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友仁是彝语文翻译事业的坚实基石

作为新中国成立后首批彝语文翻译工作者，谢友仁见证了共和国彝语文翻译事业的历史进程，并为我国彝语文翻译事业奠定了基础，为大凉山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在他逝世1周年前夕，本报记者采访了他的女儿谢英、曾经的同事沙玛古哈，请他们讲述谢友仁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

1952年，四川省凉山州解放后不久，有关专家学者说彝族文字不好使用，之后语言学家陈士林、李明编了一套新彝文。这种拼音文字1956年末1957年初开始在凉山试用，但却不受彝族群众的欢迎，因为彝族有使用了几千年的民族文字，群众希望保留自己原有的文字和文化。但因受“左”的思想影响，到了1958年3月，凉山彝文工作会议决定凉山直接过渡用汉语文。“文革”结束后，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四川省民委抽调中央民大、西南民院学者，组成了调查组，谢友仁也参加了这个调查组，他们花了大量时间搜集彝语词条。然后调查组把凉山州的彝语文专家组织起来，从原有老彝文里提炼出800至900字，经过讨论研究，形成了目前使用的统一、规范的彝文，并以凉山喜德彝语作为标准音。1980年经国务院批准，凉山地区恢复使用彝文。

1986年，因形势发展需要，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恢复设立之前撤销的彝文翻译室。起初，彝文翻译室在成都没有专门的办公地点，又由国家民委协调西南民族学院（今西南民族大学）在校外职工宿舍区腾出几套住房作为他们的办公室和宿舍。谢友仁的女儿谢英还记得：“当时因为办公室不够大，他们一般只在那里开会，所以家里的书房就成了父亲的办公室。经常能看到父亲在书房伏案工作，他从时常早上坐到晚上，有时还会熬夜。家人都说他就是辛勤的‘老黄牛’。”直到前几年，在国家民委的协调下，彝文翻译室才搬到条件较好的地方办公，改善了办公条件。

谢友仁接受的是私塾教育，并没有受过正规的、系统的文化教育，他的知识系统并不完整，因此他一直以来都是坚持一边工作、一边学习。谢英说：“我记得父亲的办公桌上总摆着厚厚的字典，他经常翻阅字典，并认真地标注字词。他还随身携带小本，随时把看到的不知道、不清楚的新词、术语抄录下来。通过这种点滴积累的学习方式不断进行知识累积，到老都是这样，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

谢友仁天资聪颖，记忆力极好，并且十分勤奋，他在多年的翻译工作中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因此练就了很强的同声传译能力，是公认的汉彝语同声传译专家。同声传译很多时候不能做到字字翻译，而且字字翻译也并不是最好的翻译。谢友仁能以最短的时间抓住需要翻译语句的核心意思，用最简洁、最准确的语句翻译出来。很多时候发言人不能讲很标准的普通话或带有口音，而说彝语的发言人也可能说的是彝语方言，这就更考验同声传译人员的功力了。谢友仁在平时和同声传译时都非常注意聆听有各地口音的人们的说话和发言，尽量熟悉各种方言的发音情况。他也经常要求翻译室的同事平时多听、多观察。从西南民族学院彝文系毕业后就到彝文翻译室工作的沙马古哈是在谢友仁的言传身教中成长起来的同声传译工作者。沙马古哈说：“同声传译跟一般的口头和书面翻译很不一样，对翻译人员有更高的要求，也给翻译人员带来很大的压力，而彝语的翻译更是这样。比如‘全国人大常委会’这7个字音，翻译成彝语发音差不多有20个字音，因此翻译需要语速更快，反应也需要更快。但是同时要求发音要字字清楚，不能快到让人听不清。谢老一直都做得最好。因为同声传译压力很大，不是随便一个翻译人员都能承担的，很多人也只能在状态最好的几年时间里进行同声传译，而谢老却一直坚持下来，在他退休后还在进行同声传译工作，真是让人不得不佩服。”彝文翻译室后辈们对同声传译技巧的学习，其实很多时候就是在观察谢友仁，领会他同声传译时的技巧。

沙玛古哈认为谢友仁是个对自己不断有新要求的翻译工作者：“谢老曾说，翻译工作并不简单，翻译人员必须要有丰富而广泛的知识，才能真正做好翻译工作。民间彝语非常丰富，在理解好汉语的基础上，要善于吸取民间文化的养分。做一名合格的翻译，要学习很多知识，充分理解含义，要克服的问题也很多。应该将每一个字、词、句都翻译得准确无误。将层出不穷的新词术语统一规范，使新词术语更好地服务于本民族。”

谢友仁指导帮助翻译室的后辈时，不仅要求他们提高翻译技能，同时要求他们多读书，读各方面的书，提高知识储备。沙马古哈说：“谢老在工作上对我们要求很高，如果谁不够努力或认真，就会受到他的责骂。我记得有同事曾被他骂哭过。但在生活上他却像个慈父，非常照顾和关心我们。”谢英也曾记得：“当时彝文室部分年轻人的户口不在成都，小孩上不了幼儿园和小学。父亲在三伏天骑着自行车去四川省民委（代管彝文室）以及派出所等部门帮他们联系相关事宜。他对单位的后辈也像对自己的孩子一样关心、爱护，尽力在工作、学习、生活上帮助他们。”

子女们对父亲没有留下翻译方面的学术著作感到遗憾，谢英说：“父亲担任彝文翻译室主任后，不但要负责业务上的事，繁杂的行政工作也占用了他很多工作和业余时间。所以他没有翻译出版过个人的学术著作，这是他自己和全家人的遗憾。”但其实谢老在上世纪70年代参加完成的《新彝文方案》和上世纪90年代参与编撰的《彝汉大词典》，可以说是彝文发展的里程碑著作和彝文翻译工作的基础性工具书，这些书帮助了一代彝文研究者和彝文翻译工作者。他还主持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毛泽东选集》等彝文版著作。他将自己的全部身心都投入了翻译事业，并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来考虑自己。

谢友仁对子女很严厉，但同时也尊重他们的意愿和想法。谢英回忆说：“小时候我们跟别的孩子发生矛盾时，不管是哪方的对错，父亲总是会责罚我们，说‘一个巴掌拍不响，不管怎样你们自己也有问题’。那时觉得父亲很不讲理，但长大后，发现父亲的教育方式让我们兄弟姐妹在各方面都会严格要求自己。我们四个都牢记着父亲的嘱咐：自尊、自爱、自强。懂得了父亲一直说的要先学‘做人’，再学‘做事’。”谢友仁的大儿子在其影响下，考入西南民族学院彝语系，至今仍然在大凉山为各民族群众服务。

沙玛古哈现在在北京的中国民族语文翻译局工作，他说：“每当自己工作懈怠时，就会不由地想到谢老伏案工作的身影，我就会激励自己，‘不能辜负谢老对自己的期望’。”谢友仁去世一年了，但他孜孜不倦的精神还不断督促和激励着民族语文翻译事业的后辈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