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红一方面军(也称中央红军)长征的里程,在文献资料、回忆材料和权威的历史著作都说是二万五千里。2003年11月,英国人马普安和李爱德称他们“重走”了长征路,对红一方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提出了质疑,认为“这只是中共宣传的一个约数”,“‘长征’其实不到官方宣传的里程的2/3,大约为3700英里(约6000公里)”[1]。一时间,马普安和李爱德的质疑成为爆炸性的新闻,国外各种报纸上有100多篇报道,印度一家报纸甚至还说:“接下来还会有什么?不那么长的长城吗?”[2]国内一些媒体也纷纷转载这两位英国人的质疑。马普安和李爱德对红一方面方面军长征里程的质疑,引起了中共党史、军史研究者的注意,有的学者撰文进行了驳斥。但目前发表的文章都从某个角度证明了马普安和李爱德说红一方面军长征里程只有12000里是不正确的,但没有通过更准确具体的数字论证二万五千里是完全可能的。笔者通过各种历史文献资料,来阐述当时红军一方面军长征里程数字的来源及其可靠性,通过统计数字来论证红一方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是否可能。
一、红一方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的由来
笔者查阅了有关历史档案资料,发现红一方面军长征的里程数随着长征的进程有一个不断发展过程。
最早出现有红一方面军长征里程的文献是1935年5月下旬以红军总司令朱德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其中提到“红军万里长征”[3]。
这个布告主要是对彝族聚居区的群众发布的,“万里”可以看做是红一方面军过彝区前的里程。6月12日,红一、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达维镇会合。6月15日,《红星报》发表了社论《伟大的会合》,其中提到了这时红一方面军长征里程为“万余里”[4]。这个数字应为红一方面军到达达维镇时的里程。1935年10月15日,陈云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会议上报告红一方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后的情况时,说:“从红军主力撤离江西中央苏区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一共花了八个半月的时间,行程一万一千至一万二千里”[5]。陈云1936年3月发表在巴黎《全民月刊》上的《随军西行见闻录》,再次说红一方面军到四川理番、松潘时“历时八月余,约计行程一万二千里”[6]。陈云长征时为红5军团中央代表,在1935年6月上旬到达四川天全县后,离开红军队伍转道成都、重庆到上海。陈云提到的红一方面军长征里程数可以看作是红5军团长征到达理番、松潘的里程。这三个长征里程数字出现在1935年5月至6月,时间上相差近一个月,基本上一致,依次增加。
最早出现红一方面军长征里程数字的中共中央文件,是1935年8月5日中央政治局沙窝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决议说:“一方面军一万八千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业”[7]。沙窝在四川松潘县毛儿盖附近,决议中说的一万八千里,无疑是红一方面军从中央苏区出发长征到毛儿盖的这段里程。
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甘肃省迭部县俄界(今高吉)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作出《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提到长征里程时说“二万余里”[8]。这个里程数可以看做是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俄界的里程,比沙窝会议提到的里程多了二千多里。毛泽东后来在《清平乐·六盘山》中“屈指行程二万”的词句,显然是根据这个数字而来的。
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率红军陕甘支队抵达吴起镇。22日,中共中央在吴起镇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行动方针的报告和结论。他在报告中说,陕甘支队自俄界出发已走2000里[9]。根据毛泽东这个数字,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的里程应在两万二千里左右。
