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方游击区的历史地位

    摘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党中央和毛泽东在1937年12月就作出《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认为南方游击区“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南方游击区的同志是“全党的模范”。这个评价是很高的，却也是很科学、很客观、很有分寸的。本文旨在解读、诠释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南方游击区的这一科学评价，以加深认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进一步弘扬苏区精神，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关健词：党中央;毛泽东;南方游击区;历史地位;科学评价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1937年11月7日，南方游击区最高领导人、中共中央分局书记、政治局委员项英抵延安，随后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报告《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评价。

　　11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国共产党活动分子会议上，称赞说：“南方各游击区——这是我们和国民党十年血战的结果的一部分，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1]

　　12月13日，党中央作出《中央政治局对于南方游击区工作的决议》。《决议》指出：“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主力红军离开南方后，在极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以至能够保存各游击区在今天成为中国人民反日抗战的重要支点，使各游击队成为今天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部。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可宝贵的胜利。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主要的领导同志以及在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之各同志，他们的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模范。政治局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2]

　　毛泽东和党中央对南方游击区及项英等领导人的评价是很高的，却也是很科学、很客观、很有分寸的，没有溢美之词，用语颇为精当。本文意在解读、诠释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南方游击区的科学评价，寻找一个新的切入点，更深层、更全面地认识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以进一步弘扬苏区精神，推进社会和谐发展。

　　一、南方游击区“长期坚持了英勇的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

　　从1934年10月到1937年10月，南方赣、粤、闽、湘、浙、鄂、豫、皖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坚持了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基本上正确的执行了党的路线”。之所以说“基本上”，就隐含了某种失误、失策。

　　（一）留守初期的应对与失误

　　1934年10月初，“长征快出发前中央开会，成立留下的中央局，有项英、秋白、陈毅、潭秋、贺昌五个人。”[3]项英时任中央分局书记、中革军委中央苏区分会主席、中央军区司令员兼政委，陈毅时任中革军委中央苏区分会委员、中央政府办事处主任。留守主力部队是红24师（师长周建屏）及地方红军。中央赋予中央分局和中央军区的任务是：掩护中央机关和主力红军长征，保卫中央苏区，以瑞金、会昌、于都、宁都4县之间的“三角地区”为最后坚守阵地，开展群众游击战争。10月3日，中央发布了《为发展群众的游击战争告全苏区民众》书，号召苏区军民“最广泛的发展游击战争”，“扰乱和牵制敌人，以帮助和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这份《告全苏区民众》书，实际上已透露出主力红军欲西进长征的信息。

　　这时，留守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的领导人，面临着一个新的战略思想转变的抉择。

　　陈毅转变得较快，认识到“要适应新的局势，就要把领导方式、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转变过来，新旧衔接，事先就要有准备，要掌握这个转折点。新局势来了，我就准备好了，一下子就转过来了，能保存力量，就不会灭亡。大革命失败的时候，我们有这个经验，经历了这样一个转变。”[4]

　　可是，项英转变得晚一些。“项英没有这些经验，把希望寄托在野战军打胜仗上，迟迟不肯改变领导方式和斗争方式，也没有很好地准备转变。”“那时项英没事就天天找医院院长谈话，一谈就是半天。又找图书馆长、文工团长来谈。告诉他们不要悲观失望，一谈又是半天、一天，还亲自去埋机器，指挥把钨砂埋在水田里，并动员老百姓注意保密。我说不要忙这些了，赶快部署打游击吧。他不干。他说我还要看一看，到十一月半、十二月初再说。”[5]

　　半个月后，直到中央红军主力从苏区开拔突围西去，项英才开始采取应对举措。10月18日，项英发表了《开展广泛的群众游击战争，保卫中央苏区》一文，进行动员部署。11月7日，陈毅签发了《中央政府办事处布告》（第一号），号召群众开展游击战争，随后发布《紧急命令》捕杀叛徒等。这些举措无疑是正确的。

