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前召开的古田会议，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新的军事领导制度形成的根本标志，中国军事领导制度由此实现由个人领导军队向无产阶级政党领导军队的伟大变革。追溯我国军事领导制度变革的历史足迹，回顾古田会议的历史贡献，对于我们深化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历史必然性的认识，铸牢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军魂意识，具有重大意义。
历史发展的强烈呼唤
军队领导制度的根本问题是军队的领导主体的问题。党的领导还是个人领导，是新型人民军队与中国一切旧式军队相区别的根本标志。毛泽东同志深刻指出：“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1]古田会议前，红四军内部正确思想与错误思想斗争的焦点即在于此。1929年6月毛泽东给林彪的信（这是研究古田会议的重要文献）中深刻指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2]，其他问题“均其分支”[3]。古田会议在这一根本问题上做出了明确回答。这是中国军事领导制度发展的强烈呼唤，中国革命发展的必然选择。
中国历来就有“兵为将有、兵随将走”个人领兵的传统。这是造成藩镇割据的重要原因，也是辛亥革命后出现军阀政治和军阀割据混战的重要原因。各派军阀拥兵自重，割据一方，“拥兵惟嫌其少，据地惟嫌其狭”，彼此混战不断。辛亥革命到1933年，四川大小战争共470余次，平均每半个月就有一次；辛亥革命到1922年共发生兵变179次，其中1917年到1922年计90次[4]。军阀操纵下的政治乱象丛生。从1916年至1928年，北洋政府总共出现了8位国家元首、38届内阁、5届国会。这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孙中山对此哀叹:“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如何铲除军权私有的军事领导制度，废除军阀政治，是中华民族求解放、争复兴历史进程中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为解决这一问题，中国的先进分子进行了艰辛探索。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宋教仁等革命党人希望按照西方国家“文主武从”的模式，以国家元首及执政党领袖的身份掌握军队，但这一幻想很快在北洋军阀的践踏下彻底破灭。1924年，孙中山在改组国民党、实行国共合作的同时，决定按照苏联的军制成规，建立由国民党直接控制的军队。这是在中国建立党领导军队制度的最初尝试。但苏联的党领导军队的制度同样不能解决中国兵权私有的问题。苏共在军队的各级党组织不是权力机构，军权1925年前掌握在政治委员个人手里，其后逐步过渡到一长制军事指挥员。这种突出党员个人作用的军事领导制度，在中国这样一个有着兵随将走传统的国度里，很难制约军队领导人对兵权的追求。蒋介石作为一个军事领导人，居然敢背着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另立中央，堕落为新军阀的代表，与当时照搬苏军制度不无关系。
我们党在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自己军队的时候，同样有一个如何防止兵权为个人掌握、把军队始终置于党的领导之下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我们同样可能重蹈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老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自三湾改编起，开始探索一种根本不同于中国一切旧式军队、也与苏军和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相区别的领导制度。这种制度通过使各级党组织成为军队的领导核心、把党的基层组织建立在连队，实现党对军队由各级军官到基层士兵的绝对、完全掌握。这就是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新军事领导制度。
我军是以旧式军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旧式军队思想、习惯及制度的先入为主性，使人们对党绝对领导军队这一新的军事领导制度难于接受。如旧式军队是军事主官个人说了算，而新制度是党组织讨论决定部队重大问题。一些同志感到不适应，认为“党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前委”，主张党的管辖范围“要限制”、“军官权威高于一切”，等等。这些不同意见及争论，是“党的领导权在四军里不能绝对建立起来”[5]的主要原因。毛泽东同志认为，如果这种“个人主义领导”胜利了，红军与过去的旧式军队就没有什么区别，“红军只是一个好听的名称罢了”[6]。
在这一背景下召开的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其最大贡献及灵魂，就是第一次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充分肯定了自三湾改编以来毛泽东同志的一贯建军主张，把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理论化、制度化、规范化，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为根本标志的新型军队的新思想、新做法、新制度从根本上战胜了以个人领导为根本标志的旧式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会议决议指出：党的指导机关是部队领导的中枢，党委不仅要领导党的建设和政治工作，保证党的政治任务的实现，而且要领导军事工作，从而确立了以党委制为核心的党领导军队的制度；再次重申了“每连建设一个支部”[7]；规定了政治机关职能；将党代表名称改为政治委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由此确立起来。罗荣桓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回顾这段历史时指出：红四军党第九次代表大会以后，我军要建立一支什么样的军队，就定型了。