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即组织一部分同志撰写回忆录,并对长征里程进行了统计。统计的结果是,长征中走得最远的部队,走了大约为二万五千里。11月5日,毛泽东率红1军团到达象鼻子湾。他在向随行部队讲话中说:“从瑞金算起,十二个月零二天,共三百六十七天,战斗不超过三十五天,休息不超过六十五天,行军约二百六十七天,如果夜行军也计算在内,就不止二百六十七天。”“我们走过了赣、闽、粤、湘、黔、桂、滇、川、康、甘、陕,共十一个省,根据一军团的统计,最多的走了二万五千里,这确实是一次远征,一次名副其实的、前所未有的长征!”[10]这是第一次出现“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提法。
红一方面军长征二万五千里首次对外公布是1935年11月13日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主力,为了直接领导与组织反日的民族革命战争,在1934年7月派出了“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之后,即于同年10月开始了北上的远征。中国工农红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战胜了一切空前的困难,“经过二万五千余里的长征,跨过了十一省的中国领土,以一年多艰苦奋斗不屈不挠的精神,最后胜利的到达了中国的西北地区,同陕甘两省原有的红军取得了会合”[11]。
此后不久,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等文件中,讲到中央红一方面军长征时,都说是“二万五千里的长征”[12]。
1936年夏,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红一方面军政治部成立编辑委员会,将一部分长征回忆录编成《二万五千里》(也称《长征记》)一书。编者并根据红一方面军长征中的各种命令、日记和报纸,制作了《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该表详细地列出了红一军团直属队在长征371天中行军的每一天所经过的重要地点及里程。根据该表,红一军团直属队在长征中共走了18095里[13]。
通过以上查证,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长征”一词的出现是和里程数字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红一方面军在开始战略转移后,多称“长途行军”[14],1935年2月开始称“长征”。但在5月下旬出现“万里长征”后,称为“长征”多是和里程连在一块的。随着长征的继续进行,里程越来越远,在提到“长征”一词时,多在前冠之具体的里程,因而相继有“一万八千里的长征”、“二万余里的长征”、“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称谓。
第二,红一方面军长征中走得最远的部队为二万五千里,不是所有的部队都走了二万五千里,各部队长征的里程不尽相同。人们通常说红一方面军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按其中走得最远的部队的里程算的。
二、红一方面军长征里程数字是不是宣传的约数
由上可见,红一方面军长征里程数字主要出现在党和红军领导机关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和文章中。这些里程数字是可靠的,还是为了宣传的约数?笔者通过查阅历史档案资料,进行分析研究,来回答这个问题。
首先分析一下长征时期红军统帅机关是否能够掌握红一方面军各部的行军里程。红一方面军长征期间,中革军委、红军总部与各个军团之间都有电讯联系。担任侦察和开路的先头营、团,也配有电台,以便随时同上级指挥机关保持联系。这就是说,红军的统帅机关有随时掌握各部队包括行军里程在内的各种情况的条件。长征中,中革军委、红军总部对各部队每日到达位置及行军里程十分重视,经常了解里程情况。如,1935年2月6日,朱德在致林彪、彭德怀、杨尚昆的电报中,不仅规定了红1、3军团要到达的位置,而且要求他们将“今日到达地点与距扎西和长宁里程,迅速电告军委。”[15]又如,1935年2月20日,朱德、周恩来在致各军团首长的电报中,在具体部署了攻取贵州桐梓的任务后,特别要求:“各军团周围应据此察明其所取道路、里程、人家及其给养条件,并将所下决心电告我们。”[16]中革军委和红军总部,在给各军团的命令中,不仅规定了各种任务,而且还规定了每天要行军多少里。如,1935年4月2日,朱德在致红1、3、5军团的电报中,明确规定红三军团在4月3日要行军80里,军委纵队行军80里,红一、五军团要行军90里[17]。