　　然而，这时的项英对整个斗争形势的严酷情况估计不足，缺乏清醒、正确的认识，把工作重心放在“建立新的师、新的军团”上，仍然采取大兵团作战方针，以期配合主力红军回师反攻。为了“兴奋中央苏区的群众，提高他们的信心”，项英在敌军已包围会昌县城的情势下，仍指令红24师在会昌、瑞金交界地于11月21日发动了“谢坊战斗”，虽然歼敌半个旅，取得“唯一的大胜”，但过早暴露了留守红军主力，引起敌军跟踪决战。接着又发起“牛岭战斗”，结果遭受惨败，伤亡五六百人。这两次战斗都是失策的，是“绝对不应该打的败仗”。

　　对此，项英后来反思坦言道：“这是我们一个很大的失策，也是我们在第一个阶段中转变的最大的关节，影响中央苏区游击战争的坚持和发展。由于在战略上及整个军事方针上不能及时彻底转变，等到敌人新的进攻到来，在遭受不断打击中感觉自己的错误而力求转变的时候在空间时间上都来不及了，表现手慌脚乱而遭受了最大的损失。这种损失是我们最悲痛的损失！是我们不能忘掉的血的教训。”[6]

　　（二）中央二月来电后开始了游击战争的思想转变与正确部署

　　遵义会议后，由于项英屡电中央，请求行动方针，中共中央于1935年2月5日、2月13日以“万万火急”电示项英和中央分局：“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合”，并作出“短小精干是目前的原则”、“紧密的联系群众”、“有计划的部署游击战争”、“彻底改变斗争方式”、“庞大的机关立即缩小或取消”、“进行瓦解白军工作”、“选派许多适宜的干部到白区去”等7条具体指示。遵义会议后中央的二月来电，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战略转变的关键”。[7]于是，项、陈执行中央电示，开始战略转变。主要举措为：

　　一是组织九路突围。2月17日，中央分局召开紧急会议，贯彻中央电示，组织突围。李才莲、陈潭秋、谭震林、汪金祥、李天柱、蔡会文、阮啸仙、刘伯坚等，分别率领各部突围。中央分局仅留项英、陈毅、贺昌三人为领导班子，随红70团（团长周建屏、政委杨英）游击，指导工作。各路部队突围后，陈毅等发动群众，妥善疏散、安置2000多名重伤员，到可靠农民家当儿子、女婿、劳动力等。3月下旬到4月初，项、陈等人与赣粤边特委领导人李乐天、杨尚奎以及蔡会文、陈丕显、刘新潮（刘建华）等部在油山廖地会合，时有1400余人。

　　二是召开长岭会议，制定游击战争的正确方针。长岭会议是项、陈及其领导的赣粤边红军游击队进入新的斗争的转折点。会议于4月上旬在大余县长岭村召开，有70余人参加。项、陈在会议上作了报告、讲话，总结了留守初期的经验教训，提出了会后的斗争方略和任务。会议制定了“依靠群众，坚持斗争，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正确方针，决定以南岭山脉为依托，以北山、油山为轴心，创建游击根据地，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从此，红军游击队开始了由正规战向游击战的战略转变。

　　三是保存实力，粉碎敌人的军事“清剿”。油山会合后，敌人就开始了进攻。在粤军余汉谋的指挥下，粤军和江西保安团、赣南各县“铲共团”计五六万人，布下三道封锁线，从5月始实行“清剿”。敌人“清剿”的手段是：实行保甲制度，施行经济封锁，进行政治欺骗，组织军事“清剿”。为避敌锐气，保存有生力量，红军游击队“化整为零，搭棚隐蔽”；依靠群众，化装掩护；“引蛇出洞”，突然袭击；昼伏夜出，避强击弱；“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跑不赢就躲”。通过这些灵活机动的游击战术，巧妙地应对和打击敌人。1936年2月，粤军乘大雪封山之机，向游击区发动了“万人大搜山”。在项、陈的直接领导下，红军游击队采取敌进我退、攻其不备的战术，发动群众开展“反搜山斗争”，粤军只在山上转了3天就收兵了。两广事变、西安事变后，粤军又发动了两次大规模“清剿”，在红军游击队的抗击下也失败了。

