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与英、法协约国一道在华招募大量华工为战争服务。大量华工与早期旅俄华侨在战火中出生入死，生存维艰。为了自救，他们自发地建立了“旅俄华工联合会”(前身为“中华旅俄联合会”)。十月革命爆发后，“旅俄华工联合会”中的许多华工奋起参加革命和保卫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斗争，这些已有论著介绍。本文着重阐述“旅俄华工联合会”中的先进分子向祖国传播马列主义，与共产国际建立联系并协助其来华建党的史实。
一
自19世纪60年代以来，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瑷珲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强行霸占子中国黑龙江北部的大片领土，大批中国人沦为“黄种奴隶”。他们被赶到俄国的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在各行各业中从事繁重的劳动，其中在农场、牧场者居多，在原始森林伐木、开矿(主要为煤矿、金矿)、筑路(西伯利亚大铁路)者也不少。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残酷的战争，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从1915年起，英国、法国、俄国竟相到中国招募华工，将其送到前线修工事、挖战壕，为战争服务。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战争期间，英国招募华工约5万人，法国招募华工近20万人，而沙俄利用与中国大面积陆路接壤之便，捷足先登，其招工人数超过英、法各国。据估计，整个大战期间旅俄华工有45万人左右。
十月革命前，在俄国广袤的大地上，到处都有华工的足迹，到处浸透着华工的血泪。广大华工生活在沙俄社会的最底层，挣扎在死亡线上，他们在沙俄这座“民族监狱”中处境十分悲惨。“贱之如奴隶，役之如马牛。”当年旅俄的老华工姚信城回忆道，华工们的“工地完全没有安全设备，工伤事故不时发生”，发生伤亡无人过问关心，华工们“每天吃的都是些又黑又粗的面粉”，“到气候很冷的时候还穿着草鞋，大家都是蓬头垢面，简直同叫化子一样”，“生活实在是毫无保障”。尤其是修筑北极附近摩尔曼铁路的华工，在冬季一连几个月少见阳光的零下四五十度的酷寒中劳动，有的被冻死，许多人冻坏手脚，食物粗劣，根本吃不到新鲜蔬菜，所拿微薄薪水只是俄国人的几分之一。更有甚者，招募华工的“人贩子”违反华工只在后方服务的合同，将数万名华工“驱赴前敌”，充当炮灰。据记载：“自欧战开幕以来，即俄国由各处招去之华人，赴前敌工作者，计共三十余次，约不下八万余名。”其中在俄德前线遭德军袭击而亡的华工达7000多人，至于“嗷嗷待哺，毙于饥寒”者不计其数。
广大旅俄华工漂泊海外，孤苦伶仃。为了救助旅俄华工，1917年4月18日，留俄学生、华侨青年刘泽荣放弃学业，在彼得格勒发起成立了“中华旅俄联合会”。该组织是一个自发的旅俄华侨的互助组织，它为帮助穷困潦倒的旅俄华工起到了重要作用。在该组织的努力下，至1918年5月共送回国华工3万人。但其初期人员少，力量有限，不可能救助分散在全俄各地的多数华工。十月革命爆发后，该组织积极参加各种政治活动，转变成旅俄华工的革命组织。
当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正酣、俄国政府忙于应付战争之际，其后院燃起革命烈火——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先后发动了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并最终取得了伟大胜利，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使处于俄国社会下层的广大劳动人民，包括旅俄华工获得解放。
旅俄华工虽然处境悲惨，但十分幸运的是，他们是十月革命这场开辟人类历史新纪元的革命风暴的目击者、支持者或参加者。令沙俄政府预料不到的是，其在华招募大批华工的同时，也为自己招来一批新的“掘墓人”和“送葬者”。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推翻沙皇统治的二月革命时，不少华工就参加了革命。十月革命期间，许多华工自觉地拿起武器和俄国工人一道参加了各地武装起义，创立苏维埃政权。彼得格勒是十月革命的发祥地，这里的5000多名华工，有不少人参加了工人赤卫队。在造船厂劳动的华工刘辰福、冯扎瓦等首批参加工人赤卫队并参加过攻打冬宫的战斗。阿芙乐尔巡洋舰的炮声载着十月革命的喜讯传遍俄国大地，各地工人赤卫队纷纷响应革命，大批华工参与其中。仇山旺、佟立方、刘宝山等华工参加了莫斯科工人赤卫队；明斯科巴赫工人赤卫队建立后，当地伐木厂的干余名华工全部报名参加；在遥远的喀林柯维契车站附近伐木厂做工的2000多名华工，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帮助下全部报名参加赤卫队，后改编为红军；俄南顿巴斯矿区的高尔尼茨克矿井的150名华工，有100人参加红军，其余的留
下护矿。总之，大批旅俄华工不但参加了十月革命，而且有些人经过革命洗礼参加了布尔什维克党，锻炼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和红军的中下层干部，还有些人为这场伟大的革命而英勇献身。
