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战略构想。然而,1952年9月党中央却又改变了这一战略构想并宣布“立即过渡”。这种战略构想的改变,时间之快,转变之大,连当时的一些中央领导人都感到突然,并有些不解。本文拟就其原因进行分析和探讨。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后;战略构想;重大调整
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应怎样过渡到社会主义,大体用多长时间和采取什么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对此,党中央和毛泽东经过了反复酝酿,大体的想法是在民主革命胜利后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在具体的过渡时间问题上,是准备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左右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1951年2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议又进一步明确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然而,这一决策仅仅经历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到1952年9月便被“立即过渡”的思想所取代。为什么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就作出了差别如此之大的改变呢?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本文就此做一些探讨。
一、最初的建设构想:“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
当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中国共产党人便开始把自己的目光投放到经济建设方面来,这一战略思想的转变是非常及时的,毫无疑义也是非常正确的。但应该指出的是,这时的战略转变在思想认识上还不够“成熟”。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包括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文章中,一再阐述的都是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但对于采取什么方式以及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转变到社会主义,在这方面并没有具体的解释。
新中国成立以后,随着新的社会秩序的建立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逐步取得胜利,党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也转而由原来那种“未来的很长时期内”、“漫长的”等很不清晰的时间概念逐渐地确切、具体起来。
1948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刘少奇在向会议所作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的报告中,当谈到何时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时说:“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错误”。毛泽东赞同他的观点,并补充说:“到底何时开始全线进攻?也许全国胜利后还要15年”[1]。1949年12月,刘少奇再次谈到这一问题时,其提法是我们与民族资产阶级“可搭伙10年至15年”。1951年在政协民主人士座谈会上,他又讲“还要十年、二十年”。1949年9月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期间,有党内人士问什么时候到社会主义,毛泽东回答说,大概二三十年吧![2]从上述这些提法来看,基本构想是“先搞10年、15年或更长一点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然后再向社会主义过渡”[3]。
然而,经过了短暂的经济恢复之后,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构想也随之有所改变,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问题上是想用三年准备十年建设过渡到社会主义去。1951年2月1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正式提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构想。并且在会议决议要点中作为第一条加以强调,指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思想,要使省市级以上干部都明白。准备时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必须从各方面加紧进行工作。”[4]为了引起各级干部的重视,1951年3月,毛泽东在对刘少奇“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稿的批语中批示道:“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思想,请你在会议中讲一下,使他们有所准备。”[5]按照这个建议,刘少奇在1951年曾多次向干部讲述过这个问题。5月7日,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说:在三年准备(还有16个月)之后,我们来一个十年经济计划。到十年以后,新中国的面貌就要改,那时我们将不但有浩大的农业,而且我们有自己强大的工业。7月5日,他又在为马列学院第一班学员作报告中强调说:“三年准备,十年建设,要努力争取”,其他工作要配合经济建设,要“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6]。在中央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全国各个方面都积极行动起来,开始考虑落实的问题。11月13日,华北局召开扩大会议,就有关方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1952年工作纲要,上报中央请求批示。11月16日,毛泽东为此写了批语,要求各中央局及省市区党委要“根据中央的方针和当地的情况仿照华北局那样,都订出一个1952年的简单明了的工作大纲,电告中央及中央局批准施行”[7]。1952年初,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宋劭文等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领导编制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前期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样,一个为社会主义奠定基础的新民主主义建设的战略构想,从目标、计划到组织领导就都以中央初步统一认识的形式开始启动了。不过,在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这时党中央在关于怎样走入社会主义问题上,还是按照“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建设,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样一种想法来设计的。
