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复兴问题的前提之一，是对抗日战争前后中国社会性质的判定。20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属于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这在当时学术界已经有了基本共识。当然也有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中国社会尚处于半近代社会。这两种观点说法虽然不同，但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发展程度，即中国社会正处于从古代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历史阶段，包括国家工业化和社会民主化。这是我们判断抗日战争与中国社会发展历史关系的客观前提。
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是双重的。一方面，日本的入侵，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造成空前的破坏，打断了正在缓慢启动着的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特别是近代工业发展的进程。日本侵华战争对中国人力、财力及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是自中国近代以来空前的。数以千万计的人员伤亡和上千亿美元的社会财产损失，使中国社会遭受到难以想象的历史大劫难。另一方面，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又全面的推动了中国社会政治的更生和发展进步，成为中国复兴的枢纽，并成为向近代社会转变的关键。
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步意义远远超过了战争本身，它对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思想文化的作用和影响更深远，更根本。其巨大的历史推动作用源于其本身所具有的正义性、进步性、革命性。毛泽东在抗日战争初期就以“时代的不同”为主题，反复论证了中国抗战进步性、革命性。“革命战争是一种抗毒素，它不但将排除敌人的毒焰，也将消除自己的污浊。凡属正义的革命的战争，其力量是很大的，它能改造很多事物，或为改造事物开辟道路。”[1]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它所具有的全民族战争和充分的人民战争性质又使战争本身成为一次空前的社会解放和民众动员。
一、抗日民主运动奠定了中国民主政治的社会基础
旧中国是一个极度缺少民主的社会，实行人民民主制度是中国近代社会变革的基本诉求，也是抗日民主运动的重要内容。应当肯定，全国抗战开始后，国共两党和全国民众都表现了比较高的团结抗战和民主进步的热情。1938年设立的国民参政会，虽然还不具备近代议会民主的功能，但也体现了全国各党派力量团结抗战和国民党开放民主的初步意愿。1939年9月，在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大会上，中共参政员及民主党派人士提出多项议案，要求国民政府保证各党派合法地位，结束党治，改革政治，明令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并组织国民参政会宪政促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等，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会议通过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决议案》。蒋介石以国民参政会议长身份指定参政员19人组成宪政期成会，协助政府促成宪政。1939年10月，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等100 多人，在重庆发起宪政座谈会，中共参政员董必武应邀参加，并成为发起人之一。宪政问题进一步引起国内各界民主进步力量的关注，成为抗日民主运动重要目标。在历次国民参政会上，各民主党派提出的保证实行民主、改革政治、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等要求，在各界引起强烈反响，成为近代民主运动的先声。宪政问题进一步受到国内各界民主进步力量的关注，成为抗日民主运动重要目标。各民主党派在民主宪政和民主运动的旗帜下进一步形成新的联合和争取实行民主制度的政治同盟。国民党企图将宪政限制在自己允许的范围之内，这就构成当时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与国民党在如何实行宪政的政治争论。当然，国民参政会在各个时期的作用不完全相同，应该对其作出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但是作为一个平台，国民参政会在发扬民意、培育民主意识、传播民主思想、动员和聚集民主力量等方面的作用，大大超出参政会自身。
从社会变革的角度观察，抗日战争是一次深刻的群众发动和社会动员，它对封闭落后、死气沉沉的中国社会是巨大的冲击。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中，几乎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都直接面临存亡绝续的问题。奋起反抗，投身于抗日战争的革命洪流是中国国民无需选择的抉择。伟大的民族革命战争动员了民力，鼓舞了民气，凝聚了民心，激扬了民志，使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得到以一次革故鼎新的革命洗礼。
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社会民主改革代表了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方向
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都提出了社会改革的问题。中共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国民党提出了《抗战建国纲领》，双方都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基本的社会改良政策。中共将三民主义具体化为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路线，并在抗日根据地实现了普遍的、深入的社会改革。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民主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改革，从而使敌后抗日根据地成为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社会雏形。
政治上，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民主制度和选举制度，以三三制原则建设和健全各级民意机关和抗日民主政权。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人民普遍享有选举权，并依据自己的意愿选举各级民意机关和抗日民主政权，按三三制原则和民主集中制组织各级政府。敌后抗日根据地政权，在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凡满十八岁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男女、信仰、党派、文化程度，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一切人民，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权。政权组织形式，是民主集中制。三三制政权在团结各爱国阶层，动员和组织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保护抗日的人民，调节各抗日阶层的利益，改良工农的生活，镇压汉奸、反动派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1944年8月，彭德怀在与美军视察组谈话时说：“在这些抗日根据地里，我们真正实现了民主政治，人民有充分的言论、集会、出版、结社、居住的自由。法律上一律平等。各级政府和官员，均由人民选举而产生。参议会和政府中，有各党各派各本分人代表人物参加，共产党在政府中只占三分之一，被选得多了就自动退出。”[2]
经济上，减租减息，实行以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为主，同时保存地主若干权利的“七分资本、三分封建的政策。”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将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列入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并在抗日根据地逐步推行。1942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进一步总结了抗战以来根据地进行减租减息的经验和问题，详尽规定了减租减息的各项具体政策。各抗日根据地在广泛动员群众的基础上，进行了普遍深入的减租减息。各地情况虽有不同，但一般实行“二五减租”和“分半减息”，即按原租额减去25%，借贷按年利一分至一分半利息。抗日根据地的减租减息，基本上延续和执行1930年6月国民党所颁布的《土地法》的规定，即“地租不得超过耕地正产物收获总额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如果以原租额相当于收获总量的一半计，实行“二五减租”后的租额，正好相当于土地总收获量的37.5%。
减租减息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条件下，共产党依靠群众，解决农民土地问题，发展根据地生产的正确方针。其基本出发点是，（1）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2）承认地主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绅士是赞成民主改革的；（3）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不可缺少的力量。减租减息不是消灭封建剥削，而是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奖励资本主义及富农生产。所以，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农民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之后，同时实行交租交息与保障地主、富农的人权、政权、地权、财权。
