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耀邦：每天亲批群众来信30余件

“我们必须坚持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不能以某些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在什么情况下，也不管是什么人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全错的全改，部分错的部分改。一切不实之词和错误处理，最终都是站不住脚的。”胡耀邦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

1977年12月10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部长。就任部长后，在邓小平等人的支持下，胡耀邦大刀阔斧地进行了落实干部政策和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他明确提出，要把“四人帮”颠倒的东西再颠倒过来，要尽快投入到拨乱反正、落实干部政策的工作中去。

在平反冤案中提出“两个不管”

胡耀邦曾说过，在他当组织部长时，平反冤假错案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主要是“两个凡是”的阻挠。一些案件涉及到了毛主席，有的是他批准的，有的是他圈阅过的，有的是他说过的话。胡耀邦用“积案如山，步履维艰”来形容当时遇到的困难。

在中央组织部一年多的时间里，胡耀邦顶住各方压力，他每天都要和十多个人谈话，每周都要批阅上百封信件。他一边看着这些信件一边感叹，为那些被侮辱与被伤害的人鸣不平，为我们国家所遭受的这么大的悲剧而扼腕叹息。他一上任就明确地提出：“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级，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他提出的这“两个不管”是针对“两个凡是”而讲的，这一下子就触到了问题的要害。在一次办案会上，有人曾以试探的口气问他：“毛主席批的案子怎么办？”他回答：“毛主席批的，只要是错的也要纠正！”有人反驳说：“这些大案都是毛主席生前定的，任何人都无权推翻，谁翻案谁就是反对毛主席！”胡耀邦对此并没有屈服。他坚定地回答：“凡是一切不实之词，只要是冤假错案，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

此后，到中组部申冤的人越来越多，有彭真、薄一波从陕西商县写来的信，有杨尚昆、安子文从安徽写来的信。还有不少人虽已经不在人世，但他们的家属也写来申诉信件，其中有刘少奇家人和彭德怀亲属……彭德怀的侄女还把保存多年的彭德怀的“万言书”交给黄克诚，辗转交给胡耀邦。胡耀邦说：“我一定当作珍贵的历史文物转给中央。”

冲破阻力，平反大案要案

拨乱反正是一项扭转乾坤的事业，也是一项特殊的历史任务，矛盾错综复杂。胡耀邦曾用“惊心动魄的拨乱反正”，“拨乱反正的日日夜夜”这样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感受。在一次部领导会议上，他坦诚地谈了自己的态度和决心。他说，我们这些人到了晚年还在拚命挣扎，目标虽不大，但谁要禁止我讲话，不让搞马克思主义，那是办不到的。我们要振奋起精神好好地干。

错划右派问题是当时呼声最高而又难办的一大案件。每天都有上百人到中组部上访，一个月的来信多达几麻袋。因此，为错划右派平反就成为了摆在胡耀邦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根据邓小平、李维汉等人的指示和建议，胡耀邦组织中组部、公安部、统战部等五部门成立了专门机构并提出了具体要求。同时在中组部设立改正错划右派办公室，从思想和组织上加强了管理督促。

1978年春天，专为解决“右派”问题的会议在山东烟台举行。不出胡耀邦所料，由于当时还未完全摆脱“左”的思想的束缚，会议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人看到改正的右派预计将要超过50多万时，就坐不住，心里发慌了，认为“这样改，太多了”！胡耀邦当即答：“当年猛抓右派的时候为什么就不嫌多呢！”有人提出：“有些人是毛主席点了名的右派，不能改！”胡耀邦说：毛主席是最主张实事求是的，他一贯主张有错必纠，错了就改，这正是贯彻执行了毛主席路线嘛！

就这样，经过烟台会议等一系列争论，最终达成了共识。到1980年底，全国已改正右派分子547000人，占原错划右派的98%多，落实政策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

“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是胡耀邦到中组部后平反的又一起冤假错案，也是我们党拨乱反正解放干部的一大举措。

1977年12月31日，刚上任的胡耀邦接到了一封由邓小平批转来的涉及“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的申诉信。接到批示后，他立即召集部务会议进行研究，决定把这个问题作为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平反的一个突破口。

1978年6月，邓小平在一封材料上批示道：“这个问题总得处理才行。这也是实事求是问题。”

由于这是众所周知的早已作过结论的历史事件，胡耀邦立即组织力量进行调查。他叮嘱调查人员，由于此案关系重大，工作中必须审慎、细致，而且要抓紧时间，争取在3个月内复查完毕。