　　（三）七七事变后，正确应对形势，成功开展同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和平谈判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项英从国民党报纸得知真相，以他特有的政治敏锐，立即撰写了《卢沟桥事变与抗日斗争高潮》一文，分析了事变的实质，提出了“力争抗日的前途”、“实行对日宣战”的政治主张。[8]7月底，项、陈偶然获得一本香港的《新学识》杂志，得知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和策略，“如获至宝”，“欢喜的状态真是不可言喻”。经特委研究，项英以个人名义撰写了《中国新的革命阶段与党的路线》一文，提出：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严格遵守三个条件：（1）党的独立性保持；（2）批评自由；（3）领导权的争取。这是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如若违反这三个基本条件就要重陷陈独秀主义的覆辙”[9]。应该说，当时的项英有这种认识、见地，是很有水平，难能可贵的。此文的发表，统一了红军游击队的认识，党的工作开始实行了合作抗日的新转变。

　　1937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在得到中央指示之前，项、陈就高瞻远瞩，以积极的姿态，主动提出同国民党江西地方当局谈判，并于8月8日发表《赣粤边共产党游击队联合宣言》，提出了合作抗日、和平谈判的意向。9月8日，陈毅通过与大余县长彭育英的沟通，在大余池江与国民党大余县政府代表鲁炯雯谈判。9月12日，陈毅在彭育英的陪同下，在赣州与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熊滨、马葆珩谈判。9月24日，项英在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派车护送下，同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代表刘体乾举行南昌谈判。

　　大余、赣州、南昌三次谈判，都取得了成功。尤其是项英代表中共中央分局同国民党江西省最高当局的南昌谈判的成功，标志着南方国共合作的建立，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当然，在南昌谈判期间，项英也出现了一点偏差。如：在厉志社（今滨江宾馆一号楼）9月27日的演说中，说了一点过头话，过于强调“放弃过去各种活动”，“统辖于政府指挥之下”；在《告南方红军游击队公开信》中，指令各地游击队“接信后立即集中听候点编”，没有强调应保持应有的警惕；在给闽浙临时省委书记刘英的信中，说“各收编部队自改编以后必须绝对服从政府一切命令”等，说话分寸把握得太过了，这种“绝对服从政府一切命令”的主张是不正确的。为此，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曾批评项英将红军游击队迅速集中听编，是“上了国民党的当”。[10]项英在得到中共中央指示后，即予纠正，在实践中也没有造成什么损失。项英上述偏差的发生，主要是久居山野，信息不灵，对中共中央关于红军游击队改编的方针政策及具体办法不甚了解所致，不应求全责备，苛求前人。

　　二、南方游击区“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南昌谈判后，项英在南昌月宫饭店成立了“南方红军游击队总联络处”，由陈毅负责对各地游击队联络改编事宜。陈毅受项英委托，代表中央分局到湘赣边、皖浙赣边游击区，传达中央关于国共合作事宜，动员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险些被杀。杨尚奎、陈丕显等主持赣粤边各地的谈判和集中事宜。项英奉命于10月20日离开南昌23日到南京，会见了博古、叶剑英，11月7日抵达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

　　在延安，项英以惊人的记忆力，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详细地概述和总结了中央苏区三年游击战争的艰险历程及其历史经验，为中共中央了解南方游击区和考虑新四军的改编提供了重要的决策依据。

　　在谈到南方游击区三年游击战争的历史地位时，项英陈述道：“这三年南方各地区的游击战争，虽在极端困难和困苦中，能不屈不挠百折不回的坚持斗争到底，虽然中央及其周围的苏区被失掉，武装力量有了大削弱，但终能最后战胜了敌人，保持了我们经过十年血战在南方的许多战略支点，保持了经过最艰苦所锻炼出来的各地游击队。因此，我们可以说，三年坚持的游击战争在基本上是完成了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同时，我们要说的各地坚持三年的游击战争，正是为了党的路线而奋斗到底。”[11]

