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谈判是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头号事件，距今已的半个世纪。近十年来，国共双方先后公布了一批有关重庆谈判的档案，加上美国方面的档案以及其他文献，有关资料已比过去充实了许多。时间的流逝、各方档案的公布，为客观分析这一历史事件，解开以往研究中的部分疑点，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一、重庆谈判的背景
重庆谈判发生在抗日战争结束向战后时期转变的关键时刻，以往对重庆谈判的论述大多以这个短时期为背景。但是，正象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一样，重庆谈判的背景是复杂的和多层次的；仅了解短期情况很难对国共两党在这场谈判中各自的动机目的和政策策略作出准确的判断和分析。笔者打算回溯得更远一些，把眼界放得更开阔一些；一方面，便于说明与重庆谈判有关的各种线索；另一方面，可以以双方政策的长期发展脉胳作为分析短期情况的基础。
（一）战时国共谈判与战后重庆谈判的联系
重庆谈判涉及的重要问题大都是在抗战期间提出的或出现的。关于战时国共谈判与战后重庆谈判之间的联系，这里简略地指出以下三点：
首先，与人们一般所知的情况不同，蒋介石与毛泽东会面的问题并不是在抗战结束时才提出来的；事实上，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蒋介石和毛泽东就设想过由他们二人直接会谈，以解决国共矛盾问题。1942年8月14日，蒋介石在重庆约见周恩来，提出他打算在西安约毛泽东一晤。毛泽东得知后十分积极，愿出面与蒋会谈，以取得“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不过，周恩来认为，毛与蒋会面的时机尚不成熟，安全也缺乏保障。中共中央决定，先派林彪与蒋见面，以判明其意图。此后，林彪赴渝达半年之久，蒋迟迟未提与毛会谈之事。另据张治中回忆，1943年夏，在林彪即将返回延安时，蒋介石突然写了一封信托张交林转毛泽东，再次表示要邀请毛来重庆面谈一切；但此时国共关系再次恶化，中共方面未作答复。尽管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抗战期间始终未能会面，但这个问题的提出为战后重庆谈判打下了重要的伏笔。
其次，在毛泽东前往重庆与蒋介石举行会谈时，由美国提供交通便利和安全保证问题也是在抗战期间提出的。1944年下半年，美国开始直接插手国共谈判。9月，赫尔利以总统私人代表的身份来华。11月上旬，他在延安与毛泽东举行会谈。在这次会谈中，双方签署了以建立联合政府与联合军事委员会为核心内容的《五点协议草案》。赫尔利还主动提出，如果蒋介石表示愿意会见毛主席，他愿意陪同毛主席去见蒋；不管会谈成败如何，他将以美国的国格来担保毛主席及其随员在会谈后能安全返回延安。毛泽东回答，他很久以前就想见蒋先生，过去情况不便未能如愿；现在有美国出面，赫尔利将军调停，如果蒋能同意这次会谈所达成的五要点，他即可与蒋见面。虽然赫尔利的这次斡旋活动很快就失败了，但美方为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会谈提供安全保障一事却由此而来。
最后，重庆谈判与战时国共谈判有明显的连续性，这两次谈判面临的实质问题是相同的。概括地看，战时国共谈判围绕着三个基本问题，即：中共军队问题、敌后解放区政权问题和两党关系问题。双方的基本分歧是：中共方面要求国民政府承认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的地位，根据抗战需要、抗战成绩及现有军队实数加以整编；要求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为地方政府；要求承认中共及一切抗日党派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方面则以军令政令必须统一为由，试图尽量缩减中共军队的数量，拒绝承认解放区政权，并表示只有在中共交出武装和解放区政权的条件下才能给予中共合法地位。这三方面的分歧也正是战后重庆谈判试图解决的。
（二）抗战后期，国共双方对战后问题的设想
抗战后期，国共双方设想的战后政策主要包括两部分内容，一部分是对中国政治前途的设想，另一部分是如何处理两党关系，这两个部分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首先，在中共方面。抗战期间，在考虑战后问题时，毛泽东的头脑中有两条不同的思路：一条思路是国共两党长期合作，实现和平建国；另一条思中是准备应付国共关系破裂，内战爆发。这两条思路一直伴随着国际上美苏关系和国内国共关系或紧或松的状况交错发展。虽然中共始终做着两种准备，但总的来看，力争第一种前途是中共政策的主导方面。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中共的方针是“极力团结国民党，设法改善国共关系，并强调战后仍须合作建国”。1942年7月7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纪念抗战五周年宣言》，首次指出：“战后的中国应当是各党派合作经过人民普选的民主共和国……战后中国的新秩序的建立应当依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国民党的抗战建国纲领和中国共产党的施政纲领与社会政策”。《宣言》还强调，国共两党在抗战胜利后应继续团结，承认蒋介石“不仅是抗战的领导者，而且是战后新中国建设的领导者”。这些内容可以说是抗战结束后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方针的雏型。尽管此后国共关系时有起伏，但到了抗战末期，随着自己力量的发展，中共力争战后和平民主的方针变得更明确了。1945年4月下旬，中共七大开幕时，毛泽东提出，在国际上英美苏三大国的团结是主要的，是统治一切的和决定一切的；由于存在着这一有利的国际条件，国民党有可能做出让步，与中共取得妥协；战后中国可能由此走上和平统一道路，废止国民党一党统治，实行民主改革，建立包括各党派在内的联合政府，以逐步达到在全国实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目标。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一个长期的路线方针，而不是一个短期的策略。
在国民党方面。在处理国共关系时，蒋介石的一贯考虑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削弱乃至消灭共产党，以确保战后在维持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前提下“实施宪政”。无论他是否真的相信国民党有能力消灭共产党，但从抗战后期他的所作所为来看，蒋介石力争的目标至少是要把中共削弱为没有独立武装、不掌握根据地政权、在政治上无足轻重的小党派。为此，他准备使用“军事解决”和“政治解决”两种手段，并把军事解决的办置于首位。
1945年5月下旬，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带头指责“中共要发动内乱”，声称他的责任是“要巩固本党的基础，制止共产党篡窃的阴谋”。这次会议通过的文件诬蔑中共“一贯坚持其武装割据，借以破坏抗战”，提出联合政府是“企图颠覆政府，危害国家”，强调与中共的斗争无法妥协，国民党的“急务”在于取得对中共斗争的“优势与环境”。虽然这次会议对外宣称，对中共问题“坚主以政治方式力求解决”；但4月上旬蒋介石已下达命令，要各战区在7月以前“集中全力以消灭奸匪之组织及武力”，这是他把军事解决置于优先地位的明显证据。
在既定的斗争态势下，国共两党各自采取的方针政策都可以说是合乎本能的选择。在国民党由盛而衰、共产党由弱而强的转换过程中，抗战结束前后是极为关键的一段时间。此时，共产党准备力争和平，国民党倾向首先使用武力，这是因为尽管从纯粹的力量对比上看，国民党比较强大，共产党相对弱小，但从发展趋势上看，国民党的颓势已相当明显，共产党却有一股挡不住的上升势头。为维持自己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地位，国民党急于利用尚存的军事优势及早打断共产党上升的势头，至少也要把共产党的力量削弱到不足以对自己的地位构成威胁；共产党则希望尽可能地推迟摊牌的时间，以避免挫折，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有把握地赢得最后胜利。
较弱地一方希望和，较强的一方要打，一般来说其结果必然是打；中国内战之所以能推迟到抗战胜利后将近一年才爆发，在很大程度上是美苏两国干涉的结果。
（三）雅尔塔协议、中苏条约谈判与重庆谈判
以往，人们注意到雅尔塔协议与中苏条约之间的联系，但没注意到这两者与此后重庆谈判之间的联系。从现有史料来看，这两者与后者之间的联系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中苏条约谈判与重庆谈判的关系可以说相当直接。
众所周知，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两国首脑一致同意支持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以避免发生内战，并由中苏两国政府签订一项友好同盟条约来实现美苏两国在中国问题上所达成的协议。这种似乎一致的美苏对华政策充满种种矛盾，它造成的影响也是错综复杂的。4月上旬，依据雅尔塔协定的精神，赫尔利在华盛顿宣称美国只支持蒋介石领导的政府。几天之后，蒋介石就下达了全力清剿共产党的命令；但4月下旬，苏联提出与国民党政府谈判，随后，美国也作出同样暗示，这就迫使蒋介石不得不更多地考虑政治解决的办法。