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并在世界上建立第一个社会主义的苏维埃政权，引起国际帝国主义的恐慌，它们或直接出兵干涉，或在全俄各地策动武装叛乱，妄图把新生的革命政权扼杀在摇篮之中。成千上万的旅俄华工踊跃加入红军行列，他们除了参加俄国工人队伍或同其他国家的革命者共同组成国际团、国际支队外，还组成无数中国团、中国营、中国连、中国支队等，战斗在俄国国内战争的各条战线上。据估计，在十月革命及其后的国内战争期间，直接拿起武器参加革命并为保卫苏维埃政权而战斗的旅俄华工总数约在15万至20万人之间。就其实质而言，他们是中国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他们又是最先接触到列宁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一支中国无产阶级队伍。旅俄华工从自身的经历中深刻认识到，只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才能改变自己及祖国苦难同胞的悲惨命运。
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十月革命促进了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其中旅俄华侨功不可没。旅俄华侨主要向祖国传播了列宁主义思想，并且主要是通过“旅俄华工联合会”进行的。
1918年12月，“中华旅俄联合会”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改名为“旅俄华工联合会”，并修改了章程。该会改组后迅速在各地建立分会，会员发展到6万人。“旅俄华工联合会”改组后，即向祖国同胞发出呼吁书，呼吁中国工人要认清中国革命的命运与俄国革命的命运休戚相关，只有同俄国工人阶级紧密团结起来，才能在被压迫的中国取得革命的胜利。12月15日，俄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报道了“旅俄华工联合会”成立的消息说：“会议决定脱离职业联合会的圈子并赋予该组织以进行广泛宣传的革命组织的性质。会议决定向中国人民呼吁，希望他们继续进行反对中国北方卖国政府的英勇斗争，并同所有亚洲无产阶级建立紧密的联系，组织工人、农民和士兵代表苏维埃”，同时强调旅俄华工“处于世界革命先锋队的行列之中，他们应该明白，中国革命的命运同俄国工人革命的命运息息相关”。”可见，“旅俄华工联合会”是在俄共(布)的关怀下改组而成的拥护和支持十月革命的华工组织，同时又是关心祖国命运和解放的爱国华侨团体。与其前身“中华旅俄联合会”比较，“旅俄华工联合会”由原来单纯维护华工权益的职业团体转变为“进行广泛宜传革命的组织”，后者发生了质的变化。
1918年12月30日，“旅俄华工联合会”在莫斯科召开第一次华工群众大会。莫斯科分会会长张永奎号召华工同胞立即积极投入革命斗争之中，他说：“中国人民应该与俄国革命并肩前进，走俄国革命的路，所以大家都要到自己的岗位上，与欧洲资本主义进行坚决的，毫不留情的斗争。”翌年2月，“旅俄华工联合会”代表在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会上致贺词说，实现国际理想的时刻到了，不仅对于西方无产阶级，对于东方无产阶级也一样。中国工人应该向你们学习社会斗争的新方法，以吸取适合中国现实情况的东西。“旅俄华工联合会”的上述言行说明，它十分关心祖国的命运，主张中国无产阶级“走俄国人的道路”。
为使祖国同胞了解十月革命，“旅俄华工联合会”开展了一些宣传十月革命的活动。该组织先后创办了(华工)和《旅俄华工大同报》(简称《大同报》)。前者为周报，由波利万诺夫和张玉川(“旅俄华工联合会”副主席)任编辑，以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为宗旨，“不仅在俄国，而且在中国，开展宣传活动，并与工农政府携手合作”。后者由刘泽荣、孙言川任编辑，在彼得格勒用石印出版。该刊辟有《俄国新闻》栏，报道俄国的重要消息，曾刊登过颂扬列宁的诗歌、齐切林给孙中山的信等。“旅俄华工联合会”副主席、《华工》编辑张玉川后被反革命分子暗杀。据国内有关档案记载：张玉川是“中国鼓吹广义派主义(即指布尔什维克主义——引者著)之首领”。旅俄的地方华人组织也出版过一些宣传刊物，如1920年5月，阿穆尔省的华人编辑出版了《共产主义之星》旬刊，从5月5日至11月1日，该刊发行多达58000份；此间该省进步华工还散发了各种各样的宣言和传单23000份，用中文出版的小册子5000份。“旅俄华工联合会”还向旅俄华工进行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革命宣传教育，如在俄国东方战线的第5集团军政治部设有外事组和国际团，中国籍红军张振海任政治部教员，陈章海任宣传干部。1920年底，该政治部曾为中国籍战士举办过《关于中华民国和中国无产阶级反压迫斗争的现状》、《关于第三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致红军的呼吁书》等题目的集会和讲座。陈章海教育中国籍红军战士要以实际表现对俄国的忠诚，并要学好本领“在回国以后成为革命的传播者和承担者”。远东的阿穆尔地区的华工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也积极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据资料记载，当地华人“充当党员，……到处演说”，“专以传播共产主义于中国为主旨，声势逐渐扩充，已有不可收拾之势”。这反映了俄国华工的宣传活动具有一定的声势和影响。
不但如此，“旅俄华工联合会”还陆续派人回国宣传十月革命。约在1919年1月初，一批华工代表从远东秘密回到我国东北宣传革命。据有关文献记载，“近日由俄国返国的华工开始在中国居民甚至在军队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其中“在沙河子煤矿出现了三个从西伯利亚回来的中国人，他们开始在中国工人中进行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宣传”。但这三名华工在黑龙江沙河子煤矿宣传时被驻扎在该矿的日本军警抓获，此事引起中国政府当局的恐慌，北洋政府国务院密电东北各地军政当局“严切侦防，以遏乱萌”。3月初，又有300多名旅俄华工准备回国开展宣传活动。北洋政府获悉后，当即密电全国各地军政首脑“切实防范，弭患无形”。在河北开滦煤矿，也发现了旅俄华工传播马列主义的活动。1920年6月15日，开滦煤矿代总矿师戴莫的报告称：“我们也可以说从法国、俄国回来大批苦工，带来很激进思想，极近乎布尔什维主义，把这种思想大大散布在矿上的一些坏人中。”此外，“旅俄华工联合会”还积极设计同孙中山及其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取得联系，向他宣传并通过他扩大十月革命在中国的影响。