　　值得关注的是，项英在报告中明确提出：“三年坚持的游击战争在基本上是完成了党所给予我们的任务”，“保持了我们经过十年血战在南方的许多战略支点”。这个南方“战略支点”的提法，是项英当年在廷安的报告中首次提出的。这个提法，得到了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的认同，不久即出现在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央政治局的《决议》中。这是项英的一大贡献，充分显示了他较高的政治水准。

　　以项、陈为代表的南方游击区，之所以被党中央和毛泽东肯定“完成了党所给予他们的任务”，成为“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主要客观依据是：

　　（一）南方游击区有力地掩护、策应了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

　　红军长征初期，在国民党大军压境的情势下，中央苏区留守红军为迷惑敌人，安排“工农剧社”照常演出，实行坚壁清野，严格保守秘密，开展游击斗争，收容伤员，捕杀叛徒，声东击西，迷惑和牵制敌军，使其错失了许多良机，有效地阻滞了几十万敌军的进攻，掩护和策应了中央领导机关和主力红军的突围西进，解除了主力红军的后顾之忧。主力红军长征后，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击破了国民党军队一次又一次的“清剿”，川陕红军还发动了“嘉陵江战役”，歼灭了国民党川军的有生力量12个团1万余人，有力地策应了中央红军安渡金沙江，使主力红军能顺利地到达陕北根据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934年10月到1937年7月，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共牵制了国民党正规军180个师和30个旅，大大地缓解了中共中央和主力红军的压力。

　　（二）南方游击区保存了革命的武装力量，组建了新四军

　　新四军是由南方8省15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组编而成的，全军10300余人，6200余支枪。虽然人数不多，装备较差，却是三年游击战争保存下来的精华，是一个久经考验、骁勇善战的红色劲旅，一支坚强可靠、百折不挠的抗日武装。后来，新四军驰骋在大江南北、抗日前线，与八路军并肩作战，立下了赫赫战功。毛泽东称之为“华中人民的长城”。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正副参谋长张云逸和周子昆、正副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和邓子恢，以及4个支队正副司令员陈毅、傅秋涛、张鼎丞、粟裕、张云逸（兼）、谭震林、高敬亭、周骏鸣（后）等，都是久经沙场、文武兼备的优秀将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杰出英才。

　　（三）南方游击区建构了抗日民族战争在南方各省的战略支点

　　这种“战略支点”的建构及其重大作用，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支撑点上：

　　一是南方各省留下了一批武装力量，以应对复杂局面。在各地红军游击队改编成新四军后，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南方各游击区的安全和巩固问题，一再强调要保存这些“南方革命运动的重要战略支点”。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为了防止国民党当局背信弃义，保护革命群众的利益，巩固和发展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各游击区都留下了部分领导人和革命武装。各地留下的主要负责人有：赣粤边——杨尚奎、刘新潮；闽赣边——刘国兴；闽粤边——何浚；闽西——方方、谢育才；浙南——刘英；闽北——曾镜冰；闽东——范式人；湘鄂赣——涂正坤；湘赣边——谭余保；湘南——周礼；鄂豫皖边——何耀榜；鄂豫边——仝中玉等。各游击区均留有相应枪支，并组建了武装“便衣队”，积极开展活动，保卫革命成果。

　　二是设立了新四军驻南昌办事处，合法领导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同时，在大余、池江、赣州、思顺、吉安、黄岗、慈化、铅山、景德镇、瑶里、修水、都昌、婺源、袁州、福州、龙岩、崇安、宁德等地，也设立了新四军办事处。这些办事机构，在当地党组织领导下，以公开合法的身份，在国统区开展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发动群众支前，扩充兵员，营救被捕同志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在新四军南昌办事处内，还成立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项英任书记，曾山任副书记，从事党的工作。

　　三、南方游击区“长期艰苦斗争精神与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是全党的棋范”

　　中央政治局在《决议》中，称赞“项英同志及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为“全党的模范”，并“号召全党同志来学习这些同志的模范”。这个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项、陈等同志之所以被中央称誉为“全党的模范”，可从如下三个方面解读：

