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特科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起来的我党从事情报、保卫工作的专门组织。在腥风血雨、艰难竭蹶的白色恐怖环境下，中央特科在获取情报、保卫党中央安全等方面功绩卓著，并且为党的隐蔽战线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时期的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但是，由于中央特科工作的特殊性，有关的公开材料极为稀少，因此，在以往对这一时期党史的研究中，对中央特科情况或避开不谈，或一带而过，一些论著对某些基本史实也说法不一。根据所能看到的史料，笔者试对中央特科成立时间、分期、各期工作概况及结束情况作以下探讨。
一、中央特科究竟成立于何时
关于中央特科成立的时间，基本上有1927年5月、1927年11月、1928年春凳四种观点，笔者认为1927年11月说比较准确。现具体分析如下：
1、1927年5月说。较有代表性的是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周恩来年谱》，认为中央特科是在周恩来主持下于1927年5月成立的。[1]这种观点是把武汉特务工作处的建立等同于特科的建立。
1927年5月，在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倡议及主持下，隶属于中央军事部的以情报和保卫为工作重点的机构——特务工作处在武汉成立。特务工作处成立后，其下属的情报科通过各种渠道和关系侦获敌情，甚至在英国、日本驻汉口领事馆内也发展了情报关系，从而改变了四一二政变前党在了解敌人和保卫自己方面完全被动的局面。对其工作成绩，当时的负责人周恩来、聂荣臻都曾有过回忆和充分评价。但是，特无处规模较小，任务相对单一，存在时间仅几个月（1927年5至7月）。在其基础上，又吸收了中共江苏省委负责保卫工作的同志以及上海工人纠察队中的骨干力量后，才建立起中共从事情报、保卫、通信工作的专门机构——中央特科。可以说，武汉特务工作处为中央特科的建立提供了干部力量和工作经验。但是，它的建立并不就是中央特科的建立。同样，在1925年12月九成立的对付工贼、奸细的任务单一的上海基层党的秘密组织工人纠察队，也不像有的论者所说就是党的情报保卫机构的雏形。
另外，1927年8月17日中央党委会会议上有这样的决定：“特务科与交通局问题：原系组织特务科，后觉特务原系军部工作，故组织交通局。”这种在中央党委会上未按原计划重组情报机构的情况，也证明了在1927年8月前党中央的确尚未组织以情报、保卫为主要任务的专门机构——中央特科。
2、1927年9月说。有代表性的是《中国共产党白区斗争史》一书，理由是：“9月23日，中央政治局党委会决定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受中央常委直接领导，即后来通称的中央特科”[2]。
经查，这次会议对有关问题的决定是：“特别委员会问题：现应组一特委会，其任务为：1、筹款；2、保护中央负责同志；3、对付党内重要叛徒。此特委对常委每某时期报告一次，受常委指导，但不一定在中央所在地。”说中央特科不是在1927年9月建立的原因，还不仅仅在于特别委员会和中央特科的名称不同，而是第一，从原始记录上看，中央只是认为当时应该成立特别委员会，这并不等于特别委员会在1927年9月已经成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卷）在核查档案的基础上认为：“1928年8月14日，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等组成的中央特别委员会。”[3]其他较权威著作也有同样说明[4]。
第二，在1927年9月后，仅设立了专为党中央办理“具体事物工作”的总务科，其经常性的工作是：给中央负责同志安排住处；设立机关，是机关社会化 ；为中港可会布置会场；租家具；打铺保；营救被捕领导人等。总务科后来成为中央特科的一科。总务科的工作并没有包括中央特科的主要工作——情报保卫。负责情报保卫工作的特务科（三科）、情报科（二科）是在1927年10月及1928年4月陆续建立的。关于这些情况，当年特一科的负责人洪扬生和情报科的陈养山等人都有过详细回忆[5]。第三，中央特科实在上海加你的，而1927年9月党中央尚在武汉。至1927年9月21日，中央常委会还在讨论迁移事宜，9月底10月初，党中央才陆续从武汉迁至上海。特别是曾任中央特科领导的陈云及许多特科老同志的回忆都证明，中央特的创建者是周恩来，这也已为研究者们所公认。但是，1927年9月，周恩来正率南昌起义部队向广东海陆丰进军[6]。
