，由他和省委秘书长龙承绪、白区工作部部长刘炳高等留守太平山，而谭余保和刘发云前往耒阳、郴县一带，寻找赣南军区司令员蔡会文所带的部队和独立第五团的余部。为了行动方便，实行党政分家，省委与省苏分别开展工作。

对于陈洪时提出的这一建议，与会者们觉得既然否定了书记关于省委机关转入安源的这条建议，现在又要反对符合实际的分兵两路方针，于情面上说不过去，于是都表示了同意。

就在省委特务队从太平山开出，谭余保和刘发云离开之后，相隔了10余天，陈洪时又将留在太平山的省委负责干部作了新的调整：刘炳高和旷进媛潜往萍乡做白区工作，王用济去攸、萍边界。省委机关只留下陈洪时和龙承绪，还有译电员、医生及部分特务队战士，总共不上50人。

陈洪时在顺利地走出一步小“棋”后，于1935年6月上旬带着龙承绪、张运秀及译电员、医生等12人，离开太平山转到了萍乡与攸县临界的蛤蟆山。在山外的陈家村，陈洪时找到了少年时结拜的义父陈正祥，通过这名富绅去了萍乡，与国民党萍乡县县长、五省“剿匪”西路军行营保安司令危宿钟接上了联系。

6月12日，在危宿钟派员的迎接下，陈洪时所率的11人，携带着随身武器、密电码、军用地图、省委公章，来到萍乡县城，向国民党当局“投诚”。大喜过望的危宿钟组织了上千人在大街上迎接，隆重得不得了，鞭炮放了好几箩筐。

一个共产党的省委书记自动“弃暗投明”，归降政府，这件事足以让湘赣两省政府和5省“剿匪”总部热闹一阵子。6月13日，湖南《民国日报》以特大版面刊出报道：“伪中央委员、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湘赣省委书记兼军区政委陈洪时，决心参加铲共，于昨由赤区来萍向政府投诚。又云将不日赴省向何主席（键）呈报共党总崩溃情形和铲共计划。”6月14日的《中央日报》也刊发了同样内容的重大报道。

远在南京的蒋介石接到何键的电讯报告，喜不自胜，当即写一手令：“归顺立功，准其任招抚专员。”6月15日，何键从长沙派出豪华专车，将陈洪时接到省城，在省政府设宴款待并召开新闻发布会。

依然是国民党飞机天女散花般地撒下传单，包括陈洪时在长沙新闻发布会上的清晰照片，帮助湘赣红军掌握到陈洪时已经叛变投敌的信息。1937年7月初，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谭余保将剩余的300多人带到莲花棋盘山，在山上召开干部紧急会议。会议决定撤销原湘赣省委、省苏和省军区，成立湘赣临时省委、省军政委员会和游击司令部。谭余保任临时省委书记兼军政委员会主席。干部们提出，陈洪时一定会带领敌军疯狂地进攻红军游击队，会议针对性地制定了“隐蔽目标、分散游击、保存实力”的游击方针，运用井冈山“十六字诀”在棋盘山一带打游击。

正如谭余保等人的分析，在远离棋盘山数百里的萍乡县城“江西第二行政督察专署兼保安司令部”，新任的“招抚专员”陈洪时用了几天时间，专心至致地制定了“清剿计划”。内中有5条针对红军游击队活动特点的“搜剿要略”，其战略的新颖性是国民党军指挥官所想不到的。这一计划有3600字，专门呈给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键。何立即批转给驻于湘赣边的7个国民党师部，饬令“各部须按‘要略’实行剿击，决不让赤匪残余再次豕突漏网”。

同年7月中旬，陈洪时从萍乡来到莲花县城，协助指挥敌第六十三师、第七十七师对棋盘山红军游击队的“剿击”。

红军游击队在谭余保、曾开福等人的指挥下，分为7支小队伍，散开在棋盘山方圆百里的山区，展开艰难至极的游击战争。

悽惨末路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的枪炮声，震撼着中华大地的每一个角落，给中国政局带来激变，也给国共两党带来了重新合作抗日的变化。

