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前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的历史回眸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即开始起步。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开启探索建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背景下，高等学校从大量引进苏联教材转向重点开展自编教材建设。但是，反右派斗争使原定自编教材计划受阻，随后的“大跃进”运动又把教材建设推向了另一个极端。1960年底，中共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在中央书记处、中央文教小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包括文科教材在内的高等学校教材编选工作，成为调整时期教育战线的亮点。由此，我国进入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自力更生建设文科教材的新阶段，我国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初步建立起来。

    高等学校教材建设的起步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1952年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后，以学习苏联高等教育先进经验为主要内容的教学改革势不可当。各高等学校根据国家建设需要设置专业，实行苏联的教学计划，大量引进(影印和翻译)苏联的教学大纲和教材。1952年底，教育部明确指示全国高校制订苏联教材编译计划，要求“首先翻译一、二年级的基础课程教材，以及某些必要而有条件解决的专业课教材，而后再翻译其它教材。”[1]1953年3月，高等教育部部长马叙伦在政务院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目前高等学校教学改革的情况与问题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反映出当年我国高校向苏联学习的热忱和力度。《报告》提出：“必须大力编译与修订苏联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高教部已“初步拟定了所需苏联教学大纲、教材的大致计划，通过外交手续，与苏联高等教育部商洽购置”。据《报告》统计，1952年教育部共翻译苏联教学计划194种及教学大纲650种，1953年高教部计划修订一年级普通课程教学大纲7种，二年级重点修订理、工科的普通科学课程及普通技术课程等教学大纲10种，组织各校教师通力合作正在翻译的教材190种。[2]这样，自1952年底起，大批苏联教材陆续进入我国高等学校的课堂。到1954年底，理、工、农、医各科翻译出版了苏联教材736种；文科教材以政治理论课、财经、政法、俄语等类教材居多，仅中国人民大学政治理论课、财政信贷系、贸易系、合作社系、经济计划系、工厂管理系、法律、外交、俄文等系，共翻译苏联教材100多种。[3]到1956年，我国先后翻译和出版的苏联教材达1393种。

　　高等学校在引进苏联教材、修订教学大纲的同时，部分自编通用教材和讲义的工作也开始起步，特别是中国文学、历史、教育史等文科专业教材，更需要靠自己编写。而有领导有计划地全面开展自编教材工作，要从1956年算起。这年1月，高教部发出《高等学校教材编写暂行办法》要求组织高校教师，在学习苏联教材的基础上，“密切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编写适合中国高等学校的教科书、教学参考书”；并规定一般高等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的教材分别由高教部、教育部负责组织编写，高等医药学校和高等艺术学校的教材，分别由卫生部、文化部负责组织编写。3月，高教部又规定，高等工业学校绝大多数的工科基础课、基础技术课和部分专业有需要和有条件的专业课，要编写出我国适用的教材。[4]

　　正当高等学校自编教材有步骤、有计划展开之时，毛泽东在1956年4月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高等教育随即面临如何贯彻十大关系思想，以苏为鉴的问题。在五六月间中央宣传部召开的部分省、市委宣传(文教)部长座谈会上，宣传部部长陆定一强调：宣传文教工作应该根据《论砒十大关系》的精神来考虑，避免生搬硬套苏联经验。“学习苏联是很重要的，但是决不能一概照搬过来。”[5]据此，各高等学校开始检查教学计划分量重，课程和教学大纲内容多，没有切实注意结合中国实际创造性地学习和运用苏联经验等问题。8月，高教部召开高等学校部分校长、院长和教务长座谈会，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明确要求加强教师自己编写教材的工作。此后，高等学校的教材建设除继续组织翻译苏联教材及其他国家有参考价值的教材外，重点转向自编教材。高教部、教育部和有关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推动这项工作的展开。如按专业对口的原则，确定由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等43家出版社分工承担高校自编教材的出版任务；制定12年内编审出版文、理、工各科教材3000种的初步规划；在校际间开展讲义交流工作[6]，对优秀的高校教材实行奖励[7]。据1957年初的初步统计，高等学校自编教科书虽然数量不多，但讲义已有3400多种，社会科学方面占1200多种，其中，马列主义理论类61种，语言类323种，文学类170种，历史类246种，财经、政法类208种，文化教育类73种，艺术类104种。