中组部派出的调查人员不畏辛苦、冲破阻力、日夜兼程，找遍了“六十一”人中的幸存者，查阅了敌伪档案，还邀请了当年参与处理此案的有关同志出面作证明。而胡耀邦对这些调查材料都一件一件仔细阅读，分别做出批示：“这份材料很有用”，“这份材料很说明问题”，“送中央常委阅”。最后批道：“根据这些证据，可以向中央起草报告啦！”

1978年11月20日，中组部向中央报送了《关于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件的调查报告》。同年12月16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转发了中组部的这一报告。至此，“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得到了彻底平反。事后，胡耀邦深有感触地说：“按照实事求是、错了就改的方针做了，心里就坦然，上对得起党，下对得起人民。”

随后，刘少奇、彭德怀、贺龙、张闻天等一大批冤案相继平反，这反映我们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豪迈气概。广大干部群众对此感激不已，从内心发出赞叹：“落实了政策，解放了老子，教育了子女，感动了一家子。”

胡耀邦主持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是我们国家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的前奏。当然，平反冤假错案工作并非胡耀邦一人之力，但他付出的最多，出力也最大，他卓越的胆识，坚决的态度，公正的品格得到世人的敬仰。正如党中央在他的悼词中所指出的：“他以非凡的胆略和勇气，组织和领导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等大量工作，使大批受到迫害的老干部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使其他大批蒙受冤屈和迫害的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得到平反昭雪、恢复了名誉。”

显然，这个评价是切合实际的。高度概括了胡耀邦在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和稍后去中央书记处时工作的主要成绩。接替胡耀邦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宋任穷同志在谈到这一评价时说：“我觉得这是很客观公正的，当之无愧的。耀邦同志在中央组织部的工作功不可没。”

 坚持真理，正本清源

事实上，胡耀邦自从到中央组织部的那天起，即全神贯注，以饱满热忱、最大精力投身于平反冤假错案工作。他深切地提出：“如果我们对冤假错案不及时平反昭雪，党心不安，人心不安呵！”

当时，中央、国家机关约有6000多名老同志没有分配、安排工作，他经常想：这些老同志已经靠边站10多年了，他们多想为党为国再做贡献啊。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认为这是“对党的痛心损失，是罪过”。为了解决这些迫在眉睫的问题，胡耀邦采取了多项重大措施。

他提议成立了接谈组、安排待分配干部工作组和“右派”改正工作组三个组，分别由陈野苹、曾志、杨士杰任组长。胡耀邦还宣布，中组部要恢复过去的优良传统，把关闭了多年的大门打开，“要让我们的同志有一种找到组织部，就像回到自己温暖的家那样的感觉”。对任何来人来访都要礼貌相迎，耐心谈话。针对有些老同志年事已高，身体大都受过摧残，上楼不方便的特点，他要求接待组在办公楼一层腾出两间向阳的、大一点的办公室，摆上沙发，他还特意叮嘱，一定要让来访的老同志喝上热茶，赶上吃饭的时间，要让他们吃上可口的饭菜。

中央组织部的大门敞开了，许多老同志被请进办公室坐在沙发上，他们手捧热茶激动地说：“我们又回到家了！”

胡耀邦在布置工作任务时，对干部不仅注意交待方针、政策，而且十分重视统一认识。可是，他初到任时就面对那么多复杂而难办的案件，那么大规模地落实政策任务，谁也没有现成的经验。于是他决定采取机动灵活的方式，对于十分复杂的案件，召集有关负责人，运用“会诊”的办法，即分批轮流召集省、市组织部门的同志开小型会议，他将这样的会议称为“疑难案例座谈会”。从1978年2月22日到4月23日，他先后组织召开了三批由28个省市和自治区组织部门92人参加的“疑难案件座谈会”，研究解决了118个疑难案件。每次会议他都参加并讲话，对每一案例他都悉心研讨，发表意见。

用这样的办法，不但提高了干部的政策水平和分析问题的能力，也使得一些久拖不决和难以定性的冤假错案得到了解决。

胡耀邦到中组部后，认为要推动平反冤假错案，必须加强思想理论工作，为此创办了《组工通讯》。胡耀邦为此倾注了很大心血。

为了提高《组工通讯》的质量，他抽出时间亲自定题、组稿、审稿，指示调研，查阅档案。重要文章写出后，不仅请有关人员提意见，有时还要征求哲学家的意见。《组工通讯》一问世，便以崭新的面目，明确的观点，简洁的文词，宣传党中央的政策，为平反冤假错案大声疾呼。例如：当年发表的《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个需要澄清和正确处理的政策》、《认真清理被指控为“恶攻”的案件》、《右派错案的改正工作一定要抓紧》、《四清中的错案也应纠正》等文章，都是经胡耀邦选题，审稿发表的。再如1978年6月，他亲自指导《组工通讯》第一期发表了《抓紧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一文，提出了平反工作的五大任务。文章还号召从事平反冤假错案工作的同志要设身处地地为遭受打击迫害的同志着想，为党和人民利益着想，“深刻理解在一个干部身上落实政策，调动起来将是一大批人的积极性；而在一大批人身上落实政策，调动起来将是成千上万人的积极性”。

