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启蒙”思潮，是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在思想文化战线上掀起的一股思想解放的潮流。”新启蒙”思潮有两大历史贡献：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启蒙运动的一次成功尝试；其二，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起了促进和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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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启蒙运动的—个高潮。但五四运动以后，新文化运动阵营发生了分裂，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先进分子与向往西方文明的人士分道扬镰，这种状况不能不影响中国启蒙运动的发展。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潮始终是潮流涌动。初期新文化运动可以说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生的一场真正意义上的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在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之后，客观上，中国资产阶级本身也的确有迅速发展的要求和愿望。初期新文化运动就是顺应了中国资产阶级的这个愿望兴起的。运动的发起者用资产阶级新文化反对封建主义旧文化，呼唤民主和科学，强调“独立人格”和“平等人权”，在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启发民众摆脱封建蒙昧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但是，这场运动也鲜明地暴露了以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为旗帜的中国启蒙运动的缺陷；一方面是启蒙运动者对中国启蒙运动的对象、任务和目的还缺乏完整、准确的把握；另一方面，就是启蒙运动者在思想认识方面还存在着浓重的先验论色彩，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缺乏认真的辨析和冷静的观察。
近代以来，中国启蒙运动先驱们始终认为中国启蒙运动的最根本任务就是摆脱封建蒙昧。他们认为，只要把民众从封建蒙昧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中国社会的所有问题包括日益深重的民族危机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所以，中国启蒙运动者始终把摆脱封建蒙昧作为启蒙的首要目标，其理论武器就是18世纪欧洲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就针对封建蒙昧而言，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是能够发挥积极作用的，但具体到复杂的中国国情，问题就变得不那么简单。
当时中国社会的阶级构成比启蒙时代的欧洲要复杂得多。在中国的社会关系中，各个阶级和阶层对封建制度的依存关系是各有差异的，或远或近．但从总体上看，他们都与封建制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样一种或远或近的依存关系，必然会造成各个阶级和阶层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理解和认同程度的差异。而中国资产阶级本身又十分软弱，没有力量起来联合社会各个阶级、阶层与封建势力抗衡进而战胜它。因此，从欧洲拿来的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中国很难找到坚实的、可以依托的社会载体。根底浅薄，社会基础薄弱的状况，是决定中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不可能深入发展的原因之—。
另外，资产阶级启蒙思想的进步意义是与充满生机的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紧密相连的。但是，资本主义在经过了近100年的发展演化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表现出殖民时代的种种特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上升阶段曾经创造出的世界性的，内容广泛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和联系．已经走到了其反面。帝国主义的全球性殖民扩张“不仅不会推进全世界的文明事业，反而有造成西方寄生性的巨大危险：产生出一批先进的工业国家，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从亚非两洲获得巨大的贡款”[1]、在霍布森的原著中，“贡款”一词用的是“tribute”．意思是指封建时代藩属国向领主定期交纳的钱和物．这突出地表现厂帝国主义国家和被殖民国家之间关系的封建性特征(事实上，殖民国家用封建时代的宗王国和附属国之间的关系来定位自己与被殖民国家的联系也正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殖民统治下，像中国这样落后的亚非国家，根本不可能再走到欧洲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去，而只能被迫接受一种特殊的社会形态——殖民地或半殖民地。近代以来，在西方殖民统治和殖民奴役的不断侵蚀下，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发生变化，殖民主义迅速渗入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半殖民地半封建成为中国社会性质的主要特点。在这样的社会里。殖民主义者一方面对殖民地人民固有的根深蒂固的封建主义思想采取维护和扶持的政策；另一方面刻意地向殖民地人民灌输奴化思想。
上述情况说明了两个基本事实：第一，中国社会启蒙运动的社会载体并非必然地是资产阶级；第二，启发殖民奴役蒙昧和启发封建蒙昧共同构成了中国启蒙运动的双重任务。
中国启蒙运动者对上述两个问题的自觉认识是在五四运动之后。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推动中国前进和发展的先进阶级日益显现出改造社会的巨大力量，这为启蒙运动者重新审视中国启蒙运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另—个更为重要的方面，就是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尽管在最初阶段，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还出现过这样和那样的问题，但是在这—思想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和社会的许多基本问题开始有了较为科学的认识：就对启蒙运动的影响来说．最直接的贡献就是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准确把握。