　　新中国成立之初，高等教育在基础非常薄弱的情况下，学习苏联高校经验，大规模引进苏联教材，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填补某些重要学科起到了重要作用，为以后的教材建设打下了较好的基础。在此过程中，高教领域又根据中国实际，逐渐提高、发展自己的教材体系，培养学术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并努力走出自己特色的新路子。按照这个思路，循序渐进地开展教材建设，无疑会取得很大的进展。但是，受反右派斗争的影响，原定的自编教材计划受阻。

    “大跃进”引发的文科教材危机

　　“大跃进”的重要特征是政治挂帅和群众运动，它所蕴涵的盲目性把教材建设推向了另一个极端。主要表现为：

　　以学术批判开路来开展教学改革，打乱了原有的教材体系。1958年3月后，高等学校根据中央指示相继开展“双反”(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在运动中，又普遍开展自觉革命，向党交心，拔白旗、插红旗，红专辩论，教育方针火辩论和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学术思想等一系列“兴无灭资”的思想斗争。在这种背景下开展的高等学校的教学改革，或是对课程大砍大杀，大破学科体系；或是在教学中推崇“以论代史”、“厚今薄古”，轻视对古代遗产的研究；或是片面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否定课堂、教师、教科书的作用，有的学校长期停课，在农村、工厂进行劳动锻炼并就地取材编写讲义，有的学校甚至废除了教科书。一哄而起、轻率从事的教学改革，使原有的文科教材体系遭到重创。

　　以“大兵团”的方式开展自编教材讲义。在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号召下，许多高校不遵循教育规律，在对原有教材进行简单粗暴的批判后，以突击的方式编写出新的教学大纲和讲义。参与者往往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并以跃进的速度出书。如某财经学院提出“苦战四十天，编写新讲义，迎接新学年，向国庆节献礼”的口号，在40天内，400多名师生共编写出44种新大纲和38种新讲义，并以这些讲义进行教学。[8]

　　“大跃进”期间的教材编写主要依靠青年教师和学生，排斥和否定老专家、老教师的作用。在一系列政治斗争中，一大批在学术上有造诣的专家教授或对“大跃进”持怀疑态度的教师受到批判，他们曾执笔编写的具有思想性、科学性和系统性的教材也遭受灭顶之灾。据17所院校统计，1958年高等学校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理论、教育学6个专业的文科学生共编写出版了88门课程的154种教材。[9]由于青年师生知识准备很不足，水平参差不齐，加上对传统文化遗产否定过多和浮夸风的影响，这批教材水平很低，大多不能采用。

　　在本身经验积累有限的情况下，我国高等学校的教材建设完全抛弃了以往的体系和基础，试图以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和高速度闯出一条新路子。这种忽视教育客观规律、一味蛮干的做法，很快在现实面前碰了壁。

　　为解决教材建设存在的严重问题，教育部曾于1959年5月提出三条意见：学生的主要任务和时间精力要用在学习功课上，学习成绩较好的高年级学生可参加部分编写讲义或资料的编纂的工作，一年级、二年级学生不应发动他们参加编写的工作；编写讲义主要是教师的责任，不应把编写讲义的担子放在学生身上，不要为编讲义而编讲义，不要明知力量不够也要勉强去编写，更不要为了赶国庆献“礼”而匆促编写，粗制滥造；各科有现成讲义可用的，应一面讲授一面修订，不一定都要用自编的讲义。[10]但这些措施并没有能够付诸实施。

　　随着庐山会议后的“反右倾”斗争和持续“跃进”，高等学校教材建设中的问题已是积重难返；加上国民经济困难而导致的纸张严重紧缺，教材出版受到很大影响。到1961年前后，许多高等学校上课没有教材，能发到学生手中的讲义又多为灰黑纸印制，质量低劣。据教育部对北京10所高校文科教材情况进行调研发现，85％的课程有教材，但只有48％能发到学生手中。已有的教材很多质量不高，主要问题是：学校教学计划没有统一的标准；课程设置、课程内容经常自行变动；教材修改频繁；基本理论知识课有所削弱。[11]教材状况已经严重影响到高等学校的教学质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雄心勃勃的文科教材编选计划

　　从1960年冬起，中共中央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全面调整。在贯彻执行“八字”调整方针的过程中，缩短教育战线，制订和试行“高教六十条”，重新编选文理工农医各科教材，构成了高等教育调整的“三部曲”。其中，在中央书记处、中央文教小组[12]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包括文科教材在内的高等学校教材编选工作，成为调整时期教育战线的亮点。

