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伐战争时期，蒋介石授意段锡朋等在江西建立国民党右派组织AB团，以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阴谋篡党夺权。AB团成立后，进行种种反革命活动，遭到了江西人民的强烈反对。1927年4月2日，在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江西人民组织了大暴动，一举摧垮了AB团。大量的历史事实证明，AB团被摧垮后，没有重建。然而，1930年中央苏区却出现了肃“AB团”运动，造成了严重后果。为什么会形成肃“AB团”的误区?笔者就这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的看法。
一、把党务指导委员会看作“AB团”，陷人认识上的误区
1927年4月2日AB团被摧垮后，在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文献中却屡屡出现有关“AB团”的情况。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确切地说，这是认识上的错觉。这种错觉的产生前后可分为三个阶段，每个阶段所反映的对象也有所不同。
第一个阶段是1927年4月至12月。在这个阶段中，共产党人把消灭AB团残余分子的过程看作AB团组织的继续存在。以下史料可以证明这种情况。
1927年4月24日，中国共产党在其创办的《红灯》周刊第11期上刊载了《段锡朋的鼻孔又在吉安出气》一文。文中说:“最近被打倒了的省党部，里面所组织的AB团，已经派出了来吉安活动的四位特派员，……拼命的、不怕死的宣传他们的右派主张。……组织他们反革命的团体…"“AB团”。
上面这段话显然是不准确的。江西四二暴动之后，武汉国民党中央立即派员接管了江西省党部，并于4月5日开始办公。而AB团头目有的被捕，有的逃跑，根本不可能向吉安派出什么特派员，所谓的4位特派员应是潜逃的AB团分子。
1927年5月16日，《红灯》第14期又刊载了两篇关于“AB团”的文章。《AB党的不幸》一文中说：“AB党，在吉安尽量发展他的组织，宣传反共，认共产党为死敌”。《受捆时之友党》一文中也谈到：“AB党是极力宣传反共的，自证实王金善是AB党的负责人之后，大家要把他捆送到县公署去，吓得没有办法了，所以他就说:‘我们决不会反对共产党，我们知道，共产党是我们的友党’。”
以上两篇文章从表面上看，似乎AB团组织还存在，有的人也以此作为AB团组织存在的依据。其实不难看出，这是《红灯》继第11期之后对基层组织反AB团残余分子情况的再度报道。从这两期《红灯》报道的情况中，必须认清以下两点：
其一，AB团组织作为一个系统被摧毁以后，部分AB团分子还在活动，企图死灰复燃，但阴谋未能得逞，不久也同样遭到了覆灭的下场。
其二，当时一些共产党人没有把AB团作为一个组织，同个别AB团分子区别开来，在AB团被摧毁之后，把AB团个别残余分子的活动作为其整个组织的活动来看待，从而模糊了自己的视线，这是陷入认识误区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阶段是1928年初到1929春。在这个阶段中，共产党人误把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的“指控之词”当作AB团确实存在。
1928年初，蒋介石为了巩固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一方面通令各地党部一律停止活动，另一方面委派党务指导委员到各省及特别市去整理党务。1928年3月3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任命各省党务指导委员会名单通告，在该通告中，周利生、陈礼江、王礼锡等9人被任命为江西党务指导委员会委员。5月17日，国民党江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正式成立。到会的党务指导委员有王镇寰、邹曾侯、王礼锡、刘抱一等6人，以王镇寰、邹曾候、王礼锡3人为常务委员，周利生任组织部长，陈礼江任宣传部长。
国民党江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后，江西的国民党派系斗争便激烈起来。在这些斗争中，党务指导委员会被指控为“AB团”。
在一1927年底，国民党江西的党务大权已基本落入改组派手中。当国民党中央任命了江西党务指导委员之后，改组派企图以朱培德为靠山固守党权，采取内外夹击之势阻挠党务指导委员到职上任。由于党务指导委员到南昌上任受到改组派阻挠，国民党中央便下令将改组派李尚庸的建设厅厅长职务和彭程万的省府委员职务免去。但改组派不肯罢休，在李尚庸被免职后，马上委派另一改组派成员周贯虹接任。改组派策动国民党江西党校的学生到省党部请愿，由于受到警察阻拦，双方发生冲突，有的学生受伤，于是改组派又借机策划召开了“江西各界声讨AB团殴打党校学生大会”。刘抱一、曾华英、邹曾侯等见势不妙，潜赴南京向国民党中央汇报。改组派也随即派代表团赴国民党中央请愿。