同年5月5日,朱德要求红1军团从龙街赶到皎平渡,命令“必须日行百三四十里以上”[18]。各军团也随时将包括道路、里程在内的情况报告军委、方面军总部或通报给其他部队。如1935年8月21日,林彪在致聂荣臻并转周恩来、徐向前、陈昌浩等的电报中,报告了红2师从毛尔盖到腊子塘的道路情况:“由毛到腊约八十里,路平好走,途中无人烟,须过五次河,有三次无桥……”[19]。又如,同年9月16日,林彪、聂荣臻在致时任陕甘支队司令员的彭德怀的电报中,通报了由黑拉到腊子口的里程:“由黑拉到里朵寺约七十里,里朵寺到拉子口卅里。”[20]查阅长征时期红军上下各级、各部队往来电报,许多都涉及行军里程数字,以上只是略举几个例子。由此可见,红军的统帅机关对红一方面军各部队的行军里程是掌握得很清楚的。
军用地图是掌握和计算部队行军里程的依据之一,杨成武在回忆飞夺泸定桥时,曾说他从地图上标的里程得知,“此处到泸定桥还有二百四十里!”在回忆翻越梦笔山时又说:“从地图上看,此山上下九十华里。”[21]可见,杨成武所指挥的红4团飞夺泸定桥和翻越梦笔山的里程,是根据地图来计算的。因此,有必要查考一下长征时期红一方面军拥有的军用地图情况。据记载,红一方面军1935年1月进入云南后,缴获龙云送给薛岳的比例尺为十万分之一的云南军用地图20余份[22]。1935年9月8日,红军前敌指挥部司令员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致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的电报,其中提到:“川、陕、甘三省各十万分[之]一军用图已全有,青、宁五十万分[之]一图只有一部分。”[23]由此可见,红一方面军拥有云南、四川、陕西、甘肃四省的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和青海、宁夏两省的五十万分之一地图。笔者目前虽尚未查到红一方面军拥有长征路过的江西、福建、广东、湖南、贵州等省军用地图的记载,但可以推断,应该是有的。江西、福建是中央苏区所在地,红一方面军在这里进行了五次反“围剿”作战,有军用地图是不成问题的。据记载,用的是更为精密的五万分之一地图。红一方面军战略转移的最初计划是到湘西,与红2、6军团会合。至少从1934年7月下旬开始,红一方面军就开始做到湘西转移的准备。因此,红一方面军对向湘西转移的必经之地广东、湖南,准备所需的军用地图是必然的。据杨得志回忆,他指挥的红1团,在长征前夕就从师部领到湘南的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24]。同时,红6军团在西征过程中,不断把有关情况报告中革军委。红一方面军各部队都有测绘人员,完全可以把红6军团提供的道路、里程情况绘制成较为精确的军用地图。通过上述分析,可以断定,红一方面军拥有长征经过的大多数省份的较为精确的军用地图,党和红军的领导机关、红军各部队可以通过地图计算和掌握行军里程。
最后分析一下红军基层部队尤其是先头部队行军的里程数字。查阅资料,发现红军基层部队的行军里程数字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通过询问当地老百姓,得知自己到达目的地所行军的里程。如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述翻越老山界时,就提到“据当地居民说,此地到唐庄还有六十里,而上山还有四十里。”[25]长征时任红1军团教导营营长的陈士榘,在回忆率教导营和红2师工作连向贵州仁怀倒流水挺进时,提到红军向群众问到倒流水还有多少里,群众回答“二十五里,还要翻十五里路高的大山”[26]。二是通过行军的速度,来计算走多少里。红军行军规定:“十里一小休息,三十里一大休息”[27]。这说明,一般行军每小时在10里左右。那么急行军是多少呢?陈云在向共产国际汇报红军长征和遵义会议情况时,提到红军二占遵义时曾说:“连夜急行军,八小时走了五十公里路。”[28]以此算来,每小时行军12.5里。红4团飞夺泸定桥时,一昼夜走了240里,除去其间架浮桥花了两个小时,每小时为12里。可见,急行军速度一般在每小时12里以上。因此,红军可以根据行军速度及每天行军时间计算行军的里程有多少。先头部队是担负着为全军开辟道路任务的,其行军里程是红军总部、军团等高层指挥机关制定各种计划的重要依据,必须上报,且上报的行军里程数字应该是可靠的。
综上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党和红军的领导机关的文件、领导人的讲话所提到的红一方面军长征里程数字,是当时根据所掌握的各部队行军里程情况统计后得出的,不是为了宣传的约数。
三、红一方面军走得最远的部队,是否能有二万五千里
红一方面军走得最远的部队走了二万五千里,这个里程数见诸毛泽东1935年11月5日在象鼻子湾的讲话及其后的中共中央文件,但未见到详细的关于二万五千里的统计资料。那么,红一方面军走得最远的部队是否能有二万五千里?