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认为，中央特科不可能在1927年9月已经建立。3、1927年11说。较有代表性的是《李克农——中共隐蔽战线的卓越领导人》一书[7]。经过分析，笔者认为此说比较准确的。理由是：
第一，此时中央几位主要领导早已抵达上海：如八七会议选举的三位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苏兆征在9月28日讨论迁移为题的中央常委会后的当天即启程东下；瞿秋白随之亦于10月5日抵沪；李维汉在武汉安排好善后工作后，也于10月9日到达上海。10月初，中央机关已完成了由武汉到上海的迁移。10月18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据顶在上海召开总结湘、鄂、粤、赣四省秋收暴动经验教训的紧急会议，并于10月23日通知在香港九龙油麻地养病的周恩来务必赶来参加。周恩来11月上旬从九龙乘船抵达上海。这些，使召开有关会议及进行中央特科的组建工作成为可能。
第二，根据原始档案记录，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召开常委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组织结构，在中央常委下设组织局，领导特务、组织、军事、调查、交通等科，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组成，在11月9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新增选的政治局常委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特务科科长由顾顺章担任。因为这次会议明确了中央各方面工作的组织哦、领导机构及成员安排，会后，周恩来开始整顿中共中央各机关，包括着手中央特科的组建工作，因此可以说，这次会议标志着中央特科在1927年11正式成立。
4、1928年春说。这一观点（还有1927年底1928年初说），散见于海内外的一些书刊中[8]。虽然这些观点均未说明其根据，但据中央特科二科（情报科）建立于1928年4月，特二科科长陈赓及骨干成员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等均于1928年4月后参加特科的情况，可以推出这是1928年说的论据。但是，这一观点也可置疑：
首先，中央特科的建立和发展，是根据党史的敌情决定的。在党中央1927年10月迁至上海时，面临的是捕房林立，警察、特务如云的极其复杂的情况，向国民党内部渗透、了解掌握敌人动向，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是当务之急。因此，1927年11月政治局常委会上周恩来已受命领导特科，1927年12月31日中央第25号通告又发出“可派遣一、二个忠实同志到国民党内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工作”[9]的指示。在党中央急需保卫机关，同时又作出明确决定的情况下，特科的设立不可能在此几个月后才进行。
其次，情报科确是特科工作重点，台湾有关人士也认为：“中共特二科……是特科中最重要的部门，是中共心脏中的心脏。”10]但是，中央特科前后共建四个科，它们是根据工作需要逐渐建立完善的，虽各有专职，又互相联系、紧密配合。因此，不能把一个可的建立等同于中央特科的建立。同样，特三科（行动科，即惩治叛徒内奸的”红队“）成立于1927年10月，特四科（通讯科）成立于1928年10月，这两个日期也不应等同于中央特科的建立日期。
再次，1927年11月后，中央特科各项工作在周恩来指导下已有条不紊地进行。如经他研究批准的中共在国民党专业反共机关——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中建立的第一个反间谍关系鲍君甫（即杨登瀛），在1928年3月已开始与中共特工陈养山接洽并为我党提供情报；4月，特三科已制裁了出卖罗亦农的叛徒贺家兴（何家兴），打响了惩治叛徒的第一枪。不言而喻，这样的行动都需详细策划、组织，如果认为特科的建立反而在这些行动之后，显然是值得商榷的。
此外，应该提到，某些较权威著作如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共共产党历史》（上卷）对有关特科情况只说到：”1928年11月14日，中央常委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等组成的中央特别委员会。这个机构对保卫党中央的安全，营救被敌人逮捕的同志，严惩叛徒……都起了重要作用。”[11]在略去对中央特科任何介绍的情况下，这也易使人产生中央特科成立于1928年的概念。实际上，中央特委是为进一步加强特科工作而建的决策机关，特科是其下设的执行具体任务的组织。另外，对1928年11月14日建立的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周恩来年谱》等书中称为“中央特务委员会”[12]。对历史上比较重要又有不同提法的组织名称，似统一为好。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中央特科成立时间应为1927年11月。