双方人员到南京后，段锡朋以国民党南京党部的名义，致函南京警察厅，指控改组派潜来南京的人是“图谋不轨”的“共党分子”，要求南京警察厅紧急处置。刘抱一、曾华英、邹曾侯也以江西省党部的名义，向南京警察厅指控改组派代表是“通共分子”和“共产分子”。于是南京警察厅厅长孙伯文即派警察把能找到住址的改组派代表拘留起来。改组派的另一些人找到李烈钧，李烈钧让孙伯文将改组派代表释放出来。1929年4月底，国民政府以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奉命北伐为名，以杨赓生代行江西省主席职务。改组派势力受到严重打击，国民党江西党务大权又重操在党务指导委员会分子手中。
国民党江西党务指导委员会与改组派分子的相互攻击与斗争混淆了共产党人的视听，他们误把党务指导委员会看成是“AB团”了。以下的史料可以证明这一点。
1928年7月8日，《江西工作近况》中说:“最近AB团又在南京活动改组赣省政府，将朱派之李彭二委免职，而另派AB分子进去，现还在相持中，所以在南昌沉寂了好久的反AB团空气近忽又增高起来”。
1929年4月，《赣西特委给江西省委的报告》中说:“江西的党务已经是全部落入AB团之手，AB团有了这种优势，逐在各地建立另一政权的机关，党指委会”。
从以上共产党的文件中可以明显看出，他们把国民党江西省党务指导委员会看作是“AB团”。
第三个阶段是1929年春到1930年春。在这一阶段中，共产党人由原先误信国民党派系斗争的“指控之词”到以阶级的角度来认识“AB团”。
1928年蒋介石复职后，为打击江西的异己势力，便命朱培德参加“第二次北伐”，将其调离江西。1929年初又在南京编遣会议上撤销了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之职。朱的失势，使得党务指导委员会在江西的派系斗争中逐渐地占据上风，其势力也逐渐扩大到江西各地。对此，1929年5月中共赣西特委向江西省委报告有关情况时说:“吉安、吉水等云南系县长及靖卫队长亦将塌台，AB团更加活动”o"AB团占优势，改组派占小部分的赣西政局已几乎为AB团的天下了”[1]。1929年6月，吉水县向赣西特委报告情况时也说:"AB团在吉水差不多形成了全县的组织了。而且，在农村中心村落，差不多都有他们的组织”[2]。由上可以看出，1929年党务指导委员会的势力已经扩展到了县城及农村。随着党务指导委员会势力的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上也随之出现了另一字眼—“豪绅地主阶级的AB团”。如1929年2月3日，中共江西省委第七号赤字通告中说:“云南军阀与豪绅阶级的AB团为江西的统治阶级的两大骨干”。这是较早把“AB团”与豪绅阶级联系起来的文献。1929年8月21日，中共江西农委书记沈剑华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把“AB团”与豪绅阶级联系起来。文中说:“江西社会基础是建筑在半封建阶级上面的，所以他的政权是豪绅地主的AB团大同盟和外来的军阀及改组派的混合政权”。1930年4月5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张怀万在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也说:“吉安城市为赣西AB团活动的大本营，……他们的领袖为大的政客与豪绅地主”[3]。上述史料表明，1929年以后，共产党对“AB团”的认识与1929年以前相比有了一些变化，那就是以前主要是通过国民党派系斗争的角度来认识“AB团”的，而以后则是从阶级的角度认识了。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呢？这主要是因为，1929年朱培德失势后，党务指导委员会系统获得了迅速发展的机会。在他们扩展势力的过程中，由于其阶级本质的关系，就决定了他们必然要以豪绅地主阶级为发展对象，因而他们的组织也就成了豪绅地主阶级的组织了。
正当党务指导委员会的组织状况发生如此变化的时候，共产党人已经在农村开始了土地革命斗争。在这一斗争中，共产党的锋芒所指就是豪绅地主阶级，因此，他们对自己敌人的认识也就主要从这个角度反映出来。这种认识与以前相比，虽然内容中心有所不同，但实际都是指党务指导委员会系统。因为把党务指导委员会误作“AB团”，所以在共产党的文件中才屡屡出现“AB团”“南京有总部”，“各地有分部”的说法。
共产党人把党务指导委员会误认为是‘AB团’，有其以下原因：
第一，党务指导委员会成员不少是原AB团的分子。1927年江西的四二暴动虽然拘捕了大批AB团分子，但6月5号以后就被朱培德释放了，还有少数骨干分子早在四二暴动时就逃离南昌。虽然AB团作为一个国民党右派组织已被摧垮，但它的骨干分子的右派本质却没有改变，一旦遇到适当的气候就又改头换面，重新扮演其反革命角色。如王礼锡、刘抱一、曾华英等就是这一类货色。这些人回到江西操持党务后，不能不重招旧部来为己所用，以壮声威。因此，可以说党务指导委员会是以原AB团分子为骨干的。