1922年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就使用了”半殖民地”这个概念。同年9月，蔡和森在《武力统一与联省自治一一军阀专政与军阀割据》一文中首次使用了“半封建”的概念。在中共六大上，党就开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角度来认识中国社会性质了。对中国社会性质的准确把握，首先，有利于启蒙运动者清楚地认识启蒙的双重任务；其次，它有利于启蒙运动者认识资产阶级启蒙思想与中国社会启蒙运动的矛盾和冲突，加深对启蒙运动改造必然性的理解和认同。中共六大召开后不久，在中国有着广泛影响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大论战爆发了。这次论战中，进步的理论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去解释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进一步传播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社会性质等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上的新认识。
随着革命斗争的不断发展深入，中国共产党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启蒙运动进行改造的理论条件和社会环境逐步走向成熟，“新启蒙”思潮应运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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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20至3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大论战后期，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成立了“新启蒙学会”。“新启蒙学会”集中了一批在国统区坚持斗争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他们在1936年九十月间开始倡导“新启蒙”思潮。1936年10月，“新启蒙”思潮的主要发起人之一艾思奇，在《生活星期刊》特辑中发表了《中国目前的文化运动》。随后，他又在《文化食粮》的创刊号上发表了《新启蒙运动和中国的自觉运动》，“新启蒙”思潮由此开始有了较为完整的表达。与艾思奇相呼应，范文澜、何干之、王学文、侯外庐、吕振羽、胡绳、蒋萌华、炯之、柳堤、江陵等人对”新启蒙”思潮进行了多方面的阐发，促进了“新启蒙”思潮的高涨。
根据“新启蒙”者的界说，所渭“新启蒙”，并不是对过去启蒙运动的完全否定，之所以“在启蒙之前加上一个‘新’字，表示它是过去启蒙运动的综合，经过扬弃的作用，已把启蒙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了”[2]。在这个阶段里，启蒙运动“不只要求民族的解放．同时也要求社会的解放”[3]。“新启蒙”者指出，中国启蒙运动要真正承担起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就不仪要注意“输入文明”，更要注意“创造理论”，“这种输入和创造工作，是更高级、更深入的社会运动的准备工作”[4]。他们强调，“新启蒙”最终是要达到建立现代中国新文化的目的。
与过去中国启蒙运动相比，“新启蒙”者关于“启蒙”的上述界说是有新意的，集中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新启蒙”思潮重新确立了中国启蒙运动的目标。“新启蒙”者明确指出，启蒙运动“不只要求民族的解放，同时也要求社会的解放”，以图最终达到思想和社会问题的根本解决，“新启蒙”者的这种主张，说明了他们已经不局限于把思想领域的改造当做唯一使命，而是将思想改造和社会改造结合起来。这一点在中国启蒙运动发展史上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它第一次使启蒙运动具备了深入中国社会的可能性，也第一次明确了中国启蒙运动具有思想改造和社会改造的双重任务。
其二，”新启蒙”思潮大力倡导“创造”意识。“新启蒙”者开始抛弃过去中国启蒙运动中始终存在的、十分浓厚的先验性特点，而赋予了它创造性的特征。他们对自己所倡导的“创造”有明确的界定。一方面，“启蒙”的本质属性只体现为“解放的原则”，因此，“启蒙”和“资产阶级’’不是同一个层次的概念，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启蒙”概念的外延要广泛得多。它可以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也可以和其他阶级、阶层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到底以什么样的方式实现？怎样实现？取决于“启蒙运动”所处的时代环境、社会条件以及所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这就需要“创造”。另一方面，“新启蒙”者强调，所谓“创造”，是在不变的正确基础原则上新的理论和事业的创造，而不是“抛弃了一切既有的正确原则和科学方法之凭借的绝对的‘创造’，抽象的‘创造’，空想的‘创造’。”由于“新启蒙”者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因此，“新启蒙”思潮所倡导的“创造”，从本质上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创造。
“新启蒙”思潮的形成直接承惠于20至3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的论战，那场论战为“新启蒙”思潮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新启蒙”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析了中国启蒙运动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纠正了过去启蒙运动中的许多错误思想和模糊认识。
“新启蒙”思潮抛弃了形式主义的态度，接受了辩证唯物主义认识事物的方法。