首先要确认当时统计的长征里程数字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前面提到的《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是目前所能查到的惟一记载中央红军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和里程的详表。为了确认该表中18095里这个数字的可靠性,委托测绘单位对此在精度为1：10万的地图上进行测量、计算。测量的结果是,实际里程约为9249. 5公里(18499里),比红1军团长征里程表上的距离还略远一些。但若以误差正负不超过2%算,两者基本上是吻合的。这说明,红一方面军当时统计的里程数字是比较准确可靠的。
如前所述,《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是根据军团直属队长征经过的地点和里程编制的。这个表里的18095里是红1军团直属队长征的里程。直属队不是作战部队,其长征里程没有战斗部队远。为了说明这个问题,笔者先对该表的有关数据进行统计。经过统计,《红军第一军团长征中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中每月行军天数及里程如下:1934年10月,行军12天,890里,平均每天74.16里;11月,行军24天,1530里,平均每天63.75里;12月,行军24天,1535里,平均每天63.95里。1935年1月,行军22天,1360里,平均每天61.81里;2月,行军26天,1620里,平均每天62.3里;3月,行军24天,1435里,平均每天59.79里;4月,行军30天,2135里,平均每天71.16里;5月,行军27天,2205里,平均每天81.66里;6月,行军23天,1470里,平均每天63.91里;7月,行军10天,640里,平均每天64里;8月,行军14天,860里,平均每天61.42里;9月,行军16天,1130里,平均每天70.62里;10月,行军19天,1285里,平均每天67.63里。上述统计中,1935年5月平均每天行军最远,为81.66里,同年3月平均每天行军最近,为59.79里。其他月份在平均每天60余里至70余里之间滑动。以1934年10月16日算起,到1935年10月21日,总计红1军团长征直属队371天,其中行军271天,共18095里,平均每天66.77里。
为了找出作战部队平均每天的行军里程,笔者查阅了《陈伯钧日记》、萧锋的《长征日记》、童小鹏的《军中日记》和《伍云甫日记》等。陈伯钧长征出发时任红5军团参谋长,童小鹏任红1军团政治保卫局秘书,伍云甫在中革军委负责无线电工作,他们都不在战斗部队。陈伯钧和伍云甫在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离开红一方面军。因此,他们三人的日记不能反映长征中战斗部队的行军里程。萧锋参加了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他在长征出发时任红1军团第1师第3团党总支书记,遵义会议后调任红1师政治部巡视团主任,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被调到红一军团直属队任党总支书记。萧锋的《长征日记》记载了他参加红一方面军长征的全过程,而且每天的行军一般都记有里程数。不足的是有少数天虽记有行军,但无里程数或是里程数不全;再就是一些天数没有记日记。笔者试通过萧锋的《长征日记》的有关记载来推算战斗部队平均每天的行军里程。
萧锋《长征日记》中所记的行军天数及里程如下:1934年10月,行军9天,共700里,平均每天77.77里,该月缺记4天;11月,行军22天,其中3天没有记里程数,19天共行军1683里,平均每天88.57里,该月缺记1天;12月,行军26天,其中6天没有记里程数,20天共行军1630里,平均每天81.5里,该月缺记2天;1935年1月,行军14天,其中2天没有记里程数,12天共行军1025里,平均每天85.41里,该月缺记10天;2月,行军16天,其中3天没有记里程数,13天共行军1165里,平均每天89.61里,该月缺记9天;3月,行军13天,其中2天没有记里程数,11天共行军955里,平均每天86.81里,该月缺记12天;4月,行军26天,其中1天没有记里程数,25天共行军2030里,平均每天81.2里,该月缺记2天;5月,行军22天,共行军1930里,平均每天87.72里,该月缺记6天;6月,行军10天,共730里,平均每天73里,该月缺记14天;7月,行军9天,其中1天没有记行军里程数,8天共行军570里,平均每天71.25里,该月缺记19天;8月,行军13天,其中7天没有记行军里程数,6天共行军375里,平均每天行军62.5里,该月缺记5天;9月,行军12天,其中1天没有记里程数,11天共行军805里,平均每天行军73.18里,该月缺记11天;10月,行军13天,其中1天没有记行军里程数,12天共行军875里,平均每天行军72.91里,该月缺记6天。