第二，改组派曾多次以“AB团”来打击党务指导委员会分子。1931年段锡朋曾说:“党的同志，甚至是当年发起组织之同志亦间或用此名称以为互相攻击之资料”。这使共产党人产生错觉，认为党务指导委员会即“AB团”。
第三，当时共产党人只注意了AB团与党务指导委员会联系的一面，而未注意其区别的一面。它们的区别是:1、党务指导委员会并非全由原AB团分子组成，其成员中既有周利生等南京派，又有陈礼江等武汉派。2、AB团重点在于反共，它的活动多从反对共产党的方面表现出来，党务指导委员会重点在于内部斗争，它的活动多从与改组派争夺江西党权方面表现出来。3、AB团是蒋介石、陈果夫等授意段锡朋暗中纠合起来的秘密组织，而党务指导委员会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开任命的，是公开组织。
二、误把地主富农分子当作“AB团”打击，走进实践上的误区
土地革命斗争开始以后，农村革命根据地把打击的对象对准了地主富农阶级。在反对地主富农斗争中，江西苏区误把一些地主富农分子及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干部当作“AB团”进行打击，从而直接引发了中央苏区肃“AB团”错误的发生。
1930年5月，赣西南地区展开了轰轰烈烈的“红色五月运动”。正是在这一运动中，赣西南地区破获了所谓的“AB团”组织.1931年9月20日，《赣西南的(综合)报告》中说:“在去年红色五月间开始破获AB团的组织，如安福西区，纯化兴国等地当时只是破获了他们一些下级的零碎组织”。莲花县也在1930年5月间“于三区路口破获，继则于五区破获，最后各区相继破获”“AB团”[4]。这些“AB团”分子及其组织究竟是从哪里搞出来的呢?
最初这些所谓的“AB团”大都是与反地主富农斗争相联系的。1930年7月22日，《刘作抚同志给中央的(综合性)报告》中说：“AB团改组派多为富农与小商人，如西区永丰兴国地主富农斗争不深入，所以有AB团的组织在我们的组织里面破获出来，……这些地方的破获大都从富农斗争中破获的”。该报告还说:“现在整个的对富农斗争都加紧了，因为破获这些反动组织大多数为富农，要肃清这些反动组织也只有加紧反富农地主斗争”。《赣西南的(综合)报告》也说:“过去江西省行委及以前赣西南特委，充满了AB团分子，如段良弼是AB团团部部长，丛允中、李白芳、彭坤元、贺可展是AB团委员，东西南北中各路行委(在立三路线时代的)大部以至全部负责人都是AB团，县区委以至于支部都充塞着许多AB团(这些都是有具体事实)。这些分子有十分之九是地主富农出身”[5]。
从以上史料中不难看出，在中央苏区肃反中，最初的所谓“AB团”分子就是从反地主富农的斗争中“破获”的。正因为最初破获所谓的“AB团”与反地主富农的斗争有关，所以，后来中央苏区的干部，甚至一些高级干部也都由此而模糊了视线，认为在党内肃清“AB团”，也就是肃清地主富农的领导。如1930年10月14日，毛泽东在写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就认为:“近来赣西南党内呈现非常严重的危机，全党完全是富农领导。”“党团两特委机关，赣西南苏维埃政府，红军学校，发现大批AB团分子，各级指导机关，无论内外多数为AB团富农所充塞”。“肃清富农领导，肃清AB团.赣西南党非来一番根本改造。”同年10月下旬，毛泽东在新余罗坊主持召开了红一方面军总前委和江西省行委的联席会议。这次会议通过的《红一方面军前委会、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一方面军及江西党的任务的指示》强调:“改造全部党的组织和团的组织重新建立，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党内团内”。“改造原有全部苏维埃政府，重新提选雇农贫农真正群众领袖为苏维埃委员，不使有一个富农反革命分子(AB团)留在任何地方，留在任何一级苏维埃内”。
中央苏区在肃“AB团”问题上，是由认识失误而走入实践误区的。导致这种失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就主要原因而言，有以下几点：
第一，错误认识的沉积。大革命时期，蒋介石组织AB团的目的就是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以便使自己篡夺革命果实。而拥护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则是豪绅地主阶级，因此，AB团成立后便大力拉拢豪绅地主阶级分子进入其组织，于是形成了以豪绅地主阶级为基础的右派团体。1928年国民党江西党务指导委员会成立以后，也把豪绅地主阶级分子作为其组织发展的对象。这就使得共产党人在误信国民党派系斗争中的“指控之词”的情况下，认为“AB团”就是豪绅阶级的组织，进而又不加分析地把豪绅地主阶级等同于“AB团”，形成了“B团”就是豪绅阶级，豪绅阶级就是“AB团”这样一种认识。这种错误认识在农村根据地，进而又形成了把所谓的“AB团”与地主富农等同起来的错误认识，从而使反“AB团”走进实践上的误区。