“新启蒙”者把20至30年代思想文化领域的论战称为“新社会科学运动”。“新启蒙”者指出，新社会科学运动中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社会史的论战，激起了很大的波澜，“对于社会的再认识，有非常重大的意义，古典著作入门浅说的介绍或翻译，只不过是搬运西洋文化的最高最新的成果到中国来，而新社会科学对社会问题的分析讨论，是根据科学的方法来再认识中国社会构造的努力”[5]，这是一个需要集合中国实践的创造性工作。他们认为，正是由于“新社会科学运动”注重运用科学方法来分析研究中国社会运动的性质、动力、联合形式、转变前途等现实问题，将这些复杂的问题具体化了，这才有了把这些认识转化为实践方针的可能；才有了使千千万万的运动者在实践中自觉地执行自己任务的可能，启蒙运动由此也才能真正发挥其应该发挥的作用[6]。“新启蒙”者认识到，中国社会向着两个路径发展，第一路径“是半殖民地国家的标本”，第二路径就是“半封建经济的特性”，“这两种性质是不可分的。有了半殖民地的性质，中国社会必定保存着旧的封建关系，有了半封建的特质，又加强了中国的殖民地化。”“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就是目前中国社会运动主流”，”与这社会运动相一致的思想运动，本质上—定是反帝反封建的”[7]。反帝任务甚为迫切，封建主义又极为深厚，在中国这种特殊而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启蒙运动没有既定的模式，必须在实践的基础上，把“输入文明”和“创造理论”结合起来，才能创造出适合中国需要的理论武器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抛弃形式主义的认识事物的方法。
“新启蒙”思潮克服了历史虚无主义，确立了历史唯物主义认识事物的态度。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的指导下，“新启蒙”者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过去的启蒙运动在观察问题的方法上，一方面对“中国旧传统思想缺了有系统的深刻的批判”，另一方面，“不能用辩证法来解释中国的现实生活”[8]。因此，他们提出了“现在是我们重新估量中国文化，估量西洋文化，深人研究，深入批评的时代了。中国社会运动史上的许多现象，是过去或今日的欧美社会所没有的”，所以，中国启蒙运动新的思想载体，“不应该只是毁弃中国传统文化，而接受外来西洋文化。当然更不应是固守中国文化，而拒斥西洋文化。乃应该是各种现有文化的一种辩证的或有机的综合。”[9]要创造现代中国的新文化，“一方面保存着中国文化史上最精良的传统，一方面又接受西洋文化的最新成果”，在方法上，要“扬弃旧的文化，接受新的文化，应用最新的文化成果来整理批判旧的思想，旧的传统，同时又发扬光大新文化体系”[10]。
在新的方法论基础上，“新启蒙”者阐述了以民众为主体的新的启蒙观。他们强调，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需要启蒙，从根本上看，不是说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民众“缺乏能力”，而是说在某种状态下，由于受蒙昧，民众对运用自己的智慧缺乏自觉，进而无法创造出新的事物来。启蒙，就是把民众从这种“不成熟状态”下解放出来。因此，启蒙运动最关键的问题不在于要教给民众什么先验的模式。只要掌握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民众就解放了，他们自己就能够在实践中创造出新的理论来。历史毕竟是人民创造的。“新启蒙”思潮发生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在空前的民族危机面前，中国民众的民族自觉意识大大觉醒了。因此，“新启蒙”者强调．启蒙运动已经从过去的由反封建思想作起点的阶段，发展到了如今的以反异族奴役为起点的新阶段了。在这个新的阶段中，启蒙运动者应该允许各种思想的自由竞争[11]。他们认为，“民众是服从真理的……谁的思想最接近真理，谁在民族的抗争的过程中尽了最大的努力．证明了他们的思想体系最接近真理，自然而然的，它最有资格去领导群伦”[12]。可以清楚地看出，在“新启蒙”者的观念中，民众已经不再处于过去的被动启蒙的地位，而是以—种主体的姿态出现在启蒙运动中了。
“新启蒙”者总结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启蒙运动的思想历程指出，“新社会科学运动”已经在理论上启动了对中国过去启蒙运动的否定。到“新启蒙”思潮兴起时．马克思主义已经完成了对中国启蒙运动的一次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第一次否定是把一切失了民族自信心的思想，都舍弃了，只扬起了新方法论；在第二次否定中，又把狭隘的思想运动舍弃了，而扬起了一切有自信心的思想”[13]。所谓第一次扬弃的成果——新方法论，无疑就是指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第一次否定的基础上，“新启蒙”者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导入启蒙运动，科学地揭示了中国启蒙运动面临的双重任务，将启蒙运动从狭隘的社会基础和思想方法中引领出来，置于广泛的民众实践之中，从而克服了启蒙运动的局限性．完成了对中国启蒙运动的第二次否定，将中国启蒙运动有力地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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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抗战爆发后，艾思奇、何干之等这些曾经在国统区积极呼吁“新启蒙”的人士纷纷到了延安。在延安，他们积极参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活动，使”新启蒙”思想得到升华，直接融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事业。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启蒙运动的过程中，实际上也存在着如何正确对待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启蒙运动是启发广大民众觉悟的事业，也就要求启蒙运动的理论武器是最易被广大民众所理解和认识的。“新启蒙”者在这方面是作出了贡献的，在客观上呼应了毛泽东积极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
由于处于激烈的阶级斗争环境中，中国的先进分子最初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学说接受过来的。这使得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在理解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践的关系时，首先关注的是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从本质上看，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关系问题，首先涉及的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适用性问题。就是说，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沦是否也适用于中国。实践情况是，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启发下，在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指导下，中国革命很快掀起了高潮。这个实践结果，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认识到，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应该把中国革命进程纳入世界革命的进程中，走俄国人的道路。