二、中央特科的分歧及各期工作概况
以往人们对中央特科的了解，一般较多地限于对其内部组织分工及前期特科人员具体事例的介绍，对特科历史的整体论述，特别是对其后期工作情况了解较少。综观特科从创建到结束的整个历史，可清楚地看出，在不同时期、不同情况下，由于不同的指导思想，不同的行动，导致了不同的结果。中央特科的全部历史，科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1927年11月中央特科创立至1931年4月中央特科具体工作负责人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后叛变。这是特科在周恩来领导下不断发展完善，取得卓越功绩的阶段。
由于周恩来为中央特科奠立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并采取了正确的斗争策略，特科成立不到两年，就已利用各种复杂人际关系“渗透”到了上海租界巡捕房、国民党上海市政府公安局、上海淞沪警备司令部、南京各国驻华使馆，以及国民党通讯社、地方法院和其他党政军机关，掌握了敌人致命的要害部门，解惑了大量国民党核心机密。这些正如国民党人士后来所说：特科”在国民党特务机关建立内应……掌握了特务机关全盘活动机密，即使从中统最机密档案中得到共党叛徒、奸细活动的正确情报，不必费多大气力而做到先发制人。“[13]对一些具体情况，以往颇有介绍，兹不冗述。
要指出的是，这时正值”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共党内盛行。在盲动、冒险思想指导下，先后有11各省委机关遭受破坏，武汉、南京等城市的党组织几乎全部瓦解。而处于险恶环境中心的党中央机关不但没有遭到大的破坏，还在上海发展了秘密联络机关十余处，并成功地召开了中共六届三中、四中全会及全国红军代表会议。与其他国统区地下党组织被破坏的情况及1934年后上海党的领导机关和基层党组织几乎被一网打尽的情况相对比，更可看出周恩来及他领导下的中央特科保护和巩固挡住之的卓越功绩，看出他们在中共情报史上写下了何等辉煌的一章！这些，正如台湾人士后来所哀叹的：”1928年至1931年国共双方在上海的地下情报战争，国民党在表面战果辉煌，专书成册，升级上受制于中共潜伏在它心脏中的反间谍……徒呼奈何，岂不伤哉！“[14]
第二时期：从1934年5月至1932年底中央机关撤离上海。这是中央特科整顿组织，重建对敌情报关系的阶段。
顾顺章被捕叛变是中共保卫工作史上一次重大挫折。顾在被捕前任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协助主持中央特科具体工作。他掌握中共中央一切核心机密，熟知中央所有领导二年及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派驻上海的工作人员化名及秘密住址。顾案发生后，在周恩来果断指挥下，中央负责人及有关人员马上转移；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机关全部搬家；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立即废止。这样巨大的变化引起的内部收缩，给党和中央特科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特科工作面临重大调整。
1931年6月10日，周恩来主持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中央审查特委工作总结》中，代表特委对滚顺章叛变一事作检讨，并规定了今后特委组织、工作方针和纪律[15]。之后，周恩来具体知道、妥善处理了顾案带来的一系列问题，使特科重建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1、调整干部，整顿组织。顾案后，特科三年来历尽艰辛打入敌人内部的大部分特工人员被迫停止活动，有的甚至在上海已无法安身。如被周恩来誉为”龙潭三杰“的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相继转到苏区，特二科科长陈赓赴津、特四科科长李强赴俄。为加强对特科的领导，派陈云、康生、潘汉年重组中央特科领导机构：由陈云任总负责人，兼任一科科长；康生任三科科长；潘汉年任二科科长。原特四科的工作（通讯）在1932年后交给了我中央。在安排好有关工作后，周恩来于1931年12月离开上海，进入苏区。