　　1961年2月10日，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解决高等学校教材问题，会议由邓小平主持，彭真、李富春、陆定一、王稼祥等参加。21日，林枫代表中央文教小组，向中央有关部委和北京市部分高等院校负责人传达了中央书记处会议关于高等学校教材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高等学校和中、小学，包括中等专业学校，下学期都要有教科书或讲义，而且要在上课前发给学生。教科书和讲义要用好纸铅印。学校可以自己印发，能做到全国统一印发更好。少数新专业和少数课程确有困难，暂时办不到的，要开出单子，报告中央书记处。除教科书外，要多印一些参考书。要改进图书管理制度，不能把书藏起来不借。决定指出：解决教材问题的办法，一是“选”，即集中几个人，从现有教材中选出一本来，可能还要做点小的修改；一是“编”；一是“借”，选也来不及，编也来不及，就借用外国教材。决定还指出：今后编书，应以教师为主，要有领导地编。别处已有可用的书，还非自编不可的风气，一定要改。彭真特别指出，今后要“未立不破”。在新的教科书未编出来以前，特别是关于体系的改变，不能随便来。重大的改变，旧的不能废，特别是破体系，要经过教育部批准，甚至要经过中央。中央决定：编选教科书和讲义，要作为教育部门的重要工作。理、工、农、医和师范理科的教材，由教育部党组负责抓；文科教材由周扬负责抓。教材的审查工作，找少数政治业务都好的人集体进行。总之，要在党的领导下，组织力量，分工合作。[13]

　　时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央文教小组成员的周扬，在接受中央书记处的任务后，很快到上海展开调研。1961年2月19日至24日，周扬主持召开7次座谈会，听取各大学党委书记和教学一线教师、专家的意见，共同探讨文科教材问题。周扬提出了不少建设性的主张，如要把教材编选工作作为文科建设的长远考虑来打算，要树立新学风，创造新的传统，培养出新的人物；要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制订出一套相对稳定的全面的文科教材选编方案等。周扬认为：“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是我们的战略目标，但是不要把体系问题看得太轻易了。这不是几昼夜可以搞出来的事。马克思主义的体系是一百年来建立起来的。”“我们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去整理人类文化遗产，总结封建时代、资本主义时代的经验，并在教科书里得到反映……把几千年来人类文化知识的主要的基本的东西，把人类历史的精华告诉学生。”[14]这些具有勇气的真知灼见，在以后的工作中得到了实施。

　　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1961年4月11日至25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共同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和艺术院校教材[15]编选计划会议(以下简称文科教材会议)。与会者有老教师、老专家和青年教师，各校、院长和系总支书记，中央、省、市宣传及文教部门负责人，共298人，其中党外人士约占1／3。

　　会议召开之时，全国文科状况大致如下：文科学生约15万人，占全国大学生总数的15％，其中，综合大学文科学生约35万人，艺术院校学生约1万人，其余均为师范院校文科学生。全国文科和艺术专业共105种，各院校共设置专业756个，其中，文科6个方面(语文、历史、哲学、经济、政法、教育)专业67种，以语文专业(包括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历史专业最多；艺术院校6个方面(美术、工艺美术、电影、戏剧、音乐、戏曲)专业38种。

　　文科教材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制定文科和艺术主要专业的教学方案，然后根据这些专业所定的课程，订出切实可行的教材编选计划。会议主要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为务虚，主要总结几年来文科教学的经验教训，对文科教学中若干带根本性的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这些问题包括：

　　一是关于培养目标问题。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教育总目标，大家的共识是：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指要教育学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劳动人民，和劳动人民打成一片，并不是说要忽视知识、在专业知识上等同于普通劳动者。会议进一步研究了“白专道路”问题，明确提出：红和白都是政治概念，只有在政治上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人才能算“白”，建议今后不要再用“白专道路”这个名词来批评学生。

　　二是关于贯彻执行教学、劳动、科学研究三结合而以教学为主的方针问题。针对“大跃进”期间过分强调劳动、政治运动和集体编书而使正常的教学活动受到冲击的状况，会议认为：必须坚决执行中央早已提出的以教学为主的方针，并对各项时间的分配作了规定：在全部时间中，除寒暑假外，教学时间应不少于70%，科学研究时间占10%，劳动时间占20％。

