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散论

发布时间：2013-06-05 08:20:11 审稿：中国共产党历史网作者：办公室浏览：2414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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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与科学

　　这是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办《青年》杂志（后改为《新青年》）提出的两个口号，当时称为德（Democracy）、赛（Science）两先生。引进西方“民主”、“科学”观念，并非起于此时，早在清代就已有先进人士做过，但宣传不够，没有形成一次大规模的启蒙运动，致使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推翻清王朝、建立民国、让位于袁世凯之后，仍然继续着封建专制式统治，虚有共和之名，而无共和之实。鉴于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力求弥补启蒙之课。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看来，不仅北洋集团统治者热衷于专制之路，就是一般老百姓也多相信帝制。

　　新文化运动初期提倡民主与科学，反对专制和迷信盲从；提倡个性解放，反对封建礼教；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新文化运动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主要阵地，这里聚集着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高一涵、周作人、鲁迅、钱玄同、沈尹默、陶孟和等一大批具有新思想的人物。他们在课堂上、在杂志上大力宣传新思想，向封建旧思想、旧道德宣战。其影响在五四运动前，逐渐遍及全国大中城市的知识分子群体乃至国外留学生群体之中。

　　比如，在北京，1919年1月创刊的《国民》、《新潮》以及2月改版的《晨报》副刊，正是受新文化运动影响而出现的。《新潮》第1卷第2号孟真的《破坏》中说：“我们应当一方面从创造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着手，一方面发表破坏旧有的主义。”康白情的《论中国之民族气质》中说：“蔑弃宗法，改革家族制度，令个人得以自由发展其个性。”《国民》第1卷第3号邦式的《改革之手段》中说：“故居今日而欲言改革，非以大刀阔斧，破坏旧日社会上遗传之信条，大声而疾呼，直捣其受病之处，使之赤裸裸的而为新观念之涵养，新生命之追求，则黄雾漫空，阴风匝地，欲拨云雾而见青天，安可期也，安可期也。”这些报刊还介绍一些西方学者的思想，有《康德唯心哲学大意》、《柏格森之智慧论》、《罗素的人生观》、《尼采一生及其思想》，等。

　　又如，在湖南衡阳，受新文化运动影响，1918年1月成立了端风团，目的是“革新风俗”，“改造社会”。12月，该团所办《端风》杂志出版。其发刊词认为共和建立后“弊害丛生，竟至流为暴民专制”，这不是自治之罪，而是“无自治之准备”，“人民又乏自治之能力”。所以，他们“将以革新风俗，为促进完善自治之资，而即以改造社会，为增益家国文明之助”。显然，这和新文化运动倡导者们的最初想法是一致的，只是比较温和。他们这种态度在经过五四运动洗礼后，有了很大变化。《端风》第1期洗震的《互助说》强调：要挽救国家的危亡，单靠个人力量不行，必须靠大家共同努力，相互帮助。这种说法，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一种共同认识。

　　再如，在法国，旅法勤工俭学会编辑的《华工杂志》，是1917年1月创刊的。由于编者们眼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弊病，所以在中国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的热潮中，他们提醒人们要多多“考查”。该刊第10期发表的刘厚写的《随处留心（其二）》中说：“欧洲的社会，也未见得事事都文明，事事都为我们取法，所以我们观察的时候，最要紧的是要留心去辨别好坏，好的我们取法他，坏的我们不要他，断断不宜存在一个欧洲事事文明的陈见，把坏事都说成是好事，尤不宜随声附会，人云亦云，自己毫无判断好坏的把握。”有这种认识，在当时应该说很不容易，即使现在也有人弄不明白，总以为一切都是欧美的好。