在中国革命之初，认识到中国革命和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一性，明确中国革命根本的发展方向，意义十分重大的。从一定意义上说，在革命的重要性尚未被普遍认识的情况下，对同—性的强调，也是证明革命合理性和必要性的重要依据之一。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也正是因为上述认识意义重大，强调过分后，一部分同志走到了另一个极端。他们将目光聚焦在“经典结论”上，而对产生那些“结论”的社会历史条件缺乏深入的考察。离开社会历史条件来谈“结论”，就有犯教条主义的危险。没有对中国社会历史的深刻认识，不能对中国最广大民众关心和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作出科学回答，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启蒙运动的思想改造就显得空泛而缺乏整合力。
由于受思想文化领域大论战的影响，并且很好地吸收了大论战的积极成果，“新启蒙”在理论上对上述问题开始有了一定程度的自觉。所以，“新启蒙”思潮的旗帜非常鲜明，核心就是“创造”。点破“创造”这个主题，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认识到了“马克思主义怎样才能适合中国”这个带有实践性特点的命题。呼吁“创造”，客观上就是对结合中国实际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呼吁，正如艾思奇后来说的那样：“其实真正‘理解精通……’马克思主义，也就是真正能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正是有着‘创造’的作用了，因为马克思主义原是和实践分不开的，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同时是指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定国家特殊条件之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里就一定有‘化’的意思，也就有‘创造’的意思。”[14]
“新启蒙”者的这种“创造”意识的积极意义是非常深远的，它不仅从自己独特的认识角度回击了反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而且也有利于克服当时战斗在国统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中存在的关门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更为重要的是，为自己后来完全融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奠定了思想基础。
“新启蒙”者到达延安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就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在六中全会上，毛泽东向全党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号召在全党开展一场学习运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提高党的战斗力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当时，“新启蒙”思潮发起者们主要工作在陕北公学、马列学院等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教育战线。六中全会以后，他们积极地投入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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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倡导要树立—种革命的“启蒙观”，并且明确把这种“启蒙观”的确立与马克思主义对启蒙思想的改造联系了起来。毛泽东深刻指出：五四运动的发展，分成了两个潮流。一部分人继承了五四运动的科学和民主精神，并在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加以改造，这就是共产党人和若干党外马克思主义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入则走到资产阶级的道路上去，是形式主义向右的发展。但在共产党内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发生偏向，对马克思主义没有拿得稳，也犯了形式主义的错误，这就是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党八股，这是形式主义向“左”的发展。这些错误的东西一方面是五四启蒙运动积极因素的反动，一方面也是五四运动的消极因素的继承、继续和发展。五四是反对老八股和老教条主义的开端，深入推进这个工作依然是今后革命改造的一个大工程，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反对新八股和新教条主义，则中国人民的思想又将受另一个形式主义的束缚，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得到广泛的传播和发展，就达不到摧毁廓清的目的[15]。因此，毛泽东号召“要在党内发动一个启蒙运动，使我们同志的精神从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蒙蔽中间解放出来，号召同志们对于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加以抵制。”[16]
在这个过程中，“新启蒙”者无疑发挥了作用。他们对形式主义错误的认识是比较深刻的。当然，他们的思想也存在着局限性。由于缺乏实践，他们提出的“创造新理沦”的目标其实是很难实现的。而对这个局限性的超越，则是在融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之后，是在积极参与中国革命实践中实现的。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启蒙”思潮的归宿必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启蒙”者的未来前进方向，必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指明的力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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