　　三是关于文科各类课程的比重和相互关系问题。针对过去政治理论课在文科教学中分量过重的问题，会议规定，政治理论课程的学时占总学时的20%，艺术院校占10％。文科一般开设4门政治课：哲学、政治经济学、政治学、中共党史。会议还讨论了文科教学如何正确处理论和史、古和今、中和外等关系问题。

　　四是关于“双百”方针问题。会议明确提出，学术领域要坚持党的领导，而不是某一个学派来领导，各个学派要在党的领导下，互相合作、尊重、探讨、学习；集体备课，主要是集思广益，而不能作为集体通过、少数服从多数的手段；教材要适当统一，但不绝对地统一，一门课可以有几种教材，可以由教师挑选，允许教师按照自己的学术主张和见解讲课；既要发挥老专家学术带头人的作用，也要发挥青年人的积极性，强调青年和老专家、老教师的团结协作。

　　会议第一阶段进行大规模的务虚，实际上是对过去“左”的做法的纠正。会议第二阶段比较系统地规定了文科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方针和教学计划；修订了文科7个方面(中文、历史、哲学、政治、政治经济学、教育、外语)和艺术院校7个方面(戏剧、音乐、戏曲、电影、美术、工艺美术、舞蹈)的教学方案，相应定出224门课迫切需要的297种教材的编选计划，其中文科126种(属于论的35种，属于史的34种，重要资料选本57种)，艺术171种。

　　会议明确提出：“建设文科教材是一个长期的任务，而目前又迫切需要在尽可能快的时间内解决主要的教材，因此对教材质量的要求不能太高。只要材料比较充实，观点火体妥当，尽可能做到观点和材料统一；叙述简明、扼要，比较适合学生的程度和教学的要求；就可以了。尽量反映对于现状和历史比较成熟、比较肯定的经验总结和研究成果，不成熟、不肯定的东西不写进教材，以保持教材的相对稳定性和科学性。”[16]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文科教材会议确定的教材编选计划以后经过多次修订、增删，于1962年5月形成调整方案。除共同政治理论课教科书的编写另有安排外，调整方案确定编选的教材为273种，分属文科和艺术14个专业的101门课程。其中，文科专业：中文34种，历史34种，哲学35种，经济25种，教育29种，外语100种。这些教材分为两类，第一类为教科书130种，自己编选的58种，译自外国的教科书和学术著作85种(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17种，资本主义国家的68种)；第二类为参考教材143种，其中包括当时称为“现代资产阶级反动学者和修正主义”的“反面”资料。在编选计划之外，还选了34种已出版的著作，作为有关专业用的教科书和参考教材。该调整方案在教材编选数量上比原定方案增加了一倍以上。[17]

    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的全面展开

　　文科教材会议之后，在周扬领导下，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

    (一)设立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办公室，总揽工作全局

　　1961年5月，为适应编选工作的紧急需要，临时从中宣部、教育部抽调了七八名干部，组成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办公室[18]。在周扬领导下进行工作。办公室在短时间内按文科专业成立7个教材编选工作组(即专业组)，通过对专业组的领导，抓教材质量，并落实教材编选长期规划和阶段性工作计划的实施，协调各方面关系。如在编选过程中，办公室对教材质量反复提出三点要求：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努力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占有资料、分析问题、研究问题；注意中外古今不可偏废；教科书的叙述方法要力求简明生动，要有科学的论证，要有分析和比较，既能使学生发生兴趣，又让教师有补充发挥的余地。办公室还编发《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简报》和〈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既反映各专业组的工作进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编选人员的心得体会，又积极倡导“双百”方针，鼓励思想解放和学术争论的自由。周扬很重视这些简报和通讯，中央关于教材工作的指示，他本人对教材工作的意见和讲话，大都通过刊物传达到各专业组。他还积极推荐一些具有思想性、指导性的稿件。历史学家翦伯赞为历史专业组撰写的《关于处理中国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很受周扬的赞赏，分别刊发于《简报》和《通讯》。

    (二)组织精兵强将，网罗各方人才

　　雄心勃勃的编选计划确定后，国内一流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专家学者几乎都被网罗到教材编选这项庞大的工程中来。他们大多来自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部分来自中国科学院等学术研究机关。由于教材数量大,门类多，为了便于贯彻学术政策，进行学术领导，专门成立中文、历史、哲学、经济、教育、政治、外语7个专业组。专业组的主要任务是：拟定本专业的教材编选计划；对本专业的教材编选工作进行学术指导，解决编选工作中的重要问题；组织书稿的讨论、审查；搜集教材使用中的意见，组织进一步修订的工作。专业组由十几位党内外专家和部分优秀青年学者组成，并设组长一人，副组长若干人，负责具体领导工作。7个专业组组长分别为：冯至、翦伯赞、艾思奇、于光远、董纯才(后为陈元晖)、许立群、李棣华。

