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八连”：那些年，那些事

1959年7月23日首次头版头条报道了“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并配发了社论。

进城睡月台的故事耳熟能详，节约一分钱、一滴水的做法广受赞扬，又有谁清楚成名之后他们面临的“压力”？从八连首次披露在媒体上，到《霓虹灯下的哨兵》红遍大江南北，又有多少新闻和文艺工作者付出了辛勤汗水？为纪念4月25日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50周年，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近日举办学习弘扬好八连精神研讨会。与会者热情洋溢探讨了“好八连”的时代精神，共同回忆了许多“好八连”的人和事，以及发生在台前幕后的感人故事。

“事情虽小，但必须从点滴抓起”

命名后首任指导员刘仁福讲述了八连进城的故事——

1949年5月27日，上海刚解放，我们连队在山东上火车赶到了上海。我们在火车站月台上住了三天三夜，唱着《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三天后，我们赶赴跑马厅，就是现在的人民公园，住了一晚上。之后移防到苏州河以北。7月，我们又搬到南京西路青海路驻扎下来。

自来水不会用，电灯不敢开，守着马桶找厕所。当时战士们执勤很艰苦，24小时4个人站一个岗位，任务重时3个人轮岗。八连的同志来自五湖四海，与社会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人也受到了当时环境的影响。看到城里人穿的衣服，风一吹飘飘的，也很羡慕。我们感到事情虽小，但必须从点滴抓起。

1949年连队进城后，开展了思想教育。后来又学习“两个务必”，始终保持人民军队本色。

命名后的第二任指导员王经文难忘 “南京路上好八连”1963年时的辉煌——

1963年，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在南京上海公演，引起热潮；全军学习好八连，当年8月1日领袖毛泽东写下 《八连颂》。一系列荣誉接踵而至，一时间“南京路上好八连”妇孺皆知。

这一年，好八连经历了好多大事，接受了这么高的荣誉。也因为这样，好八连面临了一个新情况，比如有个别同志对当时电台广播、工厂企业、街道里弄里流行的一首歌 “好八连，八连好，八连红旗举得高”，也跟着节拍哼唱。党支部就教育大家，这是人民赞扬八连的，八连人自己不能说自己“好”，并要求在听到这首歌时，唱“学习雷锋好榜样”、“接过雷锋的枪”。还有一位学生兵写信给他的同学，落款写“南京路上好八连”，多少有点自我炫耀的情绪。连队干部就找他谈心，让他以后写信落款要么写代号，要么写地址。

接受一系列荣誉后，八连党支部感到，受市区训练场地限制，军事训练、军事技术是连队最明显的薄弱点。经连队主动请求，1964年3月20日，连队拉出上海，开赴安徽山区，集中进行一年军事训练。我们全体官兵在大红旗下宣誓：宁愿脱掉一层皮，宁愿掉下几斤肉，也要练好硬功夫。一年下来，个个练得黑不溜秋，都练成了“小老虎”。返回上海途中，我们还被小考了一下，传有一股“匪特”在阳澄湖南岸登陆，企图袭击苏州，下令八连从苏州快速赴阳澄湖。我们一番突袭，实弹射击完成95%及格率，全歼了“敌特”。

“没有艰苦奋斗这一条，通讯是写不出来的”

解放日报老记者张锦堂讲述如何在点滴积累中挖掘好八连素材——

1956年，上海警备区吕兴臣送来他拍的照片，车水马龙、歌舞升平的南京路繁华夜景中，一位手握钢枪的解放军战士，神情威严地站岗。我给照片起了个题目叫《南京路上的哨兵》，发表在《解放日报》上。以后成了上海的宣传画。从此我加强了与吕兴臣的联系。

有次，吕兴臣跟我说，他在八连看到连长给战士补衣服，八连人人都有个针线包，有些战士不会补衣服，连长就教他们。我说：“霓虹灯下执勤的哨兵，还能如此执着坚持艰苦朴素的作风，好事，你赶紧去写。”吕兴臣只读过4年书，未写过新闻稿，我就指导他从新闻的5要素写起。他花了个通宵，写了一篇新闻小故事《针线包》，刊登在我负责的“子弟兵”专栏。此后，他写了一系列故事 《一分钱的故事》、《行军锅》、《38个补丁的衬衣》、《工具箱》等。

那个年代，有人铺张浪费，有人追求奢侈。毛主席早就提出了“两个务必”的要求，我们报道部队艰苦奋斗的新闻，社会效果良好。如何把珍珠串成项链？我的同事、记者方远建议提炼成一篇好通讯。当时政法组组长张默归纳了大家的意见，决定用“艰苦奋斗”作为长篇通讯的主线，得到时任总编辑魏克明、副总编辑王维的赞成。吕兴臣写了初稿1.7万字，后来又向上海写作名人郑拾风、孙峻青等人请教，使通讯的内容更丰满，思想内涵挖掘得也更加深入。

解放日报原总编辑、时任副总编辑王维讲了在全国率先报道八连先进事迹的史实——

1959年 7月23日，《解放日报》一版头条发表长篇通讯——《南京路上好八连》，并配发社论《人民解放军的光荣，上海人民学习的榜样》，之后各大报刊纷纷转载。

“好八连”的事迹确实好。这样优秀的连队，这样优秀的士兵，十年如一日，坚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没有这一条，当年的通讯怎么都是写不出来的。其次是通讯写得好。吕兴臣是山东人，文化程度不高，写这篇通讯花了很大力气。当初，陈毅老总在丹阳就讲过，不要到了上海红的进去、黑的出来，要经得起腐蚀。把拒腐蚀永不沾精神与好八连的艰苦奋斗挂起钩来，是当时解放日报总编辑魏克明想出来的，当时的政文部主任夏其言配写了社论。“好八连”出名之后，还有人冒名说社论是他写的，其实不然。通讯和社论是我看了之后，附了信送市委审查的，我主要就做了这点事，不敢居功。

“话剧在北京演出，周总理看了七次”

南京军区前线歌舞团、前线话剧团原政委张优谈创作及复演《霓虹灯下的哨兵》始末——

《霓虹灯下的哨兵》，剧本初稿写完是 1961年。沈西蒙在好八连蹲了一段时间，与战士们一起站岗放哨执勤、在农村拉大粪，还进行社会调查。后来沈西蒙找了漠雁、吕兴臣，在苏州搞创作。完成初稿后，就交给前线话剧团排练。这个剧本一年时间里修改了5次，1963年1月14日正式演出。无论在南京还是上海演出，都取得了热烈反响。

1977年，前线话剧团就恢复《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排演，受军区党委指派到上海演出。我记得演出在上海警备区礼堂，警备区调了两个汽车连，把全上海的部队都陆续接了来看。我们也去松江等区看过演出场地，可惜舞台太小。所以每天几十辆汽车拉部队进城看演出，也是上海一景。前前后后演了70多场。再后来，全国26个省100多个剧团都来向我们学戏。2001年重排这部话剧，汇聚了众多南北知名艺术家，黄豆豆、廖昌永、尚长荣、茅善玉、王汝刚等沪上艺术家都参演过。

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赵大大扮演者袁岳忆当年——

话剧在北京演出，周总理看了七次，说演得好，还亲自提出了修改意见。按照周总理的要求，我们这样一个现代剧，演工农大众的事情，有典型意义。文化艺术不能脱离生活、脱离实践、脱离时代，到今天还有深刻意义。我们在北京7天连演了9场，嗓子都哑了。在中央关怀下，《霓虹灯下的哨兵》决定拍成电影。戏的台词不能改，演员一个不能换，也是当时周总理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