旅俄华工的各种宣传活动扩大了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他们目睹和参加了这场伟大的革命，现身说法，因而更具有说服力。他们的宣传活动，得到了国内工人同胞的响应。1920年，中国南方工人在给旅俄华侨的一封信中写道：“当你们回到祖国，并开始在这里，在你们祖国的兄弟中播下俄国革命的种子的时候，这将鼓舞他们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以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这将在亚洲的东方实现革命并改造整个世界。”
俄国十月革命是在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下解放被压迫人民的革命。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实际相结合诞生的列宁主义，是指导这场革命胜利的基本理论。旅俄华工既是俄国被压迫人民的一部分，也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十月革命使他们获得了解放和新生，他们亲身感受到列宁主义对于解放被压迫人民的伟大作用。而此时自己的祖国正处于多灾多难之秋，自己的同胞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因此他们以质朴的感情向祖国传播列宁主义，呼吁中国人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当然，在当时的条件下，旅俄华工对马列主义的宣传和传播有着这样或那样的缺陷和不足，其广度和深度还远远不够。旅俄华工文化水平普遍偏低，多数人目不识丁，他们对马列主义的宣传多为直观的感受，切身的体会，处于感性认识阶段。他们不可能讲清楚马列主义的深奥道理，难以上升到理性认识，更不可能作为一种学理加以研究。这与国内追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先进知识分子，及同期旅欧勤工俭学中的进步知识分子对马列主义的认识和传播不能同日而语。
三
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的。旅俄华侨中的个别先进分子参与了共产国际早期的一些重要活动，其中包括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的活动。
十月革命前，数十万旅俄华工有幸目睹或参加了伟大的十月革命，其中以卫士队小队长李富清为首的70多名中国籍红军战士们荣幸地担任过列宁的卫士，受到列宁的亲切教诲。更有成千上万的华工投身到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1919年在红军游击队和全俄肃反委员会中工作的有将近四万名中国同志。”“1919—1920年，在东线苏军第三、四、五集团军中，在南线的第十、十一集团军中，在西北线的第七、六独立集团军中，华人连、团战士们，浴血奋战，斗志昂扬，英勇无比。”在多数中国籍红军队伍中，都建立了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他们与俄共(布)各级组织均有联系，并是其中的组成部分。
中国籍红军指战员的出色表现受到好评和赞扬，他们所在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及相关华工团体受到俄共(布)及其领导人的重视，其“在旅居俄国的中国人当中做联合和共产主义教育工作，旨在培训他们从事中国革命工作”。1918年11月30日，列宁接见了“中华旅俄联合会”负责人刘泽荣、张玉川，并与之亲切会谈。他们向列宁表示，“苏维埃俄国的存在是关系到整个东方生死存亡的大问题”。12月9日，在彼得格勒召开了由高尔基主持的各国国际主义者参加的万人大会，刘泽荣出席大会并发表讲话。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同年底，“中华旅俄联合会”改组为“旅俄华工联合会”。随即在萨马拉、萨拉托夫、叶卡德琳堡、上乌丁斯克、乌克兰、中亚细亚等各地纷纷建立了联合会的地方组织，并建立了党的支部，会员达6万多人。
1920年6月，“旅俄华工联合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大会在致列宁的信中说：“俄罗斯社会主义共和国是我们的堡垒和希望，我们追求的是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解放。在中国，五亿劳动者，向俄国的无产阶级伸出了手。”大会提议成立旅俄华人共产党组织的中央机关。会议闭幕的第二天，即6月25日，成立了“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它是旅俄华侨共产党组织的统一中央领导机构，接受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领导，设中央委员5名，候补委员2名。它与“旅俄华工联合会”有密切的联系，其领导者和不少成员都是华工，且一身二任。但两者又有明显的区别，即一个是党的组织，一个是华侨群众团体。‘‘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的任务一方面是动员华工发扬国际主义精神，保卫和建筑苏维埃政权；另一方面是为祖国革命培养干部，组织发动中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革命。