　　随着教材编选工作规模的不断扩大，外语扩展为西语组(组长李棣华)、东语组(组长季羡林)。各专业组相继充实了不少本学科带头人，如中文专业组在丁声树、王力、马汉麟、严文井、李文保、冯至、季镇淮、袁水拍、蔡仪、程贤笑、李修生、郭锡良等人外，增加吕叔湘、余冠英、游国恩；哲学专业组在王庆淑、齐一、艾思奇、江奠基、洪禹、冯定、冯友兰、郑昕、汤一介、吴传启等人外，增加朱光潜、任继愈、金岳霖、王子野、王朝闻、张腾霄、贺麟等；外语组增加许国璋等人。各专业组在考虑人选时，注意新老合作，吸收和培养中青年人才，形成学术梯次。许多中青年学者得到老专家的言传身教，在工作中得到磨砺和锻炼，以后大多成长为各学科新一代的领军人物。

    (三)小集体编书，大主编负责

　　文科教材的编选，采取分题包干的办法。一种教材委托一个地区或单位负责，必要时吸收少数外边的人参加，多数教材由新老专家几人(最多8人至10人)协作编选。小集体编书，有别于“大跃进”期间的“大兵团作战”、短期突击，强调的是主持者和学术骨干的作用，提倡在个人独立研究和个人写作基础上的自愿结合。大主编负责，是指主编对全书的编选和争论的问题有最后决定权。

　　如文科教材会议确定的中文专业教科书《古代汉语》，由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王力担任主编，编写组成员9人，来自不同的高校。这本教材是针对培养学生读古书能力的目的来选注古典作品、撰写古汉语通论、安排常用词的。由于平时学习环境和师承不同，观点方法的分歧不可避免。编选人员经常为了一个字的注释而争论一两个小时，意见相持不下时，采取的办法是：先经充分讨论，然后决定。“其结果有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说服了执笔人及原小组，把初稿改了；第二种情况是说服不了执笔人及原小组，把问题保留下来，不加注释，而这种情况往往是可注可不注的；第三种情况是虽然说服不了执笔人，但是感觉到这个地方非注不可，就由主编人作出最后决定，让执笔人保留自己的意见。”[19]正因为充分发扬民主和主编的学术权威，《古代汉语》具备了较高的学术水准。很多高校反映，《古代汉语》体现了几年来古代汉语教学和科学研究的成果。在众多的古代汉语教材中，以这本教材的水平为最高。

　　据1962年5月文科教材编选计划调整方案，在计划编选的188种教材中，有145种确定由136位主编负责。在136位主编中，论政治面貌，中共党员48人，占35％，党外人士88人，占65％；论年龄，50岁以上的87人，占64％，50岁以下的49人，占36%；论资历，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的111人，占72％，讲师、助教25人，占18％。可以看出，担任主编的人选以老专家为主，以学术带头人为主，以党外专家为主。这其中，有不少是在“大跃进”期间遭到批判的专家学者，随着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他们被委以重任，得以施展才华。党内外老中青专家的组合和主编责任制的确立，极大提升了广大知识分子的责任感，激发了他们的工作热情，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和发展。

    (四)南北编书，鼓励争鸣

　　“文科教学计划和书目在北京、上海各搞一个，来个互相竞赛。”这是周扬在上海调研期间提出的设想。17岁那年(1925年)，周扬从湖南到上海求学，就读于南方大学、大夏大学，30年代初任“左联”党组书记，在上海开始他的革命文学生涯。对这座沐浴欧风美雨的城市，周扬怀有特殊的情感。在他看来，上海是海派，外文人才多，文科力量比较强，可以多研究一些世界问题，进一步发挥其优势。南北两地编书的建议经文科教材会议确定后，近300名来自高等学校和学术机关的专家、学者，集中于北京、上海，开始了浩大的编选工程。上海方面的教材编选工作由华东局宣传部、上海市委和上海市高教局领导。[20]南北双方经常互通往来，开展学术交流，共商文科建设发展大计。这里仅以《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简报》第26期为例说明。