古田会议及其通过的决议，是我们党在实行什么样的军事领导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认识从分歧走向统一的转折点。它从形式看是红四军这一个部队的会议及文件，但实质上代表着全党对建设什么样军队、如何建设军队的共同认识。古田会议是在中央“九月来信”的支持下召开的。决议精神不仅在红四军和赣南、闽西红军中贯彻实行了，其他各地红军也都先后不等地照此做了，从而使红军进一步清除了旧式军队的影响，完全建立在党绝对领导军队这一新的军事制度基础上。
亘古未有的伟大变革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形成，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军事领导制度的伟大变革，使中国军队面貌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对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确立，实现了军权由个人掌控向工人阶级政党组织领导的飞跃，为中国革命胜利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我国自进入奴隶社会以来实行的就是皇权至上的军事领导制度，这在本质上属于个人领导军队的范畴。皇帝虽然对军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各地诸侯也掌握着相当大的兵权。既可以“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也可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中国历史大部分时间是统一的，但分裂的时间也占到约1/3。“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几乎成为中国历史的常态。这与军队由个人掌握的军事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确立，使中国几千年来兵权私有的积弊为之一扫，彻底摆脱了军阀割据和军阀凌驾于社会之上、操纵政党及政治的梦魇，从根本上清除军阀主义在军队生长的土壤，使军队成为为国家和民族利益而战斗的工具。这是中国军事领导制度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变革，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国家的长治久安奠定了基础。
新中国成立已经一个甲子。纵观中国历史，一个朝代在其开国后的60年里，军队几乎没有不发生问题的。离我们最近的清朝，在其入主中原的最初60年，竟有41年是在平定三藩之乱（8年）和边疆叛乱（33年）中度过的。在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最头痛的也是兵权掌控的问题，由个人掌握兵权而带来的军事变乱已成为影响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中国历史上发生的情况，一些发展中国家出现的问题，始终没有在新中国再现。究其原因，其重要一点，就是邓小平同志所深刻揭示的：“我们国家所以稳定，军队没有脱离党的领导的轨道，这很重要。”[8]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中华民族的命门之一。
（二）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确立，军队由个人或狭隘利益集团的工具转而成为人民、国家的武力，人民军队成为中国有史以来最进步的军队
军队作为“阶级的工具”，其性质宗旨是由领导者的性质决定的。受个人或狭隘利益集团控制掌握的旧式军队，其行为选择的出发点和归宿点，只能是个人或狭隘集团的利益。这是旧式军队对外残害人民、祸害国家，对内剥削下级、欺压士兵的根本原因。“贫民伤财莫大于兵，危国忧主莫速于兵”，是古人对这些军队的真实写照。近代的一些军阀部队虽然也展现“亲民”、“爱民”的姿态，但其基本行为趋向和宗旨是与中华民族的利益背道而驰的。
我们党作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和中国人民及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必然要求其领导下的军队为其阶级和群众基础服务。党和军队都不是利益集团，除了人民、国家的利益外，没有任何自身的特殊利益。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人民、国家根本利益所在，绝不是所谓的“谋一党之私”。放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军队必然变性变质，可能重新堕落为个人或狭隘利益集团服务的工具，重新成为凌驾于社会之上和支配政党、政府的力量。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一个为废“私”而立、为除“私”而存、为防“私”而续的制度，是一个真正保证军队始终为国为民的制度。
在党的绝对领导下，中国军队的面貌发生了根本变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这支队伍的惟一宗旨和自觉行动，军队在人民心目中成为“最可爱的人”；在军队内部，过去的那种封建雇佣关系被彻底废除，实现了官兵平等。士兵当兵是为人民、国家当兵，不是旧军队的那种为军官个人。这是过去那种祸害人民、国家的军阀部队不可同日而语的。
（三）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确立，使军队各级党组织成为坚强的政治核心，保证了部队的高度集中统一
旧式军队的内部管理是靠私人隶属关系来维系的。开近代私兵先河的湘军实行的就是“将必亲选,兵必自招,饷由帅筹,兵归将有”的原则，这一原则为后来的许多军阀部队所延用。靠这种私人隶属关系，很难实现对部队的真正掌握。从古到今，发生的无数次军事变乱，以及近代以来北洋军阀、蒋介石新军阀的出现，等等，都与此有着重大关系。旧式军队内部派系林立，平时相互吞并，战场死不相救。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制度的确立，从根本上改变了旧军队的这种状况，从内部建立了一套对部队掌握的制度。党的各级组织是各该单位统一领导和团结的核心，对所属单位的一切组织、人员和工作实行全面领导，这使部队牢牢地掌握在党的手里。
建军80多年来，我军没有一支成建制的队伍被敌人拉过去；没有任何个人野心家能够利用军队来达成其目的；出现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现象很快被克服；在重大政治关头，我军总是与党中央在政治上保持高度一致。其根本原因，就是坚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这是国家民族的最大福祉。
（四）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确立，把对部队的政治掌握和军事要求统一起来，有效地保证了各项使命任务的完成
