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历史性飞跃的不同特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至今已经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其主要标志是，在理论层面上产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实践层面上走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独特道路，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同时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在向着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稳步前进。这两次飞跃，其实质都是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作出的回答，在基本途径和方法方面也有许多共同经验和规律，但是，由于历史条件和历史任务的不同，二者各有鲜明特色。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是由党的一代领导集体完成的，而第二次飞跃则是由几代领导集体不断接力创新发展形成的，目前仍在进行之中；与此对应，第一次飞跃形成了一个单一的理论形态即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则形成了一个由多个具体理论形态共同组成、有共同主题的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其历史任务是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较之探寻中国独特革命道路的第一次飞跃，任务更艰巨复杂，因此时间更长、发展阶段更多、面临与解决的基本问题更加多元，所包含的具体理论成果也更加丰富多彩。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不断探索和回答了关于社会主义、党的建设和科学发展的三大基本问题，从而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三大基本问题，归根结底，又都属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范畴。正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作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看作不断的理论创新过程，致力于“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才具有“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的性质。它所包含的三大具体理论形态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具有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主题，又各从不同方面侧重探索和解决了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矛盾新问题，共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今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继续实践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还将不断发展，将补充、包含新的更多的具体理论形态的丰富内容。

（二）历史时代的不同，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所要解决的中心任务即要集中回答和解决的根本问题不同，因而产生的理论成果的基本内容也不同。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产生了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它产生在20世纪上半叶革命与战争成为主题的时代，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同时也对革命胜利后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初步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新中国，创造性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初步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总结、凝练、升华而成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产生了另一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它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它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在中国共产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总结、凝炼、升华而成的。它包含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它是指导党和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科学理论。与毛泽东思想不同，这一理论体系还在发展之中，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不断充实、丰富和完善。

（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切入点、结合点、关联点、接触点、交叉点不同，因而关联词也不同。

众所周知，社会主义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在一个农业国付诸实践并取得成功，这并不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设想。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所要回答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中心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农民革命联系起来、与经济文化落后国家的人民革命联系起来，如何以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规律，必然导致革命与战争、导致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与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民族民主革命联系起来的思想作为指导，换句话说，如何以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个联合” ）到进一步以列宁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人民联合起来”（“两个联合”）的思想为指导，作为解决中国革什么命、怎样革命问题的指南。“两个联合”思想因而成为当时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重要关联词。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由于其时代主题和背景不同于革命时期，决定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际相结合上面临的最主要问题，是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与市场经济联系起来，如何利用经济全球化和新科技革命的成果来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这样，面向中国的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关联词。这个问题也是对科学社会主义学说的新突破。因为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最初的设想，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观点，是老祖宗没有说过的新话。可见，时代背景、时代主题的变化，使不同历史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要聚焦的“中心问题”并不相同。正是这种“中心问题”的变更和递进，体现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时代性、民族性、实践性品格。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和建立，正是对新的历史时期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求的最好回答。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都着重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但是第二次飞跃则在更进一步搞清“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之前，先着重回答和解决了“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并把这视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前一根本问题的具体回答和第二次飞跃的逻辑起点。

突出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本本主义，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是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特色。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过程，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也是同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进行不懈斗争、并深刻总结相关历史经验的过程。

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重新提出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问题时，首先提出和回答的是“什么是毛泽东思想、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为此，1981年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什么是毛泽东思想以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作出了科学评价，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历史和逻辑起点。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中国，首先突出表现为如何对待毛泽东思想。邓小平以是否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作为评判和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根本标准。他高度评价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正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是“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解决“相结合”任务最杰出的领袖人物之一；他否定和纠正毛泽东的晚年错误，也正因为它违背了毛泽东思想，违背了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邓小平指出，“什么叫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就是把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根据中国的实际，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寻求自己革命的道路，包括方式。毛泽东同志最伟大的功绩就是这一条”（《邓小平思想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74—175页。）。为此，他针对“两个凡是”提出按照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貌对待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从来就提倡把马列主义的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不是照抄照搬某句话。毛主席历来反对本本主义。我们对待毛泽东思想也是一样”（《邓小平思想年谱》，第96页。）。所以，如果说毛泽东在解决“中国化”问题时，突出反对了主观主义的本本主义，那么邓小平在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什么是毛泽东思想”时，则突出反对了“两个凡是”的新本本主义。