　　1962年6月21日，周扬召集各专业组组长开会，听取华东局宣传部俞铭璜汇报华东地区教材工作情况，就工作中的若干问题交换了意见。1962年暑假前后，上海方面有9本教科书定稿付印，但编选工作存在两个主要问题。一是教材质量问题。已编出的教材仍有放空论和贴标签的现象。有的选本过分强调作品的思想性，忽视艺术性；只敢选正面的作品，不敢选反面的作品；介绍作家作品，总要加以批评。如介绍《文心雕龙》，硬要分析刘勰的世界观。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整个隋代只选了一首薛道衡的诗，不敢选隋炀帝的作品。影响教材质量的主要问题，还是编写人员的思想不够解放。这个问题不解决，教材质量很难提高。根据上海方面的经验，需要多开展一些学术讨论。二是建立专业队伍的问题。由于教材分散在各校编写，编选人员都没有脱离教学工作，迫切需要建立一支专业队伍，集中力量编选教材。上海方面提出的问题和建议，引起北京方面的共鸣。与会者反映：“一年来上海、北京两地的工作情况可以看到，凡是过去没有基础的教材，编选起来就比较困难；凡是过去有基础的教材，编选起来就比较容易。这也说明，学问不是一时能够突击出来的，需要日积月累。就是基础比较好的教材，编出后也需要不断修改，不断提高。因此，教材编选工作是个比较长期的工作。专业组的工作也需要有长期的打算。文科教材建设工作不仅仅是为了编出几本教材，如果做得好，可以推动保护研究工作，越出编选教材的范围，促进学术的发展。我们应该利用编选教材的这一组织形式，推动学术工作，培养学术力量，扩大学术队伍。”

　　南北编书，是鼓励学术争论的重要举措。在坚持百家争鸣、不要定于一尊的方针下，鼓励一家之言，反对宗派、门户之见。只要质量好，经审定后都可以选为通用教材。1962年暑假，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上册)出版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望道表示要另编一本；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简史》和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后，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刘大杰也表示要另编一本。他们的目的在于“争鸣”。许多编选人员表示，不同版本的教科书，可以出版，可以讨论，但不要定于一尊。“如果说定于一尊，那就是人家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方向。至于这个方向在教材中体现得如何，可以各显神通。”[21]

    (五)各方的大力支持与援助

　　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全面上马时，出版界正面临收缩的困境。1961年至1962年，我国图书出版用纸倒退到1951年水平，图书发行量倒退到1955年水平。[22]在纸张生产严重紧缺的情况下，各有关部门大力协作，采取压缩发行份数、减少版面、延长刊期、停刊和合并等办法，压缩报刊杂志的用纸量，为大、中、小学教材的印刷、出版开路。1961年，全国图书报刊用纸供应量为15万吨，是1960年25万吨的60％。各地根据中央指示，两次整顿报刊书籍，完成了秋季课本的出版任务。为确保1962年教材的用纸量，文化部、经委物资总局、轻工业部、化工部和教育部又决定，按照1961年核定的用纸数量，将《红旗》杂志压缩50％，《中国青年》杂志压缩30％，其他杂志发行量在10万份以上的压缩10％至30％；《人民日报》压缩50%，《中国青年报》、《中国少年报》压缩40%，《工人日报》、《大公报》、《参考消息》压缩30％，其他中央各报一律压缩10%。[23]

　　与此同时，各出版社根据分工，派出作风严谨、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骨干，积极做好教材的编辑和出版工作。如中华书局负责历史、中文古籍类教材的编辑、出版；商务印书馆负责组织85种外国教科书和学术著作的翻译工作。1961年暑假前第一批文科教材编出后，中华书局为了保证《古代汉语》(上册)能够在秋季开学前赶印出来，专门召开会议，研究解决比较复杂的排印技术问题。人民出版社则保证在两个星期内赶排出40多万字的《世界通史》(近代部分上册)。[24]在排字、制版和装订大部分是手工操作、印刷设备普遍陈旧的20世纪60年代，大规模的教材印刷、出版，时间紧，要求高，并非易事。广大出版工作者为文化积累和传承所作的贡献，应该记上一笔。

    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的初创

　　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相对宽松的环境里，文科教材编选工作进展是比较顺利的。从文科教材会议到1962年3月底，即有15种教科书全书或分册出版、付印[25]。到1962年10月底，有33种93本教材出版或付印[26]。在不到5年的时间内，集中编选的教材共出版70多种140多本，另有已完稿和已付印的24种33本[27]。