那么,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的依据是什么呢?对此,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曾讲到:未来的新民主主义,不能建立在分散的、个体农民经济的基础上,“因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将主要依靠工业的发展。工业因此必须是新民主主义的主要经济基础”[8]。并且这种工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9]。这是因为“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新式工业”,所以“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1945年4月,毛泽东又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指出,为了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使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中国人民必须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达到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当然,在中国,“为民主主义奋斗的时间还是长期的”。[10]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不仅担负着“解除外国帝国主义对于中国民族的侵略”,“肃清本国封建主义对中国人民大众的压迫”等革命任务,而且还担负着建立“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任务。所以,如果“没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联合统一的国家,没有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经济的发展,没有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社经济的发展,没有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即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发展,没有几万万人民的个性的解放和个性的发展,一句话,没有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新式的资产阶级性质的彻底的民主革命,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社会来,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1]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再次强调:只有把中国“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国家和社会状况推进到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和社会”,“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才能走入将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从毛泽东的这些论述看,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不但需要有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且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新民主主义工业的大发展,这是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基本条件。
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同年12月的华北财经委员会会议上,刘少奇先后作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建设问题》和《新中国经济的性质与经济建设方针》的报告,在这两份报告中也都讲到了在具备什么条件之后才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他认为,“民主革命胜利后,还不能马上直接采取社会主义的实际步骤”。过早地采取社会主义的政策是要不得的。“过早地消灭资本主义的办法,则要犯‘左’倾错误”。其理由主要有三:第一,条件不成熟。从五种经济成分看,国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是很小的,对于担当发展经济的重任还有困难。第二,革命胜利以后,新民主主义政权还要请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参加。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像俄国那样采取立即推翻资产阶级、取消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做法。第三,客观上我们还要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来发展经济。
1951年,刘少奇就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间和条件问题又进一步具体地讲到:“将来我们是要搞社会主义的,但是现在不搞,而且在最近十多年内是不搞的,因为现在工业只占百分之十,要发展到百分之四十、五十,那怕你跑的怎样快,总还要十年、二十年。”[12]从刘少奇的论述看,他认为,在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上,工业的发展状况是其中重要的基础条件。
从上述中央领导人的思想脉络来看,虽然在时间和条件的阐述上略有差异,但有一点,也就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前,党中央的想法是在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发展阶段,待条件成熟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去。在这里所谓的条件成熟,主要是指社会主义工业化条件的成熟。这正如薄一波在其回忆中所说的:“毛主席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曾主张建国以后继续搞一段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等国家工业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才开始社会主义的全面改造。”[13]这些都是原来的战略构想。这种思想基本上代表了当时党内关于怎样搞新民主主义的思考。
二、实践中的选择:现在就过渡到社会主义去