尽管中苏条约谈判基本是在美苏雅尔塔协议所框定的范围内进行的，但国民党政府并不缺乏自己的考虑。在国民党事前拟就的“对苏交涉方针”中，“中共问题”被专门列为一款。显然，蒋介石从一开始就打算把这一谈判与他解决共产党问题的设想衔接起来。7月初，谈判开始以后，斯大林提出外蒙古独立问题。作为答复，蒋介石指示要把“苏联今后不再支持中共新疆匪乱”和保证“东三省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作为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的“交换条件”。这样，原先隐含在雅尔塔协议中限制中共发展的问题就被直截了当地提了出来。蒋介石让宋子文明确告诉苏联人，在中共问题上，国民党的要求是：“中共对军令、政令必须完全归中央统一，即照各国政党对国家法令切实遵守，则政府将一视同仁，一俟正式国会召集，政府改组时，当可容纳其在行政院之内，但决不能称为联合政府。”这实际就是重庆谈判时蒋介石对中共方针的雏型。对于蒋介石的条件，斯大林相当爽快地答应了。关于国共关系问题，斯大林共表示了三点意见：第一，“中国只能有一个政府，由国民党领导”，但应容纳共产党和其他人士参加；第二，“中国政府要求军令、政令统一，极为允当”，国民党不愿建立联合政府是“正当之愿望”；第三，苏联援助中国的一切武器及其他物资“均以中央政府为惟一对象，不供给武器于共党”。他还半是拉拢半是威胁地说：“在中国有国民党，其他力量即为共产党，共产党能推翻政府乎？……如果中国与苏联同盟，将无任何人可推翻中国政府。”这些话意味着，斯大林承诺不支持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而赞助由蒋介石来统一中国。由于斯大林的承诺，在寻求以政治方式解决国共矛盾时，国民党方面的筹码无疑大大增加了。
（四）抗战结束前夕国共冲突加剧的原因
抗战结束阶段，国共之间的紧张状况是人们所熟知的，导致这种紧张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第一，中苏谈判开始后，蒋介石一方面于6月底同意六位国民参政员访问延安，以示他愿意寻求政治解决；但另一方面，他仍试图抓紧抗战结束前的最后机会从军事上打击中共。7月中旬，美国决定派遣美军在中国沿海举行规模不大的登陆，它的目的不但是为了表明美国决心帮助中国驱逐日本，而且是为表明美国对国民政府的援助正在增加，以牵制中国的反对派共产党。这个军事安排立刻增加了蒋介石使用武力的倾向。一个明显的迹象是，7月底，发生了胡宗南部队进攻陕甘边区淳化的事件。
第二，在中共七大即将结束时，鉴于国际上美苏关系和国内国共关系都趋于紧张，毛泽东对战后中国前途的估计不再象七大开幕时那样乐观，他甚至十分担心抗战一结束内战就会接踵而至。在七大快要闭幕时，毛泽东在讲话中多次强调，现在美国的政策是联蒋抗日拒苏反共，企图独霸东方，中国战后有可能爆发内战，甚至会出现美国的武装干涉的危险。他要求全党做好准备，要“估计最坏的一着”。
最后，抗战出人意料地提前结束使原先就陷于紧张的国共矛盾变得更加尖锐，受降问题成为双方斗争的焦点。在国共两党各自召开代表大会时，双方都估计战争还将持续一年左右的时间。但8月上旬，美国向日本投掷了原子弹，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战局立刻发生决定性变化。在获悉日本即将投降的消息后，中共领导人曾考虑在适当的时机恢复国共谈判。但是，在蒋介石下达了禁止中共部队参加受降的命令后，中共领导人立即决定把反对内战危机置于中共政策的首位。8月13日，毛泽东发表题为《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讲演。他不仅严厉抨击蒋介石坚持独裁、挑动内战，而且斥责美帝国主义老早就确定了要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政策，并鲜明地提出了“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
抗战胜利的曙光带来了和平的希望，同时也投下了内战的阴影。
二、国共双方关于重庆谈判的决策
8月14日，就在日本投降的那一天，蒋介石向延安发出第一封电报，邀请毛泽东到重庆会谈，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16日，毛泽东回电说，只有等到蒋介石答复了朱总司令关于八路军参加受降问题的之后才考虑与他会面的问题。20日，蒋介石发出第二封电报，再次邀请毛泽东赴渝。22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赴渝。23日，蒋介石第三次来电相邀。24日，毛泽东回电表示，准备立即赴渝，与蒋介石会面，商讨和平建国大计。
双方的往来电是公开的，这一过程尽人竭知，但其中有两个重要问题一直不很清楚：第一，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原打算首先使用武力，这时为什么突然向毛泽东发出邀请？第二，在中国共产党方面，毛泽东对与蒋介石举行最高级会谈的态度在几天之内出现了明显的变化，从准备观察一时到决定立即亲赴重庆，这个转变是怎样发生的？
（一）蒋介石决定邀请毛泽东的原因
抗战结束时，在究竟是使用内战方式还是使用和平方式来处理国共关系的问题上，国民党掌握着较大的主动权。到目前为止，虽然仍没有史料能直接说明蒋介石发出这一邀请时的具体考虑，但综合各方情况已可以比较准确地推断出他做出这个决策的基本原因。
首先，从军事角度来看，抗战结束时国民党尚不具备立即发动内战的条件和能力。抗战突然结束造成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国共双方都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实施预先拟定的战略反攻计划，没有一方在战争结束时取得预期的优势地位。相比之下，共产党军队虽然数量不些，装备差些，但由于长期坚持敌后斗争，在华北东北占有优势，捷足先登，率先收复了一批战略要点；国民党军队尽管在数量和武器装备上占有优势，并有美国飞机军舰运送的便利，但它的绝大部分部队仍滞留在西南和东南地区，远离敌占区。正如人们在战后最初阶段所看到的，为抢先接收与占领华东、华中、华北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国民党使用了一切可能的办法，包括由美军替它开道，利用伪军日军驻守，甚至连抗战期间一直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也有将近一半被调离陕西赶赴河南。尽管在一些地区很快出现了国民党军队进攻、中共军队防守的情况，但双方所处的总态势决定了国民党在短期内不可能聚集起足以向中共解放区发动大规模战略进攻的力量。
其次，8月14日中苏条约的签订，在蒋介石看来，有可能按照他的条件实现政治解决的机会已经到来了。在中苏条约即将签字之前，参加谈判的王世杰致电蒋介石说，就国民党方面的利害而言，这次缔约的重要意义之一在于“可以明中苏之关系，减少中共之猖獗”。中苏条约签署后，蒋介石告诉赫尔利，他对这个条约“总的来说是满意的”，条约表明“苏联支持中国国民政府”并“愿意帮助统一中国的武装力量”。从这些言论不难看出，国民党领导人把中苏条约的签订视为从政治上解决中共问题的一张王牌，只是它后来起的作用远不如他们想象的那样大。据说，邀请毛泽东是出于吴鼎昌的建议。但有理由认为，蒋介石本人在策划中苏条约谈判时就考虑到这个问题，尽管还没有材料能直接证实这一点，但赫尔利的反应颇能说明问题。8月15日晚，蒋介石向赫尔利通报有关中苏条约谈判的情况。一听到条约已经签署，赫尔利立刻提出现在已到了邀请毛泽东的适当时机。虽然此时邀请已经发出，赫尔利的建议只是“马后炮”；但重要的是这件事提醒我们，赫尔利一下就想到问题，蒋介石本人早就会有所考虑。
在近期内，以军事方式解决国共矛盾的条件尚不具备，而求得政治解决的可能性又增加了，这是蒋介石把对共产党的策略从首先使用军事方式转为首先采取政治方式的主要原因。这种策略上的转变构成了蒋介石向毛泽东发出邀请的前提。此外，其他一些因素也对这一决策具有重要影响。例如，抗战期间蒋介石已考虑过与毛泽东会面的问题，战后美苏两国政府不愿中国发生内战，国际国内舆要求中国和平，国统区人心厌战等等。如果国民党决心寻求政治解决的话，对它来说，这的确是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最为有利的时机，但它显然缺乏这种决心与诚意。
对蒋介石转向政治解决之后的策略需要做进一步的分析。蒋介石对谈判本身没有多少举，甚至表现得不很重视；但他全盘策略的重心并不在于“谈”，而在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各方，从外交、军事和政治三方面向中共施加压力，造成战略上的“优势与环境”，迫使中共或是接受他长期以来坚持的“政令军令之统一”，或是在政治上陷入全面被动的窘地。在邀请发出之前，蒋介石手中已握有两张大牌：一张是外交方面的，美苏两国一致支持他统一中国；另一张是军事方面的，美国答应以受降和接收为名帮助国民党运送大批部队，苏联答应军需品及其他物资援助仅给予国民政府。蒋介石对毛泽东的邀请则是一张政治牌，这张最先打出的牌也是完成他全盘部署的最后一步。如果毛泽东前来，在各种压力之下，蒋介石有可能指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毛泽东拒绝接受邀请，那就意味着蒋介石不仅轻而易举地赢得了战后国共斗争的第一个回合，而且还获得了自由选择下一回合斗争方式的主动权。邀请的时机和形式是与这一策略相配合的。从时机上看，邀请恰在中苏条约签定、日本投降的同一天发出，可谓紧锣密鼓，一环扣一环。从形式上看，未经磋商便突然地、直接地向毛泽东发出邀请，这是一种出人意料、不留余地的办法。显而易见，这种办法旨在向中共方面施加最大压力，而无助于改善气氛，为两党最高领导人的会谈创造条件。
历史地看，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政治方式与军事方式一直是交替使用、互相配合的。蒋介石决定首先尝试政治解决的方法并不排除在寻求政治解决时可以军事力量作为施加压力的手段，也不排除下一阶段或最终改为以军事方式为主来解决国共关系问题的可能性。