第二，红一方面军前委对赣西南党组织在土地革命斗争中认识错误的过左处理。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初，赣西南地区的党组织与红一方面军前委之间在土地革命问题上产生了一些认识分歧。这种分歧主要集中在两点上：1、关于分配土地的标准问题。赣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在分配土地的间题上，主张以劳动力为标准进行分田，认为没收一切土地平分会引起苏区某些有田贫农的怀疑，并影响白区农民的革命情绪。他们还担心平分土地会造成有力者无田耕、有田者无力耕的状况，使生产受到损失.而毛泽东等人则认为:“发展生产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争取群众’才是目前策略的第一标准”[6]。按人口平分土地能广泛争取群众，且能分得快，而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只是对富农有利。2、关于建立苏维埃政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赣西南党组织的领导人认为，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时机还不成熟.其理由是:群众怕像井冈山根据地那样“今天苏维埃，明天又坍台”。因此，他们强调当前只应进行建立政权的宣传，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再建立政权.他们还指责赣西特委1929年11月按照争取江西的计划建立起来的赣西临时苏维埃政府是“太草率了”。相反，前委的同志却认为:苏维埃政权的建立是为了斗争的需要、群众的要求，草率点粗俗些不要紧[7]。
从上述这些分歧来看，都属于认识上的差异，而红一方面军前委当时却把这种分歧看得过于严重了，认为“赣西有些地方割据了两三年才迟迟建立政权，土地亦刚开始分配，是极严重的机会主义错误”[8]。“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9]。在红一方面军前委的严厉批评下，1930年3月，赣西南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认为，赣西南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正在阻挠群众进行英勇斗争，“不积极分田，迟迟又迟迟建立政权，不武装工农(赤卫队)，这些都是地主富农思想在党内<抑>压群众斗争的结果，是机会主义的最高表现”。并指责以劳动力为标准分田，“完全是地主富农的主张”[10]。后来，还有的同志认为，这种做法就是“取消路线”，执行这种取消路线的“取消派与AB团结果上一致的反革命”.随着这种认识的偏离，反地主富农的斗争也越来越脱离正确的轨道，最终导致了肃“AB团”错误的发生。
第三，共产国际反富农政策的影响。1929年下半年到1930年初，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发来了一系列反富农斗争的指示。1929年6月7日，《共产国际执委给中共中央关于农民间题的信》指示中国共产党要坚决反对有公开的或暗藏的反革命作用的富农，把富农作为反革命对待。1929年7月，《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的当前任务提纲》强调右倾是各国共产党的主要危险，并把中立富农的政策改为反对富农的政策。在对待富农间题上，中共六大关于中立富农的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六大”有关决议虽然特别强调了富农的封建性，有缺点和不足之处，但如果没有共产国际的“左”倾政策的影响，这些缺点和不足也是比较容易克服的。然而，共产国际的“左”倾政策却严重影响了中共中央，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也迅速向“左”转。1929年，中共中央作出《接受国际对于农民间题之指示的决议》，承认过去在富农问题上发生了“错误”，要求全党坚决地“反对富农”。12月7日，中共中央又发布通告，重申“必须坚决执行反富农斗争，肃清富农在斗争中的影响”。与此同时，党内的报刊也先后错误地发表了一系列反富农的文章，这在思想理论上为把富农当作反革命、AB团来打击提供了根据。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在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在我们党内首先是发生了认识上的错误，即把国民党江西党务指导委员会看作是“AB团”，继而把地主富农分子当作“AB团”来打击，从而形成了肃“AB团”的误区。这是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我们要认真记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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