减租减息促使落后的农村经济结构和社会性质发生了根本改变。减租减息运动比较成功地调整根据地的生产关系，削弱和限制了农村的封建剥削，促进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使农村中农的数量有了较大增长，同时促使一部分地主向工商业和其他资本主义经营转移资金。这对根据地经济的发展是有利的。
抗日根据地实行的民主主义性质政治、经济改革，使中国半壁江山的社会面貌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其社会性质而言，抗日根据地已属于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形态了，抗日根据地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构筑了新中国的雏形和未来的历史发展方向。
国民政府在大后方实行战时经济政策，同时对田赋、税收等社会经济政策进行过一些改良。特别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组织沿海工业向内地迁移，对保护民族工业，支持全国抗战，发展大后方经济，改变内地经济文化落后状态起了重要作用。但总体而言，与抗日根据地相比较，大后方缺少一个行之有效的以民主主义为内容的社会改革政策，以致经过长期抗战，大后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性质没有根本性的变化和进步。社会改革政策的落后，这或许是以后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
三、民主联合政府创建了中国多党合作的政治历史条件
政党政治是近代民主政治的主要标志之一，抗日民主运动进一步推动了中国政党政治的发展。首先，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时期放弃分裂内战政策，开始容纳共产党和其他社会力量实行全国抗战，并表现某些开放党禁、实行民主的姿态，对国内政治的开放有一定的推动作用。共产党通过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走出了狭小的地域，扩大了在国内外的政治影响力。作为“第三势力”的民主党派也得到比较大的发展。1941年3月成立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提出了抗战到底、加强团结、保证人权、结束党治、革新内政等根本调整党派间不协调关系的民主政纲。在中共南方局及周恩来、廖承志的帮助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首先在香港建立机构，正式创办机关报《光明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成立，标志国内民主运动新生力量的崛起，有力地推动了大后方民主运动的发展。
争取政治民主和各党派平等合作，是中共和其他党派与国民党重要政争，而中共于1944年提出的民主联合政府主张则是这个长期政争和国内抗日民主运动发展的结果。由于豫湘桂战役失败，国民党统治的腐败全面暴露，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强烈不满、谴责和失望，要求改组国民政府和军事统帅机关，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实行民主政治，已成为国内外的主流舆论。1944年6月，李济深、柳亚子、黄旭初等在桂林发起成立桂林文化界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抨击失败主义，要求国民党当局加强民主，组织民众实行抗战。张澜等在成都成立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对国事十项主张，包括切实实行约法，尊重人民的自由权利，刷新政治，革除征兵、征税中之弊端，政府用人要选贤与能，全民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等等。9月15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上正式提出立即结束国民党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开各党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一新天下耳目。10月10日，周恩来对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做了全面阐述。
民主联合政府主张，成为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共同的政治纲领，标志中国国内民主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联合政府主张的提出，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政权态度的变化。1937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央关于共产党参加政府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共产党参加当时的国民政府作出严格规定，原则上拒绝参加国民党政府。“在中央没有决定参加中央政府以前，共产党员一般地不得参加地方政府，并不得参加中央的及地方的一切附属于政府行政机关的各种行政会议及委员会。”[3]1944年，中共提出民主联合政府，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原则的变化，以前是你的政府，我要人民，九月以后是改组政府，我可参加。联合政府仍然是蒋介石的政府，不过我们入了股，造成了一种条件。”又说，“长期以来找不出一个适当的口号，现在用了联合政府这个口号，很好。联合政府是具体纲领，是统一战线政权的具体形式。”[4]
民主联合政府口号得到国内外民主力量的普遍赞誉。1944年9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重庆举行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改为中国民主同盟。会议提出的《中国民主同盟纲领（草案）》，主张国家“主权属于人民全体”，“国家应实行宪政，厉行法治”，国会是“代表人民行使主权之最高机关”等。中国民主同盟在原有“三党三派”基础上，吸收了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从而扩大了社会基础，极大地促进了组织的发展与巩固，成为中国民主运动的一支重要生力军。
抗战后期，各民主党派与共产党为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做了巨大努力，并与国民党进行了多次谈判。民主联合政府主张虽然最终没有实现，但它成功构建和预设了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基本模式。更为重要的是，在争取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共同奋斗中形成的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合作的历史关系，奠定了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统一战线和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历史基础，成为其后政治协商会议及新中国政权建设的先导。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已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形式。
四、大国地位的确立，使中国开始以独立外交姿态走向世界
抗日战争实现了中国国家的独立和领土的完整。中国与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废除了，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取消了，作为列强殖民统治的重要标志——租界和领事裁判权制度被取消了。台湾在被日本霸占50年后重新回归祖国，中国政府收复台湾、澎湖列岛，重新对台湾行使主权。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要组成部分，它将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联系起来。中国人民通过长期的反侵略战争，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和社会的进步，而且为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贡献。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以及中国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声望，确立了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
应该承认，长期以来，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不够的。抗日战争虽然没有完全解决近代中国在世界上的独立和强大，但是它开始改变积贫积弱、被列强侵略、宰割的形象，受到世界的关注和尊重。这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空前的。中国是联合国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之一，这是近代中国独立平等外交的开始。
抗日战争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亚洲，也改变了世界。抗日战争在政治民主、经济改革、社会动员和民众觉醒等方面为中国复兴准备了很好的基础。以人民民主为目标的抗日民主运动代表中国发展的方向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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