　　上面几个材料说明，五四运动前历时几载的新文化运动，虽没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范畴，且其影响只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但确有成效。因为倡导者们斗争的方向是正确的，态度是坚决的。他们攻击封建专制主义、介绍西方学说，符合了广大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需要。知识分子群体努力响应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号召，在各地、各种场合进行广泛传播。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长期统治人们头脑的封建正统思想开始动摇，同时受到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人们的思想也得到解放，过去不敢说的敢说了，过去不敢做的敢做了。人们意气风发地勇敢向前，不断探索着适合中国的新思想，这就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作了思想上的准备。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建立后，继承民主和科学精神，经过多年奋斗，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以来，在原有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上，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在今后前进的路程上，中国共产党仍然要继续发扬民主与科学的精神，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使各项改革按照客观规律进行。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坚定不移地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不断扩大社会主义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在这方面需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但绝不能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不能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民主是个好东西，但民主是相对的，即有条件性，如国家的大事要听取各方面意见，一般工作中的小事就要随时处理。事事要求民主，把它绝对化，是不现实的。

五四运动

　　提起五四运动，人们总把它同青年学生联在一起，这是因为90年前的5月4日发生的爱国运动率先发难者为青年学生。当他们听到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北京政府竟准备在丧权辱国的合约上签字的消息之后，极度愤怒，随即放下书本，走上街头，冲破阻挠，痛打卖国贼。他们之所以采取激烈行为，全出于爱国之心。5月5日北京学生在《上总统书》中说得清楚：“山东问题，关系国家存亡，谁人不知。日人利我南北和议不协，以对待朝鲜手段，利用李完用其人，隐为操纵。于欧洲和会提出强硬之主张，岂仅目无公理，直为亡国导线。我等与其坐而待亡，如朝鲜今日之现象，万劫千亿而不能复；孰若一息尚存之时，及早唤醒卖国之贼，以图挽救。此昨日游街大会所由来也。”正是出于这种爱国热忱，青年学生在5月4日之后，联合工人和市民，连续战斗，直至6月28日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

　　爱国主义具有伟大的凝聚力。作为“五四”革命传统的爱国主义，是今天中国青年所最需要的精神支柱。中华民族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重新振作起来，走改革开放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人们把希望寄托在青年身上。要使青年以振兴中华为己任，就要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当然，时代不同了，爱国的形式和内容也有所不同。五四运动时，北京政府是卖国的，在巴黎和会上表现得十分软弱，迫使青年学生发起五四运动。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所以今天继承和发扬五四时代青年的爱国主义精神，就要拥护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为早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贡献。

　　1988年我发表过一篇文章，即《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文中从“无产阶级领导”和“彻底反帝反封建”两个方面进行了分析，认为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文章发表后，引起了争论。有同意的，也有不同意的，还有认为五卅运动、八一南昌起义才是开端的。1989年5月4日，胡绳在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和北京中共党史学会联合举办的纪念五四运动70周年的座谈会上说，他很同意我这篇文章的观点，在他个人写的著作中从来没有讲过“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的话。他认为，从1919年到1921年，是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划时代时期。他对我说，可以查一查他的著作。随后，我查了《“五四”运动论》（1937）、《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1949）、《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民主和科学》（1979）、《“五四”与反封建》（1989）和《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等，确实没有这样的表述。在2002年《百年潮》第3期的《<静如文存>》的<评文纪事>》一文中，龚育之也提到这个问题。他认为“还是当作一个逐步的过程来理解为好”。我觉得胡绳、龚育之的说法都很好。不过，一个过程总要有个开始，所以我用了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的说法：“一九二一年，中国建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人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就开辟了革命的新局面，中国革命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毛泽东曾经对刘少奇的报告写了批语和修改意见，但对上引刘少奇这段话没有提出不同意见。