这从《旅俄中国共产党人组织章程》可以证明。章程的第五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在祖国的组织建设》中规定：1．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各国无产阶级面前，自己直接的责任是在中国进行社会革命——组织中国工人阶级。2．在祖国，凡有共产党员及其支持者的地方均须建立党支部。3．一俟有机会，国内各地组织局须与临时设在莫斯科的中国共产党人中央组织局建立联系。章程只是提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地方支部，没有提及建立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及中央领导机构，但它毕竟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之一。事实上，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前，列宁和俄共(布)一直将旅俄华侨及其党组织作为“联系中国当前和未来革命运动的纽带”。
“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成立不久，曾派出50多名共产党员到俄国各地配合俄共(布)地方组织开展工作。对祖国工作方面，它曾向中国发出通电，支持孙中山领导的广东革命政府，并派党员回国与孙中山的广东革命政府直接联系。1920年它曾派出10名华侨共产党员回国，同年又派刘谦回国到上海、天津、哈尔滨等地联系革命团体，探讨建立共产党支部的问题。“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并未以共产国际或俄共(布)的名义派人回国进行革命活动，没有引起国内先进分子的重视，因此他们回国建立党组织的尝试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效，但其在这方面的工作和努力是不能抹煞的。
旅俄华侨及党组织一面派人回国活动，同时又直接与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并参加了共产国际的一些重要活动，其中即有帮助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重要活动。
1918年11月，列宁亲自接见了刘泽荣和张玉川后，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特发给刘泽荣以工作方便的授权和保护的证明书，列宁亲自在证书下面用红笔批示：“务请所有苏维埃机关和主管人员对刘绍周(即刘泽荣)同志予以一切协助。人民委员会主席乌里扬诺夫(列宁)。”列宁还叫秘书在批示旁边打上人民委员会的印，并将批示挂上号，使它成为政府主席的正式指示。列宁的举动表示出他对“旅俄华工联合会”的重视和对中国人民的亲切友好态度。遵照列宁的指示精神，彼得格勒市政府还主动接纳刘泽荣为市苏维埃委员。
1919年3月，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由于当时中共尚未成立，苏维埃政府外交人民委员会则邀请刘泽荣和张永奎作为“中国工人”代表列席会议。刘泽荣在大会上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代表”发表祝词。祝词揭露了各个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和奴役，以及中国革命者的反抗斗争，并认为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得到了俄国苏维埃政府的理解和支持，“俄国的声音和它兄弟般的召唤，必将最有力地鼓舞和号召他们去进行斗争”，俄国共产党及其创立的共产国际，“获得了中国人民最真诚的友情”。祝词最后说：“我不仅代表我所在的小组，也不仅代表成千上万散居俄国各地的中国无产者，而且代表几万万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向旗帜鲜明地誓同残暴的世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第三国际致以热烈的祝贺。”1920年夏，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召开，刘泽荣和安恩学作为“俄共中国党员中央组织局”的代表出席会议。为了研究东方各国的革命问题，大会专门成立了有列宁参加的、由19人组成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刘泽荣是委员之一，参加了列宁《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及罗易《补充提纲》的讨论和修订。在讨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时，刘泽荣作了发言，他向大会呼吁：“支持中国革命，不仅是对中国本身，而且对全世界革命运动都极为重要。”在第一、二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期间，刘泽荣曾三次谒见列宁，聆听其教诲并向他汇报中国的情况。刘泽荣等作为中国工人的代表参加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并受到列宁三次接见的殊荣，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及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这说明旅俄华侨中的先进分子架设起了一座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初步联接起来的桥梁。从共产国际成立时起，中国工人阶级就是它的组成部分，是共产国际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响应者和参加者。