重组班子是特科得以在短期内恢复活力，正常运转的首要措施。在其后两年时间内，特科除调集未暴露的干部、选拔优秀党员参加特科工作，还调整了顾顺章具体领导特科时，热衷在上海帮派内挑选关系，导致一些有流氓无产者习气的人进入特科的组织方针，广泛联系和聚集了一批不同社会阶层的有用人才，特别是一些知识分子，重新织就中央特科组织网络。
2、改改善工作方法。为吸取顾案的严酷教训，中央特科在以往秘密工作方法基础上，采取了更为严格的防范措施。如规定所有办公地点、工作人员住址都设警号；办公地点及住家严格限制往来人员，每个工作人员都有化名、代号，并不时更换；通电话要用化名、暗号，电话内容只限联络、报警、约定碰头时间地点等等。对这种行之有效的使国名党感到”耳目失明“的变化，一个当年的特务首脑在他的匿名回忆录中感叹道：“实行新的隐蔽策略之后，把我们在共党中建立的线索一下子割断了……我们只知道共党地下组织已经变了，但是怎样变？何人负责？机关设在哪里？一切具体情况，我们便茫然无知了。”[16]
另外，特科进一步运用了“利用合法掩护非法，合法与非法巧妙结合”这一原则。如1932年3月4日，特科利用在《申报》上公开刊登“紧要启示”的方法，有利回击了国民党蓄意制造的“伍豪启事”。同时，特科规定了在不破坏组织的前提下可以“假自首”，以便埋伏在敌人内部获得情报来源，或伺机潜逃，从而保护了干部，缩小了打击面。
3、重建情报关系网。鉴于再派遣自己同志打入敌心脏非一日之功，同时针对国民党特务CC派在中共地下组织埋伏卧底内线的威胁，特科以反间计对付啊反间计，在情报科科长潘汉年主持下，首先在敌对营垒物色合适的策反对象，在租界巡捕房、国民党社会局、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埋伏了自己的耳目，这样就能掌握到叛徒秘密自首、等级的情况，对特科准确地惩治叛徒起到很大作用。如及时获取了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叛变后对中央机密及特科改组情况的全部供词并送呈中央，又一次粉碎了敌人的重大破坏阴谋。
除此之外，中央特科在这一时期还逐步探索和开拓了一条情报工作新思路，这就是通过与一些有社会地位、声望，在一定程度上同情革命的上层人士交朋友，以此获得内幕消息和情报来源。这种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建立一般性情报工作网点的做法不同程度地发挥了重要做哟偶那个。更重要的是，它创立了统一战线工作于情报工作相结合这个中共情工战线的独特方式。
这一时期，重新调整的中央特科在陈云的领导和潘汉年等同志协助下，在加强政治领导、调整组织、改变工作方法、重建反间关系方面受到明显效果，仍保持了中央特科作为“有战斗力的白区地下组织”的重要作用。
第三时期：从1933年初至1935年9月中央特科结束。这是在“左”倾思想和错误方针指导下，中央特科遭受严重破坏，最后被迫结束的阶段。
由于“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的影响和国民党的疯狂搜捕，白区党组织和工作遭到严重损失，临时中央无法再伤害立足，被迫于1933年1月迁入江西中央根据地。这标志着中央特科进入了后期阶段。
临时中央离开上海后，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央局，继续领导国统区工作。同时，由于陈云1933年1月17日陪同博古等临时中央负责人前往苏区，康生、潘汉年相继于1933年7月调离特科赴莫斯科和中央苏区工作，特科后期工作由武和景（即吴福进）、欧阳忻（即欧阳新）、刘子华（即刘仲华）相继主持。这一时期，党的组织连续大规模遭到破坏。仅1934年3月至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就遭受六次大破坏，历届主要负责人被捕，不少人投敌叛变。因中共在上海的领导机关被彻底破坏，以保卫党组织为基本职责的特科也面临结束。中央特科后期工作效果与以前相比为什么会如此不同？其原因有以下几点：
1、王明“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在隐蔽工作中的充分表现。在党的领导机关遭到严重破坏时，上海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将皇失措，一反隐蔽精干的秘密工作既定原则，决定以牙还牙，用“红队”镇压国民党的公开特务。从1933年4月至8月，在市区、火车站、旅馆等公开场所连续行动4此，至1934年，总计一年中行动7此，并3此制裁所谓内奸。这种从“防御”变为“出击”的指导思想及把“隐蔽与公开相结合”的一贯方针变为单纯公开行动的结果，使自己的一举一动完全地、一再地暴露在敌人面前，最后致使两批“红队”战士被捕，整个“红队”被打垮。这种由盲动导致失败的事实证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指导思想及实践的是上海党组织，也是中央特科被最终搞垮的主要原因。这正如周恩来所说：情报工作是很重要，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党的路线。