上述统计中,1935年2月平均每天行军最远,为89.61里,8月平均每天行军最近,为62.5里。总计行军205天,其中178天记有行军里程,共14473里,平均81.3里。笔者认为,萧锋日记中所记的行军里程是可靠的,从李德回忆录《中国纪事》中可以得到印证。遵义会议后,李德一度随红1军团行动。这时,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的指挥下,大踏步地前进,展开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先后四渡赤水。李德这样写道:“每天行军四十至五十公里。严格地讲,红军战士们不是在走,而是穿着轻便的布鞋和草鞋慢步小跑。……这种‘持续’小跑的专门本领,使一军团不愧有‘神速部队’之称。”[29]这和上述萧锋日记1935年1、2、3月每天平均行军85.41、89.61、86.81里基本上相吻合的。
萧锋于1935年6月23日调红1军团直属队任党总支书记。为了说明战斗部队比军团直属机关、部队行军里程远,笔者拿萧锋在战斗部队时的行军里程同《红军第一军团长征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进行一下对比。萧锋日记中共记有行军天数205天,而后者为271天,比萧锋日记中的行军天数多66天。可以肯定地说,萧锋所在战斗部队行军的天数只会比后者多,而不会比后者少。统计萧锋日记,除记有作战、追敌、休息占65天外,缺记的天数为101天。按休息作战约100天算,缺记的101天中,应有行军约66天。由于萧锋日记中所记行军天数及里程数不全,笔者以他在战斗部队时平均每天行军里程同《红军第一军团长征经过的地点及里程一览表》里同一时期平均每天的行军里程进行比较。从1934年10月到1935年6月,萧锋日记中所记有长征里程的天数为141天,共行军11848里,平均每天行军约为84里;而在相同的月份,红1军团长征里程表中所记行军212天,共行军14180里,平均每天为66.88里。两者相比,萧锋所在部队平均每天行军要比红1军团直属队多走17余里路。这就是说,战斗部队要比机关每天平均多行军十七八里。按照萧锋在战斗部队平均每天84里的行军速度,以红1军团直属队212天的行军计,两者相乘,萧锋在长征中前8个半月共行军17808里。这个里程数字加上萧锋到红一军团直属队任党总支书记后7月份行军约640里,为18448里。这个里程数字和萧锋日记中1935年7月31日所记的快10个月行程18000里的数字基本上是相吻合的。笔者再对萧锋到红1军团直属队任党总支书记后所记行军里程同红1军团长征里程表进行一下比较。从1935年7月到10月,萧锋日记中记有行军里程的天数为37天,共行军2625里,平均每天为70.94里;红1军团长征里程表中所记行军为59天,共行军3915里,平均每天行军为66.35里。两者相比,相差为4.59里。这个比较说明,萧锋到红1军团直属队后,行军里程比在战斗部队时平均每天少13余里。既然到了红1军团直属队,为什么萧锋所记的行军里程同以红1军团直属队为标准的长征里程表有差别呢?笔者认为,红1军团直属队有司令部、政治部、供应部、侦察连、警卫连、通讯连、工兵连、炮兵连,以及野战医院等址一个单位,共有1400余人[30],在行军时也有先后,所经过路线也不尽一致,即某单位经过这个村镇,而另一个单位经过那个村镇,相差四五里路也是正常的。笔者将萧锋到军团直属队后日记中同一日行军所经过的地点同红1军团长征里程表中的地点进行对照,发现是不一致的。经过地点不同,当然里程也就不一样了。以萧锋在红1军团直属队近4个月行军59天、平均每天行军70.94里计算,共行军4185里。这个数字同萧锋在战斗部队8个半月行军17808里相加,可以推断出他在长征中共行军21993里。拿这个数字同中共中央政治局俄界扩大会议作出的《中央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中长征“二万余里”的数字、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吴起镇会议上所说的从俄界出发已走了2000里的数字进行对照,两者基本上是一致的。