先搞一段新民主主义,然后再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思想,在中央领导人的头脑中还不是最后的“定见”。1951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战略思想之后不久,毛泽东就改变了原来的构想。1952年9月以后,他就开始谈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据薄一波回忆:“在我的记忆中,第一次听到毛主席谈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是1952年9月24日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那次会议主要是讨论‘一五’计划的方针任务,在听取周总理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后,毛主席讲了一段话。大意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14]对此,连薄一波都有点感到突然,觉得“毛主席的这种构思,显然已不同于刚进城时他本人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的设想了”。但是,对于毛泽东的这一观点,与会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没有提出异议”。10月,刘少奇率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期间,便把这一构想传递给了斯大林。10月20日,刘少奇又受毛泽东委托,给斯大林写了一封长信,解释了中国将怎样和用什么“大体方法”过渡到社会主义去的问题[15],从而取得了斯大林的理解和信任。1953年2月,毛泽东又提出“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还多一些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6]问题。为了更好地理顺公私关系和顺利地实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53年春,中共中央指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组织了有关工作组到上海、武汉、南京等地调查。5月,李维汉向中央提交了《关于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的调查报告》。《报告》提出了“经过国家资本主义,特别是公私合营这一主要环节,实现对资本主义的改造”的观点,为我国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提供了理论依据,得到了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人的充分肯定。认为报告提出的公私合营方案找到了对私营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方针和途径,从而系统地解决了消灭资产阶级和私人资本主义的问题。1953年6月13日至8月13日,全国财经会议召开,起初是按照中央财经委员会的例会进行准备的,后来,实际变成中共中央召集和主持的会议。6月15日,财经会议的第三天,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李维汉所作上述《报告》,毛泽东正式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并在会议的讲话中明确提出,过渡时期的起点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算起。[17]明确改变了过渡时期起点的设想。在这以前,毛泽东提过渡时期的起点是1953年。
1953年8月,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关于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结论时,第一次对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比较完整的文字表述:“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8]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宣传部为了深入宣传和贯彻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了《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提纲》对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作了全面的解释。按照《提纲》的阐释,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就“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在这个总路线当中,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完成是其所要达到的战略目标,一化的过程和三改造则是其战略目标得以实现的途径和方法,而相当长的时期,即“15年左右”,属于战略时段。在这里,一个完整的战略构想已经形成了。按照总路线所指引的这一战略方向,1955年下半年就出现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1956年上半年又出现了三大改造高潮,就这样,我国一举“摧毁了旧的社会经济制度而代之以新的社会经济制度”,我国社会也随之走过了为社会主义奠基的“过渡时期”,而迅速跨入了社会主义社会。
诚然,过渡时期确实是结束了,然而党中央究竟为什么放弃了“三年准备,十年建设”的战略构想,却给后人留下了许多问号。
三、党中央为何放弃“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战略构想
不言自明,促使毛泽东改变原来构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在这多重的因素当中,政界人士和学术界的看法都不尽一致。周恩来当时对这种战略构想的改变所作的解释,是客观形势的改变使然。他说:“为什么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有人说,因为朝鲜停战了。这个说法有一部分道理。如果朝鲜战争还在打,我们的军费开支就不能保证没有变动。现在朝鲜问题虽然还没有彻底解决,但战争已经停下来了。毛主席指导工作有一个原则,当一个任务完成了的时候,就要赶快提出新的任务,以免松懈下来。”我们现在提出新任务,除了朝鲜停战这个原因以外,还有国际国内的各种条件。从国际方面看,整个世界的形势是和平民主阵营更加巩固和扩大,其力量在增长;旧世界内部的矛盾却在加剧,暂时不会有世界大战的危险,整个国际环境有利于我们进行建设工作。从国内方面来看,人民民主专政更加巩固,国防力量愈益增强,各种社会改革也已基本上完成,尤其是财政经济状况已经基本好转,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一天一天增加,国营经济的领导地位一天一天加强,人民的积极性也更加发挥出来了。在这种形势下,“提出过渡时期的问题,也是适时的”。[20]
薄一波也认为,毛泽东之所以改变原来的构想,是客观条件提出的当然要求。他认为当时的客观条件主要有五条:
第一,经过土改、镇反、“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民主改革和社会政治斗争,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奠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基础。
