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的彭德怀

一代元勋彭德怀是一位个性特别鲜明的人物，他最为人们所称道的是身经百战、威武坦荡、谨慎果断、叱咤风云的军事领导才能，以及刚正不阿、正气凛然、光明磊落、敢于同错误路线作斗争的铁骨铮铮硬汉子品质，而这里要讲的是他优秀品格里的另一面：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书不唯上、实事求是做人行事的故事。

“我一个人能打败敌人吗？这是全体红军的功劳，不是彭德怀的功劳。”

长征快要结束之前，党中央在“鄂界”开了一个会，任命彭德怀为陕甘的司令员，毛泽东为政委，成立了一个陕甘支队。

毛泽东带领第一总队的人首先到了吴起镇，彭德怀带领第二中队、第三中队的人也后期到达。

正在这时，忽然听到来报，说后面的敌人一直追随着他们。马鸿逵的部队都是骑兵，情况非常危险。

毛泽东感觉到事态的严重性，以坚定的口气讲道：“一定要把敌人打退，而且要保护好我们的根据地。”

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指挥前军的指战员，把马鸿逵的骑兵打败。红军在这次大战役以后就站住了脚跟，结束了敌人不断围剿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深有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言辞中肯、气势磅礴的诗词：“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

等毛泽东写完这首诗以后，彭德怀看了，脸上没有一丝骄傲的神色，仍是一副不动声色的态度。

紧接着，彭德怀还十分冷静、不假思索地改了一句，将其中的“唯我彭大将军”改成“唯我英勇红军”，他说：“我一个人能打败敌人吗？这是全体红军的功劳，不是彭德怀的功劳。”

“光靠地图是指挥不好战斗的。只有迈开双脚，走上第一线，真正洞察敌我情势，才有指挥权。”

遵循实践标准，坚持调查研究，深入实际考察和了解问题、解决问题，是彭德怀的一贯作风。在战争年代，为了能够准确无误地实施作战指挥，彭德怀从不满足于从电话里和地图上了解情况，总是尽可能地亲自进行一些侦察。因此，他经常亲临前线，实地察看地形敌情，以便做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他反复告诫各级指挥员：“带兵打仗一定要做到知己知彼，来不得半点主观主义。”“光靠地图是指挥不好战斗的。只有迈开双脚，走上第一线，真正洞察敌我情势，才有指挥权。”

抗日战争中，彭德怀作为八路军副总司令是我军的一位统帅，但在“百团大战”中，他仍然亲临前线指挥。解放战争中，他作为一个野战军的司令员，在前线亲自侦察的事例更多。在粉碎国民党重点进攻的陕北战场上，他指挥只有敌人兵力十分之一的西北野战军，在人力物力都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打的那样得心应手，连战皆捷，痛快淋漓，这是同他勤于亲临前线调查研究，及时解决问题，又善于从实际出发，灵活运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密不可分的。

战争年代的彭德怀敢于横刀立马，能征惯战，所向披靡，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而注重亲临战场调查研究，善于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乃是其中之重要原因。

在工作作风上，彭德怀最讲究实事求是，反对华而不实的东西。例如，听部下汇报情况，他最忌讳在话语中夹杂一些“可能”、“大概”、“也许是”之类的言词。他常说，搞情报一定要绝对准确，一个似是而非的情报也会导致血的代价，更不要说错误的情报了。下去侦察、了解情况要深入，多做些调查研究，尽可能了解掌握第一手资料，敷衍是对革命工作不负责的态度，是绝对不允许的。

有一次，彭德怀检阅部队。当时正是寒风凛冽的严冬，彭总大声问道：“同志们，冷不冷？”

战士们齐声回答：“不冷！”

彭总这时不满意地说：“我穿大衣都感到冷，你们就穿一身棉衣，怎会不冷呢？应该说，天是冷一些，但我们是革命战士，虽然身上冷一些，但我们的心是热的，我们能够克服一切困难，我们为人民吃点苦是光荣的！”

“我今天向你讲的，全都是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战略意图和他亲自考虑的战役与战略部署。”

彭德怀的原则性和严肃性作风是出了名的，这归根结底是他实事求是品格使然。这一点，在延安时期就让许多人有了一定的领教，包括一些外国人士。

1945年底至1946年初，彭德怀住在延安枣园，有一位搞情报工作的苏联人(阿洛夫医生)要求同彭总谈话，想了解当时的军事形势。彭总没有拒绝，但前后几个月中谈了几次，每次只谈二三十分钟，使他不得要领，显然是应付。因为彭德怀只知道阿洛夫是医生，不知道他的其他身份。