（二）中共中央的决策过程
这时接到蒋介石的邀请多少出乎中共领导人的意料。当时，共产党最担心的是国民党可能发动内战，延安的人们几乎是出自本能地把蒋介石的邀请看作是“鸿门宴”。所以，毫不奇怪，毛泽东第一封复信的口气极为冷淡。周恩来也认为“请毛往渝全系骗”。然而，经过几天时间的观察分析，形势的发展表明国民党要立即发动全面内战还存在许多难以克服的困难，中共争取一个和平民主局面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于是，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领导人很快决定以审慎而积极的态度来对待重庆谈判。比较明显的变动是从20日开始的。翻阅这段时间毛泽东签发的大量批示就可以看出，此前他集中精力处理的是各种紧迫的军事问题，此后他的注意力迅速转移向与谈判有关的事宜上来。
20日，也就是蒋介石发出第二封邀请电的当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商定，由周恩来先行赴渝见蒋，并电告南方局徐冰与邵力子交涉，速派飞机来延安。
22日，毛泽东的第二封复电发出。虽然这封复电仍未提及毛本人是否赴渝的问题，但派遗周恩来赴渝已清楚地向外界表明了中共愿恢复国共谈判的立场。同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联合发出《关于改变战略方针的指示》，其中最重要的战略变动是决定立即放弃正在发动中的在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大城市武装起义，改为占领中小城市和向农村地区发展，以避免与国民党军队发生重大冲突。这种战略变动表明中共领导人对总形势的判断已有所改变。
23日清晨，驻延安美军观察组转来魏德迈的电报。该电表示，赫尔利愿意继续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解并愿履行从前的允诺。当天，毛泽东在回电中表示：为谋中国团结，远东和平，他“亟愿至渝与蒋委员长共商大计”。这封电报第一次透露毛泽东准备与蒋介石举行会谈；不过，看得出来，行文中仍留有回旋余地。
23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枣园召开扩大会议，大约有五十名高级干部参加。可以说，在重庆谈判前的决策过程中，这次会议是最关键的。由于保存了完整的纪录，现在可以详细了解到当时中共领导人对整个形势的看法以及他们在决策时的各种考虑。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发言。他开门见山的一段话是：“恩来同志先去谈判，我后一下。现在的情况是抗日战争的阶段已经结束，进入和平建设阶段。全世界欧洲、东方都是如此，都进到和平建设时期。不能有第三次世界大战是肯定的。”熟悉中共党内生活的人都知道，这段话实际就是拍板定调子，它确定了中共战后力争实现和平建国的总方针。随后，毛泽东全面分析了战后形势，阐述了中共在国共谈判中将采取的政策以及今后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问题。
归纳起来，关于战后形势，毛泽东着重分析和解答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他所针对的是当时在相当一部分党员和干部中出现的失望和担忧情绪，这种情绪的出现是由于抗战结束时中共未能如所期望的那样占领一部分大城市，苏联也未象许多中共党员幼稚地认为的那样理所当然地给予中国革命以直接援助，以及当时国共关系的极度紧张。
第一，关于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所处地位的优劣比较。毛泽东说，我们曾经可能在两种不同的情况下进入和一阶段：一种是可以得到一部分大城市，一种是得不到。现在，我们只能在得不到大城市的情况下进入和平阶段。在今后的斗争中，蒋介石的有利方面是他有合法地位与大城市；不利方面是在他面前摆着强大的解放区，他有内部矛盾，他不能满足人民的民主民生的要求。中国的民族独立由于日本的失败基本上已完成，这样民主民生的要求就突出了。我党有利的方面是抗日的功劳蒋介石不能磨灭，我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地位为大革命与内战时期所没有过，广大解放区的存在使国民党无法封锁，为民主民生而奋斗的纳能解决蒋介石所不能解决的问题；不利的方面是，没有大城市，没有机械化的军队，没有合法地位。
第二，关于美苏两国的对华政策及其影响。毛泽东指出，抗战期间，美国没有帮助我们，赫尔利的政策胜利了。现在，苏联为了中苏条约和国际和平，不可能也不适于帮助我们。美国不公开帮助蒋介石，决定苏联也不能公开帮助我们。苏如助我，美必助蒋，大战即爆发，和平不能取得。在欧洲，苏联帮助保加利亚而不及希腊，是因为希腊为英国所必争；在亚洲，中国则为美国所必争。主要是由于美国的势力使我们的发展受到了限制，我们如果占领南京、上海等大城市，美国一定要干涉。关于尚未公布的中苏条约，毛泽东估计，内容大概是苏军进军区域限于东北三省。他说，目前我们要这样看，苏联不帮我们比帮我们对中国人民更有利，虽然这可能引起我们某些同志失望。
第三，关于内战与和平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现在的口号是“和平、民主、团结”，这三大口号是有现实基础的，是能得到国内外的广大同情的。和平能够取得，这是因为：苏美英需要和平，不赞成中国内战；中国需要和平，过去是大敌当前，现在是疮痍满目；前方各解放区损失很大，人民需要和平，我们需要和平；国民党也不能下决心打内战，因摊子没摆好，兵力分散，内部有矛盾。国民党本身的困难，加上解放区的存在和我们不易被消灭，人民与国际反对内战，因此内战是可以避免的。虽然蒋介石想消灭共产党的方针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但由于上述诸条件，他可能只好暂取和平，以便医好伤疤，壮大力量，将来等待机会消灭我们。我们要利用他这个地的和平。
关于即将到来的国共谈判，毛泽东讲了三个方面的问题。从这三个方面可以看出中共的对策和基本部署。
第一，关于谈判的步骤和安排。毛泽东当时的设想是，首先由中共中央委员会发表一个声明，以表明中共的和平、民主、团结姿态；重庆来的飞机一到，周恩来立即动身去谈判，两天后回来，实际是先进行一轮预备性谈判；然后，毛泽东由赫尔利陪同前往重庆。毛泽东强调说：“这回不能拖，应该去，而且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第二，关于中共的基本要求。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讨论并通过了“目前的紧急措施”。这份文件由周恩来起草，内容最初为12条，毛泽东阅后补充了两条，成为14条，又经博古提议，会后将14条合并为6项，于8月25日在《中共中央对目前时局宣言》中发表。毛泽东预计，谈判开始后，双方力争的是最现实的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军的问题，可能要打打停停，甚至可能要打得蒋痛，才能逼他让步。总之，他是不会满足我们的。
第三，关于谈判期间各条战线、各方面工作的部署和配合。毛泽东说明，在宣传方面，对国民党的批评原定要停一下，后因日本突然投降，蒋介石要中共“驻防待命”，不得不再批评一下。这次会议后要逐渐缓和下来。以后，中共的方针仍是“蒋反我亦反，蒋停我亦停，以斗争达团结，有理有利有节”。在军事方面，毛泽东着重指出，最近两星期的进军是需要的，今后还要进军一个时期，夺取更多的中小城市；今冬要整训军队，摆出内战不好打的姿态给蒋介石和美国看，以便于在谈判中取得比较有利于我的解决；谈判未成功，国民党进攻解放区应该回击，但条件是打胜仗，无把握的不打。此外，毛泽东还强调了和平时期城市工作与军队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不学会做好这两项工作，中国人民的最后解放是不可能的。最后，毛泽东还指出解放区的各项工作要做持久打算。
在讲话快结束时，毛泽东就这次谈判可能产生的历史性结果和中共今后的斗争道路作了重要说明。他说：“七大”时讲的长期迂回曲折，准备最大困难，现在就要实行了。希腊、法国的共产党人得了雅典、巴黎，但政权落在或主要落在别人手里；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中国的局面，联合政府的几种形式，现在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并将占相当长的时期。我们还是钻进去给蒋介石洗脸，而不要砍头。这个弯路将使我们党在各方面达到更成熟，中国人民更觉悟，然后实现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四万万五千万人的中国等于一个欧洲，欧洲现在许多国家还没胜利或不由共产党完全领导。我们要准备有所让步，准备最大的困难。从外国得不到帮助，军队可能由谈判缩小，内部出现不一致等等。决定的一点就是我们内部的团结，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敌人是不能压倒我们的。只要我们站稳脚跟，有清醒的头脑，就不怕一切大风大浪。
毛泽东的讲话十分全面地反映了中共领导人对整个形势的看法，并提出了中共在新形势下的现实目标。为避免误解，对毛泽东所说的“要走法国的路”需要作两点解释：其一，十分明显，毛泽东当时准备在政治方面作出重大妥协。虽然中共这时仍坚持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但毛泽东明确指出，其性质是“资产阶级领导而有无产阶级参加”，其形式是“独裁加若干民主”。在这种联合政府内，中共打算发挥的作用是非常有限的，它不同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时所设想的那种中共能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具有强烈新民主主义色彩的联合政府。其二，毛泽东虽以“要走法国的路”来说明中国革命此后可能经历的道路，但其含义及设想与后来受到中共批判的“法国式道路”并不一样，最重要的差别在于毛泽东从未考虑过放弃武装和交出解放区政权。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特别强调，“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