第二,国家已掌握了重要的经济命脉,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并且国营经济占主导地位,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奠定了物质基础。
第三,国家加强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管理与监督,并对部分私营工商业实行了公私合营,使其纳入国家资本主义轨道,并打击了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端正了其发展方向。
第四,农村完成土改以后,发展了各种形式的生产互助合作组织,有的还建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手工业的生产也在向互助合作方向发展。今后怎样对它们加强领导和扶持,已提上日程。
第五,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虽然战争的威胁并未消失,但短期内难以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这需要我们争取有利时机,加快工业化建设,增强经济实力,壮大国防,防患于未然。[21]
从周恩来和薄一波对毛泽东改变过渡时期构想所作的解释看,讲的都是客观形势方面的因素,却没有充分阐明工业化基础方面的变化。而毛泽东等在以前的过渡时期的构想中,谈论的比较多的却是工业化基础方面的因素。比如,1945年前后毛泽东曾多次谈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任务,就是要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22],“建立工业社会”[23],即在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内,必须“蓬蓬勃勃地发展大规模的轻重工业”,“建设真正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工业”,建立“大规模的在全国经济比重上占极大优势的工业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交通、贸易、金融等事业”,形成“强大的民族工业”,并“使农业从旧式的落后的水平进到近代化的水平”,形成“进步的比较现时发达得多的农业”,实现“农业近代化”。[24]尔后又谈到政治、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问题。1951年,刘少奇甚至明确讲要等工业发展到占整个国民经济的40%至50%。然而,从周恩来和薄一波所谈的情况看,虽然当时我国的工业化基础条件较之于以前有所发展,比如,1952年春夏之交的统计数字显示,工农业主要产品产量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工农业总产量比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25]发展变化虽然不小,但是就主要方面而言,则只是其比重等结构形式发生了变化,其发展程度还并不足以促使社会发生转变。显然,当时的客观形势虽说是提出立即过渡的原因,但它并不是全部因素,在这种客观形势之外,仍有其他原因。
学术界则有人士认为,我们向社会主义过渡是学习苏联模式的结果。这种观点有其合理性。
在革命和建设中学习苏联,这的确是我们历史上的习惯性做法。民主革命时期有之,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期内亦有之。1950年,毛泽东访问苏联时,就曾在《在莫斯科车站的临别演说》中宣称:“苏联经济文化及其他各项重要的建设经验,将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榜样。”[26]1952年6月,中共中央为加强中央机构以更有力地领导中国的经济建设,毛泽东还特意给斯大林发了电报,请求斯大林派人与中国驻苏联大使张闻天作一些谈话,使他了解苏共中央的有关情况,以便中共中央“参考联共中央的经验来建立党中央的机构”[27]。1952年8月下旬至9月下旬,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和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带着《五年计划轮廓草案》访问苏联,就我国“一五”计划如何搞的问题征询斯大林的意见。周恩来9月22日回国,毛泽东9月24日提出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同年10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参加苏共十九大期间,还就有关中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向斯大林作了解释,征得斯大林的理解和信任。1953年4月,苏联政府派米高扬将苏联国家计委经过长时间商谈后的对中国“一五”计划的意见向中国政府代表作了通报,并对我国“一五”计划提出了八条建议,我们参考这些意见“对计划草案作了较大的调整”。
在学习苏联问题上,并不仅仅是这些细节,甚至连向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以及过渡时间等都与学习苏联有关。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形式上,斯大林主政后,通过采用“直接和彻底摧毁旧社会经济制度而代之以新社会经济制度”的“革命办法”,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里,解决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任务。在社会改造的过程中,由于利用了政权的力量,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算起,仅仅用了十多年时间就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从而宣布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从我国过渡时期的实践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改造思想两者的基本脉络来看,无论是尽快地改变落后的农业国为工业国,还是尽快地发展社会主义大工业,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本方法,还是那种过快过急的改造步伐,都可寻找到“相似的影子”。比如,1949年7月,刘少奇同苏共领导人谈到1950年中苏谈判问题时,在需向斯大林商谈的问题中,“还包括在工业化道路的选择上,要学习苏联的经验”。
关于学习苏联这一条,薄一波在其回忆中也提到了这个问题。他说:1949年7月4日和6日,中共代表团提出需向斯大林商谈的问题,其中包括:“在莫斯科向苏联学习的内容”[28]。
不仅如此,薄一波在其回忆中还说:我们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上,10年到15年基本上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判断,也是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介绍,经测算而得出的。1925年底苏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从1926年开始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到1936年底取得决定性胜利,共花了8年时间。“按斯大林1936年11月25日所作的关于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所讲的情况,苏联1924年开始社会主义改造,到1936年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所有部门中被完全消灭,时间则为13年。苏联从农业国变成工业国,从社会主义改造开始到完成,用了10年或稍多一些时间。那么,中国构想用10年到15年过渡到社会主义,还算是打了一点机动时间的。”[29]