后来，彭德怀知道了阿洛夫的确切身份。于是，彭德怀又主动把阿洛夫请了去，让他站在有标记的军用地图前，向他详细地阐述了敌我兵力的部署、战斗进展情况、预计的战役行动、未来的战略意图以及预期的战果等等。

正当阿洛夫满面笑容地想称赞、恭维并感谢彭总的时候，彭总却截住对方的话头说：“我今天向你讲的，全都是毛主席的战略思想、战略意图和他亲自考虑的战役与战略部署。我军在战争中的一切胜利，都是在毛主席的军事思想指导下获得的。好吧，再见！”

美国用原子弹轰炸日本长崎、广岛以后，一些外国记者来到延安，总是要宣扬原子弹的威力；有人还借此说我们不能和国民党打仗，因为有原子弹的美国会帮助国民党。

有一次，一个美国记者找到彭德怀，问道：“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威力简直是毁灭性的，给日本造成的损失太可怕了，实在无法形容。你听说了吗？”

彭德怀以极其轻蔑的口气反问：“是吗？有这种事吗？不知道。”

那个傻记者没有领会彭总的意思，反而惊讶起来：“哎呀呀，你怎么这样闭塞，这样无知，连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

彭德怀微笑道：“不是我无知，而是你太愚蠢了；你的愚蠢才是我真的不知道的、没有料想到的……”

“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在党的领导下，作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1947年5月，陕北三战三捷后，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地方干部说：“打败胡宗南，咱彭总立下了汗马功劳。”

应当说，这话一点也不过分，如果没有彭德怀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毛泽东的作战方针，如果不是他那钢铁般的意志和卓越的指挥才能，怎么能够仅以两万多人就把十倍之敌打得抱头鼠窜，丢盔弃甲呢？

但是，彭德怀却不同意这种讲法，他严肃地说：“不对，那是毛主席指挥的功劳，部队指战员的功劳，陕北人民的功劳。我们这些人，只不过是在党的领导下，作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我的画像不够格钉在主席台的墙上。你们什么时候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我就不批评你们了。”

1948年8月8日，在西北解放战场上，我军打响了进攻壶梯山的战斗。壶梯山是敌三十六师的主要支撑点，在冯原镇的东北角。

战斗打响之前，部队进行了一次战前动员。

当时，石堡是西北野战军司令部所在地。三五九旅七一八团在石堡休整。离野司近，和野司首长见面并亲耳聆听野司首长讲话的机会多一些。

这次给三五九旅七一八团作战前动员报告的，就是广大将士们敬爱的彭总。7月底的一天，晴朗的天空万里无云。七一八团1600多名干部、战士集合在宽阔的草坪上，等待彭总的到来。

主席台设在草坪一端的一个高台子上。高台子上有一堵用砖坯垒的土墙，土墙上用图钉齐刷刷地钉着一长排画像：有中央领导同志的，有各个野战军领导同志的，共有十几张。这些画像都是团里搞宣传工作的同志仿照书报上的木刻像刻在蜡纸上油印的。想不到，彭总用这些画像作活生生的“教材”，给大家上了终生难忘的一课。“课堂”就是后来西北野战军在武庄召开的一次前委扩大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七一八团受到彭总的严厉批评。

彭总批评说：战前动员大会的主席台上挂了一溜人头像，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的画像不够格钉在主席台的墙上。”“画像不是不能挂，要挂只能挂毛主席的。毛主席是咱们全党的领袖，全军的领袖，全国人民的领袖。毛主席是经过考验的，是深孚众望的。我们怎能和毛主席比呢?”

后来，在又一次会议上，彭总旧事重提，为那次开会挂像的事，又批评了大家一次。

有些同志感到茫然不解、更有人感到委屈。

彭总说：“你们嫌我婆婆妈妈，批评多了是不是？”“我问你们，”彭总说，“你们嫌我抓住不放，可你们改了没有？”“改啦！”大家异口同声地回答。“不错，”彭总好像和大家辩论似的，“你们在行动上改了，但是……”彭总用手敲打着自己的脑门，问道：“这里面的问题解决了没有？”“这……”有的同志回答得不像刚才那样干脆了。“这什么？”彭总问道，“你们什么时候思想上的问题解决了，我就不批评你们了。”