周恩来在会议发言中指出，国际上，美苏目前在东方问题上距离不大，都不愿有第三次大战；苏联不直接援助我们，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在国内，蒋介石今天要下决心打下去还不可能，我们有准备就不怕。从抗战转到和平，我们实现这个方针的后盾和依靠，一个是力量，一个是人心。他估计，在即将举行的谈判中可能有三种情况：一、双方让步，求得妥协；二、我党争取主动，迫蒋妥协；三、出现“一面谈、一面打”或“打打停停”的局面，我吃亏，他理亏。关于毛泽东赴渝的问题，周恩来表示，要看他出去与蒋介石谈判的情况如何再作决定。
在这次会议上发言的还有十几位高级干部。他们一致赞成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支持党中央在战后实行力争和平的方针，强调中共道德要保持在抗战中已取得的果实，并表现出一定能在和平环境中获得发展的自信心。几乎每个发言的人都认为“苏军不入关、美军不登陆”这一形势对中国人民是有利的，原因有两个：其一，大战中苏联的消耗远远超过美国，目前如果美、苏分别直接援助中国国共两党的斗争，形势对中共并不利；相反，苏军不进入东北以外地区，缓和美国反苏反共情绪，维持一个和平局面，这种情况对中共和中国人民更为有利。其二，苏联红军进驻东北，客观上增加了中共的声势，对国民党是一种威慑，使蒋介石在采取反共行动时不能不有所顾忌。中共领导人的看法是非常现实的和合理的，他们相当敏锐地觉察到中苏条约客观上也带有抑制国民党的一面。
在是否需要毛泽东亲赴重庆参加谈判的问题上，人们的意见显然不一致。大多数人出于对毛泽东安全的担心，认为他不应轻易出去，至少也要再看一看才能决定。明确支持毛泽东出去的是朱德和彭德怀。他们认为，毛泽东出去有利于解决问题，有利于争取主动，能够给全国人民很大振奋，推动民主运动的发展。朱德甚至幽默地说：“毛主席出去，对将来选举运动也是有利的，蒋介石当总统，我们当副总统罢。”不过，彭德怀有些担心毛泽东出去可能增加蒋介石的气焰；因此，他主张双方先较量一下，打一仗，等到蒋介石的气焰被打下一点之后，毛泽东再去时机较为成熟。
最后，会议由毛泽东作了总结。他再次强调了以下几点：第一，和平是可能的、必须的，今天的方针是“七大”确定的，是抗战时期反内战方针的继续。第二，我们现在是在和平中进攻，但会有部分退却，我们准备以数量上的让步，以局部的让步换取全国的合法地位，养精蓄锐，迎接新形势。第三，和平时期是一个新环境，我们党很需要这样一个时期来教育人民，锻炼自己，学会合法斗争，学会利用国会讲坛，学会做城市工作。第四，谈判未成功，国民党进攻我们，应予回击，条件是打胜仗。最后，关于他本人是否出去的问题，毛泽东说，今天不是决定出去而不是不出去；但出去的时机由政治局书记处决定，如果赫尔利、邵力子来，和他们出去这个姿态好些。
显然，2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把毛泽东将赴重庆一事基本决定下来，只是出去的时机还没有最后确定。可以设想，在这一重大决策最初的酝酿过程中，政治局书记处的五位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曾反复交换过意见。很遗憾，我们无法得知他们最初的讲座情况；但是可以肯定，在召开这次会议之前，毛泽东已经以一个伟大革命家和政治家的胆略和气魄下了要去的决心，书记处内也基本形成了一致意见。召开这样一次会议，一方面是因为事关重大，需要党中央集体作出决定；另一方面，也是先向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吹风打招呼，让他们作好思想上、心理上的准备。
据李维汉回忆，毛泽东的决定使党内相当多的高级干部感到意外。开始大家没有估计到他会亲赴重庆，消息传开后都很紧张，许多解放区的负责同志为他的安全计，或者口头劝说，或者打电报来，认为不去为好。李维汉的回忆还提供了另一个重要的情况，这就是周恩来当时曾力排众议，正确地分析了形势，主张毛泽东赴渝。周恩来认为，毛泽东赴渝的好处是可以同蒋介石直接谈判，争取有利于人民的谈判成果，并向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人民宣传我党要求实现和平民主的政治主张，打破蒋介石的谰言；同时，他估计在我方有强大力量作后盾和美方作为“调解人”的情况下，国民党特务不敢随便动手，毛泽东的安全基本是有保障的。
就在中共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这一天，蒋介石向毛泽东发来第三封邀请电。次日，毛泽东在致蒋介石的复电中表示，先派周恩来见蒋，他随后赴渝。一天之后，毛泽东的决定又有所变化。25日，魏德迈再次致电毛泽东。当天，毛泽东回电说：“承蒋委员长三电相邀，赫尔利大使两次表示愿望来延，此种诚意，极为心感”，并通知美方“欢迎赫尔利大使来延面叙，鄙人及周恩来将军可以偕赫尔利大使同机飞渝，往应蒋委员长之约，以期早日协商一切大计。”这封电报意味着毛泽东已初步决定与周恩来一起去重庆。
除美方的两封电报之外，为促成重庆谈判，在这几天里，苏联共产党也打来两封电报。不过，由于电报的原稿尚未见俄国公布，中共的收报稿据说已经销毁，所以现在电报的详细内容的收到的准确时间都搞不太清楚。1956年，毛泽东首先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到这件事。他说：“斯大林对中国作了一些错事……解放战争时期，先是不准革命，说是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有毁灭的危险。”1960年7月31日，周恩来曾在北戴河会议上回忆说，苏联的电报是在8月22日或23日来的，当时政治局的常委们都看了，电报的底稿大概烧了。电报没有使用苏共名义，而以苏维埃俄罗斯共和国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致中共中央。电报说，中国一定不能打内战，如果打内战中华民族就要毁灭。刘少奇补充说，苏联人说我们的路线是错误的，要我们重新考虑自己的路线。当时负责翻译电报的师哲在回忆录中说：苏联的来电前后有两封。第一封的主要内容是，中国不能再打内战，再打内战就可能把民族引向灭亡的危险地步等等。这封电报引起毛主席极大不快，甚至很生气。过了两三天，斯大林打来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世界要和平，中国也要和平。尽管蒋介石想打内战消灭你们，但是他已再三邀请毛去重庆协商国事，你们一味拒绝，国内、国际各方面将不能理解。如内战爆发，必须考虑由谁承担战争责任的问题。毛主席到重庆与蒋介石会谈，安全由美苏共同负责等等。
将有关回忆与中共决策过程加以对照，可以推测，苏联方面的第一封电报在23日政治局会议之前到达的可能性较大，甚至可能在20日之前就到达了；至于第二封电报则可能是在毛泽东24日致蒋介石电与25日致魏德迈电之间到达的。中共决策过程中出现的重要变化与苏共两次来电有关是很可能的，但这两份电报影响的大小在未见到电文和未弄清确切收电时间的情况下难以判断。在赴重庆之前有据可查的讲话中，毛泽东只提到美国人的来电，而对苏联人的来电却缄口不言、未置一词，这里显然有十分微妙的原因。另一个疑问是，中共在重庆谈判开始后没有再提建立联合政府的要求，这是否也与苏联的来电有关。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斯大林在谈判中苏条约时已明确地向国民党政府暗示，苏联不支持中共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那么，苏联是否将这一意见告诉了中共。这些疑问或许会随着前苏联重要档案的解密而得到解决。从现有史料来看，尽管苏联的意见肯定对中共领导人有所影响，但在考虑是否亲赴重庆时，毛泽东在国际方面更为关注的还是美国的态度和反应，这是因为当时美国的动向显然对中国政局具有更大更直接的影响力。
鉴于局势的迅速发展，25日晚，中央政治局七人再次召开会议，并邀从重庆返回的王若飞参加，经彻夜讨论，就有关重庆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作出了最后决定。26日，在枣园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宣布了这些决定。主要有三点：第一，关于毛泽东是否赴重庆的问题。毛泽东说：“决心答复魏德迈的电报，去！这样可以取得全部主动权。要充分估计到城下之盟的可能性，但签字之手在我。”第二，关于中共的让步方案。毛泽东说明，我方必须作一定的让步，在不伤害双方根本利益的条件下才能得到妥协。我们让步的第一批资本是广东至河南；第二批资本是江南；第三批是江北，这需要看看，有些在有利条件下可以考虑让步。如果做了这些还不行，那就“城下不盟，准备从班房”。第三，关于总的战略部署。为巩固中共地位，毛泽东的设想是把现有军事力量收缩集中到华北、山东和陇海路以北至外蒙古一带，并力争东北。他还考虑到，将来可能需要派遣更多的同志到延安以外的地区去工作，但领导核心仍留在延安。关于谈判的结果，毛泽东当时说：“国共反映美苏”，“国际压力是不利于蒋介石独裁的”，“由于我们的力量，全国的人心，蒋介石自己的困难，外国的干涉四个条件，这次是可以解决一些问题的。”这是一种比较乐观的估计。但实际上，毛泽东内心里认为谈判无结果的可能性更大。在飞往重庆途中，毛泽东曾对胡乔木说，这次谈判很能是“不了之局”。当天，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