再从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间看,苏联是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开始的,而我们也是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提出的。
从以上的种种情况看,我们采取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在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方法、时间和步骤,甚至在过渡的提出等方面都与学习苏联有密切关系。
不可否认,客观形势和学习苏联两个方面对于我国何时向社会主义过渡以及怎样向社会主义过渡都具有重要影响,不过,除此之外还有四个更直接的原因,应当提及。第一,苏联援助使我国工业化基础的建立有了保证。从1952年毛泽东改变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思想前后,有两件事在毛泽东的头脑中始终占据着重要位置:一件是如何快而多地获得苏联的援助以加速我国的工业化;另一件则是如何在中国进行计划经济建设。
从前者的情况来看,发展工业,走工业化道路,在毛泽东的头脑当中是一贯的、占有重要位置的主张。在毛泽东看来,中国的工业化,一方面要靠自己的双手来搞,同时也要争得外援。早在1944年8月,毛泽东在与约翰·谢伟思的谈话中就说:“中国必须工业化。”但是,在中国实现工业化,“只有通过自由企业和外资援助才能做到”[30]。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争取外援的想法在毛泽东的头脑当中是由来已久的。新中国成立初期,在我国与苏联的有关商谈当中,争取苏联援助是其中的一项重要内容。1952年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商谈关于中国“一五”计划的有关事项时,其第五条开列的就是请苏联援助的有关事项[31]。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能否争得外援对于我国的工业化建设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当时我国的工业基础较差,连坦克、飞机、汽车、拖拉机等还都不能制造。这种状况决定了只有得到外来的技术援助,才能使我国的工业化基础迅速建立起来。然而争得外资援助对于新中国来说,并不是可以“求取多门”的。在新中国成立前夕,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就开始对我国采取经济封锁政策。这种状况,新中国成立后并未有大的改变。因此,我国争取外援的着眼点也就不得不落到苏联的身上。在技术援助方面,苏联也的确没有辜负我国的期望。1952年,周恩来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商谈有关事宜,很快便得到了斯大林的支持。“他同意帮助我们设计一批企业,并提供设备。”[32]。对此,周恩来回国后愉快地宣称,圆满地完成了毛主席交给的任务。正是由于有了苏联援助这个“底”,所以毛泽东才大胆地宣布“立即”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对于苏联援助在我国工业化中的作用,1954年周恩来作了这样的测算:“我国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新建和改建的重大工业建设项目约有600个,大家知道的苏联协助我国建设的141个项目就是其中的骨干。这些建设项目的完成将使我国的工业生产水平和技术水平大大地提高一步,使我们可以自己生产冶金设备、发电设备、采油设备、锻压设备,自己生产汽车、火车头、拖拉机、飞机”,由于有了这些项目的保证,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关于逐步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规定,关于用经济计划指导国民经济的发展和改造、使生产力不断提高的规定,关于优先发展国营经济、鼓励和指导资本主义经济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的规定,并不是空谈,而是我们正在实现着的活生生的事实”[33]。毛泽东也曾两次提到苏联援助对于我国工业化和向社会主义过渡所起的作用。1953年9月,他说:“中央人民政府一致认为,由于伟大的苏联政府同意在建设和改建的91个新的企业以及正在建设和改建的50个企业中给以系统的经济和技术援助,中国人民将能够在学习苏联的先进经验和最新技术成就的努力之下,逐步地建立起自己的强大的重工业,这对于中国工业化、使中国稳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都具有极其重大的作用。1954年2月21日,他又说:“苏联政府和人民给予中国的真诚无私的援助对加速中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使中国稳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34]从这几条资料来看,苏联援助对于毛泽东下定向社会主义立即过渡的决心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第二,执行计划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从执行计划经济的情况来看,正是由于这一举措才直接引发了中共领导人的立即过渡思想。对此,薄一波曾这样回忆道:“当中央决定从1953年起执行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毛主席已在开始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问题了。”[35]对此,周恩来在谈关于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时也曾这样解释说:“现在进入计划建设时期,应该将这个方针和办法进一步明确化并具体化。”[36]这就表明,立即过渡是计划经济建设之方针和方法进一步明确和具体化的直接结果。那么,为什么开始搞计划经济就要作出这样的选择呢?其中原因有二:其一,苏联就是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结束,开始执行计划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建设的过程中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的[37]。当时我们党的领导人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所以也应该在执行计划经济建设的同时向社会主义过渡。其二,向社会主义过渡本身也是计划经济的一种客观要求。