　　以历史专业组为例。在翦伯赞为组长，尹达、周一良、郑天挺为副组长的历史专业组，集中了一批卓有成就的史学家：白寿彝、邓广铭、齐思和、杨向奎、杨生茂、戴逸、黎澍，以后又增加中青年学者田余庆、吴宗国等。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四川大学、厦门大学众多史学工作者的通力合作下，共编写出近40本大学通用历史教材，夯实了历史专业的学科基础。值得一提的是由翦伯赞主编、凝聚北京大学几代史学家心血的《中国史纲要》。翦伯赞精心指导这本通史教材的编写，明确提出：“一定要坚持从历史出发，用历史事实说明问题，把论述建立在坚实的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在多位学者的打磨下，《中国史纲要》成为文科教材的经典，至今长盛不衰。

　　回顾这段历史，应该说，60年代初期是我国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地自力更生建设文科教材的新阶段，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初步建立起来。它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探索出一条教材建设和学术建设的有效途径。50年代初期自编教材起步阶段，各高校间缺乏协作，独立作战，没有吸收研究机构的力量，往往花费力量很大，没有达到最佳的效果；到“大跃进”期间，又走入极端，陷于无政府状态。进入60年代，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采取了在当时情况下最为有效的协调、组织、管理形式：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文教小组直接领导，动用国家的行政力量，制订教材建设的长期规划，设立固定机构，专人负责，实现科学院、高等学校、地方学术机构的分工协作、互相配合、共同攻关。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扶持和推动下，产生了一批高水平、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教材建设和学术建设取得了有目共睹的进步。

　　第二，出版了一大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具有中国特色的多学科的基本著作。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体系深受苏联影响。就高等学校而言，在专业设置、教学计划、教学大纲、教材建设等方面都以苏联为榜样，尽管曾进行过结合中国实际的尝试、探索，开始自编教材，但远不及60年代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的规模和成果。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过去一些没有教材的学科编出了教材，如《中国历代文论选》(郭绍虞主编)、《西方文论选》(伍蠡甫、蒋孔阳主编)、《西方美学史》(朱光潜主编)等；过去用的是外国的、苏联的教材，现在有了自编教材，如《文学基本原理》(叶以群主编)，〈文学概论》(蔡仪主编)，《世界通史》(周一良主编)，《英语》(许国璋等主编)，《政治经济学》(于光远、苏星主编)等；过去已有的教材，经过编选、修订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如《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王起、萧涤非、季镇淮、费振刚主编)、《古代汉语》(王力主编)等。这批教材反映了我国学术界的整体水平，标志着我国在学术独立自主方面迈出了一大步。它们被全国高校广泛选用，对文科教学质量的提高、对后来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建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三，整合、培养了一支人文社会科学理论队伍。文科教材编选工作云集了一批来自科学院、高等学校、地方学术机构的学术人才，他们代表着不同的学派和师承。学术见解相同或相近的人可以合作编书，不同学派可以就同一门课程组织编写不同见解的教材，个人编选教材也予以鼓励。在学术交流和教材编选过程中，实现了老中青结合，整合了一支社科理论队伍，并培养、锻炼了一批后起之秀。当年不少编选人员深有感触：“一家之言总有局限，几个专家的意见集中起来，有利于提高教材质量。同时各行各业专家集聚一堂，互相请教，收益不浅。”“科学院研究人员和高等学校教师一起编书有好处，前者对某些问题钻得较深，注意发挥创见；后者了解教学的实际需要，二者结合起来，可以取长补短。”[28]尽管这支队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很大冲击，但仍有不少人在困境中坚持学术研究，以后重整旗鼓，推动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复苏和发展。

　　当然，也要看到，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于党的指导方针存在着“左”的偏差，加上当时反修正主义的影响，文科教材建设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不少教材思想不够解放，存在公式化、简单化的毛病；在传统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吸收、改造、评价方面，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等方面都还有待提高。此外，50年代院系调整时，文科专业取消了社会学、政治学，财经、政法等专业又因布点不足受到严重削弱。这些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计划没有列入文科教材会议规划范畴，致使这方面的教材和研究长期成为薄弱环节。但无论如何，60年代出版的大批教材，还是给莘莘学子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据文科教材编审工作办公室到北京、上海等地的调查，“学生很久以来就希望有比较稳定、质量较好的教材，现在拿到的不再是油印的讲义，而是铅印的统一编选的教材，都很高兴。”[29]对许多知识分子来说，这几年也是他们心情舒畅搞科研、出成果的难得时光。