根据萧锋在长征所行军的里程,笔者再推算一下红1师长征中共走多少里。萧锋在长征后期近4个月不在红1师,按照上述近4个月共行军59天算,乘上推算的红1师平均每天行军84里,为4956里。这个数字加上萧锋在红1师时行军17808里,为22764里。
上面计算的只是单纯行军的里程,实际上,作战也有里程。萧锋《长征日记》在1934年10月21日记道:“午后四时出发。根据上级命令,我团从信丰县金田进击敌人。晚十一时,我团三营冲入金鸡镇。”11月23日记道:“经过一天半准备,晚十时向宁远城发起进攻。我一营进抵南关,突击队多次组织登城,战斗越打越激烈,至午夜撤出战斗。”12月7日记道:“晨,敌人向我阵地发起进攻,我拼死防守。林政委亲自带领全团指战员向老肖家、彭家山高地一带敌人发起反击,……并将防守阵地向前推进了八里。”“……午后二时,在红二团援助下,才摆脱了敌人十几道重围,冒着敌机的狂轰滥炸,疾奔十余里,甩开敌人。”[31]从日记的内容看,无论是进攻或是撤退,都有一定的行军里程。再看一下陈伯钧日记中关于作战的记载:1934年11月12日,“作战——钩刀坳,十里”;23日,“作战0——下灌、红岭之线。……约十里”;1935年6月13日,“作战——灵关、中坝至小关子之线,约十里。”[32]陈伯钧的日记表明,作战每天也有10里左右的路程。红一方面军长征中作战约为35天,以作战每天10里的路程计算,共350里。若把红1师行军的22764里加上作战的350里,就为23114里。
另外,部队渡河架浮桥、找船,筹集粮食,宣传群众,等等,也需要跑路。据有关回忆,红一方面军在渡金沙江时为了找架浮桥的材料,把上游、下游,南北两岸都跑个遍。[33]在过草地前,各部队都进行筹粮。在萧锋日记中,8月6日和8日,就有筹粮每天行程50里的记载[34]。在筹粮中,有的部队走得更远,从芦花城到瓦布梁子,往返需六天时间。[35]若以萧锋日记中的筹粮每天行程50里计,就有300多里路。架浮桥找材料、找船、筹粮、宣传群众这几项最低按400里算,与推算的红1师行军作战23114里相加,就是23514里。
以上是按萧锋《长征日记》推算的战斗部队的行军里程,实际上战斗部队中担负前锋、侦察、警戒的部队走得更远。往往部队在某地停下来了,要派出侦察、警戒部队到更远的地方去。而部队到某个地方去,要先进行侦察敌情,然后大部队才能前进。这可以在档案资料中得到证实。1935年1月8日,朱德发出指示,要求各部队组织人力迅速侦察测绘并制图报送军委,并具体规定:“每四组(共八人)且每期三十里不得过四天。”[36]1月8日是红军占领遵义的第二天,朱德发出指示时,已是23时,红一方面军各部队接到并实施,应该是在1月9日了。从1月9日起,红一方面军各部在遵义周围休整10余天,而侦察测绘的人员却不能休息。按朱德指示中的4天30里算,他们每天要比其他部队要多走七八里。又如,1935年3月31日,朱德命令红1军团,“应派出教导营前出牛场二十里警戒。”[37]当时任红1军团侦察科长的刘忠,总是率侦察部队走在全军最前面。他们为了牵制、迷惑敌人,要迂回走很多的路,最后才赶上部队。过湘江、金沙江,他们都是最后过的。侦察部队、警戒部队最低按每天多走7里算,乘上一般统计的行军267天,就多走1869里。这个数字加上前述推算的23514里,共25383里,而且有可能更远。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曾说:“‘二万五千里长征’,从福建的最远地方开始,一直到遥远的陕西西北部道路的尽头为止,其间迂回曲折,进进退退,因此有好些部分的长征战士所走过的路程肯定有那么长,甚至比这更长。”[38]斯诺在1936年6月即到陕北访问,他的话更能证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走得最远的部队的确能有二万五千里。
上述的推算、论证充分证明,红一方面军长征中走得最远的部队的确有二万五千里,绝对不是夸大之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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