在了解中共决策全过程之后，可以把毛泽东决定赴渝与蒋介石举行会谈的原因归纳如下：首先，毛泽东认为，实现和平，避免内战是有可能的；其次，从国共地位的优劣比较来看，如能实现和平将更有利于中共的发展。在这两个前提下，毛泽东赴渝的益处在于：第一，增大实现和平的机会；第二，可与蒋介石直接谈判，有可能争取到更有利一些的条件；第三，便于争取中间派和国内外舆的同情；第四，有利于开展外交斗争，避免给美国提供大规模援蒋的口实；第五，在爆发内战的情况下，使蒋介石无法转嫁发动内战的责任。总之，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只有毛泽东赴渝，才有利于中共赢得政治上的主动地位。
将重庆谈判前夕国共双方的情况加以比较可以发现这样三点：第一，国共双方原先确定的方针基本没有变化，但在策略上都有所调整，双方都把政治解决置于优先地位，这就使毛泽东与蒋介石的会面成为顺理成章的事。这种策略上的变动，对国民党来说更多地带有暂时性，对共产党来说则与它的长期方针相吻合。第二，尽管国共两党都对通过谈判解决问题抱有一定希望，但双方都未因即将举行谈判而在军事上有丝毫松懈。第三，国民党虽一时在政治上占据着较为主动的地位，但它对谈判毫无准备，特别是在全国人民最关心的和平问题上没有一个明确的方针；中国共产党则不仅鲜明地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而且统一了党内思想，制订了谈判方案。
8月26日，蒋介石正式请求赫尔利前往延安。27日，赫尔利和张治中飞抵延安。28日清晨，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他们的陪同下乘机前往重庆。前一阶段剑拔弩张的国共关系一时间出现了缓和妥协的迹象。当蒋石出人意料地发出对毛泽东的邀请时，国民党似乎掌握了战后中国政治斗争的主动权；但当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前往重庆时，这个主动权就开始从国民党手中向中国共产党手中转移。
三、谈判过程
重庆谈判从开始至最后达成协议历时43天，经过三个阶段：普遍交换意见阶段、就实质总是进行商谈阶段和最后达成协议阶段。谈判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个是两党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和蒋介石直接交换意见；另一个是两党谈判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张群、张治中、邵力子等人之间的磋商。在渝期间，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会面11次，大多是在公开场合；但两从几次重要谈话者是秘密的，有时甚至没有任何其他人在场。
（一）国民党谈判方针的确定
国民党方面的谈判方针在谈判即将开始时才提出。蒋介石再三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但他并没有做好相应的准备。直到9月28日中午，中共代表团即将飞临重庆上空，蒋介石才匆忙召集会议讨论谈判问题。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的方针是“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29日，他又提出三条原则：“一、不得于现在政治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
这套方针的实质是一次全面解决“共产党问题”，它意味着要同时实现三个目标，包括：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法统的承认，解决共产党军队的编制、数量和调遣权问题以及取消解放区政权。这套方针和目标表明，蒋介石当时感到形势非常有利，野心很大，对谈判抱有相当希望。9月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时对共澡应以主动与之妥洽，准予整编共军为十二个师，如其真能接受政令、军令，则政治上当准备委派共党二人，并予以一省之主席，以观后效。以目前形势，如由我主动为之，实于大局无损，而有益也。共党问题如能获得解决，则政治建设当无妨碍矣。”
（二）中共的提案与国民党的对案
谈判的第一阶段，即普遍交换意见阶段从8月29日开始至9月3日结束。事实上，双方互换提案的工作直至9月8日才完成。大体过程如下：
8月29日，双方初商讨谈判的原则、方针和程序问题。30日，中共方面拟好具体的谈判提案，共11点。9月2日上午，毛泽东约王世杰到桂园商谈，就8个问题表示原则意见，实际是把中共提案的关键之处，预先向国方作了通报和强调。当晚，蒋介石与毛泽东单独谈话，就中共意见中的几个关键问题作出反应。9月3日下午，周恩来将稍作修改的11点意见作为中共正式提案交付国方代表转蒋介石。至此，谈判第一阶段结束。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准备，国方对案是在第二阶段谈判开始之后于9月8日才提交中共方面的。
中共提出的11点意见涉及政治会议问题、国民大会问题、自由问题、各党派地位问题、释放政治犯问题、解放区问题、中共军队问题和受降问题等。其中既包括中共主张的原则立场和向国民党提出的条件，也包括为力争实现和平、民主向国民党所作的让步和为解决实质性问题而提出的具体办法。整个提案的特点是，在政治方面坚定地提出和平、民主、团结的方针，同时又作出了很大让步。中共承认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承认国民党的第一大党地位，未提建立联合政府，只提参加政府；在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上，中共开价比较高，但并未脱离现实。这个较高的要价既是为了尽可能多地保存人民在抗战中所取得的胜利果实，也是为了有利于以后的谈判斗争，因为双方一定会讨价还价。由于国民党事前未准备任何提案，中共提出的11点意见对整个谈判过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它使中共方面始终处于主导地位，而国民党方面则被动应付。国民党随后提出的对案其特点是以“军令政令之统一”为核心，试图最大限度地削减中共军队并取消解放区，同时在形式上做出一些安，以示允许中共参加中央和地方政府工作。
将双方提案加以对照可以看出，国共双方的分歧突出表现在四个问题上：第一，关于总的原则，也就是和平、民主与统一的关系。中共方面提出“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国民党方面则提出“民主与统一必须并重”，其实质是蒋介石所说的“统一是解决一切政治问题的前提”。第二，军队问题。中共方面要求将其部队整编为48个师，分期实施；国民党方面只允许中共部队编为12个师，而且要立即缩编至此数。第三，中共方面要求承认解放区政权的合法地位，国民党方面拒绝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第四，国民大会问题。中共方面提出，国大代表为抗战前选出，任期仅6年，现已失去代表资格，应当重选；国民党方面则坚持认为旧代表资格仍旧有效。事实上，对于中共方面提出的11点意见，国主在答复中仅对“拥护蒋主席领导地位”一点表示满意，说了些“承明白表示，不胜赞佩”之类的客套话；其余10项，国方代表或提出附加条件或认为根本无从讨论。
谈判的第一阶段既是普遍交换意见的阶段，也是双方互相摸底的阶段。这种摸底不仅通过双方谈判的直接对话，也包括其他手段。情报工作无疑是最重要的。从国民党情报系统呈蒋介石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在谈判刚开始时，国民党方面已经了解中共不愿发生内战，希望通过这次谈判使国民党承认现状，采取民主办法解决国共矛盾问题；中共方面愿作出重要让步，并对谈判前途持比较乐观的态度。同样，中共南方局的情报人员也很快摸清了国民党的底牌，包括：蒋介石确定的谈判方针，国民党在军队问题上最后可能让至16个师，所谓允许中共参加政府是考虑在中央各院增设一名副院长，省主席之说是如毛泽东愿意可任命为新疆省政府主席，国民大会则要保证国民党代表占7／10以上等。尽管这些情报在细节上可能有所误差，但总起来看都具有惊人的准确性。
（三）边谈边打
从9月4日起，谈判进入第二阶段，两党代表开始就实质问题进行商谈；至22日，共举行了八轮会谈。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准备，双方所持立场又距离很大，谈判时断时续，形势复杂微妙。在第一轮谈判中，国共双方首先把焦点问题即军队和解放区问题提了出来，但未能进行深入讨论。此后，休会四天。8日复会，双方继续谈判。
经过几天的接触商谈，国共双方对彼此的立场都有了清楚的了解，双方都认为对方缺乏诚意，提出的条件与自己的期望相距甚远；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结果是双方都加紧从战场上向对方施加压力。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和何应钦密令各战区印发了多年前围剿红军时编篡的《剿匪手册》。蒋介石甚至考虑了还都南京后再迁都北平的方案，以便依靠华中华南的基础，直接控制华北，切断中共与苏联之间的联系。国民党军队受命全力与共产党争夺华北。共产党也决心采取“打得蒋痛，才能逼他让步”的办法。9月8日，中共代表团在致中央的电报中说：；国民党表面上招待很好，天天有人出来请宴会，报纸上不写刺激文章，对《新华日报》的检查也较放宽，在社会上造成一种政府力求团结的气象，但“实际上对一切具体问题不放弃削弱我，以至消灭我的方针，求得在有利于他的条件下解决问题……他们只要求我们认识和承认他的法统及承认军令政令要统一，但反过来他们却不愿认识与承认我们抗日军队与解放区民选政府长期存在的事实，不愿认识与承认两党都有武装长期对立的事实，不愿从事实出发解决问题，只取一概否认的态度”。故他们“特别抓紧的是军队国家化问题，对于政治民主化问题不感兴趣”。据此，中共中央军委通令全军：“重庆谈判，蒋介石毫无诚意”；“为着促进谈判，推迟蒋军深入华北、东北、争取全部占领察、热，争取东北优势，我必须布置几个有力战役，打退顽军气势。”