邓小平不仅提出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还提出“怎样真正地坚持”的问题。他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但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只有结合中国实际的马克思主义，才是我们所需要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13、292页。）1991年，他又指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9页。） 。

（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侧重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本土化、具体化，第二次飞跃则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者并提，更加突出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现代化、当代化对民族化、本土化、具体化的重大意义。

从1938年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正式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命题和任务，到2009年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新命题、新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已经深入发展，我们党通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视阈、新境界，形成了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自觉。这就使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从空间向度扩延至时间向度，达到时空的统一。

这种新视阈、新境界、新自觉突出反映在对理论成果内涵的概括上。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与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内涵概括上有着明显区别。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一概括在字面上并未突出强调它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的结合。这并非意味着对中国国情、中国革命实践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可以离开战争与革命这一当时的时代主题，只是由于中国革命与十月革命的时代背景大致相同，毛泽东思想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的时代背景大致相同，所以毛泽东思想突出解决的是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十月革命道路的指引下，寻找与俄国不同的中国革命的独特道路。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民族化、本土化、具体化成为第一次飞跃要突出解决的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产生和发展，则是处在时代内容、时代特征发生根本变化的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趋势深入发展，世界形势经历深刻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稳步推进。因此，既突出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实践的结合，又突出马克思主义与时代特征的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重要特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三个具体理论形态，无论是邓小平理论，还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在概括时都着重突出了时代背景和内容，强调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所具有的时代内涵，反映了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时代化、立足中国与放眼世界辩证统一关系认识的新自觉与新境界。

（六）马克思主义的三大组成部分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分别中国化的情况有所不同。

在第一次飞跃中，与整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同时进行和完成的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产生毛泽东思想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同时，产生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一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时在马克思主义三大组成部分中特别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始终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如影随形，且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往往相互取代，在论述其内涵、必要性、可能性与实现途径等方面都往往如出一辙。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并未单独提出。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这除了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特点及其在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有关外，也与中国革命实践特别需要唯物史观的指导有关。实践首先需要解决认识路线与认识方法问题、历史观与价值观问题。此外，这还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一开始就相互交织、同时进行和产生相关。另外，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本身的特点，也限制了它们最初的中国化进程。政治经济学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等流程。在我们党夺取政权前，在资本主义并未充分发展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当时还缺乏研究资本主义的现实基础，所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当时并非当务之急。至于科学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着重研究的是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即如何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为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作准备，这只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部分内容，但对于怎样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怎样从中国国情出发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主要内容，则不是上世纪前半叶中国共产党急于关注和讨论的主题。实际上，新中国成立后，科学社会主义全部理论的中国化，才真正提上了议事日程。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飞跃与第二次飞跃就出现一个明显不同：第一次飞跃同时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而且这次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本身就包含毛泽东哲学思想。而第二次飞跃产生的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其哲学基础是什么，是否同时产生了继毛泽东哲学思想形态之后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个形态，或者仍是第一个哲学形态——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新发展，目前国内哲学界说法不一。一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二个新形态正在形成之中。不过，这个新的哲学形态有什么特征，何以命名，尚无定论。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哲学基础或者说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形态、新理论成果究竟是什么，是继续发展了的毛泽东哲学思想抑或其他，将在今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来加以解决。

在第二次飞跃中，科学社会主义的中国化应当说是较为完备与成功的，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也已开始有了长足进步和突破，甚至可能是新飞跃的开端。中国改革开放所创造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就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化的突出成果和重大创新，为发展中国家、为人类社会开辟了走向现代化的新途径。它有可能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剩余价值论以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等，作出新的阐释和发展。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经济社会高速、持续发展的伟大成就，使许多西方经济学者颇感震惊，有些人甚至认为这是西方经济理论无法解释和说明的“奇迹”。当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化，还有待学者们进一步在理论上加以总结和阐明。

除了上述几点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次飞跃所产生的世界影响，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自觉性等方面，也呈现出不同特色。作者余品华，女，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