旧式军队对部队的控制是一种外在的强制力量，对部队控制和部队战斗力的提升始终是矛盾的。对部队控制得越紧，方式越多，部队的战斗力往往越弱。这在我国宋代表现得极为突出。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对部队的掌握与战斗力的提高内在地有机地结合起来。这集中体现在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首长分工负责制这一党绝对领导军队的根本制度上。这一制度把党委集体领导与首长分工负责紧密结合起来，既能保证党对军队的领导，又适应了军队的特点；既能发挥集体的智慧，又能发挥首长的作用；既能充分发扬民主，又能保持军队的高度的集中统一。
我军从诞生至今，打了几百个战役，绝大部分战役是攻必克，战必胜；新中国成立60年来，我军出色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的各种艰巨而光荣的任务，经历一次又一次的严峻考验，不论是在血与火的战场上，还是在站岗巡逻的执勤中；不论是在支援国家经济建设的工地上，还是在为保卫人民的生命财产而与地震、山火、洪水等重大自然灾害斗争中；不论是在大是大非的政治风浪面前，还是在“灯红酒绿”的环境中，都交出了一份份合格的答卷。这充分证明了这一制度的科学性。
与世长存的科学精神
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新的军事领导制度的创立，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坚持从中国国情军情出发、坚持政治建军、坚持真理、坚持创新的必然结果。古田会议不仅是标志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产生的历史丰碑，也是集中体现共产党人科学精神、永放光芒的思想灯塔。
（一）从中国国情军情出发，立足于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确立和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前提
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是古田会议的根本思想路线。古田会议召开不久后的1930年5月，毛泽东同志在其著名的《反对本本主义》中鲜明地提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9]“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0]。这是对包括古田会议成功召开、成功解决党绝对领导军队等根本问题经验的科学总结。
在现代条件下，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有军则有权”[11]及兵权私有传统的国度里，无产阶级政党如何实现对军队的有效领导，历史上没有现成经验借鉴，书本上没有现成答案提供。我军既受到旧式军队的影响，又受到共产国际这一“上级领导机关”要求“采用苏联红军组织的经验”[12]的干扰，从苏联回国被派到红四军工作的同志也企图用从苏联带来的“形式主义理论”[13]改造红军。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了从中国国情出发这一科学的思想路线，坚决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创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世界独树一帜的军事领导制度，解决了党要不要领导军队、怎样领导军队的根本问题，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军事理论。
弘扬古田会议的科学精神，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全面科学分析和正确认识中国国情。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确立已经80年，无庸讳言，历史条件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我们发展创新这一制度的根本依据。但决不能以单纯强调情况变化为由而贬低甚至否定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今天中国是昨天中国的继续。在看到历史条件变的同时，还要看到基本国情的不变。支撑这一制度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军权是中国政治关键这一特殊国情没有变，如何掌握军队始终是关系民族前途命运的大问题；中国“兵随将走”的历史传统没有变，过去军队的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还会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下来，影响着人们，一有条件就会以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政党政治条件下无产阶级政党牢牢掌握军队的要求没有变，在党长期执政的条件下这一要求进一步强化了，等等。这些基本因素不仅管过去、管现在，还在管长远、管将来。我们要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把握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基本国情，正确处理继承与发展、“毫不动摇”与“与时俱进”的关系，使这一制度永远符合时代要求，引领时代发展。
（二）从政治高度观察思考军事问题，坚持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是确立和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必然要求
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是古田会议的鲜明特点。党与军队的关系，本质上是政治与军事关系的重要体现。党要不要实现对军队的领导，实质是军事要不要服从政治的问题。党对军队绝对领导之所以由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一个重要方面，就在于他们能够从政治高度思考军事问题。1928年8月，陈毅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红四军的情况时说，毛泽东同志“在政治上强”、“能从政治上来说明一切问题”[14]。这是古田会议能够在毛泽东同志主导下成功召开的重要原因。