“边谈边打”是战后初期国共斗争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重庆谈判从一开始就是在这种模式下进行的。在“边谈边打”的情况下，不确定的前景使双方的军事行动和政治提案都明显地带上了两重目的――近期的和下个阶段的。采取军事行动，一方面是为了直接向对手施加压力，好在谈判桌上讨价还价；另一方面，又是为下个阶段的斗争，无论是和平的或是战争的，作出战略上的准备。同样，谈判桌上的提案目的也是双重的，一方面是为了寻求近期内政治、军事上的某种妥协；另一方面，又是为下个阶段的斗争谋求政治上和军事上有利的至少是有保障的地位。在以这种形式进行的斗争中，任何一方的军事或政治行动都很容易引起对方的疑虑，寻求短期内的妥协与谋求长期斗争中的优势这一无法解决的矛盾驱使双方的关系陷入恶性循环。和平即使能够侥幸实现，它的前提也必然是双方的军事力量能够达成某种相对稳定的平衡；全面内战不至一下爆发出来，而呈现出一个逐步升级的过程。
国共双方在战场上的争夺趋于激烈，谈判桌上的温度也在上升。在前五轮谈判中，国方代表反来复去地强调，必须在国家现有体制内实现政令军令统一，要中共放弃所谓“必有军队、有地盘……始有保障”的观念。中共代表则据理驳斥，周恩来和王若飞一再向国方指出，中共已做出重大让步，国民党的前途已获保障；国民党对待中共的态度是不平等的，观念是自大的，承认中共的政治地位必须承认中共的军队、解放区及其经普选产生的人民政权；解决问题必须从现实出发，民主统一之理想，未可一蹴而就，需要一个过程。9月15日，双方举行第六轮会谈。国民党代表宣布，中共所提军队数目与中央规定相去太远，无法再谈；而解放区问题，中央之主张已不能再有变更。至此，谈判陷入僵局。
尽管双方在实质问题的谈判中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但经过讨论，双方在两项总原则和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问题上意见已趋于一致。9月16日，周恩来向赫尔利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这是他草拟的第一份公报稿，共有6条内容。其中，第一项“关于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的内容和第三项“关于结束训政，实施宪政问题”的原则部分已与10月10日重庆谈判结束时所达成的会谈纪要第一、二两条大体一致。此外，这份文件还有两个值得注意之点：第一，关于“结束训政，实施宪政”问题，该草稿说：双方“一致同意在结束党治过程中，应立即采取必要步骤，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政党合法，以达到军令政令统一”。这段话接受了蒋介石“军令政令统一”的提法，同时，又把“实现政治民主化”放在前面，巧妙地使之在程序上成为“军队国家化”和“达到军令政令统一”的前提。第二，这份公报稿表明中共方面的意图是，先就可以达成一致的原则问题发表一份公报，使谈判告一段落；然后，在下一阶段谈判和随后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再解决具体问题。对中共来说，这样做无疑比较有利；但对国民党则意味着蒋介石“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的方针的失败，国方显然不会一下同意。
由于谈判进入了关键时刻，9月17日，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和赫尔利午餐，并一起讨论军事问题。随后，赫尔利又分别约见国共两党代表，劝说双方妥协。赫尔利明确地向周恩来表示，无论如何应尽快发一份公告，但不仅要说明双方在一般的和平建国原则上所达成的谅解，还应对军队问题也作出明确决定。当周恩来指出，因国民党在军队等问题上固持己见，致使谈判没有希望时；赫尔利主动提出了将国共军队按照五比一的比例缩编的办法。周恩来立即表示赞同，并请赫尔利晚走几天，争取在走前使谈判取得结果。
在此后的两轮谈判中，为打僵局，国共双方各自做了不同程度的让步。17日会谈后，毛泽东和周恩来反复考虑，决定根据预先拟定的方案率先作出让步，以打破僵局，争取主动。9月19日，在第七轮会谈上，周恩来通知国方代表：赫尔利大使拟议中央与中共军队之比数为1／5，中共依此比例考虑，愿让步至1／7，即国民党现有263个师，中共应编有43个师，较9月3日所提方案让步5个师；以后，国民党军队裁减缩编，中共亦依此比例裁编，国民党军队如缩编为120个师，中共应有20个师。同时，中共拟将海南岛、广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等8个地区之军队撤退，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中以北地区。
21日，双方举行第八轮会谈时，国方代表对周恩来前日所提让步方案作出反应，表示可允许中共增加数个补充师，但至多不超过5个军16个师。同时，国方代表又提出，军队驻地与所谓“解放区”不可混淆，中共可提了堪任地方各级行政官员的人选名单，送请中央量材任用，但不可指定何省应划归中共，并规定由中共推荐各级官员。这意味着国民党不但有权任锡中共干部，而且有权随意调遣。中共当然不能同意这个建议。
在这两轮谈判中，尽管国共双方都有所让步，事实上接近了双方各自拟定的底限，但仍不足以打破僵局。
（四）僵局是怎样打破的
从9月22日至26日，谈判停顿了五天。对中共来说这是最紧张的一段时间。一方面，当时看来双方最后能否达成协议很成问题；另一方面，中共获得的大量情报表明，国民党在美国的帮助下正在积极准备内战。例如，中共从胡宗南处所获蒋介石密示称：“目前与奸党谈判，乃系窥测其要求与目的，以拖延时间，缓和国际视线，俾国军抓紧时机，迅速收复沦陷区中心城市。待国军控制所有战略据点、交通线，将寇军完全受降后，再以有利之优越军事形势与奸党作体谈判。彼如不能在军令政令统一原则下屈服，即以土匪清剿之。”还有一份情报说，国民党中统局某要员私下透露，不宜让毛泽东和周恩来返回延安，此二人在中共居头两席，把他们扣留在重庆可在相当程度上动摇中共军心，有利于国军总攻。
谈判停顿期间，正是各方加紧进行幕后活动的时间。此后，僵局得以突破主要是由这几天出现的一些情况决定的。
首先，在国共谈判的时刻，赫尔利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点与人们以前的了解不同。赫尔利原订于9月18日与魏德迈一起返回华盛顿述职。17日与国共双方会谈之后，他决定将行期推迟四天。在致美国国务卿的电报中，赫尔利说：“国共谈判显示出良好的发展，稍微推迟我的行程可能有助于形势。”由于在19日和21日的两轮谈判中并未出现他所期望的进展，于是赫尔利决定直接向双方施加压力，以便促成国共之间就实质问题达成某种协议，使他不至两手空空的返回华盛顿。
21日，赫尔利从上海、南京视察后返回重庆。他先与蒋介石会谈。随后，又于22日约见国共双方的谈判代表，并向中共方面施加了很大压力。赫尔利向周恩来和王若飞提出，蒋介石可同意中共军队的数目增至20个师，但中共必须同意立即缩编至此数，不能按国军数目比例缩编，也不能拖延；同时，军队与行政不能合起来谈，中共必须放弃请求任命省主席和省副主席等要求；要么承认国民党的统一，要么谈判破裂。从赫尔利的这番话来看，一个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尔利说服蒋介石以再增加4个师的数额来换取中共交出解放区政权，并答应蒋介石为此向中共施加压力。国共双方代表原已准备在军队数目达成协议之后发表会谈公报，这也是赫尔利本人的建议；但赫尔利这时却提出，如果解放区问题谈不出结果就不能发公报；并说，无论谈判是否成功和无论发不发公报，毛泽东随时可以回延安。他蛮横地要求周恩来、王若飞马上请示毛泽东做最后决定。当时，张群就坐在隔壁的屋子里等待中共方面的答复。情况一时显得很紧张。接到周恩来的报告，毛泽东决定立即与赫尔利会面。尽管毛泽东对赫尔利的卑劣作法十分愤怒，但会谈时他坚持以大局为重，一方面在原则问题上丝毫不让，另一方面又以委婉忍耐的态度尽量解释，不使谈判破裂。毛泽东告诉赫尔利：中共的态度是“不承认，也不破裂，问题复杂，还要讨论”；“虽然目前有很多困难，但总可以想出合理的办法解决，不会向分裂的方向走”。他还表示，中共不拒绝蒋介石关于中共部队编为20个师的提议，但还要做进一步的考虑。面对声色俱厉的赫尔利，毛泽东接受了蒋介石给中共增加4个师编制的建议，但在解放区问题上抛回去的却是一支软钉子。这位善于见风使舵的大使最后不得不无奈地表示，要是当初能够照他和毛在延安达成的“五点协定”（除联合政府名词不要外）达成协议，那恐怕是最好的解决办法了。回到延安以后，毛泽东总算把一肚子的怒火发泄出来。他说：“美国政府、魏德迈、赫尔利对我们很坏。”
其次，在重庆谈判中并未登场的苏联这个时期的动向对国共双方都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9月中旬，苏联远东司令部派出的一架飞机抵达延安。经过一天的谈判，苏军代表与中共中央达成一项默契，苏军允许中共部队在使用共产党、八路军名义的情况下进入东北地区。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立即调兵遣将，赶赴东北开辟工作，并明确提出：“我们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此后，东北苏军又要求中共军队迅速接防，以全力控制内蒙及东北地区。东北形势的发展使中共在谈判中顶住美蒋压力的信心大增。回到延安后，毛泽东说：“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苏联，开始蒋介石以为中苏条约对我们不利，但后来感觉并不如此。”相反，由于国民党预计在9月底对东北实行接收，蒋介石对苏联的动向，特别是中共与苏联的接触忧心重重。