以后，大家通过学习，认识确实提高了，就再也没有受过彭总的批评。

“我彭德怀有什么好照的？不要突出我个人，你省下胶卷给志愿军战士照嘛！”

抗美援朝五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召开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时为战地记者的张友林走进会议室，想给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拍摄一个镜头。

当张友林举起相机对准彭德怀时，不料遭到彭德怀的拒绝：“我彭德怀有什么好照的？不要突出我个人，你省下胶卷给志愿军战士照嘛！”

张友林受到批评，委屈地走出会场。

会议中间休息时，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走过来安慰张友林，接过相机说：“你别难过，我来帮你照。”

彭德怀见副司令员给他照相，虽然不好拒绝，但表情还是十分严肃，总是绷着个脸，最后也没照成。

后来，张友林了解到，不少老摄影记者在给彭老总照相的时候都吃过类似的不近人情的“闭门羹”。

事隔不久，在志愿军政治部召开的一次党的组织生活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彭德怀同志是志愿军司令员，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渴望看到他在战场上的形象，中央宣传部门和中央一些报刊也叫我们提供材料和照片。”这一条建议合情合理，实在是说出了全军上下将士们共同的心声。

志愿军副政委甘泗淇将军向彭德怀转达了这一意见，彭德怀的态度才有所转变。

一天，彭德怀兴致勃勃地来到上甘岭阵地前沿视察。张友林闻讯后，挎着相机立即风风火火地赶到阵地。他看见彭老总正在和战士们谈笑风生，表情一脸的轻松慈祥。他连忙取出相机准备拍照。

彭德怀一眼就认出了自己批评过的张友林，笑着说：“哦，又是你这个小记者，今天你随便吧！”

“好的。”张友林痛快高兴地应和一声，抓住时机，选好角度，眼疾手快地按下了快门，为彭德怀拍下了一张珍贵的朝鲜战场上的照片。

每逢看到对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谊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这样的文字时，总是把“无私”二字划掉

1952年7月以后，彭德怀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审阅军队内部文稿文件时，他每逢看到对苏联“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谊的无私援助表示衷心感谢”这样的文字时，总是把“无私”二字划掉，但也不作任何解释。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期，划掉“无私”二字的缘由，才逐渐被军内外中层以上干部理解。

原来，新中国建立后，在新闻报道和书刊等舆论宣传上，都一致赞颂苏联对中国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友谊援助。绝大多数文章中都有“无私”二字。而注意到有“无私”两个字的人并不多，更少有人去思考和议论两个字的内幕。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冷战”对峙中，中国“一边倒”地同苏联订立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中国抗美援朝、恢复经济、开始5年经济建设进程中，苏联提供了武器、贷款、工厂设备，派遣顾问专家，转让技术资料，对中国缩短同先进国家差距的积极作用垂诸史册。然而，苏联提供的物资和技术资料，都不是无偿的。或用外贸现汇付款，或付贷款利息，而且按国际惯例并不怎么“优惠”，甚至有苛刻之处。如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苏联提供的武器，有些是国际先进水平的，如米格-15歼击机，伊尔-28轻型轰炸机。但如米格-9歼击机、图-4活塞式重型轰炸机和大部分陆、海军武器，则是苏联军队换装下来的淘汰品，有推销旧军火的成份。

彭德怀对苏联武器曾给予积极肯定的评价，他说：“朝鲜战线稳定有几个因素，一是志愿军的作战经验日益丰富，二是有了坑道工事，三是装备改善，有了苏联的各种火炮。”但使彭德怀深有感触的是，苏联出于利己主义考虑，在志愿军出国时，虽答应先提供36个步兵师的轻武器，但却不肯提供40型步兵反坦克火箭筒。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国作战时，反坦克武器奇缺，当时全国全军只有缴获的美式60及88.9毫米火箭筒642具，57毫米无后坐力炮29门，但火箭弹、炮弹有限，入朝部队每个营只有火箭筒3具。而美军每师有坦克140辆，88.9毫米火箭筒543具。

志愿军由于缺乏反坦克火器，只能靠战士机智勇敢地使用集束手榴弹、集束爆破筒和炸药包来进行反坦克作战，受地形限制很大。如第二次战役中，志愿军眼看着西线龙源里美军200多辆坦克和汽车突围逃走、东线下碣隅里美军坦克引导步兵逃走。第四次战役未能歼灭砥平里的美军，原因之一就是未能阻挡住解围之敌军坦克冲入砥平里，与守军会合。在中国兵工技术专家和工人努力下，终于在1951年自制成功了90毫米火箭筒以及57、75毫米无后坐力炮和弹药，下半年源源送到朝鲜前线，为志愿军的反坦克作战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在时间上晚了一年。