　　（一）模范之一：“长期艰苦斗争精神”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艰苦情况，是世所罕见的。项英、陈毅都曾经整整饿过三天，没有吃任何饭食，但都挺过来了。

　　项英当年的报告中说：“我们失掉中央领导，困居在山林中过野人的生活，而与敌人斗争三年。”[12]他后来在《自传》中说：“有两年时间，我在夜间从未脱过衣服，我的士兵也是这样。我们在得到警告几分钟以后就得准备采取行动。我们不能在村镇里睡觉，而是在山上树林里过夜。”

　　陈毅后来回忆说：“三年游击战争，是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艰苦的斗争。整年整月在山里睡，外面跑。春天雨水多，全身都是泥巴，两个多月没干过。吃的是野草、杨梅、笋子和蛇。根本不是人过的生活，像野兽一样。在那三年中，我只进过两次房子……这样的生活容易使人感到前途渺茫，加上敌人经常不断封锁、‘围剿’，斗争就更加艰苦。有些人只看到生活的艰苦，队伍的缩小，常常怪话连篇：‘革命、革命，躲到这山上来了。’‘革命革命，革得睡在山上’等等。还有的人动摇、逃跑，甚至叛变投敌了。由于环境的恶劣，战争的伤亡，死人的事天天有，加上得不到补充，原有一千五、六百人的游击队，最后只剩下三百多人了。”[13]在赣南的山野上，陈毅留下著名的《赣南游击词》，真实、生动地描述了当年的艰苦岁月：“天将午，饥肠响如鼓。粮食封锁已三月，囊中存米清可数。野菜和水煮。”“夜难行，淫雨苦兼旬。野营已自无篷帐，大树遮身待晓明。几番梦不成。”“叹缺粮，三月肉不尝，夏吃杨梅冬剥笋，猎取野猪遍山忙。捉蛇二更长。”

　　据刘建华回忆：有一次，他带领游击队的陈医生从信丰上乐出发去给南康贤女阜区区委书记李承丰看病，未料，陈医生在林中解手时，竟被老虎吃掉了。“陈医生之死，是游击战争中第一次发生这类令人痛心的事件。”[14]

　　但是，红军游击队紧密依靠人民群众，采取自力更生、靠山吃山的办法，渡过了极其艰难的峥嵘岁月。人民群众是“重生父母”，“靠人民，支援永不忘”。这是陈毅的切身体验。大余的“周篮”大嫂，信丰的李老俵、朱老俵等，就是项、陈终生难忘的基本群众。

　　（二）模范之二：“坚决为解放中国人民的意志”

　　这种意志，源于一种坚定信念。项英当年在信丰长岭会议上，就明确指出：“中国革命正在新的条件下向前发展，苏区虽被失掉，但主力红军存在，游击战在进行，不仅有新的发展，而且将推动新的形势到来。我们要反对失败情绪，反对一切悲观失望，要坚决的进行游击战，为恢复苏区而斗争。”[15]

　　陈毅在革命处于低潮最困难的时候，十分注重对红军游击队的气节教育、前途教育、信念教育。他常说：“我对革命才不悲观失望。南昌起义的军队上两万人，最后垮台只剩下八百人，我们都不失望。”“江西总要有个大风暴，渡过这个大风暴就转入胜利，不能渡过这个大风暴就要灭亡，就会全部被消灭。这次就考验我们在这大风暴里能保存多少。”他还说：“革命是艰苦的。现在革命处于低潮，是比较艰难。等局势转变以后，就会好一些。我们在这山上不是为了逃命，也不是为了吃苦而吃苦，我们现在吃苦是为了换得全国的解放。但，革命是自愿的，决不能绑着来革命。绑着来革命有什么意思？不愿意革命的可以走。我是不会走的。我的任务就在这个地方。你们全都走了，我也不走。我一个人还要干！”[16]多么坚定的信念，多么执着的追求，多么顽强的意志！