2、国民党采取了更为阴险毒辣的破坏首发。这一时期，国民党中央调查科于1933年2月在上海成立了“行动区”，除加强公开镇压外，还是用了“自首”、“细胞”政策等手段，通过办理秘密自首手续，将叛徒作为内线细胞再安插进中共党组织，以达到架空、瓦解中共的目的。原国民党特务的一个总结可作反面参考：“这种迂回地向共党秘密进攻，自1933年9月开始，到1934年底检查成绩时……已查明的共党干部有485人，其中已接受我们的任务的有183人。因此，共党在上海的一半活动，我们又恢复到随时了解的程度。”“1934年4月至8月，5各月间，我们对于红队的内容已完全明了，它一共有35人，其中有我们的伪装人员7人”[17]。而且，这是敌人又实行了先捕人好再办手续，甚至直接绑架、突击的方法，这样，虽然特科在租界捕房还安插了一些警报关系，党警报根本来不及发出有时即发出也不起作用。
3、放弃了反间工作。1933年初，共产国际的军事顾问向上海中央局要军政情报，潘汉年曾抽调中央特科干部搜集。但是，此后在国民党疯狂的追杀搜捕下，党史的特科负责人，原做兵运工作的武和景及原军委系统的刘子华仍错误地把主要力量放在搜集敌人军事情报上。他们未认真研究敌人方式方法的变化和党组织遭到破坏的原因及教训，没有认识到要在敌人严密控制和残酷镇压下继续生存，除了正确的政治方向、斗争侧罗和巧妙地社会掩护外，必须加强反间工作。由于忽略政治情报侦察工作，致使耳目不灵，在敌人利用内奸特务里应外合进攻时，只好被动挨打。
正是由于敌强我弱的客观形势和特科领导“左”倾的、错误的认识及策略，导致了特科后期在保卫党的工作上陷于失败。
三、中央特科的结束情况
关于特科结束的情况，虽然在以往书刊中介绍极少，但对特科确切的结束日期也有1933年1月[18]、1934年10月[19]、1935年11月或年底[20]等不同说法，甚至还有的认为，1931年冬，特科就已撤往江西的中央苏区[21]。对此，可根据当时情况、现有资料和老同志的回忆作如下分析：
1934年至1935年2月，上海中央局、江苏省委、团中央和团江苏省委、上海工联等机关连续遭到敌人破坏后已不存在，基层组织也损失惨重。这时，中央特科负责人刘子华在敌人严密监视下，还铺建“联络委员会”、“宣传委员会”，筹设出版局，扩大交通局组织，甚至开展科宣传工作和群众斗争，如发动读者抗议国民党对《新生》周刊总编杜重远的判刑等。这些暴露的行动导致敌人在1935年7月22日到27日又进行了一次大搜捕，被搜查的机关达40处，39位同志被捕，刘子华在在敌人追捕中逃离上海。[22]
此后，中央特科由王世英负责。这时，在敌人的持续袭击下，特科一些同志已无活动余地，为了不给敌人以新的额破坏目标，1935年9月，特科领导经反复考虑，觉等根据中共驻莫斯科代表团转达共产国际关于不调干部到上海、不发展新党员、不在上海开会，大家自找职业、分散保存力量的指示，对本身机构进行缩编并分批撤离：原在特科工作多年，已不能留在上海的部分同志由王世英负责向天津转移，一方面疑惑敌人，一方面建立北方各省的情报指挥中心；一部分同志被派往湖南、四川、莫斯科；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由丘捷夫（即丘吉夫）负责。办事处下设负责政治军事情报、警报关系、通讯联系的三个组，作为南方各省的情报指挥中心。但两个月后，这个办事处也遭破坏，丘捷夫等10人被捕[23]。根据以上情况，可以说作为组织形式，中央特科的技术时间是在1935年9月。中央特科结束后，曾有同志提议将特科留下的一些同志代替上海中央局工作，但未被批准，这一决定使特科剩余力量得以保存。其后，上海和其他地方留下的以部分特科人员，仍顽强地坚持地下秘密斗争和情报工作。直至1936年4月，党中央派冯雪峰到上海恢复党组织，接收华中、华南的情报关系时，也没有再重建中央特科。可见，撤销特科既符合当时斗争形势和任务的客观要求，也符合中央的精神。
1933年初至1935年9月中央特科的后期工作，虽然在保护党组织方面并不成功，但这一时期特科用了很大力量镜一看那个对敌军事情报的搜集，在南京和红军根据地所在的福建、降低、湖南、四川、浙江等省都建立了情报据点和情报关系，不仅为当时搜集军事政治情报作出了贡献，也开展了统战联络工作（如为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作出贡献），这些情报人员与中央后派赴各地的秘密工作通知结合起来，为航展时期党的情报和统战工作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因此，中央特科后期工作也不应全盘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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