古田会议通过对政治与军事关系的深刻阐述，解决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在政治与军事根本关系上，鲜明地指出“军事只是完成政治任务的工具”[15]，决不能以“军事领导政治”、“以军队控制政权”[16]；在红军军事行动和政治目的关系上，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17]，军事行动必须服从红军的政治目标；在党的领导与军事工作的关系上，规定“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18]；在政治委员与军事机关关系上，规定“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委员须副署”[19]；在红军内部政治机关与军事机关关系上，要求两个机关“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20]；在红军的思想政治建设与其他建设关系上，认为教育是“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21]，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22]，提出了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的思想，等等。
弘扬古田会议的科学精神，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政治建军的原则。没有政治上的建军，搞单纯军事观点，甚至主张“军事领导政治”，就没有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也无法理解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胡锦涛同志从军队建设全局出发突出强调：“要善于从政治高度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善于着眼国家利益全局筹划和指导军事行动。”把“确保我军始终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作为新世纪新阶段军队思想政治建设必须着力解决的重要时代课题之一。这是政治建军在新形势下的新体现、新要求。
从政治高度观察和思考军事问题，涉及到方方面面问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必须保持军队现代化及中国特色军事变革的正确政治方向。不能用单纯军事的观点看待军事问题，也决不能用单纯技术的观点看待军队现代化和军事变革。美国著名军事评论员罗曼·科尔科维兹在其《苏联军队和共产党》一文中认为：“共产党对军队现代化程度的要求越高，它就必须向军队职业化更大的自主要求让步”。在苏联8·19事件中最先投到叶利钦阵营的空军元帅沙波什尼科夫也认为:“苏军技术密集型军种的职业化要求确实冲淡了官方意识形态对军官的束缚。”这些观点虽然带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但必须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军队越是现代化，军事变革越深入，越要重视政治方向问题。只有正确处理好涉及政治与军事各方面的关系，党对军队绝对领导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三）树立坚定的信心信念，坚决同一切错误思想倾向作斗争，是确立和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重要保证
古田会议的重要起因是红四军党内关于军事领导制度和建军原则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毛泽东同志始终站在正确立场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毛泽东认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23]，这是关系到“党的团结一致”和“革命的前途”的重大问题。明确表示“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24]。他反对“八边美人四方面讨好”的做法。即使是在大多数同志不理解、甚至丢官受处分的情况下，他也不改其初衷。这只有信仰信念非常坚定的人才能作出这样的选择。理越辩越明，在毛泽东等同志的坚持下，在中央的支持下，正确思想终于战胜了错误思想。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就是正确思想战胜错误思想的结果。古田会议决议批评了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8种危害党的领导的错误思想，科学分析了产生的根源，指明了解决的方式方法，使党在新的基础上达到了高度统一。
古田会议开创了积极开展党内思想斗争的先河，为解决党内矛盾、纠正自身错误、增进党内团结积累了丰富经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信仰信念而奋不顾身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坚决同一切错误思想倾向作斗争的英雄气概，在原则问题上决不让步的坚定立场，为后人树立了光辉榜样。
当前，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和过去一样，仍然受到各种错误思潮的侵蚀和影响。其威胁最大的就是“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思潮，实质就是要我们党退出军队，放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照搬西方国家的军事领导制度。如果任其得逞，在中国条件下，我们势必又要回到过去那种个人领导军队的老路上去，这不仅是我国军事领导制度的倒退，也必然造成历史的倒退。从这个意义上说，“军队非党化、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并没有给人们提供新的东西，只不过是过去那种个人领导军队旧的军事领导制度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重新包装和伪装。弘扬古田会议精神，我们必须进一步树牢信心信念，站稳立场，坚持原则，认清错误思潮的实质和危害，戳穿其包装和伪装，巩固党历经磨难和艰辛探索才找到、经实践证明的正确道路，推动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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