　　虽然五四运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但其意义还是相当大的。第一，五四运动是一场由广大群众参加的爱国运动，它遍及百多个大中城市，使学生、工人、市民受到深刻的爱国主义洗礼，再次促进中华民族的觉醒。同时，也使人们看到广大群众联合起来行动的巨大力量，增强挽救国家危亡的信心。第二，五四运动中涌现出一批积极分子，得到了锻炼，不仅在运动中起到了骨干作用，而且成为后来的革命队伍里的中坚力量。第三，虽然在五四运动前没有形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队伍，但通过运动，陈独秀等一批先进分子提高了觉悟，认识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局限性，为在运动后不久接受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基础。第四，虽然这次运动是由青年学生率先发难的，但随后工人群众就投入进来，使一部分先进分子看到工人群众的力量，决心到工人群众中去，从而促进了后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总之，五四运动作为新旧民主主义革命转换的中介，开启了崭新革命之门，一场新的反帝反封建革命风暴随之而来。

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在俄国十月革命消息传到中国之前，马克思的学说已在中国有所传播，但只是作为西方新学说中的一种被介绍，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也没人信仰它。由于俄国十月革命实践了马克思主义，才引起中国先进分子的青睐。李大钊经过认真思考和研究之后，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在五四运动前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五四运动前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能够找到材料证明的除李大钊外，只有李达和张闻天。虽然李达写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是在1919年6月发表的，但他1918年在日本学习时，就曾阅读和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张闻天的《社会问题》是在1919年8月发表的，文章中明确表示要用马克思的“唯物历史观”来观察社会，而且还列举了《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如果不是在五四运动前一段时期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不可能有这样深刻的认识，所以可以说他们在五四运动前已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了。

　　至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前确实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激进民主主义者。他在1919年4月15日《新青年》第6卷第4号上发表的《我们应该怎样？》中说：“我们应该把‘爱世努力的改造主义’，当作社会中个人普遍的唯一信仰。”显然，这种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没有什么关系。4月27日《每周评论》第19号上刊登了他的《贫民的哭声》，介绍欧美社会里工人和资本家的矛盾，指出由此造成“无产阶级对于有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从这篇文章中看不出陈独秀的明确态度，而且在文章中还说欧美等国家都在设法防止社会革命，可中国官员却在那里弄钱，不知社会革命为何物，似乎对此甚为惋惜。只有4月27日在《每周评论》第19号上发表的《二十世纪俄罗斯的革命》，才把十月革命和法国革命并称为“人类社会变动和进化的大关键”。该篇短文连标点在内仅有110字，由此根本无法看出陈独秀到底想说什么。五四运动中，陈独秀在6月11日被捕前发表过一些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和北京军阀政府的罪行，热情支持群众的爱国运动。在这些文章中，他提出的“强力拥护公理”、“平民征服政府”、“唯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改造”的主张，在当时具有指导意义，也反映了他自己在认识上的提高。但是，这些同十月革命道路，同马克思主义都没有多大关系，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完全可以做到。陈独秀出狱后，思想发生一定改变。1919年12月1日发表在《新青年》第7卷第1期上的《<新青年>宣言》中，提出了要抛弃“军国主义”、“金力主义”的主张。在同一天的《晨报》上，陈独秀写的《告北京劳动界》中描述了劳动界的痛苦，告知各界劳动者组织起来，认为“二十世纪的‘德莫克拉西’，乃是被征服的新兴无产劳动阶级，因为自身的共同利害，对于征服阶级的财产工商界要求权利的旗帜”。可在同一期《新青年》上发表的《实行民治的基础》所开出的药方仍然是“拿英、美做榜样”，“实行民治主义”。这说明，陈独秀的思想在转变中，一方面受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一方面又没有完全抛弃资产阶级民主主义。不过，陈独秀转变还是很快的，到1920年上半年就逐渐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