第三，谈判陷入僵局之后，中共从政治、军事两方面向国民党的高压发起反击。在政治方面，中共代表团积极活动，周恩来几天内接见了文化、产业、新闻、妇女等各团体和各党派人士，揭穿了国民党宣传部门制造的谈判十分融洽的谎言。在获悉两党谈判的具体情况后，各方人士一致认为：中共代表团“不能再有让步，若再让步不仅是中共的损失，且将是全国民主力量的损失，其他民主党派及地方实力派亦将同感威胁”。据毛泽东回延安后说，有的民主人士甚至批语中共“调子低，失立场”，让步太快太大，说蒋介石“背信弃义，绝不可靠”。他们提出，今后应改变谈判方式，由各党派参加的政治会议来代替现在的两党谈判。在军队问题上，中间派人士的态度前后也出现了明显的变化。最初，在中共提出48个师的要求之后，许多人都附合国民党散布的“中共只要军队和地盘”的说法，青年党左舜生甚至指责国共谈判是“分脏会议”；当中共表示在军队数量上让至43个师只占1／7时，中间派即表示赞成；最后，当毛泽东表示可接受20个师的方案时，中间派即开始为中共着急，左舜生说：“轻也轻不得，重也重不得。”各方面人士纷纷指责国民党，为中共鸣不平。这不仅使国民党在政治上陷于被动，而且使中共顶住国民党压力的信心大大增加了。在这最关键的几天里，中共中央曾致电代表团，请毛泽东立即返回延安。此前，毛泽东鉴于谈判已很难取得突破性进展，已告诉美方他准备离开，但这时他决定继续留在重庆。一方面，毛泽东,斗争不能作原则退让，也不能使谈判破裂，而要利用蒋介石的高压展开政治攻势，争取中间派同情；另一方面，赫尔利希望毛泽东能逗留到商谈结束，蒋介石也答应以誓言和人格担保毛泽东的安全，并负责安排毛泽东一行返回延安的交通。
在军事方面，重庆代表团要求延安在有把握的情况下打几个大胜仗支援谈判，消灭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进攻解放区的部队，使蒋介石知难而退。延安也决心坚决执行原订的军事计划。这时，上党战役正在激烈进行。这场战役是抗战结束后国共之间第一次较大规模的较量，它基本消灭了国民党阎锡山部主力。当上党战役进入尾声时，重庆谈判恰好结束。不过，没有什么证据能说明这个战役对重庆谈判的结果产生了重要影响。
最后，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已感到如继续施压导致谈判破裂对国民党未必有利。在某种意义上，国方冷落中共、制造紧张空气主要是一种神经战，目的在于向中共施加最后压力，使中共再让一步；但是，国民党也不敢做得过头。使蒋介石感到困扰的首先是美、苏两国在对华政策问题上出现了一些新动向。除苏联在东北的活动外，蒋介石对美国也也不放心。当时，美国舆论对国民党的批评很严厉，对美国对华政策也表示怀疑。赫尔利回国是为参加国务院关于远东政策的讨论，而重庆谈判的结果很可能直接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调整。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俄国对'共毛'之袒护，几乎以此为奇货，预备制造其傀垒，美国蒙昧，且为之保证，殊为可叹！此时俄国是否因此籍口毁灭其盟约义务？促使蒙疆内侵与久踞东北？……又美国舆论与政策，是否因之改变，弃绝我国不再予以接济乎？'中共'因之叛变，其能有成乎？”在国内，如果重庆谈判最终未能达成任何协议，执政的国民党必然要承担主要的政治责任，受到各方面舆论的抨击。国际国内两方面因素都迫使蒋介石不敢继续向中共施加压力，并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姿态。
事实上，22日赫尔利与国共双方的谈话结束之后，国民党方面已意识到要迫使中共做出更大让步是不可能了。23日，赫尔利在离华前致美国国务卿的最后一份电报中说，国共双方在政治方面已就5个主要问题达成一致；在中共军队的数量问题上双方接近达成一项协议；难以解决的问题是共产党要求有权在某些省份任命省主席和市长。他最后国共双方的谈判人员，他们试图解决太多的枝节问题，如果双方能就总的基本原则达成一致，那么根据这些原则，细节问题就能迎刃而解。这封电报表明赫尔利迫切希望看到国共双方能达成某种协议，即使这个协议不能完全满足蒋介石的要求。这一点对中共显然更为有利。同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向美国驻华使馆公使衔参赞罗伯逊递交了一份备忘录。这份看来是国方草拟的公报稿声称，国共双方代表“在友好和协的气氛中举行了一系列讨论”，已就5个问题达成一致结果。这份备忘录表明国民党当时并未打算停止谈判；更重要的是，它表明蒋介石原先拟定的“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的谈判方针破产了，国民党不得不改变方针，首先解决政治问题。
25日在国民参政会举行的宴会上，张群主动向周恩来表示要继续谈判。他说，军队问题基本有了结论，现在商量政治问题与解放区问题。9月27日，周恩来、王若飞将中共方面在谈判中已处于有利地位的情况电告延安。最紧张的一个阶段过去了。
（五）签署《会谈纪要》与毛泽东和蒋介石的最后会面
从9月27日至10月10日是谈判的最后阶段，也是达成协议的阶段。其间，共举行了四次会谈，重点讨论军队整编问题、解放区问题和政治会议问题；最后，双方又就《会谈纪要》专门讨论了一次。在谈判即将结束时，国民党内一部分人对发表公报比较积极。两党代表讨论通过《会谈纪要》之后，张治中对毛泽东说：“不发表这个东西不行，你既然这么大的面子来了，就总的搞个什么。”不过，国民党内也有不少反对意见。《会谈纪要》原稿为“政府和国民党代表”，最后，把“国民党代表”几个字删掉了。
10月10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与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在桂园客厅签署了《国民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这个历史性的文件常被称作“双十协定”。这份《会谈纪要》比较全面地反映了两党谈判的结果，内容共12条；其显著特点是既记载了双方的一致之处，又记载了双方的不一致之处。鉴于谈判最后阶段的情况以往的研究已比较充分，本文不再赘述。
在重庆的最后三天，毛泽东和蒋介石又有几次会面，并于9日和10日长谈两次。这两次谈话的中心问题还是军队和解放区。据毛泽东讲，蒋介石在谈话中说了一番“肺腑之言”。他说，共产党最好不搞军队，如果你们专在政治上竞争，那你们就可以被接受。为表示拉拢，蒋介石还说，国共两党不可缺一，党都有缺点，都有专长，只要我们二人（指蒋和毛）能合作，世界就好办，十年之内总要搞个名堂，否则对不起人民。毛泽东说，对解放区的努力应该承认和帮助，并表示赞成军队国家化，军队只为国防服务，党则全力办政治。最后，蒋介石带着悲观的神情说，这次没谈好。毛泽东回答，很有收获，主要是方针，确定了和平建国的路线，我们拥护。蒋介石在日记中所记的情况与毛泽东所说有很多不同。按蒋介石所记，谈话内容涉及政治协商会议、国民大会召开的日期和解放区问题。毛泽东提出，政治协商会议以缓开为宜；蒋则表示，如政协会议能在本月底召开，则国民大会可考虑改期召开。关于解放区问题，蒋介石一口咬定：政府决不能再有迁就。
10月11日上午9时45分，毛泽东偕王若飞在张治中陪同下离开重庆。尽管此后国共谈判还继续了一段时间，周恩来一直留在重庆，王若飞也很快从延安返回，但人们一般所说的重庆谈判至此就结束了。
四、重庆谈判的影响和后果
经过43天的谈判，国共两党终于签署了《会谈纪要》；但国共双方究竟如何看待这次谈判及其成果，打算如何调整自己的政策，这是决定此后国共关系演变和中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关键，也是重庆谈判的真实影响和后果所在。
（一）中共和国民党对重庆谈判的不同评价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返回延安的当晚，毛泽东和王若飞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全面汇报。主要有三方面内容：首先，毛泽东对谈判的结果表示比较满意，并指出在谈判的各项问题中“对我们重要的是和平与解放区”，但解放区问题未能解决。他说，会议纪要是蒋介石提议，周恩来起草，根据国方意见略有修改，内容共12条。这个东西，第一个好处是采取平等的方式，双方正式签订协定，这是历史上未有过的；第二，有成议的六条，都是有益于中国人民的。王若飞补充说，这次我们在政治上取得了阵地，实际推动了民主运动；我们没有被国民澡套住，国民党有些东西被我们抓信了。几天后，在延安干部会上作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毛泽东再次肯定：“这次谈判是有收获的。国民党承认了和平团结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两党的和平合作建设新中国。这是达成了协议的。”
其次，毛泽东认为，经过重庆谈判和平的可能性增加了。通过一段直接的接触，毛泽东说：我看蒋介石凶得很，又怕事得很。他没有重心――民主或独裁、和或战。最近几个月，我看他没有路线了。只有我们有路线，我们清楚地表示要和平。但他们不能这样讲。这些话，大后方听得进去，要和之心厉害得很，但他们给不出和平，他们的方针不能坚决明确。我们是路线清楚而调子很低，并没有马上推翻一党专政。我看，现在是有蒋以来，从未有之弱。兵散了，新闻检查取消了，这是18年来未有之事。说他坚决反革命，不见得。王若飞也补充说，与我们谈话的人都不是死硬派，国方代表都承认解放区的力量，认为国共不能打，一定要和，他们是倾向民主和平方面的。刚从重庆返回时，毛泽东对前途的估计是相当乐观的。他说：“总而言之，表现一点，实行独裁的劲不大，象灰尘一样可以吹掉的。”不过，几天之后，面对国民党直接用于进攻解放区的80万军队，毛泽东就没有这样乐观了。他开始强调：写在纸上的“和平建国”和事实是矛盾的，“要把纸上的东西变成实际，还要靠我们的努力”。