 恢复“党员之家、干部之家”的光荣传统

在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工作中，胡耀邦不仅要求组织部门的干部要讲党性，而且要求工作人员要树立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这些作风实际上也是我们党的作风。为此他提出要抓好一个方针，一支好的队伍和一派好的作风这三个环节。

为了保障落实干部政策工作的顺利进行，他建议中央组织部要恢复和增强老部长陈云同志在延安时提出的“两家”传统，即中央组织部应当把自己建设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多次语重心长地向干部们讲建设“两家”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多次强调，组织部门的干部一定要牢固树立一切对人民负责的观点，激发起高度的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努力提高党性锻炼，使之成为党性最强的部门。为此，他提出如下建议：第一、凡是属于本身的任务，要竭尽全力完成；第二、属于职权范围内的事情，应勇于承担责任；第三、属于几个单位协同做的事情，应当由一个主办单位牵头，几个部门分工负责，绝不可相互推诿；第四、对于来访的党员、干部，不论党龄长短、资历深浅、职位高低，一定要热情相待，要让他们感到，到了组织部像到了自己家里一样，真正做到“无话不可谈，无事不可求，无意见不可提”。

胡耀邦的建议，像一股春风吹进了中组部的门，照亮了广大干部的心。从那时起，组织部要建设成为“党员之家、干部之家”，要为蒙冤的干部着想，为他们申诉的问题“奔走到底，切实落实，深入检查”成为了一种风尚。在这种风气鼓励下，1978年春节前后，为了加快复查平反的进度，中组部派人把蒙冤下放的李维汉、帅孟奇、王光美等一大批老同志接回了北京。对有些正在复查尚未做出结论的案件，采取了先接人回京休养治病的方法。不少老同志感慨万千：“已经十多年了，没有人关照我，很少听到有人叫我同志，今天称我为同志并把我接回北京，使我全身感到温暖，五脏都在沸腾。”一晃30多年过去了，一些健在的老同志对此情景仍念念不忘。

1978年春节前的一天，中组部干审局拟派两位干部前往西安看望几位老同志，临行前在机关食堂门口碰到了胡耀邦。他听到两位同志的汇报后十分高兴，当他得知他们只打算看望刚解放的干部，而没有计划看望未解放的干部时，心直口快的胡耀邦急切地连声说：“看的人太少了！面太窄了呀！应当尽量多看望一些同志。”两位同志心领神会，于是他们去后便和省委同志一起拜访了刚解放和将解放的干部，同时还去看望了尚未被复查没有做结论的一些干部。

　　领导干部的楷模，共产党人的风范

胡耀邦关心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给中组部许多干部留下难忘的印象。他一到中组部就明确规定，对群众的申诉要认真办理，要做到领导重视，干部带头。对来信来访必须做到“件件都受理，件件有结果”。

他经常强调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的重要性。他多次向有关人员交待，凡信封上写有“胡耀邦”三个字的来信，都要及时转送他。没有他的交待，任何人都不要主动代劳处理。他还宣布：“今后如有受迫害挨整同志来找我，我都要见面谈话，请你们不要阻挡。”他在当组织部长期间，正是落实政策工作最繁忙的时期，找他的人一拨又一拨，这一方面是由于他联系群众对人热忱；另一方面，他精力充沛，每天都要工作十几小时以上。1978年1月，他到中组部仅一个月，每天都有许多人到中组部上访，一月内收到群众来信足足有6麻袋。他每天亲自批办群众来信达30件左右。

他除了在上班时间接待上访者外，有时休息在家中还要接待二、三批人。他在家里吃饭用一张长桌子，常常是他自己坐在一头，来访人坐两旁，一边吃饭，一边听取意见。等饭吃完了，所谈的问题也有了着落。

当社会上一些人喜欢走热门、看风势的时候，他向组织部的干部提出，你们应该去“走冷门”，提倡“雪中送炭”。

他提出，我们组织部门的干部要有这样的风范，对于一些迫切需要帮助的同志，不管其地位和权力发生什么变化，都要伸出兄弟之手，该教育的教育帮助，该平反昭雪的平反昭雪，生了病的要给治病。对于那些老弱病残的同志要派人看望，对遗孀、遗孤要悉心关怀，把温暖送上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