当然，刘泽荣后来并未确立共产主义信仰，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国际信任刘绍周(刘泽荣)，派他去中国工作，此人并不具备足够的政治素养，而且就其思想信仰而言，远不是与社会主义运动休戚与共的人。”因而他在中共创建过程中及建党后没有什么作为，但不能因此否认他在共产国际建立初期的重要活动及其所起的有益作用。
如果说刘泽荣作为中国工人的代表与共产国际建立了某种关系，并参加了共产国际的一些重要活动，使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情况尤其是中国工人阶级的状况有所了解，那么另一旅俄华侨杨明斋则沟通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分子的联系，成为共产国际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直接联系人。
杨明斋(又名杨好德)，山东平度县人，1901年因生活所迫到俄国符拉迪沃斯托克(即海参崴)谋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了俄国工人运动，并加入布尔什维克党，参加了保卫十月革命胜利果实的斗争，后被俄共(布)党组织派到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完成学习任务后被派回海参崴，任“旅俄华工联合会”的负责人，在当地开展革命工作。
1920年1月，俄共(布)远东党组织向共产国际报告，拟派一小组到中国考察并与中国进步力量建立联系。这一请示报告得到共产国际的批准，遂派出以维经斯基为负责人的共产国际工作组来华，杨明斋是该小组成员之一并担任翻译。同年4月，杨明斋陪同维经斯基一行首先来到北京。在北京大学，他们通过俄籍教师柏烈伟了解到李大钊的基本情况，并经柏的介绍，由杨明斋先与李大钊会见，接着安排李大钊与维经斯基进行了会谈，由杨明斋任翻译。经过多次融洽的交流会谈，他们取得了在中国建党的共识。在李大钊的主持下，维经斯基和杨明斋还在北大图书馆同一些进步青年进行了交流座谈，并向他们介绍和捐赠了许多宣传十月革命的书刊，如《国际》、《红旗》、《国际通讯》、《震撼世界的十天》等。5月，杨明斋又持李大钊的介绍信陪同维经斯基赴上海会见陈独秀。随后，经陈独秀的介绍，他们又会见了《星期评论》杂志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及《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等人，并同他们进行了多次接触和会谈。通过会谈，维经斯基、杨明斋和陈独秀、李汉俊、沈玄庐等人取得了一致的认识，随即成立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杨明斋参加了研究会的负责工作。8月，杨明斋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人成立上海共产党小组。杨明斋这时也由俄共(布)党员转为上海党小组的成员。对此，张闻天在其《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一书中说：“一九二O年春，共产国际派威经斯基和杨明斋(华侨山东人)来华建立党的组织。”他们找到陈独秀，“遂于一九二O年五月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共产党”。上海共由杨明斋介绍分批赴俄学习，为党培养造就了一批重要的革命领导人。其间，杨明斋还多次陪同维经斯基来往于京沪之间，为推动北京等地共产党小组的建立做了不少工作。杨明斋还到济南，与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等进行了会谈，推动了济南地区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
1921年春，国内各地共产党小组相继建立，建立中国共产党的条件日趋成熟，在此重要时刻，杨明斋偕张太雷赴莫斯科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各地共产党组织活动的情况，以便于共产国际进一步了解情况并直接与中共党小组取得联系。抵俄后，杨明斋和张太雷先是到伊尔库次克，向共产国际远东局汇报并交流情况。6月，他们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尽管杨明斋没有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但他对中共的创立功不可没。
综上所述，旅俄华侨在向祖国传播马列主义，及在沟通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建党方面起了重要的桥梁作用。“旅俄华工联合会”少数负责人作为中国先进分子的代表或者说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参加了共产国际初期的某些重要活动，而且受到了革命领袖列宁和共产国际的重视。他们为列宁及其领导的俄共(布)及共产国际了解熟悉中国情况起到了有益的作用，因而为其帮助中国创建共产党提供了某种便利条件。其中个别人沟通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某些重要创始人的联系，在共产国际帮助中国创建共产党过程中穿针引线，起到了某种纽带作用。这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上应该记上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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