　　五四运动后，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人多了，就使马克思主义得到前所未有的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发生过几次不同主义之间相异观点的争论。其中，发生在五四运动之后不久的讨论，主要在李大钊和胡适之间，历史上称为“问题与主义”之争。对于这次争论的性质，“文化大革命”前有一种说法，认为是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斗争。“文化大革命”后有些学者对此有不同意见，认为李大钊和胡适是朋友之间的不同观点的争论，不能把胡适说成敌人，而且胡适反对空谈“主义”并不是专门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龚育之在《<静如文存>的<评文纪事>》中认为：“既不是简单地把‘问题与主义’论战时的胡适当作反动派，也不是简单地反过来批判马克思主义，把胡适的改良主义奉为圭臬，而是实事求是地作历史分析”。我在自己的文章中，对龚的说法表示同意。确实，在当时，李大钊与胡适是很好的朋友，胡适在自己文章中常称陈独秀、李大钊为朋友，把当时的胡适说成敌人是非常不应该的。不过，说胡适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并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恐怕未必恰当。因为1922年6月18日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的《我的歧路》中说：“1918年12月，我的朋友陈独秀、李守常等发起《每周评论》。那是一个谈政治的报，但我在《每周评论》做的文字总不过是小说文艺一类，不曾谈过政治。直到1919年6月中，独秀被捕，我接办《每周评论》，方才有不能不谈政治的感觉。那时正当安福部极盛的时代，上海的分赃和会还不曾散伙。然而国内的‘新’分子闭口不谈具体的政治问题，却高谈什么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我看不过了，忍不住了，——因为我是一个实验主义的信徒，——于是发愤要想谈政治。我在《每周评论》第三十一号里提出我的政论的导言，叫做‘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段话，白纸黑字，说得明明白白，是对谈无政府主义、马克思主义不满。所以，从这段话来看，不好说胡适不是针对马克思主义的，至少也是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其实，胡适是实验主义的信徒，既然信仰实验主义，当然会不赞成别的主义，没有什么奇怪，也用不着为他辩护。可见，历史上的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地分析，不能想当然。

　　在“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中，李大钊说过：“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环境。”1924年5月，他在《北大经济学会半月刊》第24期发表的《这一周》中又说：“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以研究怎样成了中国今日政治经济的情状，我们应该怎样去作民族独立的运动，把中国从列强压迫之下救济出来。”有的学者据此说李大钊已经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断，这恐怕不合适。因为这些话的意思是要用马克思主义指导研究中国实际，说它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意思还可以，说它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拔高了。的确，“中国化”概念是五四运动之后学术界、政治界的流行语，但李大钊并未使用过这个概念，更不要说把中国化与马克思主义联系到一起了。

　　五四运动前，李大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五四运动后，陈独秀等人继之，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开来。随后，在中国共产党建立时，又明确宣布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五四时期从西方传来的新思潮那么多，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呢？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在选择救国真理的时候，谁选择什么是个人的自由，彼此并不干涉，尽管相互间不以对方的选择为然。事实上，在当时的思想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是少数，就是加上选择马克思主义之外的社会主义学说的人也不占多数，更多的人还是相信民主主义。在这种情况下，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为什么偏偏要选择马克思主义？只是因为他们经过比较、鉴别之后，认定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是真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思想界的先进分子宣传民主主义那么多年，虽然对解放人们的思想，提高人们的觉悟起了很大作用，但它并没有完全解决中国的问题，关键在于找不到中国民族危机的病根，提不出挽救危亡的道路。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不久，就提出了符合中国实际的结论。它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武装人们的头脑，使人们懂得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眼界大开，正确认识一切社会问题，对未来充满希望。它使人们认识到，只有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才能得到解放，才能有国家的独立、富强，才能谈得上真正的民主、自由、平等。后来以至到今天的历史证明，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并没有错。确实，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犯过不少错误，但这不是因为最初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是由于违背了马克思主义，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

　　8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改革开放后逐渐形成的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局面并不能影响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这是因为：第一，历史早已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正确性，对中国社会发展确实有指导作用；第二，历史上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社会政党的指导思想只能是一元化的，它可以吸收别的对其有用的学说，但主流意识形态不能是多元的。这是一种客观的要求，不能违背，否则社会就会乱套；第三，马克思主义不是封闭的、保守的，而是开放的、创新的，最善于吸收人类一切优秀的文明成果，不断充实自己，发展自己。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已经取得了辉煌成就，中华民族正朝着伟大复兴的美好前景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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