最后，毛泽东认为，实现和平还需要经过严重斗争。这一点突出反映在第二天发出的《中央关于双十协定后我党任务与方针的指示》中。这份由毛泽东起草的指示说：“和平基本方针虽已奠定，但暂时许多局部的大规模的军事冲突仍不可避免”；“解放区问题未能在此次谈判中解决，还须经过严重斗争，方可解决。这个极端重要的问题不解决，全部和平建国的局面即不能出现”；为此，“解放区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确定不移的原则……即将来实行编整时，我方亦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保存之目的”。
在国民党内部，对这次谈判是有很大急诊的。现在虽未见到台湾方面公布有关档案，但根据中共方面当时了解的情况，谈判期间CC派就指责政学系是“联共坍党”。10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讨论《会谈纪要》，多数人表示反对，后来邵力子说是总裁倡导的，才得以通过。这些情况如果属实，国民党内对重庆谈判持肯定态度的只占少数，而对国共和谈不满的情绪是相当普遍和严重的。
在台湾方面公布的史料中，恐怕没有什么比蒋介石本人写的十几篇日记更能说明问题了。这些日记清楚地显示，谈判期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仇恨是与日惧增。谈判开始时，他指责“共毛”“要求无厌”，“不可理喻”。谈判中途，他便说“目前最重大的问题，为'共毛'问题，国家存亡，革命成败，皆在于此”。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当国民党被迫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时，蒋介石更是恼羞成怒地在日记中大骂“共党反盗为主”，“到重庆在军事政治上作各种无理要求”，“要将国民政府一切法令与组织根本推翻……而代之以共党之法令与组织，必使中国非依照其主张受其完全控制，而成为纯一共党之中国，不甘其心”。他不厌其烦地列举了十几项所谓“中共之罪恶”，称中共为“变相之汉奸”、“第一罪魁祸首”，并咬牙切齿地发誓说：如不予以惩治，“实无以折服军民，澄清国本”。这表明“双十协定”还未签署，蒋介石就开始考虑“秋后算账”了。
（二）国共双方得失比较
如果把国共两党在谈判中的得失加以比较就可以看出，这种不同评价几乎是必然的。尽管国共双方在谈判中都未能实现自己预定的目标，但重庆谈判对毛泽东可以说是一个重大胜利，而对蒋介石却几乎是个彻底的失败。
从中共的角度来看，虽然在它最重视的三个问题中，和平仍是一个未知数，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也没有解决，但毛泽东仍有理由对谈判的结果感到满意。原因在于通过毛泽东亲赴重庆，中共把“和平、民主、团结”的旗帜牢牢地抓到自己的手里，在争取人心的斗争中收获很大，取得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军队和解放区问题虽没有解决，但并没有任何实际损失，而这两个问题原先就估计到是很难一下子解决的，至于答应退出江南8个解放区，毛泽东说明是因为“这些地区不可能保持”。总的来看，通过重庆谈判，中共在全国的政治地位和影响力都大大提高了；从下一轮斗争的角度来看，双方达成的协议也基本上是有利于中共方面的。
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谈判的结果是令人沮丧的。蒋介石打算一次整个解决中共问题的设想完全落空了。在国际国内形势对国民党都相当有利的情况下，蒋介石预先拟定的三个目标只达到了实孙意义最小的一个，即象征性的中共对国民政府法统的承认。在军队问题上，蒋介石拟定的整编中共军队数量的底价一再被中共突破。在解放区问题上，未能达成任何协议，这意味着除军事手段之外再没有任何办法可以遏制中共解放区的发展，而从舆论和政治上看，在双方达成协议之后，立即大规模使用武力对处在中央政府地位上的国民党是很不利的。蒋介石一心想削弱共产党，结果他未能朝这个方向挪动一步。
（三）重庆谈判对历史进程的影响
重庆谈判发生在中国历史的转折关头，谈判的参加者是国共两党的最高领袖，人们对它的预期是很高的；但事实上，重庆谈判并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和平与内战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中国的历史发展方向也因而是不确定的。就其有限的影响而言，如果说，在蒋介石和毛泽东这两个掌握着中国命运的人物会面之妆，两人出于不同考虑，在不同程度上还抱着避免内战，缔造和平的意愿；那么，在这次会面之后，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了，在国共两党政策的相互作用之下，和平实际上已变得更为遥远。这是重庆谈判的一个没有写在纸上的结果。
重庆谈判结束后，国共军事冲突立刻变得激烈起来。这是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双方都具备了发动较大规模战役的能力。事实上，重庆谈判对国共双方来说都算不上是为发动军事进攻争取时间或是打掩护，原因在于谈判过程中，双方都是全力以赴地和不加掩饰地进行军事准备，较大的冲突没有更早一点爆发完全是由日本投降时的战场态势所决定的。上党战役不过是一系列类似战役的开端，此后又接连爆发了邯郸战役、缓远战役、津浦路徐州济南段战役等。大规模军事斗争的出现不仅是战场态势发生变化的结果，更主要的，它是重庆谈判后国共两党调整各自政策的结果。在国民党方面，以政治方式解决“中共问题”的尝试在它认为形势相当有利的情况下仍遭到失败，这使国民党的大部分领导人从此对政治解决不抱希望。尽管在短时期内蒋介石仍需要政治解决的外衣，但他的政策重新回到以军事解决为主的轨道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共方面，中共领导人认为，解放区问题悬而未决使和平缺乏基础。尽管毛泽东认为和平是会到来的，但他同时也认为，此前会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大规模军事斗争阶段，中共的对策是在和平到来之前尽可能扩大解放区的范围。简而言之，中共领导人信奉的是通过坚决的武力对抗来求和平的政策。他们想念，要实现和平，就必须尽快使自己的力量与国民党的力量达到平衡，斗争得越坚决、越有力，和平就可能到来得越早，和平实现后中共所处的地位也更为有利。
重庆谈判还生动地展示了国共美苏四方的复杂关系和各方政策之间的相互作用。从现在了解的情况中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是各方政策的相互作用而不是美苏两国的意志决定了战后中国局势的演变，中国事态的发展在本质上是由中国人自己决定的。不过，这一点人们当时认识得并不很清楚。一个有趣的现象是，那个时代，国民党把中共视为苏联的傀儡，中共把国民党视为美国的代理人，双方都高估了外国势力对自己对手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会谈前夕，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表现出某种比较乐观的情绪，共同的原因在于两个人都认为，站在自己对手背后的那个大国会向自己的对手施加压力，使其作出足够的让步以便双方能够达成妥协。但是，在谈判过程中，当发现自己的对手的所作所为与被视为是它后台的那个大国先前所作的允诺并不相同时，蒋介石和毛泽东首先怀疑的是站在自己对手背后的那个大国在捣鬼。事实上，由于四方各有不同的目标，在中共处理与苏联的关系时，在国民党处理与美国的关系时，两党都尽可能地利用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那个大国对华政策中有利于己的一部分，而对于不利的一部分尽量抵制。这使美苏两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在实际上变得相当有限。抗战结束时，正是美苏两国特别是美国对中国的影响即将达到顶点的时候，一旦当中国人认识到大国能操纵中国命运只是一个神话，它们控制中国事态发展的能力必然迅速下降。
无论如何，重庆谈判结束后中国的前途仍旧是不确定的。和平虽未实现，全其可能性依然存在；国共冲突越演越烈，但学有许多因素着全面内战的爆发。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要求和平民主的呼声更高了，美国和苏联准备向国共两党施加新的压力以制止中国内战。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冲突，国民党要继续发动进攻已力量不足，中共要档住国民党的攻势也十分吃力。在这种情况下，无论蒋介石在内心里多么想发动全面内战，他一时也下不了最后决心；毛泽东对内战的担心增加了，但他主张的力争和平的路线还没有动摇。经过一个边谈边打的阶段，1946年初，在美国特使马歇尔的调解下，国共双方实现了停火，有各党派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也召开了。中国大地又一次露出和平的曙光。然而，这只是国共两党以生死相拼之前的最后一次喘息。
以一种回过头来看历史的眼光加以审视，在1949年之前，历史曾几次提供了国共和解的机遇，重庆谈判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一次。就客观条件的相对比较而言，当时的国际国内环境和国共两党之间的力量对比是最有利于双方实现某种历史性妥协的；战后中国的和平如果能够实现，它必定是与这种妥协联系在一起的。然而，一个似乎是和解进程开端的重庆谈判最终还是成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内战的序幕。一次和平统一的机会是如何错失的，这难道不是半个世纪之后，回首这一历史事件时最值得中国人深思的问题吗？
皖公网安备 3415010200024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