继中共中央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之后，同年8月，国共两党又决定将南方8省的游击队统一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中共中央很快指示尚在南京谈判的博古，派顾玉良赴江西寻找项英、陈毅。

这种在民族危难时出现的化敌为友的突变，是陈洪时无论怎样都料想不到的。这个投敌后两年来为“剿击”湘赣边红军游击队，竭尽全部努力的大叛徒，感受到政治上的尴尬和心灵的不安。

顾玉良持着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的亲笔信，在南昌找到江西省保安司令熊斌，熊派上校总干事——陈洪时陪同顾去吉安，因为只有他认识陈毅。“陈总干事”推托不了，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在吉安青平巷见到陈毅时，陈洪时翕动嘴唇打起招呼：“陈……陈毅同志。”陈毅将目光狠狠地落在对方脸上，用难以抑制的愤懑说道：“原来是陈洪时先生哟！你的同志在哪里？你不是当上了上校专员吗？”这时候的陈洪时神情狼狈得很，满脸愧色地嗫嚅着，不知道怎样回话。陈毅对极为窘迫的陈氏说了一声“告辞”，鼻头里哼了一声转身就走，将羞愧难当的对方晾在一旁。接着不久，陈毅来到南昌与熊斌讨论新四军改编事宜，看见陈洪时在场，便指示我方人员提出抗议。熊斌只得让陈洪时黯然退场。

1939年春，周恩来在江西省政府会见省主席熊式辉，于公共场合碰上了陈洪时。陈红着脸对周恩来按苏区中央局时期的称谓叫道：“周书记。”周恩来没有作答，只是目光藐视对方，表情平淡地说：“哦，陈先生啊。”陈洪时听了感到很不好意思，无趣地走开了。

使陈洪时内心受到痛苦折磨的，不仅仅在常常遇到的共产党人面前自觉颜面扫地、抬不起头来，就是在国民党方面，他也感受到周围有一种遭人另眼看待、鄙夷中带着戒备的目光。上峰对他的任用也是有限度的。1938年10月，陈洪时虽然升任为江西省游击指挥部少将副总指挥，兼江西省情报总站副主任，但他并不能调动一个班、一个排。其行政待遇也达不到少将军衔，薪金套的是上校职务。陈洪时更为伤心的是，他多次要求调离江西，更换一下环境，以摆脱长时间罩在心里的阴影，可上峰一直未加理睬。1939年10月，江西省政府对陈洪时的安排，仍然在公署专员的定位上，调任江西第十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在共产党方面是堂堂省委书记，到了国民党这边拼死拼活地干了两年多，仍旧停留在这样的水准上，陈洪时心里实在开朗不起来。

1940年5月中旬的一天，陈洪时奉命急赴靖安县塘埠，参加湘鄂赣边区第二挺进队司令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于半路从奔驰的马上跌在地面，虽然不见皮破流血，但跌得不轻，许久才清醒过来，捂住胸口想呕又呕不出。陈洪时强撑着参加了会议。回到第十区保安司令部所在地靖安县邱家街，他就病倒了。整个一个多月当中，陈洪时虽服用了大量跌打草药，但病情却越来越重，常常口吐鲜血。他还去了奉新的上富镇治疗了20多天，可仍未取得相应疗效，于同年9月初在上富镇病故。此时的赣东北处在日军渐渐逼近的战争前夕，只得将他的灵柩解运回萍乡。

陈洪时的灵柩在家里停放了一个多月。其中的原委是很尴尬的：陈家希望由当局举办一个很有规模的葬仪，由省政府和省保安司令部派要员主持。可是省府以“战争期间，一切应简”为由，一直未派人来。陈家人等得失望，只有将灵柩下葬。

陈洪时以其36岁的本可大有作为的年龄，从一座革命的山峰走到另一座反革命的山头，最终跌落在山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