计划经济是一种以通过行政指令强制性配置资源为手段,以完成计划目标为宗旨的一种经济形式。它客观上要求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中有一种稳定的制度安排,以确保供需之间成为一种持续的常态现象。这种经济形式的突出特性就是以计划来代替市场的作用,并通过计划使资金和资源能够按照政府的发展指向得到合乎要求的配置。如果不是这样,而是由市场来引导资源与资金的使用方向,那么计划配置目标就不能维持,同时,也不能保证有限的资金和资源流入到优先发展的战略部门中去。因此,为了保证有限的资金与资源的使用符合国家计划指导下的优先发展之目标,就需要用计划配置的办法来代替市场配置的办法。有计划地配置资源这种经济形式,客观上要求必须有相应的政府部门与之相配套。也就是说,这种经济形式对于上层建筑有一种客观要求,这种客观要求就是要建立一套与这种政策环境相适应的资源计划配置制度,并且要求这种制度越是在资金和资源短缺的情况下,越要具有高度集中性,否则若只靠运用价值规律,通过等价交换来集聚资金那就必然延缓配置的进程。而分散建设短期内又难以做到奠定社会主义工业化基础的任务。这样,计划就难以贯彻落实,计划目标也就难以实现。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在资金和资源都非常短缺的情况下来搞计划经济,并且还要优先发展重工业这种对资金和资源的需求量都相对较大的产业,因此,就不能不迅速建立有利于其发展的社会制度———(主要是采取计划手段的)社会主义制度。这是当时我国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最直接的原因。这是较之于前二者更深层次的、更直接的原因。对于这一点,当年曾作为主要决策实践人的薄一波是这样认识的,他说:“这个时候,如果我们不适时地把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盲目生产和盲目经营,就会妨碍我国经济建设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因此,在编制‘一五’计划过程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种顺理成章的事情。”[38]
第三,对民族资产阶级认识和对国内主要社会矛盾判断的改变。在决定提前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诸多历史因素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三反”、“五反”运动,使毛泽东和党内许多人对民族资产阶级的认识发生改变,重新确认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已经成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在国民经济恢复过程中,党和政府按照《共同纲领》保护私营工商业的合法经营和适当发展。但是,资本家中的不法分子不满足于用正常方式获得一般利润,力图用向国家干部行贿和偷税漏税、偷工减料、盗骗国家财产、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等非法手段(当时简称为“五毒”)获取高额利润。这种情况的严重发展,使党中央不能不决定在党政机关开展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偷工减料、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
声势浩大的“五反”运动,在给不法资本家以有力打击的同时,也在干部和群众中引起强烈思想震动。在“三反”、“五反”运动中,不断被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和“五毒”行为,与共产党人的价值观念发生冲突;资本主义经济的无政府状态,与国家工业化需要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之间发生尖锐矛盾。随着运动的发展,暴露出的问题越多,在“三反”、“五反”运动即将结束时,毛泽东也改变了对资产阶级的认识。1952年6月6日,他在中共中央《关于民主党派工作的决定(草稿)》中批示:“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39]随着这一认识的改变,毛泽东即改变了原来“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再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战略构想。
第四,社会主义因素的日益增长和生产关系变革的实践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特点就是一种过渡性社会。经过三年新民主主义建设,中国社会的经济形态发生了重要变化:一是私营经济的比重下降,国营经济的比重增长并超过私营经济。1952年的统计表明:私营、个体经济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71.7%下降为1952年的51.2%[40];加工订货、统购包销在私营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则在逐步上升。这时,在国营经济之外虽然还存在其他经济成分,市场因素还在发挥作用,但是,国营经济已成为经济生活中相对强大的因素。二是经过“五反”运动,私营工商业已纳入接受国营经济领导的轨道。在同私人资本主义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中,党和政府通过合理调整工商业,创造了加工订货、经销代销、统购包销、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形式,加强了资本主义工商业同社会主义国营经济的联系,并引起生产关系程度不同的变化,深刻的社会变革实际上已经开始。三是在1951年9月中央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后,农村中的互助组和合作社已普遍组织起来,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正在兴起。党和政府在农业方面积累的互助合作经验,成为对个体农业和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最初步骤。上述三个方面的情况,使党强化了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同时是向社会主义转变的认识。在社会主义因素日益增长的情况下,党中央认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具备条件。
总起来说,放弃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战略构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正是在多种历史因素交相作用下,中国共产党才在20世纪50年代前期改变了原来的战略构想,明确提出立即向社会主义过渡。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三研究部研究员 北京 100080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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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12页。
[37]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154页。
[38]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第1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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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处:中共党史研究 出版日期:2010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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