彭德怀身为中央政治局委员，知晓那些不见于国内报刊的国际信息。美军在仁川登陆后，朝鲜战局逆转。但苏联在联合国的代表和国内舆论上都反应谨慎低调。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次战役后，美军败退到“三八线”上。美国黩武好战分子狂妄叫嚣，要轰炸中国东北，封锁中国沿海，美国总统杜鲁门扬言要在朝鲜使用原子武器。在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气氛之下，苏联于1951年1月2日通过驻日本东京军事代表团向美国表示：苏联没有军事人员在朝鲜作战，今后也不会有。但如美军越过苏联边界，苏军将全力投入战斗。美国官员把这一信息报告华盛顿，并心领神会。苏联有意回避了中苏同盟条约，即对美国可能向中国领土的军事行动不表态。

实际上，就连苏共书记赫鲁晓夫也坦率地谈过，苏联援助不是“无私”的。因此，彭德怀划掉“无私”二字，体现了他“一就是一，二就是二”不言过其实的一贯严谨作风。

“我这个人，拿共产党员标准来衡量很不够，但有一条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讲真话，实事求是。”

1952年彭德怀从朝鲜战场回国，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而后又于1954年9月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防部长。职务变了，环境变了，但他遵循实践标准，深入实际考察和了解问题、解决问题的作风没有变，而且更加成为他的自觉行动。他讲：“我们应该了解，群众的实践活动是知识的源泉，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实际中存在的困难和矛盾。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条令、制度、命令、指示的正确程度，才能找到修改它们的根据，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发现和亲自体会群众所创造的新事物和它的意义。”

为了加强我国的国防建设，彻底改变我国百年多来“有边无防”的状态，确保祖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彭德怀坚持亲自到沿海各地实地勘察，仅两三年内，他的足迹就踏遍了祖国1．8万公里的海岸线和主要岛屿，为我国国防规划的制定取得了可靠依据。这种深入实际考察和了解情况的自觉行动，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对经济建设工作的关注与领导上。他力主经济建设工作必须面对现实，脚踏实地，决不能不顾实际。

1958年“大跃进”期间，彭德怀到过东北、内蒙、青海、甘肃、陕西、湖北、湖南、江西等地考察，在许多人头脑发热、大唱高调的时候，彭德怀则依据考察结果唱低调。他认为：1958年在计划工作方面是不够实事求是；“基本建设项目过多过急”；“在发展钢铁工业上，也有一定的片面性”；至于农业，“平均每年能够增长百分之七就算不错了”。并指出“人有多大胆，地就有多大的产”等盛行的说法，是“纯主观主义的口号”。

这样的低调，正反映了彭德怀不唯书、不唯上，求真务实，崇尚实际的精神。也正是这种精神，使庐山会议上那一幕的出现在所难免。

不唯书、不唯上，崇尚实际的彭德怀在上书遭批判、被罢官之后，依然求真务实，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大胆进言。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吃了人民的饭，就要为人民做事，替人民说话。”“我这个人，拿共产党员标准来衡量很不够，但有一条我是做到了，就是敢讲真话，实事求是。”

1961年11月3日至2月23日，彭德怀第二次回到家乡湘潭县调查，他虽然年岁已高，处境也与1958年冬回乡考察时大不相同。但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特有的高风亮节和求实精神，先后调查了3个区7个公社10多个大队，接触了2000多群众和干部，细心倾听了他们的呼声和意见，收集了关于农业、林业、副业、手工业、集市贸易等方面的情况，在认真研究分析后，写成了4个调查报告，义无返顾、实事求是地向党中央、毛泽东反映下情，谏诉人民群众的疾苦，提出国家经济建设的设想。

1965年12月，复出后的彭德怀任西南三线副总指挥，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在半年多的时间里，曾三次作长途视察，足迹遍布从四川西部金沙江到贵阳之间20个市县的广大地区。通过实地调查研究，他对大三线建设充满了信心，并殷切希望我们党在经济建设上，不要再犯1958年到1960年那样大的主观主义错误，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就会做出伟大的成绩来。

彭德怀在处于逆境的晚年，仍以饱满的革命热情，崇尚实际的模范行动，给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增添新的光彩，表现了一位革命家在任何境况下都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崇高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