　　回眸“大跃进”前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建设的历史，它所折射的实际上是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曲折发展的蹒跚脚步。1978年至1982年，在中央指示下，教育部启动了新一轮的文科教材编选规划。规划中多数是重印、修订、续编60年代教材编选计划中的项目，少数为新增。1987年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高等学校优秀教材评奖条例》，组织了第一次全国优秀教材评奖活动。活动评出优秀教材261种，其中特等奖22种，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朱光潜的《西方美学史》、王力主编的《古代汉语》，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等7种文科教材获特等奖。这反映了在困境中曲折发展的人文社会科学在新时期文化建设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经典教材的生命力，也昭示了文化建设不容忽视的历史传承。

　　(本文作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副研究员　北京　100080)

　　(责任编辑

　　刘学礼)

　　注：

　　[1]教育部：《关于翻泽苏联高等学校教材的暂行规定》(19524年11月27日)。

　　[2]该报告于1953年3月13日经政务院第107次会议批准。《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中国大白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第780页。1958午2月11日，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高等教育部和教育部合并为教育部。

　　[3]《当代中国教肓》(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6年，第425页。

　　[4]高教部：《关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底组织编写高等学校教材的通知》(1956年3月13日)。

　　[5]《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事记(1949-1982)》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167页。

　　[6]1956年10月18日，高教部作出《关于组织交流高等学校教师编写的讲义的几项规定》。1957年3月至年底，高等学校讲义流动展览在北京、武汉、重庆、成都、西安、上海等地展出。各地普遍反映，展览对贯彻“双百”方针有积极作用，对教学和科研帮助很大。

　　[7]1957年初，高教部拟定《高等学校教材奖励实行办法(草稿)》，对个人或集体编写的质量特别优良的教材授予高等学校教材奖金。一、二、三等奖奖金分别为6000元、3000元、1000元。得奖教材再版时，一律于著者页上注明得奖字样。

　　[8]《光明日报》1958年：12月12日。

　　[9]《(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511页。

　　[10]教育部党组：《关于高等学校学生编写讲义问题的意见》(1959年5月21日)。5月24日中央批转该意见。

　　[11]教育部：《关于解决高等学校教材问题的请示报告》(1961年3月31日)。

　　[12]1958年6月10日，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成立文教、科学等小组。这些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作报告。中央文教小组组长为陆定一，副组长为康生，组员有陈伯达、林枫、胡乔木、张际春、周扬、杨秀峰、钱俊瑞、张子意等。

　　[13]《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512页。

　　[14]《周扬文集》第3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第215、211页。

　　[15]高等学校艺术类教材的编选工作，主要由林默涵(时任中市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负责。

　　[16]《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4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27页。

　　[17]《文科教材编选计划调整力案完成》，《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第12期(1962年5月30日)。

　　[18]考虑到文科教材建设的长期性，1963午3月，文科教材编选工作办公室改称文科教材编审工作办公室，成为教育部的常设机构。从8月1日起，原各专业的教材编选工作组改称教材编审工作组。

　　[19]王力：《<古代汉语>编写小组第一阶段工作情况汇报》，《文科教材编选工作通讯》第2期(1961年11月11日)。

　　[20]1963年后上海成立文科教材编审工作办公室，该机构在上海巾委教育卫生部办公。办公室工作由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王亚南负责，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5名教师和上海高教局一名干部参加。

　　[21]《文科教材编写工作简报》第34期(1963年3月5日)。

　　[22]《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中)，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第428页。

　　[23]文化部党组：《关于课本图书报刊用纸问题的报告》(1961年9月29日)。10月15日，中央批转该报告时指出，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和各部委必须压缩报刊用纸，必须保证学校的课本用纸的数量和质量，还要保证学生用的练习本的数量和质量。为此，“必须做一系列艰巨和细致的工作，把现在的局面扭转过来”。

　　[24]《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简报》第28期(1962年7月31日)。

　　[25]周扬：《关于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情况和今后工作意见的报告》(1962年5月5日)。

　　[26]《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简报》第29期(19624年10月5日)。

　　[27]《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1)》，第511页。

　　[28]《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简报》第38期(1964年2月29日)。

　　[29]《文科教材编选工作简报》第39期(1964年5月10日)。
　
( 出处:中共党史研究 出版日期: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