　　正是依靠这种信念、意志的支撑，在深山苦斗三年的红军游击健儿，才赢得游击战争的胜利。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方志敏、瞿秋白、何叔衡、贺昌、阮啸仙、刘伯坚、梁柏台、毛泽覃、李天柱、李乐天、李才莲、蔡会文等领导人，坚守信念，宁死不屈，英勇牺牲，树起了一座座丰碑。

　　当然，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也出了一些叛徒，如龚楚、何长林、向湘林、陈宏、陈洪时、曾开福、李德胜等，留下了耻辱的记载。

　　（三）模范之三：项英、陈毅双雄的和谐相处、精诚团结

　　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曾出现许多双雄并峙、携手奋斗的典范。如：井冈山时期的朱（德）、毛（泽东），赣东北苏区的方（志敏）、邵（式平），中央苏区的彭（德怀）、黄（公略），闽西根据地的张（鼎丞）、邓（子恢），陕北根据地的谢（子长）、刘（志丹）等等。南方三年游击战争中的项、陈，也是患难中的生死之交、铁骨诤友。他们之间，有过争论，有过摩擦，但都互相信任，互相包容，在战争硝烟和艰苦岁月中不断磨合，形成共识，走向统一，走向胜利。项英政治上比较成熟，为人处事比较老道，组织观念很强，党性修养较好，但优柔寡断，缺乏主见；陈毅政治上不如项英成熟，考虑问题不够周密，但坦荡率直，光明磊落，头脑比较灵活，思想非常敏锐。为了革命的利益、大局，项、陈之间和谐相处、精诚团结，就形成互补，汇成合力，在赣粤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战争中产生出巨大的凝聚力、亲和力、公信力，成为三年苦斗取得胜利的坚强政治组织保证。

　　板荡识英雄，大风浪里见忠诚。在新四军成立三周年的时候，陈毅对项英副军长作了很高的评价，说：项英同志“以其历史地位在全党的威信，使南方七、八省游击队造成铁的力量。以后他跟叶军长合作，使改编成功，这就是本军成立的关键。”[17]陈毅的这番肺腑之言，充分表现了他和项英之间经过生死考验的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同时也体现了他对项英的尊重与信任。

　　彭真同志曾说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三件“最苦的事情”：一是红军长征，二是东北抗联，三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彭真此言，极为精当。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将以它独有的光辉，永远闪耀在中国革命的史册上。

　　今天，纪念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传承一种精神，即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精神。三年游击战争精神是苏区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却有其独特的品格和个性。三年游击战争精神的显著特征，可概括为24个字，即：坚定信念，艰苦拼搏，依靠群众，团结和谐，浴血坚持，百折不挠。这种精神，对于我们当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和谐社会，实现民族复兴，无疑是很有教益，值得世代相传的。

　　（本文作者　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　井冈山　343600）

　　注：

　　[1]《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3页。

　　[2]《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第403页。

　　[3]《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43年12月1日）。转引自阎景堂：《关于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几个的问题》，《党史研究》1986年第2期。

　　[4]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中央苏区》，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497页。

　　[5]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中央苏区》，第499页。

　　[6]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1月）。《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江西党史研究室编印，1987年，第8页。

　　[7]刘勉钰：《江西三年游击战争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0页。

　　[8]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1月）。《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第80页。

　　[9]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1月）。《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第83页。

　　[10]刘勉钰：《江西三年游击战争史》，第80页。

　　[11]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1月）。《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第3页。

　　[12]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1月）。《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第85页。

　　[13]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1957年7月讲话录音整理。《回忆中央苏区》，第529页。

　　[14]刘建华：《风雷激荡二十年》，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第167页。

　　[15]项英：《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1937年11月）。《江西党史资料》第1辑，第28页。

　　[16]陈毅：《忆艰苦的三年游击战争》，《回忆中央苏区》，第497 ，530页。

　　[17]《张闻天、毛泽东关于速电项英来中央致秦邦宪、叶剑英电》（1937年10月2日），《新四军文献》第1集，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第41页。